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修改史书称李建成李元吉与李渊嫔妃有染，这是事实还是污蔑？为何宋代史官拒不采信？
一、 李世民修改史书，指控李建成、李元吉与李渊嫔妃有染的说法是“污蔑”还是“事实”？
目前的主流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李世民在史书中的确存在对李建成、李元吉的负面记载，其中包含他们与李渊嫔妃有染的指控，但这些指控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污蔑”或“政治宣传”，而非确凿的事实。
以下是详细的分析：
史书中的记载来源：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最权威的两部史书。 这两部史书都属于“官修史书”，即由官方组织编撰，而编撰者往往受到当权者的影响甚至直接指令。
在记载玄武门之变以及李世民上位后的政治清洗过程中，《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提到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淫乱”行为，包括与李渊嫔妃的“乱伦”指控。
例如，《旧唐书·太宗本纪》中就有记载，李世民在发动政变时，揭露了建成、元吉“秽乱宫庭，遍于嫔御”的罪名。
“污蔑”的理由和证据：
政治动机：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通过武力夺取皇位的过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击政敌（即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党羽），并为自己的行为争取合法性，李世民及其团队有强烈的动机去妖魔化他的兄弟。将他们描绘成道德败坏、不忠不孝的人，可以有效地削弱他们及其支持者的影响力，并为“天命所归”的李世民上位提供理由。
缺乏独立、可靠的佐证： 除了官方史书的记载，我们很难找到其他独立、可靠的史料来佐证李建成、李元吉与李渊嫔妃有染的确切证据。在古代，尤其是在权力斗争中，口头传闻和政治宣传很容易被写入史书，而缺乏独立的核实机制。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时间线： 有一些学者对这些指控的时间线和具体细节表示怀疑。例如，一些人认为这些指控是在玄武门之变后才被广泛传播和写入史书的，而非在事前就已经成为公开的、严重的罪状。
其他方面“罪状”的夸大： 除了“淫乱”的指控，史书也记载了李建成、李元吉的其他一些“罪状”，如“专权跋扈”、“擅自杀戮”等。这些指控也可能被夸大或歪曲，以服务于政治目的。
史书的编撰者： 《旧唐书》的编撰是由魏徵、房玄龄等李世民的旧部主持。虽然魏徵等人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正直的史官风范，但在涉及李世民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上，他们的立场难免会受到影响。而《新唐书》虽然成书更晚，但其编撰者也继承了《旧唐书》的史观。
“事实”的可能性分析（可能性较低）：
古代后宫的管理松懈： 尽管古代后宫管理森严，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某些时期或特定环境下，皇子与父王的嫔妃之间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可能性。
权力斗争中的揭露：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任何一方都可能搜集和放大对方的“黑料”，哪怕是捕风捉影的传闻，也可能被用作攻击的武器。
总结来说，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李世民指控李建成、李元吉与李渊嫔妃有染是基于政治目的的“污蔑”或政治宣传，旨在为自己的夺位行为制造合法性。
二、 为何宋代史官拒不采信？
宋代史官拒绝采信李世民关于李建成、李元吉与李渊嫔妃有染的指控，主要是因为他们更注重史料的客观性、真实性以及对史官职业道德的坚守，并且对唐初政治的理解也有所深化。
以下是详细的原因分析：
1. 宋代史官的史观转变与史官职业的独立性加强：
“前鉴自照”的观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史官的职业意识和史观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宋代史官更加强调“前鉴自照”，即以历史为镜，批判性地审视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希望自己的史书能够客观公正。
对史料的考辨更加严格： 相较于唐代，宋代史官在史料的取舍和辨别上更加谨慎。他们开始意识到官修史书往往带有统治者的政治色彩，因此会尝试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核实史料的真实性。
对史官独立性的追求： 尽管仍然是官修史书，但宋代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史官的独立性，尤其是在面对皇权时，一些史官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和原则性。
2. 对唐初政治斗争的客观认识：
理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到了宋代，距离唐初的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历史的尘埃落定，宋代史官在评价这段历史时，能够更理性地看待李世民的夺位行为，认识到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博弈，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善恶之分。
对“妖魔化政敌”的警惕： 宋代史官能够识别出在权力斗争中，一方为了打压另一方而进行的政治宣传和污蔑。他们可能认为，李世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夸大或捏造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罪名，以“秽乱宫庭”作为攻击的借口，就是其中之一。
3. 缺乏足够可靠的证据支持：
史料本身的薄弱： 如前所述，关于李建成、李元吉与李渊嫔妃有染的指控，主要来源于唐朝官修史书，而这些史书的编撰者本身就受到李世民的影响。宋代史官在审视这些史料时，会发现其证据链条薄弱，缺乏独立、可信的旁证。
推断的合理性： 宋代史官可能会从逻辑和常理上进行推断。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皇子与父王的嫔妃发生不正当关系，这在政治上、伦理上都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负面影响。如果事情真实存在且证据确凿，很可能会在当时就被广泛揭露并成为攻击李建成、李元吉的重要理由。然而，这种指控在事发后才被重点强调，并以一种“罪状”的形式出现在史书中，本身就带有可疑之处。
4. 宋代修史的严谨性要求：
《资治通鉴》的范例：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宋代史学成就的巅峰之作。司马光在修撰《资治通鉴》时，力求“有史实必求之”，对史料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辨析。他对于缺乏确凿证据的事件，会持审慎态度。
对唐朝史料的批判性吸收：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虽然记述了李世民对李建成、李元吉的指控，但他对这些指控的语气和呈现方式更加客观，并不直接采信为定论，而是将其作为李世民的说法来记录，并可能通过其他旁证或分析来体现其可疑之处。例如，《资治通鉴》在记载玄武门之变时，对李世民一方的辩白和指控，更多是引用其言论，而对这些言论的真实性则留给读者自己判断，或者通过上下文的对比来呈现其可能存在的政治目的。
具体来说，宋代史官（以司马光为代表）之所以拒不采信或审慎对待这些指控，是因为：
证据不足： 这些指控没有得到其他独立史料的佐证，仅仅是唐朝官方史书的说法。
政治动机明显： 他们能看出这些指控是李世民为证明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合法性而进行的政治宣传。
史官的责任感： 他们认为作为史官，不能将缺乏证据的政治宣传当作历史事实来传播，这有违史官的职业道德。
举例说明：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描述玄武门之变前，引用了李世民向唐高祖李渊陈述李建成、李元吉罪状的奏章。但司马光在引述这些奏章时，往往会加上“李世民奏称”、“李世民又言”等字样，表明这是李世民一方的陈述，而非他本人经过考证确认的事实。而对于某些更具争议性的细节，司马光则会通过自己的评论或引述其他历史人物的看法来进一步体现其复杂性或不可靠性。
总而言之，宋代史官拒不采信李世民对李建成、李元吉与李渊嫔妃有染的指控，是因为他们秉持着更严谨、客观的史学态度，能够识别出政治宣传的痕迹，并且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些指控。他们更倾向于将这些指控视为李世民为巩固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操作，而非确凿的历史事实。
网友意见
这种问题啊，格局小，心胸也小。
但是架不住有个人给我乱安粉籍还拉黑了骂人。
也只好捏着鼻子回答一遍了。分割线以下慎入，是我专门给 @二凤别惹我 准备的
先上结论:李建成李元吉有没有淫乱后宫都和改史没有关系。
先上史料:
《旧唐书》:建成、元吉又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
很简单，这件事宋人不取用的主要原因是——无法考证。
是因为“无法考证”！
捉奸讲证据，就是抓小三，没抓到现行都不能乱扣帽子，更何况判断一个前朝的人有没有淫乱后宫。你让宋朝史官给我抓个奸看看。
这事究竟是真是假？我认为不可盖棺定论，看大家怎么理解了。
如果是问他们有没有私交，那答案是绝对的。
从玄武门之前张婕妤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了。
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
一个宫妃能毫无顾忌的去“驰语”。
且《资治通鉴考异》云:乃连结宫闱与建成俱通德妃尹氏【以为内援】旧传又云厚赂中书令封伦以为党助由是髙祖颇疎太宗而加爱元吉。
除非有人说张婕妤告密是假的，不然这段就是真的，结交几个不是结交呢？
两个妃子偷偷背着皇帝结党，夸大说是有那种关系有什么不对吗？
我不论述李建成李元吉是否淫乱后宫，因为我也没法捉奸。
我就单论淫乱后宫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
比如:
协弟晶，字婆罗门，大业中养于宫内，后为千牛左右。炀帝甚亲昵之，每有游宴，必侍从。至于出入卧内，【伺察六宫，往来不限门禁。时人号为宇文三郎。与宫人淫乱】，至于妃嫔公主亦有丑声。萧后言于帝，晶闻，惧不敢见。协因奏晶壮，不可久在宫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杀逆际，为乱兵所害
我不得不提一句，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况和这个人还比较类似。
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并通，更无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相遇则如家人之礼】。
这段可以看出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进出皇宫非常方便。
有人拿“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来说是改史。
这压根就是个计谋，是为了稳住李渊而已，和李建成李元吉有没有淫乱后宫有什么关系？和改史有什么关系？另外张婕妤知道后如果清清白白那么着急去告诉李建成干嘛？这点就很值得思索了。
还有人说，李世民告完状第二天就杀李建成李元吉了，所以一定是他心虚。李建成李元吉一定没有淫乱后宫。
这个就是对玄武门没有认识了，李世民进宫前就已经定计诛李建成李元吉了，连房玄龄都召入了。
《资治通鉴》: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投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于是定计】。
《旧唐书》:
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鱼鳖之毙，焉得为 孝子乎？涂廪不下，便成煨烬之余，焉得为圣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 【太宗于是定计诛建成及元吉】。
明确写了进宫之前就已经定计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了。
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和他们有没有淫乱后宫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人说，李建成大摇大摆地去了，所以他一定没有淫乱后宫。
只能说请把目光放长远些，李建成之前杨文干事件谋反李渊都没管，只要有李世民在一天，李建成百分之九十怎么作都不会死，而且这事只要不捉奸在床谁也拿不出证据，他大摇大摆地去扯谎又有谁能把他怎么样呢？
以及请不要把事件着重在后宫事上，很low，这其实是在暗示李渊，他的棋子李建成李元吉在背着他搞些他不知道的小动作。
李渊愕然重点是——他发现自己平衡李世民的棋子在偷偷搞他不知道的事。说白了，就是暗示了李建成也会谋反。
最后:
我还是不明白一个计谋里的话是真是假和他们有没有淫乱后宫有什么关系。说了是稳住李渊的计谋了，计谋一定得是真的吗？
而且把淫乱后宫看成玄武门关键点纯粹是不懂政治的行为。
首先李世民为什么要告这个事，是因为李渊
己未，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
是因为李渊给李世民看了蜜奏，古代皇帝给你看这种当有天下的密奏就是让你自己体面去死的意思，这个常识应该没人会否认吧。
然后李世民才:
“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因自陈曰：“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
这个事就和之前李渊打算降罪李世民一样，还记得当时陈叔达怎么说的吗？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
重点是什么？是“秦王有大功于天下。”
再看另一个“元吉因密请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高祖不对，元吉遂退。”
重点是什么“李世民有定四海之功。”
李世民说的那段话重点是“似为世充建德报仇”是提及自己的功劳(权势)
至于淫乱后宫，其实也就是在告诉他爹，李建成李元吉在背着李渊搞他不知道的小动作。
其实重点是用功劳吓住了李渊，让李渊不能立刻动手而已。
这事让李世民完全下定了决心，至此再无犹豫，李渊不仁，也怪不得李世民不义。
顺便一提:事情发生往往是有连贯性的。改史差不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关于淫乱后宫的事我们不妨串一串
比如《通鉴考异》:
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逺迩今上以为耻甞流涕諌之建成慙而成憾——这里提到李建成有禽犬之行，然后被司马光忽略了。
但假如我们暂且采信:李建成本来就是个荒淫好色之徒，然后与尹德妃张婕妤淫乱被李世民暗中知道了，然后玄武门前夜就把这个把柄用上了。
这逻辑是不是很清晰？也很能解释得通？这样李世民这个告密就不会显得那么唐突。
有些看起来很难以置信的事有可能是真的。并且有个有意思的事，李渊在武德年间一个人生的孩子，差不多是三个成年儿子加起来的数量。是因为他女人多老当益壮呢，还是另有原因呢？毕竟贞观他也没生几个？【手动狗头】当然了这是我的玩笑话
毕竟有史明载的和李建成李元吉有关系的只有尹德妃张婕妤，尹德妃也就一个儿子，就当八卦一下了。
以及:
虽然我不认为贞观史书有故意抹黑李建成李元吉，即使抹黑了也不过是修史的传统而已，后朝抹黑前朝，胜利者史官自己站队曲笔，和改史有什么关系？修史的传统罢了。这么算的话那就是大部分史书都不可信了呗，都是改过的呗。
除非有人能穿越回去亲自证明李建成李元吉清白，不然这事任何人都无法查证真伪，我不觉得宋朝人能穿越，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不采用有什么不对。
另外司马光说无法查证就是改史了，那司马光也不信《大唐创业起居注》，所以我也说改史了？
毕竟《新唐书》也基本没搭理起居注，包括司马光看了《起居注》也还是把开国之功给李世民了。好了，我判断《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改过的，有意见吗？
毕竟题目里写的是宋朝人不信就是改史了，那就不要双标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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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吧，其实就是闲着没事。还拉黑了再回复，真厉害啊 @二凤别惹我 @六字粉面后 @千古一后长孙氏
同时，他也带兵出征为其扫清障碍，李世民为初唐的统一以及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也使得他的哥哥跟弟弟对他忌惮不已，乃至于想要联合起来把他给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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