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将孟子移出孔庙，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明朝？
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明朝历史评价中一个非常核心且复杂的问题：朱元璋“移孟子出孔庙”这一事件与后世对明朝的喜爱之间的矛盾。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抽丝剥茧，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历史逻辑、政治考量以及后世解读的演变。
朱元璋为何“移孟子出孔庙”？
首先，我们得明白朱元璋的政治哲学和他的统治需求。朱元璋出身贫寒，通过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他对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皇权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望。
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孔子及其后学的思想是统治阶层倚重的意识形态工具。然而，在儒家思想的众多流派中，朱元璋对孟子的一些观点感到不满，认为它们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具体来说，孟子曾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虽然在当时，“君为轻”并非意味着要推翻君主，而是强调君主应当以民为重，但对于刚刚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朱元璋来说，这种强调“民重于君”的言论，无论如何都会让他感到不安。他担心这会成为日后臣民反抗君主的理论依据。
此外，孟子还提倡“仁政”、“义战”，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和“德治”的重要性。朱元璋虽然也注重个人品德和德治宣传，但他更相信自己通过铁腕手段建立起来的强大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他认为，过于强调“仁义道德”而忽略了“法制和严刑峻法”，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下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移除，并对《孟子》一书进行删改。这一举动，在他看来，是为了“正本清源”，剔除那些可能动摇其统治根基的“异端邪说”，进一步巩固“君权至上”的意识形态。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塑造一个更加符合他统治理念的儒家思想体系，将其作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石。
为什么即便如此，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明朝？
这确实是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但细究起来，原因非常多元且深刻。
1. 政治制度的“优点”与“遗产”：
高度集权下的稳定与秩序： 尽管“君权至上”是朱元璋的核心理念，但它也带来了长期的政治稳定。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内部相对平静、未被外族长期统治的朝代。相比于五代十国那样支离破碎的年代，明朝所提供的长期的国家统一和内部秩序，对于饱经乱世的民众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遗产”。
监察制度的探索： 尽管被后世诟病为“特务政治”，但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监察百官、维护统治的作用。从统治者角度看，这是加强控制的手段；但从后世反思政治腐败的角度看，这种严苛的监察体系，也是一种对权力制约的尝试（尽管方式极端）。
“内阁制”的雏形与“票拟”：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皇帝的倦政，内阁的权力逐渐增大，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机构。“票拟”制度也使得部分官员有机会参与到国家决策过程中。虽然内阁的权力波动很大，受制于皇权，但它相较于之前更加清晰的政治运作模式，为后世研究君臣关系、政治运作提供了样本。
2. 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繁荣：
商品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中后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江南地区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白银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商品流通，城市经济蓬勃发展。这使得普通民众，特别是商人阶层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市民文化的兴盛： 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小说、戏曲、绘画等艺术形式在明朝达到了新的高度，涌现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虽为清朝成书，但其根源可追溯至明代小说体系）等不朽名著，这些作品至今仍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为明朝赢得了文化上的声誉。
技术进步与对外交流： 明朝在航海、火器制造、陶瓷工艺等方面都有显著成就。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虽然被后来的海禁政策所中断，但其本身就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辉煌篇章。
3. “民族主义”情绪的投射与历史解读的复杂性：
驱逐蒙元，光复汉唐气象：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建立者朱元璋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象征。这种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民族政权的叙事，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意义。很多人将明朝视为中华民族抵抗外辱、争取民族独立的典范，将对明朝的喜爱与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联系在一起。
“专制”与“文明”的二元对立： 很多人将明朝理解为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的极致，但也同时承认其在文化、经济上的辉煌。这种评价体系，往往会将“专制”作为负面标签，而将经济繁荣和文化成就作为正面亮点。这种评价容易忽略制度内部的复杂性，而侧重于表面的辉煌。
选择性记忆与时代局限： 历史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也受到当下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后世人们在评价明朝时，往往会选择性地放大其优点，而淡化其缺点，或者用更符合当下需求的方式来解读历史。例如，对于朱元璋移孟子出孔庙的行为，有人会强调其“维护君权”的“魄力”，也有人会将其视为“思想禁锢”的代表，不同的解读自然会导向不同的喜好度。
对“失败者”的同情与反思： 尽管明朝最终灭亡了，但其灭亡的原因复杂，并非简单的“亡于农民起义”就能概括。很多人对明朝晚期的改革尝试（如张居正改革），以及面对内忧外患时的一些挣扎，抱有同情。特别是其被满清推翻的结局，也容易引发一些“壮士暮年”的悲壮感，这种悲壮感反而会激起一部分人的喜爱和怀念。
总结来说，朱元璋移孟子出孔庙，是其作为一位集权君主，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它直接反映了朱元璋对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对威胁其皇权的观点的警惕。
然而，后世对明朝的喜爱，并非仅仅是对某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一个皇帝的评价。这种喜爱，是建立在对明朝作为一个整体王朝的复杂认知之上。它包含了对其稳定统治的认可，对其经济社会繁荣的赞美，对其文化成就的欣赏，更包含了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对一个汉族王朝复兴的民族情感投射。
因此，朱元璋的“移孟子”行为，虽然是明朝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但它只是评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个方面。它并不能完全否定明朝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无法压制后世人们基于不同视角、不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喜爱和怀念。人们喜欢明朝，是喜欢它在经济、文化、政治（尽管是集权政治）等多个层面上留下的独特印记，喜欢它在民族复兴史上的象征意义，也可能只是喜欢那些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和人物。历史的评价，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多元解读、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朱元璋为何“移孟子出孔庙”？
首先，我们得明白朱元璋的政治哲学和他的统治需求。朱元璋出身贫寒，通过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他对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皇权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望。
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孔子及其后学的思想是统治阶层倚重的意识形态工具。然而，在儒家思想的众多流派中，朱元璋对孟子的一些观点感到不满，认为它们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具体来说，孟子曾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虽然在当时，“君为轻”并非意味着要推翻君主，而是强调君主应当以民为重，但对于刚刚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朱元璋来说，这种强调“民重于君”的言论，无论如何都会让他感到不安。他担心这会成为日后臣民反抗君主的理论依据。
此外，孟子还提倡“仁政”、“义战”，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和“德治”的重要性。朱元璋虽然也注重个人品德和德治宣传，但他更相信自己通过铁腕手段建立起来的强大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他认为，过于强调“仁义道德”而忽略了“法制和严刑峻法”，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下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移除，并对《孟子》一书进行删改。这一举动，在他看来，是为了“正本清源”，剔除那些可能动摇其统治根基的“异端邪说”，进一步巩固“君权至上”的意识形态。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塑造一个更加符合他统治理念的儒家思想体系，将其作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石。
为什么即便如此，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明朝？
这确实是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但细究起来，原因非常多元且深刻。
1. 政治制度的“优点”与“遗产”：
高度集权下的稳定与秩序： 尽管“君权至上”是朱元璋的核心理念，但它也带来了长期的政治稳定。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内部相对平静、未被外族长期统治的朝代。相比于五代十国那样支离破碎的年代，明朝所提供的长期的国家统一和内部秩序，对于饱经乱世的民众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遗产”。
监察制度的探索： 尽管被后世诟病为“特务政治”，但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监察百官、维护统治的作用。从统治者角度看，这是加强控制的手段；但从后世反思政治腐败的角度看，这种严苛的监察体系，也是一种对权力制约的尝试（尽管方式极端）。
“内阁制”的雏形与“票拟”：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皇帝的倦政，内阁的权力逐渐增大，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机构。“票拟”制度也使得部分官员有机会参与到国家决策过程中。虽然内阁的权力波动很大，受制于皇权，但它相较于之前更加清晰的政治运作模式，为后世研究君臣关系、政治运作提供了样本。
2. 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繁荣：
商品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中后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江南地区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白银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商品流通，城市经济蓬勃发展。这使得普通民众，特别是商人阶层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市民文化的兴盛： 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小说、戏曲、绘画等艺术形式在明朝达到了新的高度，涌现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虽为清朝成书，但其根源可追溯至明代小说体系）等不朽名著，这些作品至今仍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为明朝赢得了文化上的声誉。
技术进步与对外交流： 明朝在航海、火器制造、陶瓷工艺等方面都有显著成就。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虽然被后来的海禁政策所中断，但其本身就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辉煌篇章。
3. “民族主义”情绪的投射与历史解读的复杂性：
驱逐蒙元，光复汉唐气象：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建立者朱元璋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象征。这种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民族政权的叙事，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意义。很多人将明朝视为中华民族抵抗外辱、争取民族独立的典范，将对明朝的喜爱与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联系在一起。
“专制”与“文明”的二元对立： 很多人将明朝理解为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的极致，但也同时承认其在文化、经济上的辉煌。这种评价体系，往往会将“专制”作为负面标签，而将经济繁荣和文化成就作为正面亮点。这种评价容易忽略制度内部的复杂性，而侧重于表面的辉煌。
选择性记忆与时代局限： 历史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也受到当下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后世人们在评价明朝时，往往会选择性地放大其优点，而淡化其缺点，或者用更符合当下需求的方式来解读历史。例如，对于朱元璋移孟子出孔庙的行为，有人会强调其“维护君权”的“魄力”，也有人会将其视为“思想禁锢”的代表，不同的解读自然会导向不同的喜好度。
对“失败者”的同情与反思： 尽管明朝最终灭亡了，但其灭亡的原因复杂，并非简单的“亡于农民起义”就能概括。很多人对明朝晚期的改革尝试（如张居正改革），以及面对内忧外患时的一些挣扎，抱有同情。特别是其被满清推翻的结局，也容易引发一些“壮士暮年”的悲壮感，这种悲壮感反而会激起一部分人的喜爱和怀念。
总结来说，朱元璋移孟子出孔庙，是其作为一位集权君主，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它直接反映了朱元璋对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对威胁其皇权的观点的警惕。
然而，后世对明朝的喜爱，并非仅仅是对某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一个皇帝的评价。这种喜爱，是建立在对明朝作为一个整体王朝的复杂认知之上。它包含了对其稳定统治的认可，对其经济社会繁荣的赞美，对其文化成就的欣赏，更包含了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对一个汉族王朝复兴的民族情感投射。
因此，朱元璋的“移孟子”行为，虽然是明朝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但它只是评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个方面。它并不能完全否定明朝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无法压制后世人们基于不同视角、不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喜爱和怀念。人们喜欢明朝，是喜欢它在经济、文化、政治（尽管是集权政治）等多个层面上留下的独特印记，喜欢它在民族复兴史上的象征意义，也可能只是喜欢那些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和人物。历史的评价，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多元解读、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网友意见
这一个小提问其实包含了多个问题，
第一，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孟子移出孔庙？
第二，朱元璋把孟子移出孔庙是否是因为他看不惯孟子学说？
第三，朱元璋是否一直移除了孟子？
简单来看看《明史》、《实录》中一些朱元璋关于孟子的言论。
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甲辰，诏曰：「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历年既久，子孙甚微。近有以罪输作者，岂礼先贤之意哉。其加意询访，凡圣贤后裔输作者，皆免之。」
庚戌，上至白虎殿，见诸子有读孟子书者，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上曰：“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绝大多数情况朱元璋都是赞同孟子言论的并支持孟子是一位先贤的，但是《钱唐传》写到朱元璋因为读到了《孟子》书中“草芥”“仇寇”的言论而罢孟子配享，钱唐为此据理力争，那么这事是真的吗？
实际上这件事是假的。
谈迁在《国榷》中有所考证，罢孟子配享在洪武五年，而钱唐洪武三年被贬寿州，洪武四年死亡，又怎么可能在洪武五年去上疏不要罢孟子配享呢？而修《孟子节文》更是在洪武二十七年，早就过去了几十年，根本就和罢孟子配享这件事都没有联系，不是一个事了。最后谈迁下论断说这是“出自野史”，是“好事者为之”。
朱元璋为何要将孟子一度移出孔庙，此事起于释奠礼期间，释奠礼春秋各一次，不是二月就是八月，又在次年九月恢复，孟子最长移出孔庙也就十个月，而移出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所谓讨厌“草芥”“仇寇”罢孟子配享的说法都来自于晚明笔记小说，如《典故辑遗》之类的。
孟子配享失而旋复，朱元璋后来亦为了表达尊崇孟子之意，而免去圣贤后人之罪。
最后，喜欢明朝历史原因多样，不一定非得是喜欢朱元璋，其次，黑朱元璋的论据有很多，找这种特别勉强的实在是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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