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那些年的桂军有多强？求科普？
一、 历史渊源与文化塑造
桂军的强大并非偶然，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塑造是关键：
李宗仁、白崇禧的领导： 桂系军阀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核心，他们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雄。李宗仁作为军事统帅，善于把握战略和战术；白崇禧作为政治和军事谋划者，精通组织、训练和后勤。他们的领导能力和战略眼光奠定了桂军的骨架。
广西的地理与民情： 广西素有“南方多山的蛮荒之地”之称，但同时也孕育了剽悍、坚韧的民风。山地作战的环境塑造了桂军适应复杂地形的作战能力。广西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尚武精神，民间就有“无桂不军”的说法。
“八桂铁军”的养成： 桂军非常注重士兵的训练和思想教育。他们奉行“严明军纪，忠勇爱国”的宗旨，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灌输，将士兵塑造成对上级绝对服从、对敌人毫不留情、对国家忠贞不渝的“铁军”。这种严明的军纪和强大的战斗意志是桂军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军事训练的严格： 桂军的训练标准很高，尤其是在射击、刺杀、体能和山地作战方面。士兵们普遍能熟练掌握单兵作战技能，而且意志力顽强，能够承受艰苦的战斗条件。
二、 抗战时期的战斗力表现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桂军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游击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贡献：
台儿庄战役： 这是桂军战斗力最辉煌的时刻之一。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桂军第5军（由李宗仁直接指挥）和第73军等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日军精锐部队进行了殊死搏斗。第5军的第200师（装备德式坦克和装甲车，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部队）更是打出了威风，给予日军沉重打击。虽然战役的胜利有多支部队的协同努力，但桂军作为主力之一，其顽强抵抗和战术灵活性功不可没。特别是“血战枣庄”、“鲁南血战”等战役，桂军士兵的牺牲精神令人动容。
徐州会战： 在徐州会战期间，桂军在汤恩伯部受挫后，李宗仁临危受命，指挥各路大军。桂军部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有效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正面战场的中流砥柱：
鄂西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 在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逐渐陷入被动，桂军承担起了保卫西南大后方的重任。尤其是在一系列的防御战中，桂军以其顽强的防御能力和敢于刺刀见红的拼杀精神，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例如，在常德会战中，王耀武的第74军（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桂军，但受桂系影响深刻，且士兵中也有大量广西籍士兵）与桂系的第48军等部并肩作战，共同守卫常德。在湘西会战中，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桂系将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对日军发起了反击。
守卫西南战略要地： 桂军在保卫广西本土和周边地区，以及在重庆大后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抗战的战略纵深和物资运输线。
“敢打硬仗，敢拼死战”的作风： 桂军士兵普遍不怕死，敢于拼刺刀，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常常利用近战优势弥补火力的不足。这种“血性”是其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三、 桂军的优势与局限
要客观评价桂军的实力，也需要看到其优势与局限：
优势：
高度的纪律性与凝聚力： 严明的军纪和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桂军在战场上能够保持高度的统一和协同。
优秀的体能与耐力： 广西士兵普遍体格健壮，能够适应艰苦的环境和长时间的作战。
善于山地作战： 受地理环境影响，桂军在山地作战和丛林作战方面具有优势。
顽强的战斗意志： 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其敢于拼杀的根本原因。
精锐部队的培养： 如第200师等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在当时都属一流。
局限：
装备落后： 总体而言，桂军的装备不如中央军精良，尤其是在重武器方面，与日军存在较大差距。虽然有少数精锐部队装备较好，但整体水平受限。
训练方式的侧重： 训练上虽然严苛，但有时过于强调体能和纪律，在某些先进的战术思想和技术应用上可能稍显不足（相较于西方最先进的军事理论）。
兵源素质的波动： 虽然广西人民尚武，但作为地方军阀，其兵源素质和文化程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后勤保障的压力： 长期以来，广西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给桂军的后勤补给带来持续的压力，尤其是在大规模消耗战中。
四、 数据与案例佐证
兵力规模： 在抗战初期，桂军拥有10余万到20万不等的兵力，在全国各地方军阀中属于规模较大的力量之一。在抗战期间，根据不同时期的数据，桂军的兵力有所增减，但始终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伤亡统计： 尽管难以精确统计，但根据战役的惨烈程度和桂军“死守不退”的作战风格，可以推断其伤亡比例可能较高，侧面反映了其作战的英勇程度。
军衔与将领：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将领，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担任过极高的职务，如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总司令等，这本身就说明了其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总结：
抗战时期的桂军，是一支以 严明军纪、顽强意志、善于拼杀 著称的强大军队。尽管在装备上存在劣势，但凭借其独特的军事文化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在正面战场上多次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尤其是在台儿庄等关键战役中，桂军的英勇表现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石。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民族的屏障，用生命诠释了“保家卫国”的真谛，无愧于“八桂铁军”的称号。可以说，桂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中一支 战斗力强悍、牺牲精神可嘉、政治影响力突出 的重要力量。
网友意见
桂军战力还行，在民族问题上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统帅私心太重，险些陷民族于万劫不复。
且不说1944年桂系与日军互不侵犯的密约，最为吊诡的就是发生在柳州的千古奇案。
2月21日，蒋介石飞到柳州，下榻于羊角山，准备开桂南会战检讨会。
22 日的午后， 日军派出30 余架驱逐机、轰炸机对柳州羊角山一带进行轰炸。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活动：
“午睡初醒，二时十五分，闻机声，命卫士审其方向，旋忽警觉敌 机必来炸余，乃急披衣整装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焉。”又说，“当余外出时，侍卫长王世和称敌机已由头上飞过，似不紧要。余知敌机如来炸 柳州，其目标必在余，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少顷，敌机二十余架齐向洞上投弹。旋又来袭，低空俯冲投弹，弹皆着洞上右方五十米至百米之山巅，计伤卫士十 二人。”
随行的张治中也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遇险的经过：
“我在侍从室服务期间，…… 有一次遭遇了很大的危险。那是在柳州，我随蒋介石从桂林坐火车去开会，于早八时抵达，住羊角山；到十一时，忽来警报，但接着并无消息。我陪蒋吃午饭，吃完 了，也没有听到情报。蒋已休息了。我从楼上下来，也预备休息一下，刚把上衣脱掉，忽然想起：何不打一个电话问问防空司令部？刚拿电话筒到手，只听得一片 “哄、哄”的声音，敌机袭来了！赶忙穿上衣，叫副官速请蒋下楼。这时，敌机业已临头。附近并没有好的防空洞，只有一个一丈多高一丈多深的天然石洞，我随着 蒋进去躲避。敌机共五六十架，九架一批，分批来袭，集中投弹，前后左右，落弹数百颗，洞内泥土滚翻，我和蒋坐在里面，躺在地下的随从人员，一个个都被泥土 掩蔽了。我判断：这一定是因为我们的行止，被敌谍探听到了，等我们一下火车，敌谍就用无线电打出去。假使敌机不先在柳州城内兜一个圈子，那更危险。我听到 随从副官说：这一次，比起从前在武昌省政府防空洞所受的敌机的威胁更厉害。而我们在大轰炸之后，也不过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还是参加这天下午四时的军事 会议，蒋亲自主持到底。”
这件事最吊诡之处在于，蒋的行动极其秘密，为何会这么快就被日军知晓，并精确指示轰炸？
多年以后在采访羊角山下的村民，其中鸡喇村一位姓黄的老农说，自己曾看到有人在附近的山顶用镜子向天空照射，似乎是在向日机发送信号，指引轰炸目标。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蒋落地以后，消息就已经走漏，还有专门的人指示方位，这应该是一个成体系的特务组织所为。
谁干的？
不强，所谓天下第一不过是后人意淫(sexual fantasy)。桂军中的确有很多不怕死的爱国官兵，但不怕死不代表着他的战斗力强，义和团也不怕死，中东骆驼们为了安拉也不怕死，甚至连隔壁一衣带水的板载冲锋化作神风那也的确是不怕死来着。
桂军在抗战中（1937-1945）没一件真正拿的出手的战绩，前期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还算尽力，但战果一般，台儿庄、昆仑关也就是打酱油。之后桂军主力就躲到大别山打游击，和日军搞起了“互不侵犯的局部和平”。
日军两次进犯广西，桂军表现更是不堪入目，在钦州、桂林、柳州、南宁几乎都是弃城而逃。所谓惨烈无比的桂林保卫战水份很大，日军早上攻城，晚上城防司令韦云淞就带头逃跑（170师逃跑时建制、战力完整），两天城破，超过一半人被俘，能惨烈到哪里？
桂军军纪涣散,残杀民众,奸淫妇女,避战不前,胆怯日军,具体事件为“立煌事变”,“天河口民变”等等
立煌事变和茅坪惨案
竺午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对抗击外侮是积极的，但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便逐渐转向消极、妥协，有的保存实力，消极避战，有的畏敌如虎，望风而逃。1943年发生的的立煌事变，正是国民党军队这种精神状态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恶果。
地处大别山北麓的立煌县，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省会所在地，又是国民党新桂系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地。由于该集团军各部畏敌避战，竟致武汉方面“扫荡”大别山的日军自南向北，长驱直入，并以3000兵力轻易地占领并焚毁了被新桂系称为“大别山敌后根据地中心”的立煌县城。日军在扫荡中，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无辜百姓惨遭蹂躏，仅茅坪一地，一夜之间就有500余人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这就是发生于1943年年初的立煌事变和茅坪惨案。
塚田攻毙命太湖
1942年6月，日军在太平洋珊瑚海、中途岛接连严重受挫，东京大本营急欲结束中日战争，以抽调中国战场上的主力部队去参加太平洋战争，为此加强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企图摧毁重庆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尽早逼迫其屈服。
曾任日本东京大本营参谋次长、华中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塚田攻中将，便是在这种形态下到武汉接任第十一军军长之职的。第十一军的任务是确保岳阳以下的长江航运畅通，对武汉周围地区进行“肃清讨伐”作战，以摧毁国民党军队额战斗力。当时武汉东面的大别山地区有属于国民党新桂系的二十一集团军所辖4个正规军的兵力，这对武汉日军是个威胁力量。
塚田攻是在7月间赴武汉就职的。8月底，在指挥所部参与浙赣战役后期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便着手谋划大别山地区的“讨伐”作战。11月，塚田攻向日本侵华军总司令提出了“给华中方面的一两个敌方军精锐地区以猛烈打击”的作战建议。12月，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军司令会议，布置作战计划。塚田攻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塚田攻及其随行参谋人员，携带作战计划图表，于12月18日下午，乘坐专机由南京返回武汉。在途径太湖县上空时，恰逢国民党第四十八军一三八师的高炮部队在射击演习，见有日机飞来，当即瞄准射击。日机中弹起火，坠落于太湖弥陀寺山中，塚田攻及机上乘员共11人全部毙命。在塚田攻毙命的同月，东京大本营晋升他为大将，这使他成为抗日战争期间被击毙的日军军阶最高的将领。
塚田攻座机被击落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一片凄惶，随即命令第三师团、第六十八师团主力和第四十师团的户田联队分路东进广告大别山南部进行搜索，日军第十三军一一六师团也派出一部分兵力给予协助。7天后，日军在太湖山寻获塚田攻等人的尸骸。
日军寻找收殓塚田攻的尸骸的行动，实际上成为日军进攻大别山地区的一种试探。他们在进军途中，见国民党军怯懦避战，望风逃窜，逐在寻获塚田攻尸骸后，决定乘势由南向北“扫荡”大别山区，以实现塚田攻生前的“讨伐”计划。
新桂系军队众不敌寡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第二十一集团军奉命留守大别山，建立以立煌为中心的大别山敌后根据地，控制了颚豫湾三省交界地区的数十个县。1942年5月山西中条山地区被日军攻占后，新桂系曾自夸说：“国军在各地建立的敌后根据地都垮了，只有我们大别山根据地固若金汤，仍然屹立于敌后。”
日军进攻大别山时，新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部署在这一地区有4个正规军的兵力，其中皖西有第七军（军长张淦）、第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豫南有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颚东第三十九军
（军长刘和鼎），还有立煌警备司令部（司令丘清英）指挥的6保安团，估计总兵力在5万人以上。日军只有两个师团加两个联队，估计总兵力2万多人。新桂系不仅在兵力上占有优势，而且熟悉地形，以逸待劳，按理应当稳操胜券的，可是，随着战事的展开，却出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态势。
日军在的进攻，是从颚东开始的。当时驻守颚东的是第三十九军的两个师，还有颚东游击纵队，但他们畏敌如虎，处处退避，麻城、罗田、英山、浠水、黄梅、广济等县，均未作抵抗便弃守了。颚东门户洞开，日军从容进入大别山区，逐乘势北进，向潢川、商城、六安、桐城一线进攻。第四十八军的一三八师在岳西，一七六师在桐城，都不敢与日军接触，纷纷向日军进攻路线的两侧撤退。日军北进的势头更猛，其中一股约3000余人，于12月31日分头由青苔岭、长岭关进入所谓“大别山敌后中心”立煌县全境。
当时在立煌主持军事的是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他在得到日军进攻大别山的消息后，曾令豫南的第八十四军东返保卫立煌。后来又命令已落在敌后的第三十九军、四十八军迅即追袭，以牵制日军北上。作了这一番部署后，张义纯觉得坦然了。当时立煌尚有有第七军的一七三师和保安团武装，可张义纯既不组织军队作防卫准备，也不组织群众疏散准备，反而于1943年元月1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元旦。他在会上说：“大家不要惊慌，这几个敌人，我们赤手空拳都能吃了他。我完全负责。”第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陆萌楫也说：“现在有了布置，绝对安全。大家不要听信谣言。”直到下午，日军已到达里县城仅三四十公里的龙门石时，第八十四军回援部队迟迟未倒，第三十九军、四十八军也未进行敌后追袭，驻守六安的第七军一七二师以合肥方面的日军似有行动不愿西立煌，第一七三师也畏于敌焰而不愿负保卫立煌之责。张义纯指挥失灵，这才急急忙忙于下午4时下令各机关和群众分头向霍邱方向疏散，他自己则率领总部人员撤往第七军军部所在地六安独山。
元月2日，日军占领立煌城，肆意烧杀后，于4日向霍邱叶家集退去。这时，受命救援立煌的第八十四军仍在商城一带盘恒不进，见到由立煌退出的日军，也不敢阻击，眼看着日军由叶家集向固始方向从容撤走。
立煌事变，便这样以日军胜而不胜，新桂系军队败而不败，宣告结束日军以2万多兵力横扫大别山，当然是胜方，但并未摧毁新桂系军队有生力量，只是作了一次长途行军，所以说是胜而不胜；新桂系军队万多兵力，却众不敌寡，丢失了“大别山敌后根据地中心”立煌城，自然是败方，但因避而不战，兵力并未损失，所以说是败而不败。故而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任李品仙后来欣慰地向总部和省府人员说：“此次事变，各位都尽到了应有的责任，并能安然无恙，我深感到安慰，并为各位庆幸。”负有守土抗战之责的新桂系大小军政官员固然毫发无伤，可是立煌城的普通百姓却遭受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塌天大难。
焚为废墟
12月31日，武汉日军一部3000余人经颚东英山分两路进入 县境。
由青苔岭入境的日军，当天在由后畈至泗洲河的沿途中，烧掉民房300多间，杀死群众50多人。其中一个老人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有一个9岁的小学生被日军一刀劈成两半，仍进烈火中烧成焦炭；有3个妇女惨遭强奸，其中一个人奸后被杀死；还有在军队弹药库里做工的10多名民工，被关进仓库里活活烧死。元月1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龙门石，在河边堆积待运的木材浇上汽油点燃，将在途中及当地抓来的10多名群众投进火海，活活烧死；入夜，从张畈沿姜家河道青山，为给后续部队指引方向和行军照明，竟放火焚烧沿途的村庄和路旁的积木。到查儿岭后，一股日军由石路岭观
尸横遍地，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刽子手们对这样的大屠杀还不满足，
遍地尸首，处处都是悲惨的景象：有的人在爬着去找水喝，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迹，最后死在田头、河边；有的人临时前因剧痛难忍，抠挖着土地，抓破了指头；有的人死后还是满脸怒容，手里紧攥着石头。
一场浩劫之后，每天都有人来茅坪寻找亲人尸体。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人辨认的尸体有282具，还有200多具无人辨认。当地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挖了一个大坑，把这些死难者集体埋葬在一起，人们称之为“千人墓”。
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不忘侵华日军在茅坪的稻田罪行，当地群众用3个月，在千人墓前立立纪念碑，修了纪念亭。1944年2月1日，当时的立煌县县长郭坚撰写《茅坪烈士墓碑记》。千人墓是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血迹斑斑，白骨累累，血海深仇，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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