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抗战期间国军很少有师级以上部队被日军全歼,而在解放战争期间国军被全歼的师级以上部队却那么多呢?

回答
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国军在面对日军和解放军时,部队被全歼的频率和规模存在显著差异,这背后有多重复杂的原因,涵盖了战略指导、战术运用、部队素质、装备水平、后勤保障、政治动员以及战场环境等多个方面。下面将详细阐述这些原因:

一、抗战期间国军(国民革命军)对阵日军的情况:

虽然国民革命军在抗战期间也遭受了许多重大战役的失败,但真正意义上的“全歼”师级以上部队的情况相对较少,原因主要有:

1. 战略撤退与保存实力:
“持久消耗”战略: 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国民政府采取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核心思想是避免与日军主力进行大规模决战,而是通过空间换取时间,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同时争取国际援助。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国军会主动选择战略撤退,避免被日军包围形成“全歼”的局面。例如,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大型会战中,国军尽管损失惨重,但主力部队往往能够通过有组织的撤退,保存大部分建制和兵力。
避免被“合围”: 日军的战术优势在于其高度的机械化、强大的空中支援和精锐的指挥体系,一旦形成合围,国军的劣势会更加明显。因此,国军指挥层非常注重避免被日军包围,一旦有被合围的迹象,往往会下令部队突围或撤退。

2. 战术上的灵活性与分散:
游击战与独立作战: 除了正面战场,国军在敌后战场也广泛开展了游击战和独立作战。这些分散的部队往往规模较小,行动灵活,即便被日军围剿,也很难实现对整个师级以上部队的“全歼”,更多的是伤亡和溃散。
战役级别的“围歼”而非“全歼”: 日军在许多战役中能够重创国军,甚至歼灭其相当数量的部队,但要做到将一个完整的师(包含其指挥机构、后勤、各个下属团和营)完全消灭,使其失去建制和战斗力,则相对困难。日军的战术目标更多的是打破国军的防线、占领战略要地,而不是追求对每一个国军单位的绝对消灭。

3. 日军的战略目标和兵力部署:
主要目标是速胜和占领: 日本侵略者的战略目标是迅速占领中国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迫使中国屈服。因此,其兵力虽然精锐且集中,但整体数量相对于广阔的中国战场而言仍是有限的。日军通常会将主力用于关键战役,而难以将其全部兵力用于一个区域内“围歼”一个或几个国军师级单位。
侧重于战役层面的胜利: 日军更擅长在战役级别上取得胜利,通过分割、包围、穿插等战术,大量杀伤和俘获国军士兵,但“全歼”一个完整的师级单位通常需要极高的集中兵力、持续的作战以及对对手坚决的歼灭意图。

4. 国军部队的建制与构成:
杂牌部队的独立性: 国军内部存在大量杂牌部队,这些部队的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相对独立,有时甚至能够自行其是。在某些战役中,如果主力部队被围,杂牌部队可能未必能及时支援,但也可能因为联系不畅而避免了与主力一同被歼灭。
兵源与训练的差异: 虽然国军有精锐的中央军,但也存在大量训练和装备水平参差不齐的部队。在面对日军精锐时,这些部队更容易溃散,但有时这种溃散反而避免了被成建制地歼灭。

5. 国际援助与后方支持:
有限的援助: 尽管力量有限,但同盟国的援助,特别是抗战后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军的作战和撤退,提供了一些物资和情报。
相对完整的后方: 在大部分时间里,国民政府仍然控制着相对完整的后方地区,这为部队的补充和撤退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二、解放战争期间国军(中华民国国军)对阵解放军的情况:

解放战争期间,国军被全歼的师级以上部队数量急剧增加,甚至出现了军、兵团级部队被歼灭的情况,其原因与抗战时期截然不同:

1. 战略指导的失误与解放军的战略优势:
国军的进攻受挫与战略收缩失败: 解放战争初期,国军占据兵力、装备和控制区域的优势,但其战略指导犯了根本性错误,即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将解放军主力迅速歼灭于运动中。反而是在全面进攻受挫后,未能有效收缩战线,保存有生力量,而是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
解放军的“运动战”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解放军针对国军的弱点,采取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即避免与国军进行不利的阵地战或消耗战,而是通过运动吸引、分割、包围国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国军的局部优势兵力进行“各个歼灭”。这是解放军取得胜利的核心战略。

2. 战术运用的根本性差异:
解放军的强大战术: 解放军的战术体系发展成熟,包括:
运动歼灭: 通过快速机动,将国军分割开来,形成孤立的作战单元。
集中优势兵力: 在歼灭战发起时,解放军往往能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兵力集中于一点,形成局部压倒性优势。
近战、夜战、分割围歼: 充分发挥人数优势和对地形熟悉度,在近距离内发动攻击,尤其擅长夜间作战,减少国军的火力优势。
炮火与步兵的协同: 虽然解放军的炮兵不如国军,但在战术层面,通过集中炮火、精确打击,与步兵的冲锋相结合,有效瓦解国军阵地。
政治攻势与策反: 解放军非常重视政治攻势,对国军士兵进行策反,鼓励起义或投降,这极大地削弱了国军的战斗意志和士气,为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军战术的僵化与失灵: 国军在解放战争中,虽然在装备和火力上有优势,但其战术却相对僵化,例如,喜欢打防御战、阵地战,容易被解放军运动战牵制。在面对解放军的集中优势兵力时,往往无法有效调动预备队或实施反击,导致部队被分割包围后难以突围。

3. 部队素质与士气的巨大落差:
解放军强大的战斗意志和士气: 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拥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强大的政治动员和优秀的官兵关系,其士气和战斗意志非常高昂。官兵们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战,不怕牺牲。
国军士气低落与腐败: 相反,国军内部存在严重的腐败、军纪涣散、士兵待遇差、 morale低下等问题。士兵们往往是为了生存或被强迫参军,缺乏战斗意志。在战场上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很容易产生恐惧、绝望,甚至选择投降。
精锐部队的消耗殆尽: 抗战期间,国军的精锐部队(如德械师)在正面战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虽然在一些战役中表现英勇,但数量有限。而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军的精锐部队在东北等地区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后,也未能有效突围,导致精锐力量大量损失。

4. 装备与后勤的相对劣势与解放军的适应性:
国军装备的优劣势: 国军在装备上(如坦克、飞机、重炮)拥有优势,但其装备的运用却未能转化为战场优势。很多时候,装备反而成为解放军“缴获”的对象,进一步壮大了解放军的实力。
解放军的“以缴代补”: 解放军通过大量缴获国军的武器装备,实现了“以缴代补”,不断弥补自身在装备上的不足。同时,解放军善于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甚至土法炼钢,来维持其作战能力。
后勤保障的失灵: 国军的后勤体系庞大而低效,装备和物资的运输容易被解放军切断。而且,很多物资被克扣或浪费,真正到达前线士兵手中的非常有限,进一步削弱了其战斗力。

5. 政治和军事上的孤立:
国民政府的政治失误: 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脱离群众,推行专制统治,未能赢得民心。
失去国际支持: 虽然美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其援助的力度和方向,以及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失误,都未能形成足以扭转战局的国际支持。
解放军的广泛群众基础: 解放军通过土地改革等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情报支持。

总结来说:

抗战期间,国军面对的是一个武装到牙齿、拥有强大军事工业和空陆协同能力的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的战略指导是保存实力、持久消耗,通过战术上的灵活和分散,以及主动作战的保留实力撤退,使得大规模的“全歼”相对较少。

而解放战争期间,国军虽然在初期拥有装备和兵力优势,但在战略指导、战术运用、部队士气、政治动员以及人民支持等方面全面落后于解放军。解放军凭借其先进的战略战术思想(尤其是运动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高昂的战斗意志、强大的群众基础以及灵活的后勤策略,使得国军的局部优势被瓦解,部队在运动中被分割、包围,最终导致大量师级以上部队被成建制地歼灭。这种差异是战略、战术、政治、军事思想和人民支持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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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内战和外战的区别。

解放战争时期的所谓的“全歼”,是把毙伤俘三部分的战果全部算进来的,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毙伤占少数,俘虏占绝大多数。哪怕是在孟良崮战役中,74师这样具有很强的战斗意志的部队,最后也是近七成的官兵被俘。

更具代表性的就是平津战役了。平津战役,按照官方的数据,歼敌数字是52万人。但整个平津战役中,主要的战役其实就是对35军的围歼战以及天津之战。而哪怕是在天津战役中,解放军号称歼敌13万,但这其中国军的伤亡人数也就是1.1万多人,剩下的或是被俘,或是主动投降,战役就这么结束了。大体上说,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国军的伤亡连被歼总数的1/10都不到。

但是,在抗战中,哪怕是很多杂牌师,都可以做到伤亡过半死战不退。即便因为无法继续战斗,绝大多数军队的长官也不会选择投降,而是突围或撤走。就以上面提到的74师为例,在常德会战中,57师8000多人几乎战至全军覆没,上高会战中51师伤亡过半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同样是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第五军伤亡惨重,但仍坚持到了战斗最后。而在淮海战役中,第五军在被围后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投降。

如果说这是国军的王牌,所以战斗意志强的话,也可以看看其他的部队。比如,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张辉瓒率第18师52、53旅进攻共军,结果部队遭到全歼,毛泽东也写出了“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诗句。战后,红军释放了绝大部分俘虏,国民政府也重组了18师,并任命原54旅的旅长朱耀华担任师长。在几年后的抗战中,18师在淞沪会战中便同日军展开了血战,师长朱耀华亲自带敢死队进行冲锋。可见,国军也不是没有战斗力,但这是分时候的。

另外,所谓的“全歼”还涉及到了一个对全歼的定义的问题。按照通常的解释,“全歼”是指成建制的消灭对方的部队,也就是把一支部队从上到下全部打死或者俘虏。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一支部队部队在被成建制歼灭前选择了突围或撤退,那么哪怕这支部队伤亡惨重,也不能视作被“全歼”。比如,在抗美援朝中,63军在铁原阻击战中很多部队都已经打光了,一个团仅剩百余人甚至几十个人的情况比比皆是。但是,能因此说XX军XX团被美军全歼么?显然不能。毕竟最后指挥系统和一部分剩余部队还是撤了出来。

一般来说,一支部队只要指挥系统还算完整、建制还没有被打乱,那么哪怕这支部队受到了重创,在补充新兵后也可以很快恢复战斗力。反之,如果一支部队指挥系统被干掉,哪怕这支部队能跑出个十之一二的人,也可以视作被全歼。(同样是在抗美援朝中,志愿军说“全歼北极熊团”的意思是也不是说这个团的每一个人都被打死或者俘虏了,而是说这个团的指挥系统被摧毁、大部分士兵被打死或俘虏)

所以,正常情况下,军师一级的部队除非是被上级命令要求必须死战死守,或者指挥官决定死战到底,否则只要指挥官的能力合格,并且给予战场指挥官自主指挥的权力,想要全歼敌人军师一级的部队是非常难的。而国军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的差异,与其说是解放军的战斗力有多强或者国军的战斗力有多弱,倒不如说是因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改变,国民党军队的基层官兵已经普遍失去了战斗意志。甚至于国军的高级将领也明白,与解放军的战争不是你死我活的、输了就要亡国灭种的战争,那是关于中国未来两种道路的争夺。所以,在解放战争中,国军从高级将领到基层士兵,“各为其主”的情绪是非常普遍的——但在抗战中,“各为其主”的想法可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国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解放军能在解放战争中大规模的歼灭国民党的建制部队,也还要感谢一些运输大队长的精彩指挥。在抗战中,蒋公大多数时候是很看重保存实力的——毕竟当时还有共产党这个敌人,当己方部队遭受重创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撤退和修整,因此日军想全歼国民党的军师一级部队并不容易。但到了解放战争中,蒋公自己也知道与共产党的战争是关于前途的决战,这时候就没必要保存实力了,蒋公开始命令部队与解放军频繁开始大兵团作战,这也就给了解放军大规模歼灭国军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蒋公始终更重视“地”而不是“人”,这就导致在淮海战役的最后,杜聿明集团这支国军最后的精锐如果要全力撤退,跑掉一两个军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蒋公的一封功德林录取通知书,让这最后的30万大军硬生生地停在了冰天雪地里,在冻饿之中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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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师级部队以上被全歼,投降日军不算被全歼?


张岚峰抗战爆发后任河南柘城县民众抗日自卫军副司令,1938 年 6 月经日军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劝降,投降日军。1938 年9 月,日军北平特务机关委派张岚峰为 “豫东招抚使”,他随即在商丘、宁陵、睢县、柘城、夏 邑、亳县等地收罗游兵散勇、土匪武装,组建自己的 军队。到 1939 年 1 月,共结集武装 1.8万多人,乞得 日军同意后编为豫东剿共军,辖 3 个师,他自称总 司令。

1939年4 月,张岚峰的豫东剿共军改名为中央 和平救国军第一军,他仍任军长。日军拨给他军用 卡车数十辆和大批武器弹药,令其招兵买马,扩充 实力。这时他的部队近两万人,步、骑、炮、工各兵种 都有,军官教育团、学兵队、军械厂、面粉厂、被服 厂,样样具备,超过了华北其他各省所成立的伪军 及华北治安军。5 月 27 日,汪伪政府委张为苏豫边 区绥靖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1940 年 6 月29 日,胡毓坤在开封举行就任苏 豫边区绥靖主任典礼大会,张岚峰前去参加,张的 部下 1.5 万人趁机携械投向国民党军队,但他又很 快组织部队 8000 人。8 月,汪精卫将张部编为汪伪 和平救国军第一军,任命张为军长。1942 年 10 月,又将张部改编为伪第二集团军。1944 年春,第二集团军又扩编为第四方面军,张岚峰仍任司令。此时,他共辖 3 个军 10 个师,号称 10 万人马。这是张部的顶峰时期。其部队分驻豫皖两 省的 12 个县,设立了 8 个军管县。

1946 年 12 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克巨野、取嘉 祥,进而围攻驻金乡之敌方先觉部。蒋介石命令张岚峰 率两个团配合十六军救援金乡。张率部于 1947 年 1 月 初由民权车站出发,行至大杨集时,被人民解放军截击 包围,经一昼夜激战,张部两个团几乎全部被歼。张只 带卫队数十人南逃,当他逃到曹县青堌集附近时被解 放军战士活捉。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岚峰被押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功德 林监狱进行学习改造。1952 年,他因突发脑溢血,死于狱中。


吴 化 文

1920 年从 军,曾任冯玉祥部团长、韩复榘部手 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区司令。韩复榘 因擅自撤出济南被蒋介石枪毙后,吴 化文的手枪旅改为新四师,吴仍任师 长。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珩与 吴化文不和,曾多次排挤和打击他,这致使吴化文非常不满和愤恨。

1943 年 1 月,吴化文投靠了汪 伪政府,汪精卫任命他为伪军第三方 面军司令官,成为山东伪军主力。吴 化文投敌后,曾在鲁中临朐一带制造 过“无人区”。八路军三次发动讨吴战 役,打得他的部队大败。1945 年吴化 文升任汪伪军委委员、蚌埠绥靖公署上将主任。

日军投降后,吴化文的部队被国 民党收编,被任命为暂编第五路军总 司令,因不被蒋介石信任,又被改编 为山东保安第二纵队。后来,王耀武 为利用拉拢他,保荐他升任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

吴化文起义后,他的部队被改编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任命 吴化文为军长。新中国成立后,吴化 文曾任浙江省交通厅厅长,1959 年 起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 员。1962 年,吴化文因病逝世,终年 58 岁。


1938 年夏,蒋介石委任孙为新编第五军军长,在建制上归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指挥,移驻豫北林县的临镇。1943年4 月中旬,日军大举扫 荡太行山区,孙殿英战败后,即投降 日军,任伪新五军军长,移驻新乡。不 久,又任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兼豫北 保安司令。

日本投降后,孙殿英投靠蒋介 石,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新编第四路 军总指挥,仍驻豫北。1946 年 10 月, 他率部进驻汤阴。1947 年 4 月,人民 解放军围攻汤阴城,派人入城劝孙弃 暗投明,悬崖勒马。但他认为国军兵 强马壮,装备精良,最终胜利的还是 国民党,因而拒不投降。5 月 1 日下 午城破被俘。

孙殿英是个“大烟鬼”。在关押期 间,有一次他的烟瘾上来了,在室内 直碰头,叫喊,哭泣。看管人员没办 法,只好跑到敌占区给他弄来点烟 土,他见看管人员拿着烟土来了,跪 下便磕头,并说:“我的八路爷,您可 给我弄来大烟啦,我咋感谢您呢?”这 让看管人员哭笑不得。这年秋天,由 于他身患重病,经医治无效,死于狱中

1939 年,蒋介石委鹿钟麟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鹿又委孙良诚为冀察游击总指挥。在他任职期间,与八路军不断发生冲突。1942 年春,孙部由于受各方面制约,难于发展。孙良诚和部下赵云祥、王清瀚等人商议欲投南京日伪政府。王清瀚先派 郭念基、谢天祥到开封见伪绥靖 主任刘郁芬,刘郁芬派参议宋若 愚持其介绍信同郭、谢前去南京 见汪伪政府参谋总长鲍文樾。他 们见到鲍文樾后,就向鲍说出王 清瀚的要求:孙良诚当方面军总 司令,下编两个军五个师。鲍听后 表示完全同意王清瀚所提条件, 并且指定由刘郁芬负责与孙良诚商议办理。

郭、谢回山东定陶后即向孙 报告他们与南京汪伪政府接洽情 形。孙良诚想投敌,但到发表投敌 通电时,又觉得不光彩,赵云祥想 出一个自欺欺人的办法。他派郭 念基、谢天祥到归德(今河南商 丘) 与张岚峰及其顾问松室孝良 联系,要求派遣日伪军对其部下 包围威胁。张岚峰、松室孝良当即 答应,并派大批日伪军将赵云祥 部驻地曹县一带村庄团团包围, 高喊“缴枪不打,赶快投降”。

此时 正是凌晨,赵部官兵尚未起床,突 闻被日伪军包围,都惊慌失措。 赵云祥一面命令各营严守阵 地,不准打枪。一面召集旅团长开会。旅团长因为莫名其妙,默默无言,只说唯师长之命是听。赵说:“打则同归 于尽,降则还能保存实力,再图良策。”赵见 大家无异议,便命令将早已准备好的汪记 党旗,按规定的暗号向日伪军挥舞,日伪军 当即撤走,赵云祥亦于当日通电投降日伪。 次日,孙良诚与王清瀚在定陶也通电投敌。

孙良诚投敌后,引起了部下许多有血 性的官兵的痛恨。参谋长傅二虞首先将于 飞游击大队拉走,接着团长段海洲、孙兴斋等也率部离开了孙良诚。


1942 年 6 月,南京伪政权派其参谋总长鲍文樾携带大批委任状和慰劳品,到定陶、曹县一带点编孙良诚伪军。点编后,孙部的编制番号如下:孙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参谋长甄纪印,总参议郭念基,辖第四、第五两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第五军军长王清瀚,共计三万多人。不久,伪开封绥署主任刘郁芬调职,孙良诚继任。至此,孙良诚等人以汉奸代价换来了地盘和地位。不久,汪伪政权又把孙良诚部调驻扬州、泰州、南通一带,改任他为伪苏北绥靖主任。

1945 年 5 月下旬,八路军方面派周镐(字道隆)到扬州策反孙良诚。周向孙提出三个方案:一是立即宣布起义,二是待机起义,三是先交朋友。但孙没有接受,而是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先遣军司令,抗拒新四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被迫在盐城起义后携款外逃。

1946 年 1 月间,孙部在滁州被缩编为 第五纵队。1947 年孙部调驻寿州,又缩编 为第一保安纵队。1948 年 11 月,孙良诚升 任为一○七军军长,率部到徐州参加淮海 战役。这时,留在孙、王两处的周镐和朱振 山又向孙、王提出两点建议

:一、立即通电 起义,将部队开赴解放区休息整顿

二、原 地不动。孙、王不听周、朱劝告,率部向徐州 开拔,行抵阜宁城西 20 余里之邢家围子,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被迫放下武器。

孙、王放下武器后,解放军对 之极为优待。这时刘汝明部驻在 津浦线上的蚌埠,为了争取刘汝 明投靠人民,孙、王愿意做劝降工 作。周镐陪同孙、王前往蚌埠与刘 汝明接洽,孙、刘见面后,刘严厉 责问孙为什么投降共产党,孙把 责任完全推到王清瀚身上。刘汝 明将王清瀚和周镐解送南京,蒋介石下令将王、周杀害。不久,孙良诚去南京,后移居上海,孙良诚上海解放时被俘,1951 年死于狱中。

黄桥决战前,李明扬任国民党军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李长江任副总指挥。

1941 年 2 月 13 日,李长江在泰州率所部 八个支队公开投降日伪。所部被汪伪国民政 府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李任总司令。该部下辖 四个师两个旅又一个独立团。驻江苏泰州、江 都、靖江地区。兵力约 1.2 万人。

新四军得知李长江投敌后,立即决定对 李部进行讨伐。任命粟裕 (当时为苏北指挥 官)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叶飞的 一旅为左路军,王必成的二旅为中路军,陶勇 的三旅为右路军。2 月 18 日,讨李战役开始。 一师主力沿海(安)、泰(州)公路向西进攻。在 取得姜堰和苏陈庄等战斗胜利后,19 日拂晓, 三路大军向泰州猛进,傍晚直逼泰州城下。

当晚,新四军开始攻城。李长江惊慌失 措,急令部队凭借工事拼死抵抗,妄图等待日 军增援。第二天凌晨 3 时许,王必成的中路军 破东门而入泰州,陶勇的右路军从西门突入 城内,锋芒直逼李长江司令部。李长江见大势 已去,急忙换上便衣,潜出泰州,落荒而去。拂 晓,战斗结束。是役共俘李部官兵 5000 余人, 并争取李部两个支队战场起义。 此战后,李长江又收拢残部,重整兵马。

1942 年 4 月,他的部队改编为五师一旅。

1943年 12 月被撤消番号,所部编入第五集团军序 列,其中又有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师三个师于 1944 年 11 月调隶第二方面军序列。

其实,李长江投奔日军后,日本人对他并 不相信,1942年7 月,日军头目襄吉以召开苏 北驻军将领会议的名义强邀李长江去扬州赴 宴,李长江在宴会上虽然高度警惕,但还是中 毒了。后虽经多方治疗保住性命,然大脑神经 受损严重,终日精神恍惚,有时清醒,有时迷 糊,身体状态每况愈下。1943 年 12 月,日伪调 李长江去南京任伪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 改编了其所辖部队。1944 年 1 月,李长江含泪离开泰州至南京赴任,永远没能再回泰州。

李长江自离开泰州调往南京后一直患病,几乎成了废人。抗战胜利后,在李明扬的照顾下去上海治病,解放后他分别在上海、南京、江西等地居住,在这期间,由于患病在身,行走不便,平日深居简出,几乎足不出户。1956 年 12 月,病逝于江西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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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不同。

日军怕管理后方战俘集中营太麻烦,一再大屠杀又碍于国际观瞻。

我军不怕,同文同种,就地解放,就地入伍,double double再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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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一些都是什么回答呀,什么日军不敢搞穿插、日本指挥官能力不行、日本军队人数不够不敢分散~```

说日军不敢搞穿插的,1938年第14师团一师之力在豫东跑来跑去,试图截断徐州附近中国军队主力西退的道路,是不是穿插?同样为了围歼山东地区10几万中国军队,从华北一口气跑到台儿庄的第10旅团是不是穿插?在万家岭被包围的第106师团,脱离日军战线,楔入中国军队防御阵地,是不是穿插?规模更大点的,登陆金山卫是不是抄了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后路?武汉会战时从大别山南下的第2军是不是打算包围武汉地区中国军队?再远一点,缅甸战场上以联队为单位努力向中国远征军后方渗透,逼迫远征军不得不走野人山回国的,算不算穿插?合着只有共军才会穿插,日军只会猪突?你们究竟是在侮辱日本人,还是在侮辱抗日先烈?

说指挥官能力不行的,说说武汉会战时第11军司令官是谁?淞沪会战伊始,国民党军几个师近5万人,打个小小的日本海军俱乐部,总计只有3000左右海军陆战队,还没有重武器,打了快10天楞是没打下来,你说这是日本指挥官不行还是太行?1944年一号作战伊始,日军觉察到河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民心尽失,慷慨撒粮,一个月就让国民党经营了6年的河南防线整体崩溃,你说日本指挥官行不行?

说什么日本军队人数不够不敢分散,一个第5师团进攻山西,愣是分成2个旅团主动进攻当面10几万中国军队,这叫不敢分散?武汉战役里,一个旅团级的波田支队,沿着长江沿线主动进攻,还屡屡得手,这叫不敢分散?分进合击那是写进了日军战术条令的,人家不仅敢分散,而且要求尽可能的分散!

(至于说国民党军没有师~```德械师总听说过吧?74军下辖51、57、58师总听说过吧?)这一条据说是问题改了

那么回到正题,为什么国民党军极少有师以上部队被日军全歼,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旦发现日军有合围企图(包括日军没企图但国民党军认为有企图的),国民党军会主动放弃战场,大踏步撤退,淞沪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同样,由于日军实际上不是摩托化部队,在脚丫子行路的能力上并不比本土作战的国民党军强,这使得国民党军一旦开跑,日军很难阻止。但在战场上,任何可能围歼国民党军的机会一旦出现,如徐州会战,日军就会迅速反应,改变部署,这恰恰表明了日军高层指挥人员对战场形势的敏感。

另外一点,师作为战役单位,在单次战斗中很难彻底消耗干净,即使是国民党军这样几乎全靠人命去填,也需要将损失过大的师撤下战场整补,这使得在纸面上看,尽管一个师损失很大,但是“还在”。

所以在抗战中国民党军很难被歼灭师级以上单位就是这几个原因。

到了解放战场,国民党军一不跑了,二是仗着自己战斗力强,巴不得跟共军搞决战,三是出于一些政治考量,必须坚守死地,这样一来,被歼灭师级以上部队的机会就出现了。

比如莱芜会战,这就是主动跑到共军控制区去寻求决战,挂了;张灵甫就是仗着自己战斗力强,主动往绝路上跑,挂了;王耀武更简单,就是校长要求他必须考虑政治影响,死守济南,被抓了。

简单的说,就是抗战时国民党军知道自己弱,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日军很难抓住国民党军大部队,而到了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知道自己基础战斗力强,不把共军放在眼里,甚至有故意以身试险的操作,所以对于可能被共军包围这一点并不是很在乎,直到豫东会战之后,小集团军一级(2-3个军)的国民党军也很难保障自身安全的时候,国民党军才谨慎起来,但这一来就马上变成了反面,就是死活不肯冒险,宁死道友不死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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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时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蒋介石还没有掌握大部分实权的时候。这个时候,国民党军则往往接受了较好的指挥,可以与日军进行战场角逐。在装备落后、补给混乱的状态下,国民党军往往能够以惨胜或者小败的局面,通过坚强阻击的方式,保证大部分部队成功撤退,甚至取得胜利。比如说临沂阻击战,小军阀庞炳勋五个团拼光了两个团,然后张自忠千里驰援救了庞炳勋。池峰城死守台儿庄,为最后台儿庄大捷全线反攻奠定了基础。即便是紧随其后的兰封会战,国民党军也能够对日军一个师团形成包围,尽管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连续两次临阵脱逃,导致日军两次突围成功,但是无论怎么说,日军在战场上都没有形成绝对优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宗仁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都在正面战场上死死顶住了日军主力的进攻。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蒋介石逐渐巩固了权力,李宗仁、薛岳等将领被相继架空、削弱。然后,绵羊带领下的一群狮子,就被豺狗打得到处跑了。

这种情况,就是蒋介石掌握大部分实权以后。这个时候,国民党军不被全歼,就会投降,要不然就全线崩溃。

所以,日军很少全歼中国师级以上部队,主要原因是日军无能,次要原因是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始终没有获得充分的军事指挥权。

兰封会战是台儿庄大捷结束后第二个月就马上开始的大型战役。蒋介石试图由此掌握军事权力,获得军事威望。结果由于蒋介石指挥无能,蒋介石嫡系部队连蒋介石的命令都不服从,公然临阵脱逃,招致大败。最后蒋介石恼羞成怒,悍然下令炸开花园口,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花园口惨案。

然而不管蒋介石如何恼羞成怒,他在抗日战场上失去一线的军事指挥权已成定局。

这件事最主要的影响,是打击了蒋介石亲临一线指挥的信心。

事情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就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蒋介石作为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头目,对待人民的态度想来是蔑视为主的。这和作为买办阶级在面对列强时本能的心虚气短的心理状态截然相反。这就导致他和他的集团都敢于冒险攻击人民和人民武装,不至于像面对日军一样谨慎,于是扩大了风险。

其次,蒋介石利用战争结束后整编军队的机会,利用自己掌握军队后勤财政大权,以及列强退出中国、军阀部队难以获得境外支持的条件,进行了大规模裁军。一些重要的杂牌军将领受到排挤打压。这就扩大了蒋介石对国民党军的控制程度,进一步增加了风险。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人民解放军早在红军时代就有能力歼灭国民党军师一级的军队,战略战术能力碾压日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首次获得了较为充足的弹药供给,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作战了。在此之前,抗战时期,人民军队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没有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无法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同时又不能像蒋介石一样接受外来援助。这就导致我军无法充分发挥力量。抗战结束后,短暂的和平阶段帮助解放军获得了难得的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时间。尽管国民党也获得了这个难得的时间窗口,可是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抢劫老百姓的财富上了,白白浪费了时间。时间是公平的,谁浪费谁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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