如何看待晋朝以孝治天下？
首先，咱们得明白“孝”在古代中国究竟是个啥地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孝道可不是一般的道德规范，它简直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做臣子的本分。一个孝子，自然被认为是一个忠臣的潜力股，因为他懂得感恩、懂得回报、懂得忠诚。这套逻辑，从周朝就开始了，一直传承下来。
那么，晋朝为什么特别强调“以孝治天下”呢？
这得从晋朝建立的背景说起。晋朝是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的。曹魏末年，政治黑暗，权力斗争激烈，名士们也纷纷被卷入其中，许多人因此丧命，或者被逼得不得不装疯卖傻来逃避。这种混乱的局面，让司马家族看到了机会，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只有建立一种能够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理念，才能长久立足。
司马炎（晋武帝）建立晋朝后，确实面临着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他想到了“孝”。为什么呢？
继承汉朝遗风，顺应民心： 汉朝就以“举孝廉”来选拔官员，这是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晋朝虽然是九品中正制，但对孝道的重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去芜存菁”，试图重拾先秦汉代的政治道统，来获得士族和民众的认可。
士族的支持是关键： 晋朝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士族的力量建立和巩固的。而士族本身就是讲究门阀，讲究家族荣耀的。强调孝道，有利于维护士族的家族体系，也就更容易获得他们的支持。孝道在家族内部的实践，也体现在对家族声誉的维护，对族人的关照，这与士族集团的利益是高度契合的。
对抗曹魏的“名士风流”： 曹魏时期，虽然有“正始之音”，但名士们往往政治上不积极，甚至有些行为出格，与儒家提倡的“修齐治平”有所脱节。晋朝强调孝道，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这种“越轨”风气的纠正，试图将士人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到更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轨道上来。
“不失父子之道”是政治的起点： 儒家思想认为，“父子之道”是“君臣之道”的基础。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父亲都不能好好对待，又怎么能指望他忠于君主、治理好国家呢？所以，以孝治天下，就是从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出发，推演到国家政治的层面。
那么，具体是怎么“以孝治天下”的呢？
这不仅仅是喊口号，晋朝在制度和宣传上都有体现：
制度层面：
“举孝廉”的延续： 虽然九品中正制是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孝”依然是考察官员德行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地方官僚需要考察和举荐有孝行的人才。
鼓励孝行，表彰模范： 晋朝政府会公开表彰那些有杰出孝行的个人，比如为父母守孝三年、为父母卖身为奴赎罪等等，这些事迹会进行宣传，树立榜样。
法律与孝道结合： 法律体系中也包含了维护孝道的条款，比如虐待父母、不孝等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
思想和宣传层面：
儒家经典和名士言论： 晋朝有很多名士，他们虽然生活方式比较超脱，但在理论上，还是会引用儒家经典，阐述孝道的意义。比如，一些士人会谈论“移孝作忠”的道理。
《孝经》的普及： 《孝经》作为宣扬孝道的经典，在晋朝依旧是重要的教育读物。
家族伦理的强调： 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强调家族的传承和个人的孝行，这在文学作品、史书的记载中都有体现。
但是，咱们也不能把“以孝治天下”看得太理想化，它也有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孝道可能沦为政治工具： 当“孝”成为治国的纲领，它很容易被统治者用来压制异见、维护统治。如果有人对皇帝不满，或者对现有政治体制有意见，可能会被扣上“不孝”的帽子，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
可能助长家族特权： 强调孝道，往往也伴随着对家族力量的巩固。在士族政治下，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了门阀制度的僵化，因为家族的荣耀和孝道的实践，使得家族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
“孝”的实践存在虚伪性： 就像很多道德口号一样，强调“孝”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真正做到。在权力斗争和现实利益面前，“孝”可能只是一个装饰，甚至是互相攻击的工具。比如，有些为了争夺家产而上演的“孝子”故事，背后可能隐藏着残酷的算计。
阻碍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过分强调对长辈和传统的尊崇，有时也可能压抑创新和批判精神，不利于社会思想的活力。
个人与集体的矛盾： 极端的孝行，比如“割肉疗亲”、“剖棺易葬”，虽然感人，但有时候也违背了更广泛的社会伦理和公共利益，甚至可能出于对失去亲人的过度悲伤，而采取了非常规的行为，这与“治天下”的理性政治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总的来说，晋朝“以孝治天下”，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巩固统治、凝聚社会而采取的政治策略。 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也试图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它有其积极意义，比如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强调了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也为士人提供了一种行为规范。
但同时，它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容易被异化为政治工具，助长家族特权，以及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虚伪性和僵化。
所以，咱们看待晋朝“以孝治天下”，不能简单地赞扬或否定。得看到它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必要性，也得认识到它未能解决的深层矛盾，以及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它就像一把双刃剑，既能用来“治”，也能用来“乱”。
在我看来，与其说晋朝是“以孝治天下”，不如说它是“以孝为纲，以士族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孝道是它吸纳士族、维系统治的重要手段，而士族则是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这个模式，最终也限制了晋朝长远的活力和发展。
这件事情，得辩证地看。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也暴露了那个时代制度的弊端。
网友意见
以孝治天下，很正常。
这个主张是汉朝提出的，所以有了孝廉制度，晋朝只不过是继承这一传统罢了。
至于说司马家只敢言孝，不敢言忠，确实是错误说法。
拿出晋书武帝纪看一看，就能解惑了。
【乙未，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司马炎上位后让各地中正依据六条标准举荐人才，其中第一条就是“忠恪匪躬”，而第五条则是“信义可复”。
后来司马炎继位后，有臣子对他进谏，有司想要阻碍，司马炎对此下诏道：
【九月乙未，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领谏官，上书谏诤，有司奏请寝之。诏曰："凡关言人主，人臣所至难，而苦不能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陈事出付主者，多从深刻，乃云恩贷当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详评议。"】
还有诏书中说：“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以及【己未，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方正、正身，也就是立身正直的意思，总不会和忠义毫无关系吧？
至于司马炎对待忠臣的态度，可以参考：
【泰始初入朝，诏曰：“宪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干，可给鼓吹。”又赐山玄玉佩剑。】
罗宪在归顺晋朝后，被司马炎下诏表彰并进行赏赐。
所以说晋朝对待忠义方面和前朝也没什么不同，君王一样赞赏忠义之士，而选拔人才也以忠义为其中的一项准则。
堪称是晋朝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贡献。
曾经我也以为这是一个垃圾政策，一个篡权者的遮羞布。但后来发现晋朝前面的那个魏国，似乎连孝道都打算放弃。。。。
看看曹操死了以后曹丕是怎么守孝的。
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祇，绍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嫔于魏。 ——《三国志》
甲午，王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于邑东，设伎乐百戏，吏民上寿，日夕而罢。
吃喝饮宴睡美女，大红囍字不知道贴的有多高。
不仅如此，曹丕还不许别人守孝。
《魏书》：休丧母至孝。帝使侍中夺丧服，使饮酒食肉，休受诏而形体益憔悴。乞归谯葬母，帝复遣越骑校尉薛乔奉诏节其忧哀，使归家治丧，一宿便葬，葬讫诣行在所。帝见，亲自宽慰之。其见爱重如此。
他还通过学驴叫哭吊好友王粲，以哄堂大孝为乐。
《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哀，顾语同游日：‘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等到曹丕嗝屁后，他的儿子长江后浪推前浪，居然连出殡都懒得去了。
《魏氏春秋》：明帝将送葬，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乃止。
你们听说过谁会因为天热就不给父母出殡的？《军师联盟》进一步发挥，表示曹睿连孝布都不带，其实可能性也并不低。
等曹睿嗝屁后，曹芳更是孝力加倍。虽然刚当皇帝时还小，还不懂作怪。不过长大后他就努力给补回来了。
《三国志少帝纪》: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酒。怀、信等更行酒，妇女皆醉，戏侮无别。
最后说一下曹操。曹操的孝仪如何史书确实没怎么讲，但他做了个很奇怪的事情。他把父亲曹嵩留置在徐兖边境地带，自己却主动攻击徐州，而且是数次袭扰。最终连累父亲被杀。
《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
我想正常人遇到这种事，即使一时来不及撤走父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和陶谦起了矛盾，之后也会立刻想办法移走他，至少在第二次战斗发生前一定会撤走他们吧。为什么曹操“数击”陶谦之后，也就是三次以上主动和陶谦发生矛盾后，仍然会让父亲滞留原地呢？
按一般人的思路肯定想不明白，但如果以曹丕的爸爸，曹睿的爷爷的思路，答案呼之欲出。据说盗墓者不可使父亲下穴捞财给儿子，这个规矩恐怕就是从曹家开始的吧。
孙盛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故虽三季之末，七雄之敝，犹未有废衰斩于旬朔之间，释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固已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矣。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堕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孙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极痛也，人伦之道，于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夫以义感之情，犹尽临隧之哀，况乎天性发中，敦礼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华元厚葬，君子以为弃君于恶，群等之谏，弃孰甚焉！
不难想象，曹魏一朝打算从头到尾的毁灭儒家的忠孝之义，而且搞了几十年。晋朝能以孝治天下，虽然不好意思言忠，而且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作为是一次文化抢救，我们仍然应当持一个以褒扬为主的态度。
何况以孝治国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曹家人立刻就不乱伦了（曹丕曹睿曹芳三代连续乱伦）。
有些曹粉盲目批判蜀直百，总是故意忽略当时钱币交易已经消失的事实前提，结果闹出以物易物好于商品经济的笑话。而道统方面也一样，脸都不要的魏国把忠孝信仰全部放弃，司马家好歹捡起一张孝的脸皮，怎么看都是历史的大进步。
p.s.评论区开始有曹粉借批判封建道德给魏国洗白的了。问题是曹魏抛弃了儒家思想里最基础的孝道，它还能以什么为信仰？
整个一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军国主义王朝，你们还打算和他洗出花来了？
一、不忠
这个我好像不必再多说了。
其实演义里曹操那些不忠的行为跟史书比，几乎就是少儿规制版了。
二、不孝
说过了。
三、不仁
以前大致计算过，曹魏开国的屠城比例为历代汉族王朝之最。连侵华日军都要俯首称祖。
曹魏的税率高到举世无双，古来第一。
曹贼自创的计亩税法让百姓在灾年雪上加霜。这件事连曹操自己都甩锅于他人。
此外，曹魏徭役更为繁重。只是这个不好量化对比，姑且不提——反正他们家的缺德事也不差这一条，我帮他稍微隐点恶吧。
四、不义
1.在正常外交程序中强行扣留对方首领当做人质。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建安中，呼厨泉南单于入朝，遂留内侍，使右贤王抚其国，而匈奴折节，过于汉旧。
《三国志武帝纪》：秋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目的是绑架迁移匈奴大举入境，有学界推测迁移了近40w匈奴，占北方人口的10分之一左右。刘渊之父刘豹也于此时被迫入境，成为后来五胡乱华中第一个北方建国者（按佛教思维算中国人的报应吧）。
（晋书匈奴传 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晋书刘元海载记 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通典边防十 魏武帝遂分为五部，置於西河、离石诸郡。）
2.对战将的夸奖，会随着他的失败变成辱骂贬低。
《三国志夏侯渊传》:渊别遣张郃等平河关，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诸羌尽降，陇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为乱逆三十余年，渊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前。”
曹操《军策令》：“渊（夏侯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
3.排除异己，即使是曾经共赴国难的生死同志也毫不珍惜。
《三国志·卷十》：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恃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谥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
《魏氏春秋》：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
这件事影响极其恶劣，连隔壁孙权刘备都为之不齿。
《三国志裴引献帝春秋》彧卒於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操使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权以露布於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这里只是略提几个出名的，其人不义之事太多，实在不胜枚举。
甚至曹魏连鬼神信仰都用“绝淫祀”给你封禁了，老百姓连精神鸦片都没得抽。如果曹粉觉得魏国还有什么玩意可以当做国家信仰，在下洗耳恭听。
附:补齐曹家三代乱伦的资料。
《三国志少帝纪》: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酒。怀、信等更行酒，妇女皆醉，戏侮无别。
“曹肇有殊色，魏明帝宠爱之，寝止恒同。尝与帝戏赌衣物，有不获，辄入御帐，服之径出，其见亲宠类如此。”——《世说新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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