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到底凭什么活155年？
一、前期积淀与奠基（西晋篇）
虽然西晋最终走向灭亡，但它毕竟是晋朝的开端，其存在了51年，并为东晋奠定了基础。西晋的得以建立和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一些特殊因素：
三国鼎立的终结，统一的渴望： 经过长期的三国战乱，天下百姓对和平统一的渴望是巨大的。曹魏后期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司马氏通过“禅让”的方式结束了魏朝的统治，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满足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力量： 司马懿及其子司马昭、司马炎，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逐渐削弱了曹魏皇权，巩固了司马氏的权力。他们善于笼络人心，重用能臣，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政治基础。
短暂的繁荣假象（永嘉之乱前）： 西晋初期，尤其是在晋武帝司马炎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繁荣景象。他推行了一些相对缓和的政策，如劝课农桑、减轻赋役等，使得社会经济有所恢复。这种短暂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为王朝的初期稳定提供了支持。
门阀士族的政治联盟： 西晋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为代表的世家大族进行合作。这些家族拥有深厚的社会影响力、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力量。虽然这种联盟也埋下了日后门阀专权的隐患，但在初期，也为晋朝的统治提供了支持。
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与适应（东晋篇）
尽管西晋很快覆灭，但东晋则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了104年，这是晋朝能够达到155年总寿命的关键。东晋的生存，更多地是依靠一系列的权宜之计和对严峻形势的适应：
南渡带来的政治重组与地理优势： “永嘉之乱”导致大量士族和人口南迁，这虽然是悲剧，但也带来了重要的变化：
士族集团的重新集结： 南迁的士族在江南地区重新聚集，他们带来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并与江南本地的豪族融合，形成新的统治阶层。
地理屏障的保护： 长江天险成为了东晋最坚固的屏障。北方政权如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南燕等政权虽然强大，但每次想要南下灭亡东晋都遭遇了巨大的地理阻碍。尤其是淝水之战后，东晋凭借长江天险，成功抵御了前秦的强大攻势，巩固了其在南方的统治。
经济中心的转移： 随之南迁的人口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江南地区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这为东晋政权的财政基础提供了保障。
政治制度上的适应与演变：
门阀政治的巩固与制衡： 东晋的政治舞台被门阀士族牢牢掌控。虽然这种制度导致了皇权的衰弱和政治的腐败，但不同门阀之间的权力制衡，以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政治联盟，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少数人的极端专权，避免了王朝迅速崩溃。例如，王导的“王与马，共天下”就反映了这种政治格局。
“虚君实相”的统治模式： 由于皇权不振，实权往往掌握在权臣手中，例如王导、桓温、谢安、殷浩等。这种“虚君实相”的模式，虽然不是健康的政治形态，但它使得国家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运转，因为有实际掌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不得不治理国家。
对地方豪强的安抚与利用： 东晋政权需要依赖江南地区的地方豪强来维持其统治和兵源。通过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承认其在地方的利益，来换取他们的支持，这种策略使得东晋能够控制相对广阔的区域。
军事上的被动防御与偶然胜利：
“南人好学，北人好武”的传统认知： 尽管不完全准确，但南方士族更侧重文教，而北方则有更多的军事人才和经验。然而，东晋也涌现出过一些杰出的军事将领，如祖逖、陶侃、谢玄、桓温等。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领导军队，抵御北方政权的进攻。
淝水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这场战役是东晋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它不仅击退了北方最强大的前秦帝国，更是极大地提升了东晋的士气和国际地位，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期，为王朝的延续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是战术、地理优势和士气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化与思想的内在支撑：
玄学与清谈的流行： 虽然玄学与清谈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政治空疏的表现，但它也为士族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和社交方式，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并将一部分有才能的士人从具体的政治斗争中暂时抽离，维持了一种相对的社会稳定。
江南文化的繁荣： 东晋时期江南的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学、艺术、书法等领域都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如王羲之、谢灵运等。文化的繁荣也为东晋政权提供了一定的凝聚力和合法性，并吸引了更多人才南下。
外部环境的制约与演变： 北方虽然战乱不断，但不同政权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相互攻伐。例如，北方政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分裂、内斗和政权更迭。这使得北方政权在每次能够彻底灭亡东晋之前，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无暇全力南顾。
三、王朝末期的挣扎与衰亡
尽管东晋依靠上述因素延续了较长时间，但其政治的腐败、门阀士族的内斗、皇权的衰微以及社会经济的局限性，都注定了其最终的灭亡。其存在了104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苟延残喘”的过程：
门阀士族的内部倾轧： 东晋后期，门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争夺权力，他们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导致政治动荡不安。
权臣专权与皇权旁落： 桓温等权臣的长期专权，使得东晋名存实亡，皇室的权威荡然无存。
刘裕的崛起与取代： 南朝刘宋的建立者刘裕，出身寒门，通过军事力量逐步瓦解了门阀势力，最终取代了东晋政权。这也是东晋王朝历史走向终结的标志。
总结来说，晋朝（西晋+东晋）之所以能活155年，并非是其政治制度有多么优越，也不是其统治有多么清明，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前期经济恢复，为晋朝奠定了基础。
东晋的南渡带来了政治重组、地理优势和经济中心的转移，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长江天险成为东晋最重要的战略屏障。
门阀士族集团的政治联盟和相互制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政权的运转。
关键性的军事胜利（如淝水之战）和杰出将领的涌现，抵御了外敌。
北方政权在发展过程中的分裂和内斗，为东晋提供了喘息机会。
文化和思想的繁荣也起到了一定的社会稳定作用。
晋朝的155年，是一段充满着分裂、内斗、权谋和军事斗争的历史。东晋更是依靠着“苟且偷生”的策略，利用地理优势和北方政权的混乱，才得以勉强维持了百年基业。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和环境的制约，而非主动的革新和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体现。
网友意见
我说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一点，那就是司马家在臣民心中还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
虽然司马懿父子人品不行，篡权夺位，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司马家能够一步步巩固地位，乃至篡魏建晋，一统天下，这期间司马家也是在积攒人心的。
我们不能只看到司马家在政治上的残忍（如洛水之誓，弑杀曹髦），而疏忽了这点。
吴国的张悌曾经对曹家和司马家有这么一番议论：
【魏伐蜀，吴人问悌曰：“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智力虽丰，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资力，远征巴蜀，兵劳民疲而不知恤，败於不暇，何以能济？昔夫差伐齐，非不克胜，所以危亡，不忧其本也，况彼之争地乎！”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竞於外利，不脩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退北之忧，覆军之虑也，何为不可哉？昔楚剑利而秦昭惧，孟明用而晋人忧，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吴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
这里面除了对曹丕的评价不公允外（毕竟曹丕上位后还是比较注重民生的），其他论述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
也就是说曹操以兵威夺取天下，百姓尚未归心，而后来曹叡又大兴土木，折腾百姓，那更加会失去民心。
而司马家夺取大权后，废除了苛政，于民休息，逐渐民心就归顺于司马家了。因此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而四方不动。
无独有偶，房玄龄在编著晋书时，在谈到东晋立国问题时，评论到：
“晋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庙隳尊，滔天方驾，则民怀其旧德者矣。昔光武以数郡加名，元皇以一州临极，岂武宣余化犹畅于琅邪，文景垂仁传芳于南顿，所谓后乎天时，先诸人事者也。”
这段话提出了东晋立国的原因：
那便是民族矛盾激化，而且刘聪、石勒又残暴，这让本来对司马衷的统治深度不满的百姓怀念其曾经司马家的恩德，因此再度支持晋朝。
这个原因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刘聪、石勒比晋朝更残暴），其二便是司马家在此之前确实有恩德于臣民。
且晋书在这里提到“武宣余化犹畅于琅邪”，武就是指司马炎，宣就是指司马懿，琅邪指的是司马睿。这句话的意思便是司马家三代人（司马懿到司马炎）对于臣民的恩惠，使得司马睿受益。
在对于臣子方面上，司马家和琅邪王家颇有交集，当年王祥“举秀才，除温令”，也就是在司马懿老家当县令时，两家的情谊就此开始。
后来到了司马炎时期，王祥不跪拜司马炎，只是行礼，对此司马炎也毫不生气，说明两家关系已经非比寻常了。
【及武帝为晋王，祥与荀顗往谒，顗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祥曰：“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而就是这长久的家族联系，让司马睿和王导之间产生超乎君臣的友谊，而琅邪王家在东晋立国中更是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
另外东兴之败后，司马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对此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这些举措都能得到一些臣子的拥护。
而在对于民众方面上，淮南二叛时，司马师也听取了王基的攻心策略，对于被迫附逆士兵百姓，不予追究。
【师以荆州刺史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基言于师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诱迫胁，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临，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致于军门矣。"师从之。】
等到了淮南三叛时，司马昭也是采取同样的政策，对于被迫附逆的士兵百姓都不予追究，就连间接害死他兄长的文鸯，司马昭也不计较。
还有部下建议司马昭坑杀投降的吴国士兵，司马昭也不同意。
【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大度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拜唐咨安远将军，其馀裨将，咸假位号，众皆悦服，其淮南将士吏民为诞所胁略者，皆赦之。听文鸯兄弟收敛父丧。给其车牛，致葬旧墓。】
当然，除了上面提到了例子之外，在司马炎时期，废除了屯田制，并在灭吴后之后废除孙皓的苛政，也都是深得民心之举。
史书记载晋军灭吴后，司马炎“其牧守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
而司马炎在位期间，不怎么瞎折腾，对待臣子很好，政策上也体谅少数民族百姓。
虽然因为司马炎十分宽容，导致其诸如民族和占田这些政策，手下也会有不认真执行的情况。但不可否认，司马炎的本意是好的，而这种心意或多或少也会传到基层百姓心中。
所以当刘石勒横行于外，王敦谋逆于内时，忠义之士比比皆是，长安附近的羌族和拓跋、慕容鲜卑反而拥护晋朝，北方百姓则在流民帅的领导下和刘石展开殊死对决，凉州的义士则在长安奋斗到最后一刻。
南方的士族也和北渡士族达成协议，一同拥护司马睿，于是东晋建立。
可以说如果没有臣民之心的话，那西晋在洛阳沦陷之时便就亡了，那还会有长安的坚守，建康的延续呢？
对比一下千古一帝杨广死于江都，北方不少军阀都向突厥示好，从而突厥对中夏有轻蔑之心。
这样的差距很明显就能看出来吧？
如果没有桓温和谢玄，东晋可能实力跟东吴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东吴。所以在那个时代，名将甚至是运气（下面会说）有时候确实能对时事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东吴再菜，陆逊好歹还从曹魏手上拿下了邾城，并且通过屯兵3万（史书数字，仅供参考）的方式保证了这个长江北岸的重要桥头堡能一直坚守。你跟东晋一对比，就会发现陆逊这个看似简单的成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东晋在与石虎交战时，甚至可以让长江北岸近在咫尺的邾城守军全军覆没。
在冉闵乱北方期间，东晋曾出兵3万北伐，褚裒主帅分出3000精锐去救援难民，结果被后赵骑兵包围，全军覆没，这次北伐直接就瓦解了。为何？从刘宋鼎盛时期在籍人口都不过400多万人来看，东晋当时体量其实也就跟东吴差不多，3万军队对于东晋来说不是小数目，而这3000人又是这3万人中最能打的10%，损失掉后，东晋自然就完全失去了北伐的资本。
其实别说后赵了（其实石虎时期后赵已经开始不行了，打前燕、前凉都是一败涂地，也就欺负下东晋），当时连成汉都能跟东晋打个有来有回，甚至还考虑过联合后赵灭晋：
汉李奕寇巴东，守将劳杨败死。（339年）
汉人攻拔丹川，守将孟彦、刘齐、李秋皆死。（340年）
赵王虎遗汉主寿书，欲与之连兵入寇，约中分江南。寿大喜，遣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使于赵。龚壮谏，不听。寿大修舟舰，缮兵聚粮。秋，九月，以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征集士卒七万余人为舟师，大阅于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有吞噬江南之志。解思明谏曰：“我国小兵弱，吴、会险远，图之未易。”寿乃命群臣大议利害。龚壮曰：“陛下与胡通，孰若与晋通？胡，豺狼也，既灭晋，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天下，则强弱不敌，危亡之势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顾陛下熟虑之！”群臣皆以壮言为然，寿乃止。士卒咸称万岁。
一开始看到这些简直不可思议，后来一想，要成汉这点本事都没有，也没法存在40多年了，毕竟体量上也是个相当于蜀汉的国家，并且李雄、李寿的用兵能力也都还可以。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东晋局势绝望到什么程度了，应该说桓温一年把成汉给灭了才是奇迹。
桓温是在举国都不支持的情况下，出兵1万豪赌西征成汉，完成了周瑜所没有完成的两分天下之计。事实证明反对者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正常状况下这点人深入蜀道简直是肉包子打狗，但是当时成汉内乱不断，凝聚力大为下降，桓温军通过江州等地都没遇到什么抵抗，直到成都城下才遇上成汉主力。即便是这样，晋军本来也寡不敌众，差一点就顶不住了，最后靠着鼓吏把撤退误当成进军的神运，晋军奇迹般反败为胜，攻破成都灭汉：
《晋书·桓温传》：势于是悉众与温战于笮桥，参军龚护战没，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于是攻之，势众大溃。温乘胜直进，焚其小城。
这之后，“晋朝”总算形式上实现了两分天下（实际国力仍然远远不如北方胡人政权），多少有了些资本。正好这段时间，后赵的内乱使得北方再度大乱。经过冉闵、前燕、桓温、前秦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之后，等到前秦几十年后终于再度大举南下的时候（此时已经是382年，距离后赵崩溃已经过去了30多年），谢玄也在京口练出了北府兵。
至于北府军的重要性，可以用魏晋灭吴来模拟，东吴200多万在籍人口的体量说大也不大，但说小也不小，20万大军+长江水军使得西晋灭亡东吴时，即便是国力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几乎动用了倾国之力，20万前线精兵+水军+几十万运粮人员的庞大编制是司马炎对魏晋士家进行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总动员之后，方才勉强凑齐。放在100年后，对前秦的国力压力自然也是可想而知。
东晋就算它国力只相当于280年东吴，在拥有北府军等8万精锐的条件下，其实已足以自保，这8万人假设可以1个打2个前秦兵，那就已经相当于16万野战军的战斗力，前秦排除掉虚张声势的水分，真正的前线兵力其实也就20万左右（多了后勤也跟不上），对晋军已经几乎没有优势了，这也是为什么王猛一直说东晋不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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