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有何特殊用意？
将《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并将其提升到与《论语》《孟子》并列的“四书”地位，这绝非偶然，而是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变迁和思想发展。这背后隐藏着统治者、学者们对于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整合与运用，其用意绝非仅仅是“抽出来”那么简单，而是带有明确的政治、文化与教育目的。
一、历史的脉络：从《礼记》到“四书”
要理解为何《大学》《中庸》被独立出来，我们首先要回到它们的源头——《礼记》。
《礼记》的地位与内容： 《礼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儒家典籍，它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收集了战国至汉代的各种礼仪文献。其内容极为广泛，涵盖了从政治制度、宗法礼仪、社会风俗到个人修养等方方面面，是一部关于“礼”的百科全书。在汉代，“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而《礼记》是“三礼”之一（另有《仪礼》《周礼》）。《礼记》中的篇章繁多，有些篇章如《曲礼》《杂记》等，更侧重于具体的礼仪规范和日常生活实践。
《大学》《中庸》的“低调”： 在《礼记》的诸多篇章中，《大学》和《中庸》相对来说，篇幅不算特别长，论述也更为精炼和深入，但它们在汉代并没有获得像《论语》《孟子》那样突出的独立地位。它们被收录在《礼记》之中，与其他关于礼制的论述放在一起，其思想的光芒并未完全显现出来。
二、被“抽出来”的背后：北宋理学家的“再发现”与“再创造”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北宋时期，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阐释，从而奠定了“四书”的基础。
理学家的时代背景： 汉唐以来，儒学虽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下，也逐渐吸收了一些玄学和佛道思想的元素。北宋时期，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思想格局，理学家们希望重塑儒家思想，使其更具形而上学的深度和系统性，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并重新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
《大学》《中庸》的“新发现”： 理学家们在梳理儒家思想的源流时，特别注意到了《大学》和《中庸》这两篇文献。他们认为，《大学》阐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完整的个人修养和政治实践的逻辑链条，揭示了儒家道德实践的起点与终点，以及个人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中庸》则提出了“中庸”这一核心的哲学概念，强调了“诚”的本体性，以及如何把握事物发展的适度原则，体现了深邃的哲学思辨。
朱熹的集大成： 宋代理学家中，朱熹对《大学》《中庸》的推崇尤为突出。他认为，《大学》是“孔门传授心法，初学入德之门”，《中庸》则是“古之大学，今之大学，人之所以可知者，莫不具备焉”。朱熹将《大学》和《孟子》放在《论语》之后，认为它们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关键。在12世纪，朱熹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汇编在一起，并加以注释，形成了“四书章句”。
三、特殊用意：为何是《大学》《中庸》？
理学家们将《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并加以尊崇，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着非常明确且重要的用意：
1. 重建儒家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回应佛道挑战：
《中庸》的哲学深度： 《中庸》提出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等论述，触及了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根本问题。特别是“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思想，为儒家提供了一个关于“诚”的形而上学本体，这在与当时盛行的佛教“空”和道教“道”的讨论中，为儒家树立了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它使得儒学不再仅仅是关于伦理道德的规范，而具备了更强的哲学说服力和形而上学的支撑。
《大学》的实践体系： 《大学》所构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实践和人生规划的蓝图。它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的政治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儒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会实践模型。这种由内而外的推展模式，强调了个人修养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对君子品德的要求。
2. 确立“内圣外王”的核心目标，强化个人修养的普适性：
《大学》的“修身”中心： 《大学》将“修身”置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性。这种“由近及远”、“由内向外”的逻辑，使得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能够落实在每一个人的个人实践中。它提供了一种“人人皆可成圣”的可能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中庸》的“道”的普遍性： 《中庸》所说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揭示了“中庸”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道”，是可以被践行和达到的。它不强调超凡脱俗，而是强调在日常生活中把握适度、均衡与和谐，这使得儒家的道德理想更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
3. 为科举考试和人才选拔提供核心教材：
统一思想，稳定统治： 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并在教育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这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通过统一的经典教材，能够统一读书人的思想，培养符合统治者期望的人才，从而巩固统治。
科举考试的依据： 从元朝开始，“四书”被正式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并且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标准的注释。这意味着，能否准确理解和阐释“四书”中的思想，直接关系到士子们的功名利禄。这使得“四书”的思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将儒家思想系统化、精简化，便于传播和理解：
从庞杂到精炼： 《礼记》内容庞杂，学习起来门槛较高。《大学》《中庸》虽然也属于《礼记》，但其思想更为集中和精炼，容易被理解和掌握。通过将它们提炼出来，并加以注释，使得儒家的核心思想得以系统化和精简化，便于士人学习和传播。
“入门”的钥匙： 理学家们将《大学》视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视为“古之大学”，这表明他们认为这两部书是理解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钥匙。一旦掌握了“四书”，就相当于掌握了儒家的核心要义，然后再去研读“五经”或其他典籍，就会事半功倍。
总结来说，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并赋予它们“四书”的崇高地位，是一次重大的儒学创新和重塑。其特殊用意在于：
哲学化： 为儒学注入了深刻的形而上学维度，使其能与佛道思想抗衡。
体系化： 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实践的蓝图，即“内圣外王”之道。
政治化： 成为选拔人才、统一思想、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
教育化： 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教材，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教育体系和思想文化。
这次“抽离”与“重塑”，不仅是文献上的整理，更是思想上的升华和政治上的战略，它使得《大学》《中庸》在儒家思想史上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历史的脉络：从《礼记》到“四书”
要理解为何《大学》《中庸》被独立出来，我们首先要回到它们的源头——《礼记》。
《礼记》的地位与内容： 《礼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儒家典籍，它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收集了战国至汉代的各种礼仪文献。其内容极为广泛，涵盖了从政治制度、宗法礼仪、社会风俗到个人修养等方方面面，是一部关于“礼”的百科全书。在汉代，“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而《礼记》是“三礼”之一（另有《仪礼》《周礼》）。《礼记》中的篇章繁多，有些篇章如《曲礼》《杂记》等，更侧重于具体的礼仪规范和日常生活实践。
《大学》《中庸》的“低调”： 在《礼记》的诸多篇章中，《大学》和《中庸》相对来说，篇幅不算特别长，论述也更为精炼和深入，但它们在汉代并没有获得像《论语》《孟子》那样突出的独立地位。它们被收录在《礼记》之中，与其他关于礼制的论述放在一起，其思想的光芒并未完全显现出来。
二、被“抽出来”的背后：北宋理学家的“再发现”与“再创造”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北宋时期，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阐释，从而奠定了“四书”的基础。
理学家的时代背景： 汉唐以来，儒学虽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下，也逐渐吸收了一些玄学和佛道思想的元素。北宋时期，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思想格局，理学家们希望重塑儒家思想，使其更具形而上学的深度和系统性，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并重新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
《大学》《中庸》的“新发现”： 理学家们在梳理儒家思想的源流时，特别注意到了《大学》和《中庸》这两篇文献。他们认为，《大学》阐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完整的个人修养和政治实践的逻辑链条，揭示了儒家道德实践的起点与终点，以及个人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中庸》则提出了“中庸”这一核心的哲学概念，强调了“诚”的本体性，以及如何把握事物发展的适度原则，体现了深邃的哲学思辨。
朱熹的集大成： 宋代理学家中，朱熹对《大学》《中庸》的推崇尤为突出。他认为，《大学》是“孔门传授心法，初学入德之门”，《中庸》则是“古之大学，今之大学，人之所以可知者，莫不具备焉”。朱熹将《大学》和《孟子》放在《论语》之后，认为它们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关键。在12世纪，朱熹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汇编在一起，并加以注释，形成了“四书章句”。
三、特殊用意：为何是《大学》《中庸》？
理学家们将《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并加以尊崇，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着非常明确且重要的用意：
1. 重建儒家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回应佛道挑战：
《中庸》的哲学深度： 《中庸》提出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等论述，触及了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根本问题。特别是“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思想，为儒家提供了一个关于“诚”的形而上学本体，这在与当时盛行的佛教“空”和道教“道”的讨论中，为儒家树立了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它使得儒学不再仅仅是关于伦理道德的规范，而具备了更强的哲学说服力和形而上学的支撑。
《大学》的实践体系： 《大学》所构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实践和人生规划的蓝图。它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的政治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儒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会实践模型。这种由内而外的推展模式，强调了个人修养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对君子品德的要求。
2. 确立“内圣外王”的核心目标，强化个人修养的普适性：
《大学》的“修身”中心： 《大学》将“修身”置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性。这种“由近及远”、“由内向外”的逻辑，使得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能够落实在每一个人的个人实践中。它提供了一种“人人皆可成圣”的可能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中庸》的“道”的普遍性： 《中庸》所说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揭示了“中庸”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道”，是可以被践行和达到的。它不强调超凡脱俗，而是强调在日常生活中把握适度、均衡与和谐，这使得儒家的道德理想更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
3. 为科举考试和人才选拔提供核心教材：
统一思想，稳定统治： 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并在教育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这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通过统一的经典教材，能够统一读书人的思想，培养符合统治者期望的人才，从而巩固统治。
科举考试的依据： 从元朝开始，“四书”被正式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并且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标准的注释。这意味着，能否准确理解和阐释“四书”中的思想，直接关系到士子们的功名利禄。这使得“四书”的思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将儒家思想系统化、精简化，便于传播和理解：
从庞杂到精炼： 《礼记》内容庞杂，学习起来门槛较高。《大学》《中庸》虽然也属于《礼记》，但其思想更为集中和精炼，容易被理解和掌握。通过将它们提炼出来，并加以注释，使得儒家的核心思想得以系统化和精简化，便于士人学习和传播。
“入门”的钥匙： 理学家们将《大学》视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视为“古之大学”，这表明他们认为这两部书是理解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钥匙。一旦掌握了“四书”，就相当于掌握了儒家的核心要义，然后再去研读“五经”或其他典籍，就会事半功倍。
总结来说，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并赋予它们“四书”的崇高地位，是一次重大的儒学创新和重塑。其特殊用意在于：
哲学化： 为儒学注入了深刻的形而上学维度，使其能与佛道思想抗衡。
体系化： 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实践的蓝图，即“内圣外王”之道。
政治化： 成为选拔人才、统一思想、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
教育化： 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教材，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教育体系和思想文化。
这次“抽离”与“重塑”，不仅是文献上的整理，更是思想上的升华和政治上的战略，它使得《大学》《中庸》在儒家思想史上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意见
这高大上的东西，我解释起来就比较俗气：《大学》就是，先自己像个人样，能搞定老婆儿子，再来讨论美帝会不会灭亡。《中庸》就是，先设想996猝死，以及三和大神，两种极端情况，再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朱熹的意思，前一本是人生的教学进度表，后一本是处事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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