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对抗游牧民族为什么很少使用火烧牧草这招？
一、 概念的模糊与实际操作的困难：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牧草”这个概念本身在广袤的游牧区域是相当模糊的。游牧民族的生存依赖的是广阔的草原、季节性的水源以及随季节迁徙的牲畜。他们活动的区域通常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这里没有明确的、集中的、可供一次性烧毁便能造成致命打击的“牧草田”。
草原的再生能力： 草原，尤其是温带草原，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再生能力。一次性的火烧，虽然能在短期内摧毁地表的植被，但只要雨水充足，土壤中的种子和根系会很快恢复生长。这就像你把杂草拔掉，只要根还在，它还是会长出来。
“牧草”是流动的： 游牧民族的“牧草”不是固定的农田，而是随着季节和牲畜的移动而变化的。他们会根据哪里有水草好的地方就往哪里去。所以，即便你烧了某个地方的草，他们可能已经带着牲畜迁往了另一个牧场，这就像你在追一个移动的目标，烧了你眼前的一小片地，并不能阻止他前进。
广阔的区域与有限的兵力： 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动辄数千里，中原王朝的兵力虽然强大，但要覆盖如此广阔的区域，并对所有可能被利用的牧场进行“烧毁”，工程量是极其巨大的。而且，一旦你分散兵力去烧草，本身就容易被游牧骑兵各个击破。
二、 军事策略的现实考量：
将“火烧牧草”视为一种“战略武器”，在实际军事操作中会遇到更多障碍：
时效性问题： 什么时候是烧牧草的最佳时机？是在秋季牲畜集中，为越冬做准备的时候？还是在春季，牲畜刚经过一个冬天，最需要草料的时候？但问题是，游牧民族的牲畜是跟着草走的，你烧了今天的草，他们可能就改道去了明天的草场。而且，等到你发现最佳时机，他们可能已经过去了。
“以火攻火”的风险： 中原王朝要实施“火烧牧草”，往往需要深入游牧区域。草原火势蔓延极快，尤其是在风大的季节，一旦失控，不仅会烧毁牧草，还可能烧毁中原自己的军队、粮草补给线，甚至引火烧身，造成比烧毁牧草更大的损失。想想当年曹操赤壁之火，虽然是水战，但火势的威力，以及它可能造成的连锁反应，在中原王朝的军事决策者心里是有阴影的。
缺乏有效的“引导”： 怎样才能确保你烧掉的牧草是游牧民族急需的，而不是他们已经放弃或者即将离开的？这需要极其精准的情报和预判，而游牧民族的灵活性让这种预判非常困难。你费尽心思烧了一片草原，结果人家早就转移了，那岂不是白费力气？
“围点打援”的思维： 中原王朝更倾向于通过建立坚固的城池、长城防线，以及直接的军事交锋来消耗和打击游牧民族。他们更擅长的是“决战”，而不是“消耗战”中的这种“破坏敌方资源”的手段。虽然烧草可以视为一种破坏，但其破坏的效率和针对性，在中原王朝看来，可能不如直接围歼敌军主力来得痛快和有效。
三、 经济与民生：
“火烧牧草”并非一个“无成本”的选项，其中也涉及到了经济和民生的考量：
消耗巨大的资源： 要在广阔的草原上实施有效的火烧，需要的火种、人力、时间都是巨大的成本。而且，这需要长期的、持续的投入，而不是一次性的行动。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草原大火的不可控性，可能导致中原军队自身的损失。
对环境的长期影响： 频繁的火烧会对草原生态造成长期破坏，影响草场的恢复，甚至可能导致土地退化。虽然古代对生态保护的概念不如现在，但长期来看，对边疆地区的资源也是一种消耗。
四、 政治与外交的考量：
“以德服人”的宣传： 中原王朝在对外关系上，往往会强调“王道”、“教化”，而非纯粹的“摧毁”。将对方的生存资源付之一炬，在道义上、宣传上可能不占优势，甚至可能被视为“残暴”。
“怀柔”政策的延伸： 在某些时期，中原王朝也会采取“怀柔”政策，通过封赏、和亲等方式来缓和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如果将对方的生存根基毁掉，不利于后续的“安抚”和“羁縻”。
游牧民族的反应： 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与中原不同，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方式也不同。对他们而言，失去一片草场可能意味着迁徙，但并非灭顶之灾。反而，这种极端的破坏行为，很可能激起他们更强烈的反抗和报复心理，让局势更加难以收拾。
五、 历史上的实践与效果：
虽然“火烧牧草”听起来是一种“狠招”，但历史上真正被大规模、系统性地作为对付游牧民族的常规策略，并不多见，或者说效果并不显著。
零星的局部破坏： 在战争中，可能出现过士兵出于报复或者战术需要，焚烧局部牧草的情况，但这属于战术层面的零星行动，而非战略层面的主动推行。
被动防御与主动进攻的差异： 中原王朝更多的是被动应对游牧民族的入侵，建立防线，以空间换时间，或者主动出击，试图在开阔地带决战。而“火烧牧草”是一种主动去破坏对方资源的策略，这需要更强的战略主动性和更细致的规划。
总结来说， 中原王朝很少将“火烧牧草”作为常规策略，是因为这种做法在实际操作中成本高昂、效率低下、风险巨大，并且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层面都不如其他更为直接和有效的应对手段。草原的性质、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以及中原王朝自身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逻辑，共同塑造了这种“不常用”的局面。他们的军事智慧更倾向于在战略防御、战术围歼、经济羁縻以及政治影响等方面，而不是这种“与天斗”式的资源破坏。
网友意见
恰恰相反，用的一点都不少，烧荒是对抗北方虏骑的重要手段。
巧了，今年上半年，我讲述明代女真历史的新书里面，涉及到辽东地区的形式，我就一明代的辽东地区为主要说明对象，简单讲述下明朝在这一边塞地区推行的烧荒。
明朝对抗北方蒙古的200多年，把出塞烧荒发挥到极致，不仅受到高度重视，坚持时间长，而且烧荒的形式和过程还颇为复杂。
明军的烧荒，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战术手段，而是包括烧荒、投毒、伐木清林、开市、传箭、驱虏抚夷（驱赶蒙古、安抚女真）在内、在一套北方边塞地区的战略规划，兼有武装威慑和外交怀柔双重意义、一年一度的大型军事战略行动、年度大型军事演习。
在进入正文之前，鉴于明朝的一些特殊因素，笔者有必要澄清两个概念：第一、明朝九边重镇塞外的蒙古各部，绝大多数是定牧/驻牧，不是游牧；第二，明长城与中国北方400毫米年降水线并不重合，不是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
一提到蒙古人，很多泛泛而谈的声音，说他们是游牧民族。但是在明代辽东、蓟镇、宣大等边镇沿线外的蒙古部落，基本都是定牧/驻牧生活，不得已才游牧（发生部落战争、受到其他部落的威胁等、受到明军的武力驱赶）。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明代前期的永乐、宣德这段时间，对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不熟悉，在北方地区“缩边弃土”政策施行的又过猛，主动放弃了燕山山脉以北、辽河西岸、黄河河套等等还在400毫米降水线以南的适耕地区。
这些地区包括辽河套、靠近辽西的大宁、宣府外坝上地区、还有黄河前套丰滩等等。
还有一种泛泛而谈的说法，称“万里长城和中国北方400毫米年降水线重合，是农耕区和游牧地区的分界线”。这个说法不准确。
明代因为缩边过猛，超约为总长度半数的明长城，在400毫米年降水线以南，尤其是辽、蓟两镇，长城外是面积广袤的适耕区，明朝自己主动不要了。
这些地区既然适耕，更可以放牧。辽河套、大宁、前套丰滩等，都是水草丰美之地。导致蒙古各部纷纷南下，兀良哈三卫、鞑靼、瓦剌、察哈尔、内喀尔喀……明代不同时期的蒙古部落，他们一旦占据了这些地区，就不走了，长期在边墙外定牧。兀良哈三卫、右翼土默特等，甚至在这些地区开荒种地，发展农业。
蒙古各部纷纷南下，占据塞外适耕区，甚至转入半牧半耕生产方式，他们如此靠近边墙，就对明朝的边防造成极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每年夏末开始，持续到秋、冬和来年初春的这短时间，边塞的虏情就非常紧张。“秋高马肥，北虏逞骄之时”。
因此，明军会在这段时间组织出塞烧荒、投毒。目的有三：
第一、北虏马力肥壮，但马必须经常吃草喝水，把草烧了，在河里下毒，让蒙古无法活动；
第二、塞外牧草和辽河套的芦苇，在夏季生长繁茂，秋冬两季，虽然草变黄干枯，但只要不下雪，草和芦苇不倒（如今每年910月份，去坝上草原草秋天的风吹草浪，景色最美）。如此繁茂的草场芦荡，就像黄纱帐一样，为虏骑提供了隐蔽之便，所以明军要出塞烧草烧芦苇荡，把边墙外烧的光秃秃赤地千里，虏骑就没有藏身的地方，没法发动偷袭了。
第三、对蒙古、女真进行安抚和政治宣讲。秋冬两季明军出塞烧荒的同时，往往也是辽东马市交易最旺盛的时期，因为虏夷在秋冬春三季发动对明朝的袭扰，往往是自身存粮不够，饥寒所迫，所以在秋季大开马市，刺激交易，让虏夷用马匹参貂等塞外特产，在马市上换购粮食布匹等日用品，以来可以减少秋冬季袭扰的压力，二来可以为辽东增加税收（马市交易抽分），三来明朝地方文武大员与来赴市的虏夷贵族酋长间隔面，好好宴请一顿，赏一些东西，趁机宣讲明朝国策，也是一种必要的安抚手法。
明孝宗弘治年间，辽东巡按李善的这份奏疏，陈述的就是辽河套地区的边塞形式——
況且三岔河牆外，東西相望之間，即達虜之巢穴，每年冬末春初，遼河冰合之際，率領部落盤據其間，將欲入犯，蹤跡詭祕。俟我兵之誤，乘隙而圖之，彼直而速，我曲而遲；彼或聲東擊西，有如飄風驟雨之至，而我則顧此失彼，輒為有損無益之行。——《議改副將職銜重事權以便戰守疏》巡按御史李善 弘治六年二月
明军出塞烧荒，不是边镇各地单独组织的行为，而是每年要上奏明朝皇帝，由内阁和兵部统一指挥调度的大型军事政治活动。其组织形式，以土木堡之变为分界点，前后期略有不同。
这里面有明朝早期皇帝亲征的遗风。
诸如唐、明、清这些大王朝，有一个特点：开国建业的皇帝和前期的君主，很多都是“马上天子”，文武双全，闲不住的人，动不动就喜欢御驾亲征，不能老憋在皇宫大内里。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啊，都是这样。
三年靖难、五征漠北的朱棣，要是见到他那个几十年宅在皇宫里的万子重孙朱翊钧，怕是要气死的。
明朝的烧荒，就是在永乐年间，随朱棣北征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请敕”定制。
在永乐年间，辽东、蓟等地，还没有修建长城，虽然朱棣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但五次北征，都不能彻底击败蒙古，每次征讨撤回来，都很担心蒙古南下报复。所以朱棣亲自下令，边塞镇守文武官员要带兵烧荒。
“我朝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哨瞭。”
”每于冬初，命将率兵出塞烧草，名曰‘烧荒’，盖防虏南向，且耀兵也。“
到了明宣宗宣德时期，明军不再北征，蓟镇也开始修长城，但是宣德也时常出京，御驾巡边，叮嘱边将在秋冬季出塞烧荒。
明代中后期，除了明英宗和明武宗，皇帝大都是窝在北京城里的宅男。虽然御驾亲征的风气没落了，但是一些早期遗风保留下来：烧荒，边塞各镇不能自己单独去做，而是要先由守将奏请朝廷，请求皇帝下敕旨恩准，然后兵部调动兵马、工部调动物资，户部调拨钱饷才可以。
“凡每岁七月，兵部请敕于各边，遣官军往虏人出没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风纵火，焚烧野草，以绝胡马。——《宣府镇志 卷十九》”
还有一点，就是要派遣中央工作组和中央军前往。
辽、蓟、宣三镇边将奏请朝廷，请求防秋烧荒。皇帝下敕旨，同时会向三镇派去巡抚、巡按或镇守巡边太监等去监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央工作组下基层搞调研，看看中央决策在基层贯彻执行的好不好。
除了派中央工作组，还要派中央军。皇帝政务繁忙，不能御驾亲征了，但是他会任命三位“巡边坐营将官”，三人各自率领一支京营班军，分别前往辽东、宣府、大同三镇，与三镇的总兵、副总兵、参将、备御等大小武职官员一起，京营中央军与边镇边军汇合，共同出塞烧荒。
“巡边坐营将官”大都由明朝初年深受中用的勋贵子弟武官和“靖难功臣”子弟担任。在1449年土木堡之变中，京营损失惨重。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无力向边镇调动京营班军，烧荒只由三镇各自的边军组织施行，但是中央工作组还是要派遣的。
每岁冬，镇守总兵官会同赞理军务都御史、太监，奉敕移文各路副、参、游击、守备、备御、提调、守堡等官，遵照会行日期，各统所部兵马出境。量地广狭，或分三、五路，首尾相应而行。预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沿烧野草尽绝。——《辽东志》
烧荒的具体施行程序，是明军先出塞数百里（近者二、三百里，远着四百里），安营扎寨，观察形势，保持警戒，防备虏骑袭击，然后一边烧草，一边往回撤，边走边烧。出塞的各路明军之间要随时保持联系，每路明军内要有明确分工，有人专门负责放火烧草，有人专门负责配药投毒，在烧草投毒的时候，还要有兵力警戒保护。
投毒，是往塞外草原的河湖水体里下毒，但是要注意药剂药量。
于要害之处，毒其水草，虏不敢侵。人饮水即死，马食草即毙。
明军烧荒投毒，会发生伤及自身的事故。
烧荒时，遇到风向突变，风力过大，在塞外点燃的火星草屑飘在半空，随风吹到塞内，把塞内明军的营房草场烧掉的事时有发生。
塞内和塞外的水系都是联通的。一条河，上游河道在草原，蒙古人饮马，下游经过边墙流入塞内，供汉人喝水灌溉。在上游投毒过量，药力未被河水彻底浸解，下游的人畜饮用后也死了。
另外明军在烧荒时，与蒙古骑兵经常发生遭遇战或遭到偷袭，胜负皆有。前边 @冯胜 答主的答案里，提到了《烧荒行》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我强烈建议应该发全文。因为这首诗不仅讲明军出塞烧荒，还讲述与蒙古骑兵发生的遭遇战——
汉家御虏无奇策 岁岁烧荒出塞北 大碛平川鸟飞绝 漭漭龙庭暮云黑
秋风萧萧边草黄 胡儿牧马乘秋凉 将军令下促烧草 衔枚夜发何仓皇
边头路尽迷行迹 黄狐赤兔如人立 阴崖举火各因风 烈焰夜照阴山红
山头突骑飞流矢 几人还向火中死 白骨成灰散不收 恸绝胡天作冤鬼
东风吹绿旧根荑 乾坤回首又春归 惟有游魂归不得 年年空逐野烟飞
——方逢时 《烧荒行》
以上这么多内容，讲的是明军针对蒙古的烧荒。
在辽东，明军还要对付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就不能用烧荒和投毒了，改为伐木清林和传箭。
主要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女真、尤其是建州女真，是在长白山的山林里。草烧了，第二年可以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么，适度烧荒，还有利于草原的生产。但是山林烧了就是火灾，第二年可长不回来。烧山烧林，只会刺激女真发动对明朝更猛烈的侵袭活动。
第二、明朝对蒙古、女真的政策不同。对蒙古重要武力，驱赶为主，对女真重用怀柔，安抚为主。
所以明军采取的方式是伐木，每年秋冬季，明军也出塞，把辽东长白山边墙外，边墙外一带的生长的非常高大的数目砍伐以下，在边墙外清理出一道隔离带。
这么做，一来可以在边墙外清理出一道隔离带；第二正好趁机采伐木材和过冬的柴禾。
还有一种安抚手段，就是“传箭”，也叫“传牛录”。
秋冬之季，辽东总兵、副总兵、某参将，出抚顺关，沿浑河巡边，走到萨尔浒这个地方，也就是边墙外、建州明朝的中间地带，明军会派几个会女真语的“通事（翻译，大都由女镇族明军充当）”前往浑河和苏子河上游山谷深处。
箭不仅是一种武器，还是一种表示权威的信物。
这个通事，带着一只刻有明军将官印信符号和异色箭羽的大箭。他到山寨去传箭，意为“太师大玛法有请建州三卫山寨大小首领“。建州女真的首领看到这支特别的令箭，在通过通事的传达，然后下山，出山谷，来到在萨尔浒，参加明军总兵官。明军在营中设宴招待。
随后，最主要的即位首领或他的中军，会跟随明军一起返回塞内，再去见镇守太监、巡按等中央工作组的人，再开马市，招待一顿。
没时间了，大概就说这么多吧
谁说不用了
金代，每年秋天，金军都会北上一方面屠杀草原上的蒙古人；一方面就是烧牧草，减少蒙古人的食物来源，金人管这个叫”减丁政策“。这个政策金人从立国开始，一直坚持了近百年。直到金代后期，黄河水患频发，国家无力北上才停止。
同样，到元朝蒙古人得势的时候，以及唐代、明代汉人强盛的时期，也会对敌人使用相同的套路。派兵屠杀敌对部落后，再把他们的草原林场一把火烧掉，让他们的幸存者来年也没饭吃，以此控制他们的人口。
但是，这都是建立在王朝强盛的基础上的，防火烧森林草原，不是件简单的事。春夏两季，草木湿度高，根本点不着。秋天草场干燥，易于起火，但是难以控制，加之北风盛行，稍不小心就会被烈火反噬。而且，游牧部族非常重视自己的草原林场，想派遣小股部队偷袭是没戏的，必须派大军将其彻底驱逐后，才能放火。
这种持续作战的策略，对中央的财政能力是极大的考验，往往随着国力一衰弱就难以执行。刘仁恭的政策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不但没有削弱契丹，反而加快了契丹军队的成长。公元93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大军南下，大败刘仁恭的继任者末代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占领幽州。
顾炎武《日知录》：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
方逢时《烧荒行》：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
嘉靖《宣府镇志》：每年冬十月初間，以草枯焉始，本鎮統頜官軍出境，焚燒野草，使達軍不能南牧，起於正統年。總兵官統頜官軍五千員名，由青邊口出境，經三岔溝、乾草灘，至上合河，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副總兵統領本營官軍三千員名，由大白陽口出境，經瓦廟兒、孤榆樹，至上合河，與總兵官會兵，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舊遊擊將軍統頜本營官軍三千員名，由張家口出境，經紅崖兒，至羊圈溝，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新遊擊將軍統頜本營官軍三千員名，由青邊口出境，經三岔溝，至紅崖兒與舊遊兵會，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北路參將統頜本路官軍三千餘員名，由獨石地方出境，入馬營堡，由馬營地方出入赤城、龍門等處，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西路參將統領本營官軍三千餘員名，由膳房堡口出境，入洗馬林等堡口， 洗馬林堡口出境，人柴溝等堡，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東路參將統領本營官軍三千餘員名，由永寧城出境，入四海冶堡，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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