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山西自古便是北方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为何在近代衰落了?

回答
山西自古以来确实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发达程度在古代社会尤为突出。然而,进入近代以来,山西经历了明显的衰落,其原因错综复杂,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历史变革等多个层面。要详细讲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 盛世不再的根基:山西古代经济的辉煌及其内在局限

首先,理解山西近代衰落,需要先回顾其古代的辉煌。山西在古代之所以发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地理优势与交通枢纽: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是连接华北平原与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交流、南北物资的输送,都离不开山西。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以及后来的北朝、隋唐时期,山西都曾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农业基础: 虽然山西土地多山,但晋南地区(如河东)拥有肥沃的关中平原的延伸,农业生产相对发达,能够养活大量人口。同时,畜牧业在部分地区也占有重要地位。
盐业与商业的繁荣: 山西的盐业尤为出名,特别是河东盐池(今山西运城附近)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食盐产地之一。盐业的专营和巨额利润为山西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催生了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业势力。
晋商的崛起: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之一,其商业网络遍布全国,甚至延伸至俄国、中亚等地。晋商以其诚信、精明和资本运作能力著称,在茶叶、皮毛、盐业、典当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山西带来了巨额的商业利润和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不仅是经济的驱动者,更是文化和信息传播的载体。
文化与教育的积累: 长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山西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教育事业也相对发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然而,即使在古代,山西经济也存在一些内在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在近代转型时期被进一步放大:

过度依赖资源型经济(盐业): 盐业虽然带来了巨富,但其利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专营政策和垄断地位。一旦政策调整或新的盐场被发现,其优势就会减弱。
晋商商业模式的落后性: 晋商虽然成功,但其商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坐商”和“柜上贸易”,对于近代新兴的股份制、银行金融、工厂生产等模式适应性较差。他们的资本积累更多的是用于商业周转和家族消费,用于近代工业的投入相对有限。
地理环境的制约: 山西多山的地形,虽然在某些时期是交通要道,但也限制了大规模农业的发展和现代交通网络的构建。

二、 近代转型期的挑战与山西的应对失误

进入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调整。山西未能成功适应这些变化,导致了其相对衰落。主要原因如下:

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与冲击的不平衡性:
沿海开放带来的优势转移: 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沿海地区率先开放,上海、天津、广州等港口城市成为了新的经济中心。这些地区得益于便利的海上交通、外资的涌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工业和商业的集散地。而地处内陆的山西,在这一冲击波中被边缘化。
新式交通的挑战: 铁路的修建改变了传统的陆路交通格局。京汉铁路、津浦铁路等南北向铁路的贯通,削弱了山西作为陆路交通枢纽的地位。虽然山西后来也修建了铁路(如正太铁路、同蒲铁路),但启动较晚,且更多是为了服务矿产资源的开发,未能有效重塑其经济辐射力。

经济结构的调整困境:
盐业的衰落: 随着西方殖民者在其他地区发现和开发新的盐场,以及国家盐政的调整,山西传统盐业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其利润空间大幅缩减。
晋商的失落: 面对近代化的浪潮,晋商未能及时进行战略转型。他们的资本和经营理念相对保守,对风险的规避心理较强,对新兴的洋务运动和民族工业投资不够积极。虽然部分晋商尝试向实业转型,如在天津、上海等地投资近代工商业,但总体上未能抵御住时代变迁的洪流。许多传统晋商最终走向衰败,其巨额财富也未能有效转化为推动山西近代工业化的资本。
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相较于沿海地区发展了纺织、机械、金融等多元化的近代工业,山西的经济转型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煤炭、铁矿)和传统的农业、手工业。虽然煤炭资源是山西的巨大优势,但其开发模式很大程度上被外国资本和官僚体系所控制,未能形成自主的、规模化的近代煤炭工业体系,也未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政治因素的影响:
地方政治的动荡与低效: 清末民初,山西的地方政治经历了动荡和权力更迭。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及其后续的军阀割据时期,山西的政治生态复杂,军阀混战、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缺乏稳定和强有力的政府来规划和推动经济发展。
官僚资本的阻碍: 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官僚资本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山西,虽然也有一些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工业,但其效率低下、腐败问题突出,也未能有效促进整体经济的进步。
对外资的依赖与失控: 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吸引了外国资本(如英、法、比等国在山西的矿业投资),但这种投资往往是以资本输出和资源掠夺为主,并没有真正带动山西本地工业的全面升级和技术进步。外国资本在山西矿业中的强大影响力,也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

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
思想观念的滞后: 晋商虽然精明,但在思想观念上仍然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对于近代科学技术、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相对较低。
人才外流与教育体系的不足: 尽管山西古代文化发达,但在近代转型时期,其教育体系未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培养出大量适应近代工业化需求的人才。许多有志青年选择去沿海城市或海外寻求发展,造成了人才外流。

三、 山西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具体表现

我们可以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来观察山西的衰落:

商业中心的转移: 曾经的商业王国晋商,其影响力逐渐被上海、天津的商帮和新式企业所取代。晋商的聚居地如平遥、祁县等,虽然保留了大量古老的商号建筑,但其经济活力已大不如前。
工业发展的滞后: 山西的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火力发电等重工业领域,而轻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几乎空白。即使是重工业,也存在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金融领域的边缘化: 晋商曾经的票号(类似早期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西方银行体系的引入和中国近代银行的兴起,票号逐渐失去了竞争力,最终被淘汰或转型。山西在近代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变得微不足道。
人口与经济的相对落差: 相较于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山西的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滞后。虽然其煤炭资源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持,但这种支持并未能有效转化为山西自身经济的全面崛起。

总结来说,山西近代衰落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历史现象。 它既是古代经济模式在近代转型期遇到的挑战,也是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晋商作为山西经济的灵魂,未能成功完成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型,其资本和经营理念的局限性是重要原因。同时,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不均衡性、内陆地区的地理劣势、以及近代政治的动荡和对外资的依赖,都加剧了山西的相对衰落。

山西的近代衰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虽然在某些时期,如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也进行了一些建设和改革,但整体而言,未能扭转其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也未能重拾昔日的辉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资源型地区的支持和产业政策的调整,山西的经济才开始逐步焕发生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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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山西人,因个人对最近对近代史略有兴趣,非邀自答。

声明:资料和图片均来自网络,我只是组织一下,侵权请联系我删除。


问题的跨度很大,从山西尧舜时代讲起到近代,要完美回答这个问题估摸着是可以培养出好几个历史学博士。

古代山西,那时是中原的时代,山西地处中原一侧当然,外界游牧部族,当然文化、军事、交通、经济都发展的非常好,这里就不多讲了。


那么我们就从第一张图片开始讲起


图片来自百度百科,说是现存于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恰克图市博物馆。


纳尼,明明是说山西经济衰落,你给我上一张俄国图片干哈!

不要急,先说下这个地图上几个关键的地点,

1,长江上表明位置粗线的起点是湖北汉口

2,沿线北上渤海湾第一个地点是天津,接下来是京师。

3,京师再北上是河北张家口

4,再继续往北就是现蒙古境内乌兰巴托,蒙古与俄罗斯交界的那个点就是恰克图

5,再继续沿线往西就直通莫斯科和欧洲了。

这条线路实际上是约1860~1907年左右中国内地茶叶运输至蒙古和俄罗斯的大致路线。


等等,还是不关山西啥事啊,都是湖北汉口,河北张家口,俄罗斯恰克图。

不要急,让我们先从恰克图说起,


恰克图,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

在俄蒙边境,西距纳乌什基车站35公里。人口1.53万。原属中国。1727年建为要塞,次年6月,中俄在此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并划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城归俄,即恰克图。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曾为俄国同中国贸易的中心。


1727年(清朝雍正五年)9月1日,沙俄和清政府在此签订《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河北恰克图划归俄国。清朝于河南建新市镇阿勒坦布拉格,作为中俄贸易地,汉名“买卖城”。因为在蒙古语中阿勒坦布拉格又称“南恰克图”,所以一些在恰克图发生的事件也可能事实上是在阿勒坦布拉格发生的。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朝於旧市街南别建恰克图新市街。条约

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贸易,其人数不得过二百人,每三年可进北京一次。

恰克图、阿勒坦布拉格的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商所垄断。在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中,主人公就从福建武夷山贩运茶叶到恰克图,卖给俄国商人。


泪奔啊, 终于出现山西晋商了,但是等等,恰克图条约在清朝前期,这时晋商已经比较闻名全国了,真正晋商的崛起还要往前追溯。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开始并称,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后来遍布全国的票号基本都是山西人开设的。


那晋商是怎么发家的了?

勤劳致富?这个骗骗小孩子就可以了。

先看一段: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 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


没错,1840年前,中国的边境概念都是在西北,也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当草原部落崛起时,自然是南侵中原,但是历史上更多的时间是中原更加强大,游牧民族为了获取生活物资就不得不与中原王朝进行商贸交易了。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互市”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茶马互市最开始与西南的藏族交易的,但相对于西南的茶马互市,作为长城南北聚焦的张家口“茶马互市”出现,则是在明代中后期,开设时间较晚。张家口是张库大道上的贸易集散地。应该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是和张库大道(张家口-库伦(今乌兰巴托))同步兴旺起来的,贸易高峰期大抵都在明清时期。


那么为什么设在张家口,而不是李家口,王家口呢?

先看下张家口的地图

张家口位处京、晋、蒙交界处,东临首都北京、西连煤都大同、北靠内蒙古草原、南接华北腹地,面向沿海,背靠内陆,是沟通中原与北疆、连接中西部资源产区与东部经济带的重要纽带。

由于张家口地处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历史上便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处。从蒙古高原南下到中原地区,这里也是最近、最便捷的路线。因此,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塞。
张家口北面是一马平川的坝上、内蒙草原,所以三面环山的张家口就成为阻挡北方之敌入侵的军事要塞,各朝代均在此囤重兵把守。摊开地图不难发现,张家口是天然屏障,也是北京西北方向最后一道防线。

对于中原王朝,张家口就是直面草原部落的第一道关卡,因此设置茶马互市在才处是天然的选择。


那么那个时候的茶叶路线是怎么样的?也是和之前恰克图博物馆图示的一致吗?

no,no,那时的路线是这样的。

晋商中的茶商以明代茶马互市为发端,至清代日渐兴盛,成为国内主要茶商。晋商除采供福建茶外,清代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一带的茶叶生产,就是晋商带动起来的,他们从这里采办茶叶,把茶叶运销到西北茶市,至天津、张家口等地,再由俄国商人陆运至俄国和东欧等地。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当地形成了以茶叶生产、加工及包装一体化的区域生产格局,促进了湖南及湖北当地茶业经济的发展。


从上面的线路可以看出,这条线路是全线通过山西境内,到此经营茶叶或其它货物者为“走东口”,沿着茶叶之路外出经营茶叶或其它货物者为“跑外口”。当“跑外口”的口商沿张库大道行进到终点库伦时,一部分口商就留下来在库伦北面的小山丘下与当地蒙古部落进行商贸活动,另一部分口商则继续北上到恰克图南城“买卖城”进行商贸活动,更有一小部分口商继续前行到俄国圣彼得堡、莫斯科。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山西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商家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山西榆次常家。常万达父亲在张家口开办大德玉杂货店后发迹。自常万达从乾隆年间从事对俄贸易开始,子孙相继,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皇帝,沿袭近200年,已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张家口人。”常万达第十八代后人常忠武说“我的祖辈鼎盛之际有员工数千、骆驼上万峰,开辟茶路并独占中俄茶叶贸易四成,是乾隆年间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万里茶路上的‘最牛家族’。”成为恰克图的第一号口商。


所以山西在古代是有比较明显的区位优势,地处边境,又处于茶路的末端,加上人民勤劳致富,商业发展起来自然繁荣,但是也不至于可以创出晋商的牌号。尤其是茶叶盐等边境交易在古代都是大宗商品,官府的管控严格,那山西商人是怎么做到的?


自然是官商勾结。(请忽视其中的贬义)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明显的特征是:一是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山西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依然没有动摇,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


这时机灵尤其是熟悉北方的地理的知乎读者肯定会问,茶叶北上的路线,其实过了汉口走河南河北路线,再经北京转张家口也可以,而且路途较平坦很多,但是为什么河北商人没有发展到晋商的规模?而且河北靠近京城,官商勾结更加便利啊.


没有错河北商人也称冀商也是这条路线重要的一部分,成体系的冀商,则是始于清,在清末民初发展鼎盛,其主要分为三个分支:一是开发东北的“老呔帮”;二是到蒙古经营的“张库帮”;三是以保定商家为主的“冀中帮”。


那么为什么在清朝时晋商就比较兴盛,与徽商,潮商并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之前说过“晋商中的茶商以明代茶马互市为发端,至清代日渐兴盛,”那么在清朝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晋商日渐兴盛?


晋商的真正发达借助于一个历史契因:清兵入关

明崇祯九年,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终于背叛了占去他们江山的明王朝,而臣服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建都盛京(今沈阳),称“龙兴辽左”。东北的清军,急需多种物资以供军需,但因与明王朝的对立关系而不能入关贸易。为此,除不断突入内地进行军事掠夺外,大量的物资是通过蒙古地区到张家口的贸易市场取得。后来,随着清军对蒙古各部的征服,张家口就成为他们摄取各种物资的主要渠道了。


清军是通过明末已成为操纵张家口贸易的山西八大商人来摄取军需物资的。我们从清乾隆年间《万全县志》[张家口当时属万全县管辖]里发现,这八大商人为“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下面的记载是说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定都北京后举办的一件重要事宜,即重奖为其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八大晋商:“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馔……”在皇宫大殿吃完了皇赐盛宴之后的八大晋商,就被清政府赐为官商,每人一件“黄马褂”。此后,八位晋商便成为垄断张家口贸易市场的豪富。一年又一年,他们手持朝廷的“龙帖”(商业贸易最赋权威的信票),牵着成千上万的骆驼走进了草地,一直走到了库伦,走到了恰克图,最终他们在蒙古库伦拥有了400余家商号。


马克思在《俄国与中国人》一书中对恰克图贸易进行了如下记载:“这种贸易,采用一种年会的方式进行。由十二个商馆经营此事,其中,六个是俄国人的,六个是中国人的。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双方所供商品的交换比例——因贸易完全是物物交换,银子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


在“恰克图贸易市圈”建成后的1728年,中俄贸易额为22万4千卢布,一百多年后的1845年,这个数字增大到1360万卢布,增加了近600倍!我们可以想象恰克图当年的商业繁华。虽然向北的商道要跨越戈壁草原,但是高额的利润是不能阻挡山西商人的脚步,尤其还是官办的垄断生意。


虽然历史已经远去,汉满已经融为一家。但是晋商在明末尤其是清兵入关确实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汉奸,(开开玩笑,各位不要当真,历史上那些事情谁也说不好)。


不管怎样,晋商自此披上了皇商的外衣,做起生意自然是一帆风顺。精明的八大“皇商”在长达46年的时间里,完全垄断着对蒙俄的全部商贸活动,直到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方结束了八大“皇商”的一统天下。


随着清政府对蒙贸易的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做买卖的商人,他们沿着古驿站,由近及远,从南至北,横穿蒙古高原,直抵中俄边界恰克图(今蒙俄边界)。旅蒙商在数百年里的名称都叫“通驿站”,只是到了清末才依民俗改称为“旅蒙商”。旅蒙商起初除了八大“皇商”外,大多只是一些驴驮、肩挑、历经艰辛的小商贩,到咸丰年间,已形成了两大帮派体系,即“山西帮”和“直隶帮”。“山西帮”是张家口旅蒙业的奠基者,他们有雄厚的资本,并和清王朝及蒙古贵族、王公、上层喇嘛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始终垄断着张家口至恰克图、张家口至新疆伊犁两条路的对俄贸易,并兼做“票号”生意;“直隶帮”也称“京帮”,多为河北束鹿、深县、饶阳人,他们财势单薄,经营多以零售为主,平时扎根于草原的牧民中间,以物易物。除“山西帮”和“直隶帮”外,张家口的蔚县、阳原、宣化、怀安、怀来、万全、张北等地的人们,几乎全部卷入了这条商道。


那么张家口商业到底有多繁华了?

康熙年间,由八户“皇商”发展到80余户,道光年间发展到260户,同治年间发展到530户,民国六年[1917年]仅大境门外的商店和货栈就有1500余家,市内上堡、下堡一带商店达7000余家!民国十七年,仅大境门外市场,年营业额即高达一亿五千万两口平银。这年,由外蒙古输入马7万余匹,骆驼3万余头,羊150余万只,绒毛7620万斤,皮张1000万张;由内蒙古输入马2万五千余匹,绵羊25万余只;输出的商品中,仅茶叶一项即为40万箱,按一头骆驼、一辆牛车运六箱计算,需骆驼或牛车7万头[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年张家口街市上日夜车水马龙、驼牛云集、毛皮如山、人头攒动、十里长街、灯火通明的繁荣景象。


另外再从一个侧面讲下张家口的繁华。


读书好的同学一定认出来了,

人教版课标本第十一册课文《詹天佑》,他主持修建我国第一条铁路大家还有印象是哪里到哪里吗?


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


1909年,京张铁路的通车写下了中国铁路史光辉的一页,由这条铁路的修建,诞生了中国永垂青史的铁路专家詹天佑。1923年,在京张铁路基础上延伸的京包[也称京绥]铁路全线通车,成为中国第一条国有铁路!1918年,张家口通库伦的公路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客货双运的国有公路!中国交通史上光辉的一页书写在张家口这块土地上,足见这块边塞之地当年非同寻常的地位。


关于晋商的种种辉煌往事实在太多,包括今天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为山西旅游一景,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重笔写到了这个大院里叹为观止、气度万象的房屋建筑。但是这里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各位可以去网上自行搜索,从上面可以看出有清一代,晋商通过垄断官办与蒙俄贸易来往,形成了晋商的辉煌成就。


那么问题来了,辉煌的晋商是怎么衰落的?

我们还是从恰克图说起,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第一张图与后面的一张茶叶路线图的不一致吧,

没有错一张画的是海运,一张是陆运。


恰克图进入繁荣期后,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贸易额仍保持上升势头。每年交易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5%-20%,俄国仅次于英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851年《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头二年,贸易额仍很可观。从1853年开始,特别是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交易额急剧下降,80年代较50年代少了3/4。恰克图互市开始走上了一条下坡路。


这里的关键时间点是1858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大家都很熟悉,其实实际中国损失并不大,开通的通商口岸其实也是对清有利的。

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却是直接导致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割让,这场战争是清朝与英法联军之间的战争,却导致了割让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国,俄国这个自居为战争的调停者居然是战争的最大收益者!!!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州,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恰克图博物馆路线)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中俄天津条约允许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南、琼州七口通商。也就是整个商路都不必经过恰克图,所以恰克图走上迅速衰落的道路。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线通车彻底摧毁了恰克图互市。另外由于海上交通恢复,一些欧洲国家直接从海路同中国贸易,对恰克图市场造成很大影响。中东铁路的修建使中俄贸易的重心转移到黑龙江,则对恰克图互市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也逐渐失去。晋商在这个过程中也多次适应变化,但是无奈清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清政府自身难保,也根本无暇顾及本国商人利益。


至近现代,山西已经彻底失去了区位优势,由原来的直面边境变成现在的内地省份,成为一个较封闭的地区,如果没有煤炭资源的话估计山西现在的经济形势更差,如何利用资源优势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应该是山西优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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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点数据吧。不是严谨的答主,数据主要靠记忆,所以难免有错误。希望大家包涵。


如图可见,山西的煤产量占比还是相当大的。有朋友给过一些数据,内蒙、新疆煤藏量高过山西。应该是探明储量,实际生产能力还是有一定差距。

事实上,在东胜神府超大煤田发现之前,山西一度占全国70%的产能。前阵子跟阳泉朋友聊,三矿已经挖完了,好多老矿也不行了。柴静说空气污染厉害,没错,污染更厉害的是水污染。为了空气更清洁,洗煤是好办法。洗的结果就是水污染。有钱人可以喝瓶装,当地老百姓才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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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回答一下。

太平天国、军阀混战动摇了根基。

山西人的生意主要是贸易和金融。贸易大宗是茶叶和皮货。我表妗是祁县的大财主,老太太80多了,思路清晰。按她说法乔家茶叶生意做的不大(何家乔家有姻亲,她奶奶就是乔家大小姐)。何家才是大茶商。一般说何家是山西本地人,按表妗说法,他们家是福建人,当时参与反清复明被迁到山西。因为这层关系,做起茶叶生意来就方便很多。从福建购茶,武汉分捡。花茶绿茶下长江走海路去欧洲,大砖茶陆路卖给蒙古牧民和俄国人。太平天国起,南北茶路阻断,生意就受影响。

更大冲击是对山西票号。山西票号靠的就是商业信用,碰上兵荒马乱只能认倒霉。太平天国一起,南方分号大受冲击,按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当时很多总号的态度就是人回来就算大功一件。

军阀混战的年代票号生意更没法做。乔家最后垮就垮在中原大战。储户存的晋钞,战后贬值成废纸。乔家厚道,觉得自己家业大,而储户可能是全部积蓄。最终乔家自掏腰包按法币兑付。山西商人厚道一至于此。

公私合营掏空了家底。

公私合营的故事大家都懂的。和平赎买政策。我爸说我家以前在西安武汉也有小厂子(肯定不大,可能就是小作坊之类)一开始是有分红,后来就不了了之。反正没人敢追着政府问不是?

工业时代的资源诅咒断了重新再来的机会。

山西商人的崛起,靠的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山西地薄人多,养活不了那么多人。老一辈的山西人不逃荒,不抢劫(相比山东,陕北,山西历史上再大荒年也几乎没有大的匪患),而是背起行囊走西口。乔家就是跑到内蒙种地攒下钱慢慢把生意做起来的。古时候交通不便,通信条件也差。男人一出门几年没有音讯,生死未卜。对很多恋人来说,这就是生离死别。很多人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情郎。山西最有名的民歌叫走西口,声声血泪: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的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

紧紧地拉住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虽有千言万语难叫你回头,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因为有那么勤劳勇敢的先民,才创造了晋商几百年的辉煌。

工业时代,石油煤炭就是血液和粮食。山西98%的县地下都有煤矿。山西如果是独立国家,一定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世界500强的企业山西有三家:晋能集团(原煤销集团与晋电合并)、大同煤业、阳泉煤业。山西的百强县有两个孝义和柳林,都是煤矿。国有矿基本给全国人民做贡献,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而工人收入很低。私有矿更是富了极少数人,滋生了大量官商勾结和腐败,无法惠及大众。就像中东国家一样,丰富的资源抑制了其他行业的投资和创新、奋斗的动力。

山西何时能重现往日荣光?我不是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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