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如果放权，开放团练能否解决问题？

明末放权，开放团练能否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种种困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它涉及到明朝政治体制的弊端、社会经济的矛盾以及军事力量的构成等诸多方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理解明末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绝不仅仅是农民起义，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

财政的枯竭与税收体系的崩溃： 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田地不入国家税籍，导致国家税基萎缩。而辽东战事的巨额开销、皇室的奢靡以及各地官僚的贪腐，使得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原本的税收已经难以支撑军队开支和官员俸禄，更不用说赈灾救民了。
军事力量的衰败与边防的压力： 卫所制度早已腐朽不堪，士兵逃亡、缺饷、操练废弛是常态。辽东战事更是消耗了大量精锐，却收效甚微，反而进一步掏空了国库。同时，后金（清朝）的崛起，对明朝北方边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边防压力与日俱增。
官僚体系的僵化与腐败： 明朝政治高度集权，但基层权力却被层层盘剥。官僚体系臃肿、效率低下、贪腐横行，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严重的裙带关系和利益输送。这导致政策难以有效执行，社会矛盾难以化解。
社会经济的失衡： 尽管晚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同时，自然灾害频发，旱涝蝗灾不断，进一步加剧了民间的疾苦，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

那么，如果明末“放权”，开放团练，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从理论上看，放权和开放团练似乎能够应对部分挑战，但具体实施起来，其效果以及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则需要仔细权衡。

“放权”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

1. 激活地方力量应对地方危机： 当中央政府的财政和军事力量不足以应对各地层出不穷的危机时，放权给地方，允许地方自行组织武装力量（团练）来平叛或防御，可以提高应对效率。比如，在某些地区，地方乡绅、豪强原本就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如果赋予他们合法的武装组织权力，他们可能会更积极地维护地方秩序，对抗流寇。
2. 减轻中央财政压力： 团练的经费和装备可以由地方自行筹措，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这对于当时财政极度紧张的明朝来说，是具有诱惑力的。
3. 激发民间活力与责任感： 在中央集权过度、效率低下的情况下，适度的放权可能会激发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责任感。一些有识之士和有能力的乡绅，有机会通过组织团练来为国家效力，也可以体现他们的价值。

但是，“放权”和“开放团练”也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1. 地方割据的风险极高： 这是最致命的担忧。明朝已经是一个皇权旁落、地方藩王势力一度抬头的朝代。如果此时放权，赋予地方势力合法武装的力量，而缺乏强有力的中央约束，很容易形成地方军阀或割据势力。这些地方武装可能会以平叛为名，行割据之实，最终导致国家进一步分裂。历史上，藩镇割据就是前车之鉴。
2. 团练的性质难以控制： 团练的招募、训练、指挥和装备都掌握在地方手中。这些团练的忠诚对象是谁？是皇帝、国家，还是地方的乡绅或豪强？一旦地方实力派挟持了团练，就可能与中央离心离德。此外，团练的战斗力往往参差不齐，如果缺乏统一的训练标准和指挥体系，其效率和战斗力会大打折扣。更何况，很多团练的首领本身就是土豪劣绅，他们招募团练很可能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甚至进行压迫百姓。
3. 加剧社会矛盾： 团练的经费来源往往是地方税收或摊派。这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百姓的负担，尤其是那些没有形成团练或在团练中缺乏话语权的地方。同时，不同地方团练之间可能因为利益冲突而发生摩擦甚至冲突，反而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
4. 与现有军事体系的冲突： 卫所和募兵制是明朝的主体军事力量。开放团练，实际上是在现有体系之外又发展出一种新的武装力量。这两种力量之间如何协调、如何避免互相掣肘，如何实现统一指挥，都是难题。如果中央政府无法有效协调，可能会出现军队之间互相攻讦、争夺资源的情况。
5. 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 即使允许地方组建团练，也只是在战术层面应对流寇或内乱。它并不能解决明朝财政枯竭的根本问题，也不能根治官僚体系的腐败，更不能解决土地兼并导致民生凋敝的社会经济矛盾。反而可能因为地方武装的养成，使得中央政府在财政和军事上更加被动。
6. 朝廷的政治意愿和能力问题： 即使崇祯皇帝有放权之意，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派系利益也会成为巨大的阻碍。能够真正有效组织团练、且值得信任的地方官员或乡绅并不多。很多时候，放权的结果可能是将权力交给了那些本身就存在问题的人手中。

历史上的相似尝试和教训：

明末并非没有尝试过地方武装力量的发展。例如，戚继光在浙江平定倭寇时，就组建了强大的“戚家军”，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远超当时的卫所军队。但是，这支军队是奉中央之命，由朝廷拨款支持，并且最终融入了国家军队的体系。如果地方势力自行招募、指挥，并形成独立于中央的武装，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再比如，后金的八旗制度，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军事组织形式，它的成功在于其明确的等级、忠诚度和强大的战斗力。明朝如果放权让民间自行组织，很难形成类似八旗那样高效且忠诚的军事力量。

结论：

总而言之，在明末那种中央权威衰落、社会矛盾尖锐、财政极度困难的背景下，简单地“放权”和“开放团练”，极有可能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国家的分裂和动荡。

原因如下：

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 明朝已经没有足够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制度来约束地方势力和团练。
治标不治本。 团练只能应对眼前的军事危机，而无法解决导致危机的深层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
适得其反。 地方势力的膨胀和武装化，更容易导致军阀割据和内部冲突，使国家陷入更深的泥潭。

可以说，明朝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放权”去让民间自行组织武装，而是需要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来改革财政税收、整顿军事体系、限制土地兼并，并有效利用和管理好 国家机器内的军事力量，包括改造现有的卫所和募兵制，以应对内忧外患。如果放权给地方，等于是在病入膏肓的身体上又注入了另外一种病原体，其结果很可能是加速死亡。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的是 政治改革的勇气和魄力，是从根源上解决制度性弊病，而不是简单地将担子推给地方，尤其是在缺乏有效制约和引导的情况下。明末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 政治体制的僵化和改革的失败。

网友意见

悬。开放民间力量以对抗外敌或是内患这事，之前是有先例的。

金宣宗贞祐二年，形式日益严峻的金朝自中都（今北京市）南迁南京（今河南开封市），而河北、山东五路则次第失陷，兴定二年蒙军攻陷河东两路，基本形成金、蒙沿黄河对峙的局面，宣徽使移剌光祖提议“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即以本道总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兴定四年二月，金宣宗分封河北、山东、河东的九家地方豪强，以屏河南。河北九公皆兼宣抚使，赐号“宣力功臣”，总率本路兵马。设置公府，任命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皆由九公自便。史称“九公封建”。然而此举并不能解决金朝困境，而衰落的金朝又无法给予河北诸公实际的兵马钱粮支持，是以九公基本就是依仗自己的家族来进行抗击，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是不具备对抗蒙古人的能力，二来，也就不会一门心思的完全对抗蒙古。是以九公在蒙古人的强大攻势之下或死或降，并未起到预定作用。

巧的是，依靠这种名义上的赐以名号而幻想着诸公能以天下为大，这事明朝也想过，是在南明。

弘光元年闰六月二十七，我大明襄皇帝即位福京的时候，即位诏里有一句：

其北直、河南、山东、山、陕、湖广等处山寨豪杰，人心思汉、倡议勤王，若有显效，一体优擢，克服大小地方，即令本官永守。

但是你觉得会有用吗？只不过留下了一句笑柄：

见一二文官便奉为周召，见一二武弁便依作郭李。

刘渊、石勒表示，大晋要是不分裂，我们真的打不过！

这个问题是要分阶段的，平李自成阶段和抗清阶段是不同的

明朝还是有地方团练武装的，李自成不就死于地主武装手里。我们山东在明末就有很多乡兵，不过不怎么出名，没什么齐军鲁军济南军曹军的霸气威武的名号。

地主武装团练为什么要干掉李自成，清末湘军淮军为什么要玩命的怼太平天国，因为起义军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啊。不然你以为清末那些地主武装是真的爱国，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李自成在北京抄了士大夫的家，儒家大师们自然和流贼势不两立

太平兴国信基督教，这是断了“中华正统”的根啊，儒家大师们和曾圣人们还不抄家伙和洪秀全干上。

但是清军入关后，任用前明官吏和地方士绅来消弭动乱，恢复社会秩序和帝制文官系统，开科举来保证士大夫的特权和地位，士绅所希冀的秩序和特权却得到满清新政权的认可和保证。儒家大师们一看，嘿，这不就是换个东家么，通过科举当官咱们还能和从前一样，至于玩命么。

从魏晋的坞堡主，元末的汉人军头，明清的地主武装，乃至民国的保安团，一脉相承，他们不关心谁当皇帝，不关心什么主义什么正统，他们只在乎哪个东家能维护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士绅儒生们对抗李自成还是很给力的

在1644年的中国，各种势力殊死较量，政权戏剧般转换。是年三月十九日晨，李自成部队攻占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大顺政权几乎一夜间控制了北中国。新政权旋即派军沿运河南下山东西部，明朝的地方政权望风披靡。四月二十五日，一支大顺军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在南北漕运中居于中枢位置的运河都市济宁。大顺官员看到了济宁的富庶，对城里不愿输纳的富户加以苛刑。逃出城去的士绅开始酝酿重新纠集溃散的九营民兵和明政府散兵，形成对济宁城的包围。占据济宁城半月的大顺首领对每况愈下的局势愈来愈局促不安，在五月十一日命令所有停留在城里的士绅到城隍庙集合，以便监控和进一步勒索。士绅们在通向城隍庙的路上有意放慢步伐，密商对策，“一面赴庙，一面密传四关乡兵头目与城中士兵之解事者”，谋求里应外合抗敌。兵勇乔装潜入城中，在居民中鼓动、领导公开暴动。形势陡然逆转，至午夜大顺军全部被歼。五月十五日，士绅举行了祭奠崇祯皇帝的仪式，同时“发牌各州县，擒拿伪官，传檄各路，号召忠义”。几天内附近的多数地方政权纷纷回到忠于明王朝的势力手中，不久大顺政权在山东土崩瓦解。前明官吏和地方士绅在各地建立起基层政权，恢复社会秩序。

马克思老人家不是说过么，屁股决定脑袋，阶级决定立场。流贼动了儒家大师们的利益，李自成居然还抄士大夫的家，泥腿子这不是反了天了么，地主士绅们自然是和李自成不共戴天。

至于清军入关后么，嘿嘿，与反抗李自成剥夺他们的特权、家产的归旨一致，士绅指望满清征服者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新的统治秩序里寻得庇护。

在满清征服的过程中，与郑与侨等人不同，绝大多数士绅选择顺服异族占领者并与他们合作，一反稍前他们对待大顺政权的排拒态度。其实大顺军乍至之时，济宁及山东各地大都没有马上发生激烈对抗，但当士绅、富户的财产、权利、地位和社会秩序被践踏时，出于对“割富济贫”的恐惧，他们开始反抗，驱除了李自成的农民武装。相反，在清初，士绅所希冀的秩序和特权却得到满清新政权的认可和保证。如李成珪所描述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出现的政权空白加剧了治安恶化，山东西部饥民结伙成寇，严重地威胁了士绅—地主阶级的地方霸权。“孤立无助的士绅与李自成、地方土匪发生冲突，而清政权却是以他们的救星面目而出现的。”(93) 进占山东以来，满清统治者任用前明官吏消弭动乱，恢复社会秩序和帝制文官系统。所以，与反抗李自成剥夺他们的特权、家产的归旨一致，士绅指望满清征服者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新的统治秩序里寻得庇护。在这样的政治生态里，逃难到南方的士绅回到家乡，获得宽宥，并恢复了原来的财产和身份。(94) 而运河贸易和水利基本设施的恢复也促进了地方城乡社会的安定。清廷还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科举考试以换取士绅的支持。曾参与反抗大顺军的任孔昭在1661考中进士，并在四川担任过知县。(95)
　　士绅需要秩序，其实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象征着秩序。士绅对政治权力——或者说稳定的国家权威的依赖决定了他们在政权—士绅关系中温顺和合作的终极立场。总的说来，如魏斐德所称，尽管满清征服者与汉族合作者之间存在所谓“正反交杂的双重矛盾”（ambivalence）心态，彼此还是取得了某种“相互适应”（mutual accommodation）：前者需要后者的帮助用儒家符号去统治中华帝国；后者依赖前者的力量获取和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并施展政治抱负。(96) 在这种有博弈色彩的交易中，满清统治者恢复公共安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准许士绅的权益，重建他们通向仕途的路径。士绅对帝国权力的依赖揭示了他们独立自主性的缺乏。于是，不难理解在晚明士绅社会里发生的许多富有革新性的事情何以没有导向任何结构性的、实质性的变迁；明清王朝更替最终也无法跳出传统意义上“王朝循复”的窠臼。在这个公式内，满清政权也完成了从一个暴力闯入者到一个帝国制度传承者的角色转换。(97)

引用部分出自《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作者简介：孙竞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京)2011年第3期 第91-111页

推荐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儒家大师，士绅地主的嘴脸。

另外关于明末的团练，我记得 @温长卿 首辅大人以前写过相关的回答，请阁老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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