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面抗战期间实力更强的中央军临阵逃跑的概率远超过地方军阀?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组织结构、指挥体系、军官素质、士兵待遇、政治环境以及地方势力的特性等多个层面。笼统地说中央军临阵逃跑的概率远超过地方军阀可能不够准确，但确实在一些关键战役中，中央军表现出了比部分地方军阀部队更严重的溃败现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详细分析其原因：

一、中央军的构成与劣势：

中央军的定义与构成复杂化： 抗战爆发前，“中央军”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单一概念。它主要指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包括黄埔系、教导总队、以及一些直属的精锐部队。然而，随着抗战的深入，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和提高战斗力，国民政府也收编了大量原属地方军阀的部队，并将其纳入“中央军”的番号序列。这些被收编部队的忠诚度和战斗意志参差不齐，直接稀释了“中央军”的整体战斗力。
兵源与训练的差异：
精锐部队的消耗过大： 早期的中央军，尤其是那些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正面战场担任主力、与日军直接对抗的部队，损失极其惨重。经过数年的残酷消耗，许多精锐部队的建制被打散，骨干力量损失殆尽，新兵补充后，其战斗力难以与早期相比。
征兵制度的弊端： 战时国民政府虽然征兵数量庞大，但由于财政和管理能力不足，征兵过程中存在大量腐败和征兵质量不高的问题。很多士兵是被抓壮丁，并非自愿参战，训练不足，装备差，士气低下，一旦遭遇强敌或指挥失误，极易发生溃散。
训练水平参差不齐： 虽然中央军有部分部队经过德国顾问的训练，拥有较好的战术素养和装备，但这种精锐只占中央军的少数。大部分中央军部队的训练水平与日军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尤其是在战术配合、火力运用、心理素质等方面。
装备与后勤的劣势：
装备的代差： 抗战爆发时，中国军队的装备普遍落后于日军，尤其是重武器、炮兵和空军方面。中央军虽然装备相对较好，但也面临着日军现代化战争机器的巨大压力。
后勤保障的困境： 战时经济基础薄弱，国民政府的后勤保障能力受到严重制约，难以支撑前线部队的消耗。中央军虽然名义上统一指挥，但实际上的后勤供给往往是分散的、效率低下的，这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指挥体系的层层渗透与弱化：
派系林立与指挥不灵： 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派系斗争，各派系军队之间常常存在着隔阂和矛盾。即使是中央军内部，不同派系（如中央军嫡系、黄埔系、桂系等）的部队在战时也可能因为指挥协调不畅而影响整体作战效率。
指挥官素质的良莠不齐： 虽然有黄埔系等优秀的军事人才，但国民党军队中也存在着不少靠关系或派系提拔的指挥官，他们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可能不足，甚至存在临阵脱逃、贪生怕死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部队的士气问题。
战略决策的失误： 在一些关键战役中，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可能存在失误，例如过早地将精锐部队投入到无法有效支撑的战场，导致兵力分散，力量削弱。

二、地方军阀的特性与优势（相对而言）：

坚定的地方势力基础： 地方军阀，例如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滇军等，虽然在中央政府的指挥体系下作战，但其部队的忠诚对象往往是本地方的实力派人物，而非完全指向中央政府。这种地方势力基础使得他们在面对侵略时，往往有更强的“保家卫国”的动力，因为他们是直接 defending 自己的家乡。
与日军的接触与了解不同：
某些地方军阀与日军的早期接触更复杂： 一些地方军阀在抗战爆发前，与日本帝国主义有过更为复杂的关系，包括合作、试探甚至默许。这导致他们对日军的实力、战术和意图有更深的了解，也可能有一些“后路”的考量。
部分军阀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 战前地方军阀拥有独立的兵权和财政，虽然接受中央政府的番号，但其忠诚度并非绝对。当中央政府的命令与自身利益冲突时，或者当战局不利时，部分军阀部队可能出现观望、保留实力甚至倒戈的情况。
“保乡卫土”的战斗意志： 许多地方军阀的部队，尤其是那些来自内陆地区，如四川、云南的部队，他们的兵源多为当地农民，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家乡受到日军侵略时，他们往往能够爆发出强大的战斗意志，即使装备落后，也能进行英勇的抵抗。
部分部队的顽强战斗： 许多地方军阀部队在抗战期间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强和牺牲精神。例如川军在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中的英勇表现；西北军在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中的顽强防御，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部队虽然装备落后，但依靠其坚定的战斗意志和对家乡的守护，往往能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
相对较低的“损失成本”： 对于一些地方军阀而言，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部队是“私有财产”，一旦损失惨重，将难以恢复。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选择保留实力，避免与日军进行过于冒险的正面冲突，但这并不等同于“临阵逃跑”。更多的是一种“战略性撤退”或者“保存实力”的考量，这与中央军中因士气崩溃而导致的溃散有所不同。
政治考量与派系斗争： 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地方军阀也并非完全服从中央。他们可能在战争中出于政治考量，选择性地投入兵力，甚至利用战争来争取更大的政治地位或地方自治权。这使得他们对战争的投入程度和战斗意志变得更加复杂，不能简单地用“逃跑”来概括。

三、“临阵逃跑”的定义与误读：

需要强调的是，“临阵逃跑”的定义本身就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

战术撤退与溃败的区别： 有些时候，部队的撤退可能是出于战术需要，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被歼灭。而“临阵逃跑”则更多地指向因士气崩溃、指挥失灵或个人怯懦而导致的混乱撤退。
不同战场和时期的表现差异： 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在不同战役、不同时期的表现都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在早期作战中非常英勇，而一些地方部队在后期也可能出现士气低落的问题。
信息传播的偏差： 在战争年代，信息的传播往往不准确，地方军阀部队的英勇事迹有时会被中央军的指挥失误或溃败掩盖，而一些地方部队的保存实力行为则被放大为“不配合”或“逃跑”。

总结来说，中央军在一些情况下临阵逃跑的概率（或表现为溃败）可能高于部分地方军阀，原因在于：

中央军主力部队经历了更残酷、更长期的消耗，精锐尽失。
兵源质量和训练水平的下降，以及征兵制度的弊端，导致士气不振的士兵比例更高。
装备和后勤的巨大劣势，难以支撑长时间的消耗战。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指挥体系的弱化，影响了整体的作战效能。
地方军阀往往拥有更强的“保乡卫土”的情感驱动，以及更直接的地方势力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撑其部队的战斗意志。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军也有大量英勇作战、不惜牺牲的部队，同样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同时，部分地方军阀也因为政治考量或保全实力而表现出观望甚至不作为的情况。因此，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避免简单化的标签化。

网友意见

滇军号称参加淞沪会战，淞沪会战都打完了，滇军才走到湖南。

动不动就谁谁谁生病了，全军要暂停行军。

而此时，“川军”系杨森的20军都已经在上海与日军血战连场了。

要知道杨森部是从贵州出发的。

有人提到李家钰，李家钰撤退是坐着滑杆走的，遇到小股日军，一个警卫团就溃散了。

为什么说是小股日军？

因为后来重金招募敢死队员，就5个人就夺回了李家钰将军的遗体。

如果5个敢死队员就能在几百日军包围下夺回李家钰的遗体，那么日本人早就被赶出中国了。

你觉得中央军经常逃跑是因为教科书把这些事都写出来了，比如兰封黄杰，桂永清跑路啊，平汉线刘峙跑路啊，豫中蒋鼎文汤恩伯跑路啊，教科书上也讲了滕王铭章的坚守，台儿庄孙连仲的拼命，张自忠枣宜的壮烈。但教科书没有提汤恩伯在南口拼命的时候张家口刘汝明逃跑了；杨森在上海打的很好，可是其他的川军在山西，山东和广德都是一触即溃，当然王铭章师长还是尽了责的；桂军在上海和黄梅广济以后基本是望风而逃，桂南会战第五军和第二军在拼命桂军在打滑头仗，桂柳会战更是在桂平坐视粤军死战袖手旁观；日军打进滇西的时候顶上去的是中央军，龙公子带着滇军跑的比兔子还快。闫老西退到克难坡后直接和日军签和平协议。冈村宁次战后明确说正面战场主力是中央军可不是胡说八道，国军中也就是中央军抵抗意志还算坚决。地方军阀？没投降就是好样的。

这个就是KMT政学系大佬杨永泰(可以看作校长的智囊，凯申的郭嘉)给校长出的主意，见死不救，保存实力。让地方军阀和敌人去作战，打死军阀平内乱，打死敌人平外寇。 这种方法才能够保证在4.12之后，在基层组织溃散的情况下，用传统帝王术帮KMT完成中央集权。

所以蒋军的作战，通常有一定的套路，一线阵地上有杂牌部队顶着前面，一旦开打，蒋军嫡系部队会马上卡住杂牌部队的退路，逼着杂牌回头跟敌人死拼。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坦克，重炮支援一下杂牌。一旦敌军成了强弩之末，嫡系蒋军再趁机出动，收割战果。

看不清这种套路的，就会拼光了老本，然后被取消番号，挂职闲居(贵州军阀王家烈)，张学良后来在西北剿G不成，连失3个精锐师，不仅得不到补充，还被取消番号(校长后来亲自飞到西安督战，逼少帅出阵，少帅也不想当光杆司令，才有西安事变 )。

所以蒋军嫡系屡屡干出坑队友，卖队友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人家本来就是奉旨撤退，奉旨坑人，这才是蒋家的忠臣。 这套方法也成功的让蒋记民国消化了云贵川地区(大后方，本来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川滇黔军阀的地盘，校长的话，在包邮区还能一言九鼎，到了何健的两湖地区就打个对折，到川滇一带，基本上听不听完全看当地军阀心情如何)。

如果是中古社会，杨永泰的建议不失为一条妙计。可惜在组织上遇上降维打击的对手，摸准了这种套路，就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解放上海时，汤恩伯故技重施，PLA先打垮蒋军嫡系，副司令刘昌义为首的杂牌，不仅不支援嫡系，相反还消极避战，蒋军嫡系溃灭，刘昌义拒绝了汤恩伯破坏城市的命令，宣布起义) 。

以滇军、桂军、粤军、晋军和西北军为例，所谓的地方军阀很多原本反而是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中坚力量，而石田介雄的所谓中央军，有相当一部分是北洋军直接拿来用的。

中央军逃跑一个原因往好了说是有被迫害妄想症。日军一针对，就在想是不是“政治攻势”、“专打中央部队”，于是先撤，把友邻坑了还理直气壮。

1944年5月10日，胡宗南日记记载，正兵败如山倒的汤恩伯在电话中对胡说，此次兵败，日军只打中央军，故意不打杂牌是重要原因：

今日局势，一师一军，不能挽回局面。而兄部陆续东调，此取败之道也。职此次最大吃亏为到处固守，兵力分散，因之一临大敌，手中无兵，无以求得辉煌战果。如能以两军守洛阳，其他各点皆不必守，掌握各军，与敌周旋，应战而不决战，则士气必佳，而胜利有望也。……又敌专打中央部队，而不打孙蔚如、李家钰等等，其政治意义可知矣。

然话音刚落，汤副长官所谓“日军不打”的李家钰断后殉国。国府褒扬令指出：

陆军上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器识英毅，优娴韬略，早隶戎行，治军严整，由师旅长洊领军符。绥靖地方，具著勋勚。抗战军兴，奉命出川，转战晋豫，戍守要区。挫敌筹防，忠勤弥励。此次中原会战，督部急赴前锋，喋血兼旬，竟以身殉，为国成仁，深堪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卹，并入祀忠烈祠。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旌壮烈而示来兹。此令。

即有此心态，汤副长官自然转进如风，甚至不止一次不顾　蒋公命令先逃。1944年8月6日，军统张严佛呈《中原战役检讨》指出：

此次豫省作战，因一战区长官部及汤副长官部之指挥不能统一，影响作战甚大。 至许昌失守，敌主力由临汝迂回洛阳，并已迫近龙门。　委员长命汤副长官亲赴登封指挥作战，惟以登封为突出地区，故未见实现。 后转赴嵩县坐镇，十三、八十五、二十九等军抚龙门敌背，会师洛阳，亦未遵行。 最后上峰又饬命十三、八十五、二十九军由嵩县推进伊川、宜阳，与十四军衔接，亦未见开到，致使防线漏一大空隙，被敌得获合围洛阳，并分兵认定长官部所在地，深入追击。 至长官部转进卢氏，命二十九军扼守嵩县至卢氏之通路，但当时因该军溃败不全，军师长对所部失却控制力量，故亦未能实行，给敌人长驱直入之机会。致使蒋长官与汤副长官指挥机构无喘息听取各方情况，做判断指示之时间。乃形成部队各自行动，奔溃不可收拾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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