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二里头遗址陶簋上的考古修补符号，被国博李维明先生当成古文字研究并发表论文?
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夏代晚期都城遗址的代表，其出土的陶器特别是陶簋，因其造型、纹饰和工艺的独特性，一直是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在对一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将陶器上的“修补痕迹”误认为古文字，并据此发表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文，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考古学解读与古文字研究方法的“罗生门”。
事件的缘起：陶簋上的“痕迹”
事情要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特殊的陶簋说起。这件陶簋在考古发掘后，经过清理，其表面发现了一些人工留下的、类似刻画的痕迹。这些痕迹的形态，在不了解其真实性质的情况下，确实有可能被解读为某种符号或文字。
李维明先生的解读：古文字研究的“新发现”？
国博（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维明先生，是一位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他对古代文字，尤其是甲骨文、金文等有着深厚的造诣。在接触到这件陶簋后，李维明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陶器表面的这些“痕迹”。结合他对中国早期文字的认知，他认为这些“痕迹”并非简单的划痕或窑烧造成的瑕疵，而是具有明确的结构和排列规律，极有可能是一种尚未被发现的古代文字，甚至是他认为的“夏代文字”的早期形态。
基于这一判断，李维明先生投入了大量精力，对这些“痕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对和解读。他从这些符号的笔画、结构、排列方式等方面入手，试图找出其内在的语言信息和文化含义。最终，他撰写了多篇论文，公开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痕迹”视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文字证据，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阐释。
考古界的“质疑”与“真相”的浮现
然而，李维明先生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学界，尤其是在对二里头遗址及其出土器物有深入了解的考古学家那里，却引起了广泛的质疑。
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尤其是作为日用器皿的陶簋，在制作过程中，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限制，出现各种人为的划痕、磕碰、修补痕迹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些痕迹往往是因为器物在制作、烧制、运输或使用过程中受到损坏，然后经过工匠们简单的修补（例如用泥土填补裂缝、用工具刮平粗糙表面等）而留下的。这些修补痕迹，往往具有不规则性，但其目的和性质是明确的——是为了恢复器物的实用性。
其次，考古学家们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带有符号或标记的陶器进行过大量的系统性研究。他们发现，尽管有些陶器上确实存在一些刻画符号，但这些符号大多与陶器本身的制作工艺、窑烧标记、使用者标记等有关，例如陶工的印记、数量标记等，与成熟的文字系统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这些陶器上的符号，其出现频率、分布规律以及与成熟文字的演变逻辑，也未能与李维明先生解读的“文字”相吻合。
更关键的是，当一些考古学家亲眼看到李维明先生论文中所引用的陶簋“文字”时，他们认出了那些“文字”正是考古发掘过程中，为了保护脆弱的陶器，在进行修复和加固时，由专业的文物修复师留下的修补痕迹。这些修补痕迹，例如用泥浆填充裂缝后刮平的痕迹，或者在某些脆弱部位用胶水加固后形成的纹路，在放大和特定角度下，确实可能被误认为具有“字形”的结构。
这场“误读”的深层原因与启示
这场由二里头陶簋上的“修补痕迹”引发的“误读”，看似是一场简单的学术分歧，实则揭示了跨学科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挑战和重要启示：
学科壁垒与视角差异：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是密切相关的学科，但它们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考古学家更关注器物的整体背景、出土环境、制作工艺以及其物质文化属性；而古文字学家则更侧重于文字的形体、结构、演变和释读，试图从中挖掘语言和思想信息。当一个学者过度依赖自身学科的视角，而忽略了另一学科的专业知识时，就容易产生“盲区”。李维明先生在对“痕迹”进行解读时，可能更多地是从文字学的角度出发，而对考古学上更普遍的“修补痕迹”的认识不够充分。
证据的“再解读”与“情境化”： 任何考古发现都离不开其“出土情境”。对同一件器物，考古学家的解读通常会综合考虑其材质、工艺、出土位置、与其他器物的关系等多方面因素。而古文字研究则更侧重于“文字本身”的内部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对“痕迹”的解读，需要进行“情境化”的再审视，即理解这些痕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其目的又是什么。
学术严谨性与交叉验证的重要性： 即使是成就斐然的学者，也需要保持高度的学术严谨性，并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充分的交叉验证。对于涉及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更应该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审阅和讨论，以避免片面的解读。在这件事中，如果李维明先生在发表论文前，能与考古学家或文物修复师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确认，或许可以避免这场“误读”。
现代技术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文物保护和修复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文物修复过程中使用的一些材料和技术，可能会在器物表面留下一些特殊的痕迹，这在古文字研究的早期阶段，可能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结果与影响
这场“误读”最终被考古界更为普遍的认知所澄清。尽管李维明先生的论文在当时可能对古文字研究的某些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对二里头陶簋上修补痕迹的解读，并不能被学界普遍接受为“夏代文字”的发现。
这场事件，也成为了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交叉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案例，警示着学者们在跨学科研究中，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尊重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并时刻进行严谨的自我审视和验证，以避免因视角偏差或证据误读而产生的学术“罗生门”。它提醒我们，解读古代文明的痕迹，需要多维度的视角和扎实的学科功底，方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网友意见
举一个例子。最近拿到了故宫出版的《佛陀之光》一书，装订很精美，也很厚重。
但只要打开看，立马有种绣花枕头的感觉。你们不会以为马图拉和秣菟罗是两个地方吧？这种高中生都知道的东西，故宫分不清楚？好吧……
这件事的吊诡之处在于李氏的推理本身就不科学，有几道画痕就说是文字，居然能解读成「六龙祭祀」。结合之前他拿两三个符号炒作夏代甲骨文，一大堆有头有脸的人物摇旗呐喊，甚至在我乎也有众多大v跟着喝彩，真令人无语。
今人用记号笔画了几个符号，就能解读成「六龙祭祀」。古人画几个符号（作陶器的时候随手抠个花纹，画个眼睛，有几条平行线或交叉线，画几个圆圈）是不是就能解读为「飞龙在天」「潜龙勿用」？可见，只要存了「我一定要找到夏代文字」的心思，就一定有人会大做文章，捕风捉影。
如今发现是个乌龙，有人就开始嘲讽，但如果不是乌龙呢？如果那些符号都是古人留下的，那「六龙祭祀」是不是像之前的夏代甲骨文一样，又一大堆人捧臭脚？知乎上又一群人跟着高呼重大发现？《六龙祭祀》能够堂而皇之地发布到「文博中国」的公号上，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文博中国」的澄清文最後强调这次只是失误，他们也相信夏代一定有文字。有这样的信心，下次再发生这种事也不奇怪。
另外有人批判「隔空研究」，认为不见实物就研究不严谨。理确实是这个理，但实际上隔空研究很正常。
实物当然好，但并不是谁想碰就能碰到，比如河北定县（现在是定州）出土汉简，里面的内容十分重要，然而图片至今没全部公开，有人怀疑是不是在唐山大地震中毁了，前几年我问过一个知情的老教授，说地震没多大损伤，主要是协调出现了问题，具体的就不愿意多说了。导致研究定县简的论文几乎都要花很长的篇幅介绍这些来龙去脉，简直成了侦探小说。
有些实物，出土的时候还很好，及时拍照能够保存大量信息，但过不了多久就面目全非了。比如马王堆帛书，前段时间新出了图版，拍得是清晰，但很多字磨没了。还需要对比早期的黑白照片。
总之，「隔空研究」很正常，也算不上毛病。即使出了现在这样的乌龙也情有可原，能够及时更正，不藏着掖着，这点值得点赞。
这种乌龙其实不少，在甲骨文研究中把骨头的裂纹当做文字的一部分做出错误判断的情况也很多。学者用错误的材料做出错误的判断确实令人遗憾，但完全没必要冷嘲热评。
然而现在的不少大v用「情有可原」给此次事件开脱，完全不提「六龙祭祀」的荒谬，轻飘飘地就把这页翻过了。下回要是有人搞出尧舜时期的「龙战于野」「亢龙有悔」，大家也别觉得惊奇。
最後，夏代有没有文字呢？
我是认为文字是文字，符号是符号。分不清的建议把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读三遍。
夏代可能有文字，也可能没文字。但你不能因为没发现文字，就把一些有的没的符号拿出来充数，想尽办法说这就是文字。
只能说，考古这么多年了，符号是发现了不少，但文字的证据几乎没有。我不是很乐观。
1.先贴个官方回应
可见问题主要确实出在二里头工作队。出了问题勇于承认，及时澄清，没有甩锅，让社会公众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体现了考古工作者的担当。
2.这个陶片的材料是通过学术专著«二里头»发布的，公布了照片。通过这个事件可以发现这种公布方式的局限性，我们只能获得外形信息，可以做形制研究，到了痕迹研究仅凭照片就不行了。
3.我猜没有公布考古绘图只有照片，这也说明了考古绘图的重要性。因为考古绘图实际上是考古工作者对于原始材料理解的反映方式，后期处理留下来的印痕是不会反映在绘图上。考古学界对照片能否取代绘图曾有讨论，这个事件说明二者各有自己的作用。
4.期待国博能以此为契机，联合二里头工作队，汇聚一下因为历史原因分散在各个机构的二里头文物，举办一次二里头文物特展，毕竟普及和教育是博物馆的职能之一，何不变坏事为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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