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的经济地理条件真的比北周强很多吗？

我认为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经济实力变化是动态的，不存在一直远不如东国的西国，否则就会在看待南北朝后期的东西易势时，过分夸大北周体制与君主的作用，过分夸大北齐君臣的荒诞与贪腐。

1.在南朝“候景之乱-梁陈换代”系列危机前，东魏的经济实力确实要比西魏强很多

如 @长乐夜未央 所言，两汉之际以来，东西两政权所各自依赖的关陇与河北的经济实力，已然随着关洛寇乱、刘秀奠基河北、羌乱、天灾、弃凉州之论等因素而“东西易势”。再加上东汉奠都雒阳，不可能也没必要继续实行西汉中前期所奉行的迁徙豪族填充关中的政策，关东豪族大可就近攫取政治资源，夯实自身乡望郡望。失去了西汉式“迁豪输血”的政治贴补并在自然上肥力消退的关陇，自此便不复先秦“天府之国”的美誉。

虽然同样在十六国大混战中，关洛晋冀淮等北方地区全都没有逃脱战乱祸害，但从北魏后期东西豪族在孝文帝门阀化改革中所处的不同座次可以看出（崔卢郑王全是晋冀大姓），两者的经济实力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东西分裂之初的西魏的经济实力实在是远逊于东魏，甚至与长期稳定的南梁也无法相比。

幸运的是，西魏牢牢把握住靠着对方名分不正得来的河东、洛西两片桥头堡，再加上自身武川镇武人的军事能力，才能堪堪守住龙门渡、蒲津渡、潼关、汾水南段、函谷道、羊肠坂道构成的双层两向东大门。

2.在南朝“候景之乱-梁陈换代”系列危机之后，囊括巴蜀汉襄的西魏经济实力未必不如东魏，至少已经大幅度拉近了

此时的西魏坐拥不怎么被战乱波及的巴蜀以及堪称肥沃并足足影响六朝政治两百余年的荆襄，在乱中取利的宇文泰，凭借中了头彩的运气，鲸吞了原先的一倍国土有余，虽然受限于山川分隔，其资源调集能力仍旧逊于全取江淮的东魏北齐。但凭空翻倍的西国光凭全新的基本盘，也足够渐趋贪腐荒诞的北齐君臣们好好揣度一番方能下手的了。

那个经典的黄河凿冰的段子，便生动地说明了双方赖以后勤的经济实力乃至后勤调集能力的变化，实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且西魏此时的地势已然具备当年秦汉一统天下所依赖的关陇川汉：在南方控扼襄阳、江陵一线的优势，配合在北方控制黄河三角的优势，四两拨千斤的地势，使得西魏即便在经济总量上仍未超越东魏北齐，也能够比东魏北齐更加从容地应对南北防线的攻守。

3.周齐代魏后，北周在调集能力上逐渐稳步超越北齐

若说北齐篡魏，尚属本来就不怎么正当的傀儡被实力雄厚的高氏踢了下来。则北周篡魏，纯属宇文氏自身威望底气大增后的胆肥。篡魏后的周齐两方，一方经由宇文护、宇文邕两代执政者的经心操持，一方经四任祖传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位任性护权娄太后乃至内耗不断的群臣败家，考虑到自古“政随人定”的历史规律，双方的施政效能已然由原先的均势向西强东弱转化。

北齐的施政效能颓到什么地步，从陈宣帝北伐就能看出，一个后三国时期的老幺都能把原先的头牌高齐打回淮北，何况励精图治的北周？

4.陈宣帝北伐后、北周灭齐前的四年间，北周无论在战略格局上、经济实力上还是决定调集能力的施政效能上都已远超北齐

失去江淮间地的北齐，已然回到东魏前期的境地，何况励精图治之后的“翻倍版西魏”？失去江淮缓冲区的北齐已然在战略上被砍掉了一个臂膀，经济实力也因此必须分散供给在南、西两侧，远逊于南方占据长江上游之势的北周。北周大可以襄汉扼守南线，以巴蜀关陇全力对抗北齐，北齐则不得不用河北山西分抗东、南两线，经济实力在全新的战略格局下，已然捉襟见肘。北齐已然处于如同西魏初年困守关中那样困守关东的境地， 何况关东不但无法形成四塞闭环，还被太行山分割成两半，一旦河东、洛西一点被突破，北齐的大门便被洞开。

在战略上，北周的河东、洛西实属潼关、龙门、蒲津一线的东方双头前哨，防虽三点，实属一向，构成了攻防东方的黄三角形势。而从北齐方面看河东、洛西，则分别属于北齐的山西、河南两向战区，相互支应实属悬隔山河两边。结合前段文字所述后三国时期周齐各自的南线防御，北齐实乃河东、洛西、淮水三线作战，北周仅是襄汉、黄三角两线攻防

除了上述经济实力与战略格局的变化，最关键的是运作并影响这种形势变化的施政效能及其调集能力的变化。北齐虽然也有一定的体制创新，奈何前期晋阳、邺城“双城记”二元权力格局内耗、全时期皇族内耗、后期君庸臣贪，与经济实力、战略格局相互负面影响，再好的家道也会中衰。北周则前期处于权臣足够独尊式强大，没有将皇族内耗问题扩大化到整个政治生态，后期有足够英明果断的名实合一的独尊式领袖，把本来看着比较粗糙杂拌的北周模式发挥到最优，提升施政效能，凝聚调集能力，发挥并不比北齐差的经济实力，足以逆袭成功。

总之，看待周齐易势，不能仅仅停留在君臣人事昏明与否、经济实力一时对比上，而要综合考虑战略格局、经济实力、施政效能等因素的相互影响，方能看清周齐易势这一戏剧化的历史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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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简单说随着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关中就残破了，而东汉羌人反复的叛乱更是严重摧残了关中经济，而关东则大发展起来，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河南成为南北战争缓冲地带被破坏，河北的经济重心地位更是大大突出了，稳固控制着整个河北河南大关东地区的东魏，人口财富农业生产等等都远超过西魏，所谓关西贫弱何足可依是也。

早在北魏时候就是国之资储,唯藉河北了。关中固然有形势完固，崤函之险。但是稳固控制并州晋阳盆地和上党两个地区并牢固控制平阳的北齐也并不差。

题主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论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经济重心地位的形成

作者:史卫

本文摘自：《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1期第80～83页

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下，北方出现了经济重心东移现象。河北经济地位不断增强，逐渐成为重要的财源基地，在东魏北齐时期，成为北方的经济重心。

关 键 词：经济重心/东移/东魏/北齐/河北

汉帝国崩溃后，中国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最为人关注的是经济重心南移现象。这一时期，在北部也出现了经济重心东移现象。正是经济重心向南、向东的移动，南北朝最终演化成为东西南三分之局。本文探索的就是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向河北地区移动的现象。

一、历史上的“东西二元之局”

关中地区一直是上古时代中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1408，“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3262。

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提出“东西二元之局”，东西“因地形的差别，形成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2]188。西周灭商，是西部的胜利，东部的失败，开始了东部大开发的历史，也是西部政治组织统一东部的过程。秦朝统一六国，又是西部的胜利，东部的失败。东部在政治上被统一，在经济发展上也受到一定制约。

一是经济制度、财政制度被西部的制度所统一；二是胜利者将大量关东富豪迁往关西；三是大量的劳役压迫。秦始皇陵刑徒墓出土瓦文，明确记载了籍贯的18人，全部来自东部地区。[3]582—584 刘邦对项羽的胜利，又是西部的胜利，东部的失败。汉建立后，无论是对异姓诸侯，还是对同姓诸侯的斗争，都是西部的胜利，东部的失败。

政治上的优势是早期经济重心形成的重要因素，但是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很重要。河北为水道冲击的大平原地带，河流常常改道无定，海边地带同样没有水利整治而难以利用。南方水网密布，也需要相当的技术才能开发。所以，江南和河北地区都不易开发。

关中地区，黄土高原，沃野千里。“黄土的特性，在农业上有非常重要的性质，因为气候干燥，土壤肥料流失很少，故常保有一定的肥力，藉风力陆续送来许多新黄土而使农业不断收获。这种情形正与埃及藉尼罗河的泛滥冲来许多肥土而使埃及农业不断发达一样”[4]53，所以，关中最早得到开发，成为最早的经济重心。强大的经济基础也使其在历次纷争中始终占到上风。随着它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形成，也在各方面维持了经济重心地位。

两汉之际，关中地区受到了很大破坏。刘秀再定关中之前，“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5]4193。东汉建立，迁都洛阳。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经济重心也逐步东移。政治中心东移的结果是关中人口得不到补充和水利失修。在东汉对羌战争中，关中地区又长期成为战争的前线。“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趋于寒冷的趋势”[6]，使关中地区天灾频发。关中地区终于彻底衰落下来。

而在东汉兴起的过程中，河北最早被平定，成为刘秀的后方。在关中衰败的同时，河北开始发展。在西汉，河北尚“地广民希，数被胡寇”，“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7]1657。东汉定都洛阳后，经济重心开始向中原移动，河北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强。

二、河北经济区重要性的逐渐加强

东汉时期，河北地区已经是“幽冀旧壤，铠马所出”[7]1990。袁曹争霸时，“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冀州，天下之重资也”[8]191，“民人殷盛，兵粮尤足”[8]6。经过曹操经营，在曹魏时期河北已经是国家主要的财源区了，“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8]499。永嘉之乱时，北方普遍缺粮，而河北还能“积粟五十万斛”[9]1149。

但是十六国以及北魏前期，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河北地区经济再次受到很大破坏，一是因为战乱，大批人民向南方流亡。“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等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10]1038 二是北魏占领河北后，对河北豪强进行打击，并将河北人民强行迁往平城地区。天兴元年（398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11]32，“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郡”[11]34；泰常三年（418年）“徙冀、定、幽三州徒河于京师”[11]58。这样的移民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孝文帝时期。

北魏建国，一度曾想迁都河北，因崔浩反对作罢。其后开始大规模建设平城，希望将平城地区建设成为国家的经济重心。虽然畿内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毕竟平城地区不太适宜农业，所以“犹未足以久赡矣”[11]2850，北魏皇帝不得不亲率大军游弋在阴山南北“就食”。游猎行国，终非国家长久之策，河北经济区的重要性在这时被凸现出来。北魏政府开始“关注河北的经营，尽可能精选牧守。应该说这些地方官吏到任后，大都恪守职守，劝课农桑，他们对河北地区较为平稳的发展是有所贡献的。在官吏的考绩中，河北牧守的政绩往往名列前茅”[12]。

北魏将一部分河北人民迁移至平城地区后，也一再从其他地区迁徙人民充实河北。[11]100,902,2247 北魏政府通过努力，使河北经济在北魏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了当时主要的“就食”区，如神瑞二年（415年）的大饥荒，平城仓库无法应付灾情，“分民诣山东三州食”[11]808，河北地区“出仓谷以禀之”[11]808，“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国之资储，唯藉河北”[11]380。河北经济区对于平城政权之重要，还可以从京畿的区域扩张中得到体现。拓跋珪时期，就有把河北直接列入京畿的材料：“除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东七郡事。”[11]683

经济困境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重要原因，但是洛阳经过长期的破坏，恢复并不容易。“嵩京创构，洛邑俶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11]1451 河北是洛阳政府的主要依赖。为了打通河北至洛阳的漕运线，孝文帝还甘冒危险，亲临考察。“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11]1754 成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劝阻孝文帝。

孝文帝对成淹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11]1754 太和二十年（496年），水道修通，“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11]180。对于漕运人员，洛阳政府也特别照顾。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诏，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第二年再下诏：“营船之夫，赐爵一级。”[11]181

经济重心，借用学者冀朝鼎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就是“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个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个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13]10。冀朝鼎认为古代“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是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13]3。在上古，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总是合一的，但是北魏无论在平城，还是在洛阳，都无法完成在政治中心建立经济重心的工作。只能以多个经济区相互补充来弥补，其中河北经济区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河北在东魏北齐成为国家经济重心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逃亡长安依附宇文泰，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自东西魏之后，天下三分，梁陈有江东，宇文有关西，高氏据河北。”[14]4467 在新的天下三分之局中，“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相比，土地人口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15]356。当时“世道雕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岁。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平，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16]384。

郑孝穆初任行岐州刺史时，“所部百姓，久遭离乱，饥馑相仍，逃散殆尽。孝穆下车之日，户止三千”[16]610，“西贼连年饥馑，无可食啖”[17]370，“关中贫校（狭），何足可依”[16]595。而南方，虽然经济开发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起点较低，和北方相比还有相当距离。而且由于门阀政治的影响，政治腐败，经济制度、财政制度也都较为落后，人民负担较重，都制约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当时，北周人口数为9009640，陈为2000000，北齐为20006880。[18] 北齐人口是北周的2.2倍，是陈的10倍。

就当时来说，河北地区无疑是全国的经济重心。河北地区成为国家的经济重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东汉开始，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就不断加强，到了北魏时期，河北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依赖。而高欢迁邺应该是河北成为中国经济重心的标志性事件。郑学檬在论及经济重心南移时曾提出三条标准，其三是新的经济重心取代旧的经济重心后，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重心，会在政治上有所反映。[19]595

所以把高欢正式迁都河北看成河北经济重心地位最终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把高欢迁邺看作河北经济重心地位最终形成的标志，还因为在制度的设计上，东魏北齐政府配合河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对隋唐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史家陈寅恪曾认为在隋唐制度渊源中，关西的西魏北周对隋唐的影响远不如东魏北齐重要。[20]4

钱穆先生曾经把文化分为游牧、农耕、商业三型。[21]2 如果说长城南北表现为农牧差异，那么东西则有明显的商农差异。重农传统曾经是上古关西农业得以稳定与快速发展的基础。关东地区商业文化要比关西发达，平原以及滨海地区的自然条件也决定了多种经济的发达。在统一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受到一定压制，但是在适当时期就会迅速反弹。

东魏北齐在河北充分利用地域特点，采用多种经营。在“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22]675。邺都更为工商荟萃之地，风俗流宕，浮华日滋。周武帝灭齐诏里称：“并、邺二所，华侈过度。”[16]103 隋初杨坚曾对关东的城市富庶不满，“恶其殷盛”，“禁游食，抑工商”[22]1386。北齐时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反映普通农民已经和市场紧密结合，货币关系已经渗透到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北齐时期名目繁多的商税也开始征收，说明了商业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发达。

河朔文化的繁盛也是值得关注的，《北齐书·儒林传》所录15人，有13人出自河北。[17]581—597 地处关中的北周就要落后得多，《周书·儒林传》的儒者6人，就有3人来自河朔，其余3人来自南方。[16]805—818 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必然也带来学术和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经济重心地位的形成，不仅是短时间内居优势地位，而是具有持久性，还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河北地区不仅在南北朝后期显现出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全面发展。不仅农业基础深厚，而且商品经济，乃至学术文化都达到了全面综合发展。即使在隋唐关陇本位政策的压制下，隋唐许多名臣文豪还多出自河朔，在唐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经济文化整体的全面发展，河北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保持着持续的多方面的影响。

四、河北经济重心地位形成的原因

河北在东魏北齐时期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安定的环境；二是胡汉分治的基本政策。

相对安定的环境，一是北部边界的北移。河朔一直是对抗游牧民族南下、保护长城以南广大农耕地区安全的前沿地带，经常被侵犯骚扰。东汉时期，常有“东寇赵魏”[23]251，“东犯赵、魏之郊”[7]2900，“入寇河东，至河内”[7]2887。到了北魏统一北部，北方边防就北移至阴山以北了。二是南部边界的南移。最初南北对峙于黄河两岸，河北为前线。南朝强盛之时，谢灵运就上表劝伐河北，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10]1774。

北魏献文帝于天安元年至皇兴三年（466—469年）乘刘宋内乱之机，夺取了南朝从黄河到淮河之间的大片土地，设立了光、青、南青、齐、济、兖、徐七州，也就是南朝所谓“淮北四州”变成了北朝的“河表七州”。三是在东西魏对抗中，河北也是大后方。这样，在三面战区的环境下，围出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

胡汉分治方面，正是由于河北相对独立的和平环境，东魏北齐在河北地区实行了和其他地区不同的统治方式。在其他地方设置军政合一的行台，主持地方军政，而在河北和青齐地区实行传统的郡县制。在行台区，由于军事开支的需要，多采用屯田形式进行管理。“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22]678“废帝乾明中（560年），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廪充足。

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哗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22]676 而在河北青齐地区，继续推行三长制和均田制。力图使其恢复到原来的编户齐民状态，为政府提供可靠的赋税保证。对于六镇流入河北的胡人，东魏北齐政府把他们重新收编为兵户进行控制。本着胡汉分治、军民分治的原则，收编北镇流民的任务是由京畿大都督来负责的，这些北镇流民成为了京畿兵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从洛阳迁来的“六坊之众”，也是精选为兵。“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并给常廪，春秋二时赐帛，以供衣服之费。”“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22]676 把北镇流民和“六坊之众”编为兵户，不让他们和河北农业人口杂居，对于迅速重建以编户齐民为主体的赋税体系是关键的一环。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的治理方式受到历代政府的关注。从曹魏开始就努力为河北营造安定的发展环境，使河北成为“国家征求之府”[8]499。实行兵民分制，以州郡专心经济建没，农桑之民不担任干戈之业。军事方面另专置大将镇守。“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8]499

农业生产，需要一定的周期。战争对农业生产破坏巨大，但战争对粮食的需求又非常大。这个矛盾的解决，需要维持一定的财源专区，加以保障生产。河北由于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而且远离前线，很自然被选为这样的基地。北魏高欢进一步继承了这种思想。“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24]4882 反映了当时胡汉不同的职能分工，这一思想也贯穿于恢复河北统治秩序的整个过程中。

在东魏北齐整体鲜卑化西胡化的情势下，[25]292—300 坚持在河北实行汉化统治。在政治上，东魏北齐实行了二元格局，虽然定都邺，但是设大行台于晋阳。高欢自己坐镇晋阳，遥控东魏大权，让儿子高澄在河北重用崔暹、崔季舒等汉人。这一布局也为后来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的分离做好了准备。到经济重心南移，经济重心就和政治中心完全分离了。

北齐后期政治腐败，贪污成风，赋役日重，终至人竭财尽。承光元年（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北周隋唐的胜利，再次显示了西部的胜利，东部的失败。但是关中已经不能再恢复昔日的繁华，关中地区在唐朝出现水资源严重匮乏、供不应求，水旱等自然灾害频发，自然生态已经严重恶化。这种生态的整体变化不是战争的胜利和政治中心地位所能扭转的，关中的生存已经必须依赖漕运了。

关东地区则成为了当时的重要支柱，“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22]682。隋代大运河的开挖反映了这种需求。运河南到余杭，北到涿郡，把河北和江南联系起来，也反映了当时已经发生的北方经济重心东移现象，和正在进一步形成的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