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中科院的老牌强所，其所长不是院士，或没有发过CNS?
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触及了当前科研体制下一些有趣的现象，也反映了不少科研人员的困惑。关于“中科院老牌强所所长不是院士，或没有发过CNS”的现象，并非绝对，但确实存在。要详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去理解，避免以偏概全，同时也要用一种更接地气、更富有人情味的方式来阐述。
首先，我们要明确，中科院的老牌强所，绝大多数所长仍然是具有较高学术声望和影响力的科学家，其中不乏院士。 “没有院士”或“没有发过CNS”的表述，可能更多是针对“部分”或“一些”情况，而不是普遍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您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选拔和任用的标准是多元化的，不只唯“院士”或“CNS”论
管理才能和领导力是关键： 担任研究所所长，不仅仅是看个人的科研产出。研究所是一个复杂的组织，需要管理者具备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战略规划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对外合作能力以及资源整合能力。一位在科研前沿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不一定天然就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而一个在科研领域有一定建树，但同时又具备出色领导才能的科学家，可能更适合担任所长。
科研方向的战略性考量： 研究所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可能需要一位能够把握宏观趋势、引领学科发展的领导者，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在某个细分领域的突破。有时，为了应对国家重大需求，或者为了在新兴领域开辟道路，研究所的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强的战略眼光。
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虽然CNS（Cell, Nature, Science）论文在国际上是衡量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但对于一个研究所的领导者来说，评价体系要更加多元。例如，在一些工程技术类研究所，或者侧重于应用研究的研究所，评价的重点可能在于技术转化、产业贡献、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在CNS论文上。
人才队伍的建设和激励： 一个好的所长，更重要的是能够搭建一个良好的人才平台，吸引、培养和留住顶尖人才，并营造积极的科研氛围。他可能并不需要是那个“亲自下场”发CNS的“超级明星”，而是那个“搭建舞台”让更多人发CNS的人。
二、 “院士”和“CNS”的获得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和偶然性
院士评选的时效性： 院士评选往往是对一个人长期学术贡献的认可。有些杰出的科学家，可能在成为院士之前就已经担任了研究所所长，或者其主要贡献集中在担任所长之前。反之，有些科学家虽然能力出众，但可能因为年龄、评选周期、学科布局等原因，尚未评上院士。
CNS论文的“运气”成分： CNS论文的发表，除了严谨的科研工作，也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比如研究选题是否契合当下的科学热点，实验结果是否具有“惊艳”的效果，以及审稿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的精力更多地放在了管理和战略上，个人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时间和精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学科的特性： 不同的学科，发表CNS论文的难度和频率是不同的。有些学科，例如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等，即使取得了世界级的突破，也很难直接发表在CNS这类综合性期刊上，而更倾向于在专业顶尖期刊发表。
三、 历史发展和体制的演变
早期科研体制的特点： 在建国初期，很多研究所的领导者更多是从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组织能力，但在个人学术成就方面，尤其是以国际高水平论文为衡量标准，与后来的科学家有所不同。
体制改革的影响： 随着科研体制的不断改革，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标准也在不断调整。从早期强调集体贡献、服务国家需求，到后来逐渐引入以国际论文为代表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价。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四、 个人选择和资源分配
精力投入的侧重： 一旦担任了研究所所长的职位，其主要精力必然会投入到研究所的管理和发展上。这意味着他个人用于亲自做实验、写论文的时间和精力会大大减少。他的“学术贡献”更多体现在对整个研究所科研产出的提升和科研方向的引领上。
资源分配的考量： 即使所长自己有能力发表CNS，他可能会将更多的研究资源和机会分配给研究所内其他更有潜力的中青年科学家，以培养下一代学术骨干。这本身也是一种优秀的领导和管理行为。
五、 谁来定义“强所”？
“强所”的定义本身也是动态的。一个研究所的“强”，可以是国家重大项目承担的多，可以是为国家战略提供了关键支撑，可以是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可以是产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这些“强”的维度是多样的，并非仅仅局限于所长个人的CNS论文数量。
举个例子（为了说明，不针对具体个人）：
想象一下，一个在某个领域深耕多年的科学家，他凭借对学科的深刻理解和突出的技术能力，在国际上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论文，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技术突破。后来，他被委以重任，成为某个研究所的所长。
成为所长后： 他需要花大量时间去规划研究所的未来发展方向，去争取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去建立和维护与国内外顶尖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去关心年轻科研人员的成长，去协调解决研究所运行中的各种问题。
他的“产出”变了： 他的“产出”从“我个人发表了一篇CNS”变成了“我带领研究所获得了国家重大专项支持，产出了原创性成果，培养了一批杰出的青年学者”。这种“产出”的性质是不同，但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可能更大。
总结一下， 您观察到的现象，其实反映了科研机构领导者选拔和评价的多重维度。一个优秀的研究所所长，其价值和影响力体现在对整个研究所科研体系的构建、科研方向的引领、人才队伍的培养以及为国家战略服务的整体能力上。虽然院士头衔和CNS论文是衡量科学家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志，但它们并非是衡量一个研究所所长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将个人学术成就的评价标准，直接套用到管理者身上，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视角。
所以，下次您看到某位资深的所长，可能没有院士头衔，或者没有亲自发表CNS，不必过于惊讶。他可能正在以另一种更宏观、更具战略性的方式，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着他的力量。他的“强”，体现在他所领导的研究所的整体“强”。
首先，我们要明确，中科院的老牌强所，绝大多数所长仍然是具有较高学术声望和影响力的科学家，其中不乏院士。 “没有院士”或“没有发过CNS”的表述，可能更多是针对“部分”或“一些”情况，而不是普遍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您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选拔和任用的标准是多元化的，不只唯“院士”或“CNS”论
管理才能和领导力是关键： 担任研究所所长，不仅仅是看个人的科研产出。研究所是一个复杂的组织，需要管理者具备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战略规划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对外合作能力以及资源整合能力。一位在科研前沿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不一定天然就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而一个在科研领域有一定建树，但同时又具备出色领导才能的科学家，可能更适合担任所长。
科研方向的战略性考量： 研究所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可能需要一位能够把握宏观趋势、引领学科发展的领导者，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在某个细分领域的突破。有时，为了应对国家重大需求，或者为了在新兴领域开辟道路，研究所的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强的战略眼光。
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虽然CNS（Cell, Nature, Science）论文在国际上是衡量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但对于一个研究所的领导者来说，评价体系要更加多元。例如，在一些工程技术类研究所，或者侧重于应用研究的研究所，评价的重点可能在于技术转化、产业贡献、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在CNS论文上。
人才队伍的建设和激励： 一个好的所长，更重要的是能够搭建一个良好的人才平台，吸引、培养和留住顶尖人才，并营造积极的科研氛围。他可能并不需要是那个“亲自下场”发CNS的“超级明星”，而是那个“搭建舞台”让更多人发CNS的人。
二、 “院士”和“CNS”的获得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和偶然性
院士评选的时效性： 院士评选往往是对一个人长期学术贡献的认可。有些杰出的科学家，可能在成为院士之前就已经担任了研究所所长，或者其主要贡献集中在担任所长之前。反之，有些科学家虽然能力出众，但可能因为年龄、评选周期、学科布局等原因，尚未评上院士。
CNS论文的“运气”成分： CNS论文的发表，除了严谨的科研工作，也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比如研究选题是否契合当下的科学热点，实验结果是否具有“惊艳”的效果，以及审稿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的精力更多地放在了管理和战略上，个人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时间和精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学科的特性： 不同的学科，发表CNS论文的难度和频率是不同的。有些学科，例如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等，即使取得了世界级的突破，也很难直接发表在CNS这类综合性期刊上，而更倾向于在专业顶尖期刊发表。
三、 历史发展和体制的演变
早期科研体制的特点： 在建国初期，很多研究所的领导者更多是从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组织能力，但在个人学术成就方面，尤其是以国际高水平论文为衡量标准，与后来的科学家有所不同。
体制改革的影响： 随着科研体制的不断改革，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标准也在不断调整。从早期强调集体贡献、服务国家需求，到后来逐渐引入以国际论文为代表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价。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四、 个人选择和资源分配
精力投入的侧重： 一旦担任了研究所所长的职位，其主要精力必然会投入到研究所的管理和发展上。这意味着他个人用于亲自做实验、写论文的时间和精力会大大减少。他的“学术贡献”更多体现在对整个研究所科研产出的提升和科研方向的引领上。
资源分配的考量： 即使所长自己有能力发表CNS，他可能会将更多的研究资源和机会分配给研究所内其他更有潜力的中青年科学家，以培养下一代学术骨干。这本身也是一种优秀的领导和管理行为。
五、 谁来定义“强所”？
“强所”的定义本身也是动态的。一个研究所的“强”，可以是国家重大项目承担的多，可以是为国家战略提供了关键支撑，可以是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可以是产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这些“强”的维度是多样的，并非仅仅局限于所长个人的CNS论文数量。
举个例子（为了说明，不针对具体个人）：
想象一下，一个在某个领域深耕多年的科学家，他凭借对学科的深刻理解和突出的技术能力，在国际上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论文，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技术突破。后来，他被委以重任，成为某个研究所的所长。
成为所长后： 他需要花大量时间去规划研究所的未来发展方向，去争取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去建立和维护与国内外顶尖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去关心年轻科研人员的成长，去协调解决研究所运行中的各种问题。
他的“产出”变了： 他的“产出”从“我个人发表了一篇CNS”变成了“我带领研究所获得了国家重大专项支持，产出了原创性成果，培养了一批杰出的青年学者”。这种“产出”的性质是不同，但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可能更大。
总结一下， 您观察到的现象，其实反映了科研机构领导者选拔和评价的多重维度。一个优秀的研究所所长，其价值和影响力体现在对整个研究所科研体系的构建、科研方向的引领、人才队伍的培养以及为国家战略服务的整体能力上。虽然院士头衔和CNS论文是衡量科学家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志，但它们并非是衡量一个研究所所长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将个人学术成就的评价标准，直接套用到管理者身上，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视角。
所以，下次您看到某位资深的所长，可能没有院士头衔，或者没有亲自发表CNS，不必过于惊讶。他可能正在以另一种更宏观、更具战略性的方式，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着他的力量。他的“强”，体现在他所领导的研究所的整体“强”。
网友意见
正好了解生化所，谈一谈这个情况。
不管是科学院的、还是上海的文化，可能都要纯粹一些，服务性管理居多(像江浙沪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向走在前列的)。即使学生到了研究生部也是待如上宾，这使得我听到国内很多高校搞行政的普通职工存在感很强、教授都要低头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如此，生化所的所长几乎从来都不是、甚至远不是最强的那个，而是像那个能与真正的大股东、即所里的学术大佬协调好需求的服务者，更像一个主持人，确保舞台中心的明星舒服地施展才华而已。
有过一个强的，协调功能不佳，走人了。
美国大学的director的情形类似：当然不能选一个边缘人，但大教授们也是会互相推的，谁不想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研究组、而去服务整个department呢？反正director的权力在任何方面都受制于committee，和CEO是一样的。
这样挺好。
不过要注意这是现状，而不是从来如此——其实强的适合于开创基业，只是老牌强所守成就不必了，制度性的东西才能长远，能者破局立法、贤者公正司法自古以来是政治上的标准分工。类似的是北大生科院，也是由饶毅这位能者完成改革之后就交给贤者，萧规曹随、维护生态平衡即可。[200912]。
20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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