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不将自己塑造成再造中华的伟大君主？
首先，朱元璋的“草根”身份是其最大的财富，也是他自我定位的基石。 他深知自己出身微贱，没有显赫的家世，更不是士族名门。这种“出身论”在当时仍然是重要的社会资本。他更愿意强调自己的“布衣卿相”、“寒微起家”，以此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感。如果他一上来就将自己定位为“再造中华的伟大君主”，反而可能显得有些“空中楼阁”，与他脚踏实地的农民起义领袖形象有所冲突。他更像是在说：“看，连我这样的人都能将天下拨乱反正，你们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
其次，朱元璋对“德”与“法”的运用是极其精妙的。 相较于汉高祖刘邦在开国时就高唱“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血腥政治实践，朱元璋虽然手段严厉，但他的宣传更多地侧重于“除暴安良”、“恢复太平”。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铲除腐败、恢复秩序的“青天大老爷”，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命所归”的“再造者”。
想想看，他颁布《大明律》，惩治贪官污吏，恢复科举制度，重视农业生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措施。他让百姓看到的是一个勤政爱民、雷厉风行的君主，而不是一个只会在庙堂之上谈论“再造”的理论家。他的“严刑峻法”固然吓人，但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达到社会的“安定有序”，这与“再造”的理念在形式上是有区别的。他更像是在“修正”和“重建”，而不是从零开始“创造”。
第三，朱元璋的“警惕性”和“防范心”极强，这影响了他自我宣传的边界。 他经历过战乱、背叛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洗礼，深知位高权重者容易招致猜忌和觊觎。如果过分张扬自己的“伟大”和“功勋”，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感到压力，甚至产生反抗心理。他需要一个相对稳固的统治基础，而不是一个因他个人光芒而四散的局面。
他通过各种方式来收揽人心，比如对功臣的拉拢与敲打并存，对士人的恩威并施。他并不需要通过一个宏大的“再造者”叙事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更擅长于用实际行动和精密的政治手腕来维系统治。他更像是在缝合一个破碎的家园，而不是在建造一座全新的宫殿。
第四，历史的惯性以及对前朝的继承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但明朝依然是在中华文明的框架内运作。朱元璋推翻的是一个外族统治的王朝，他恢复的是汉族王朝的统治秩序和文化传统。他并非要完全颠覆已有的历史进程，而是要将其“拨乱反正”。
他当然知道自己功业的伟大，但他更需要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符合“天下一统”的合法性叙事。他反复强调“恢复中华”，强调自己是“汉族王朝”的继承者，这比强调“再造”更能获得传统士大夫和民众的认同。他是在一个已有的“中华”的基础上进行“恢复”和“重建”，而不是从“无”到“有”的“再造”。
第五，朱元璋内心深处对于“功名”与“安宁”的矛盾也很可能影响了他的自我塑造。 他毕竟是从底层一步步拼搏上来，对权力有着极致的渴望，但同时他也经历了战乱的痛苦，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他可能并不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仅仅为了个人“再造”而牺牲一切的孤家寡人。他更愿意看到一个太平盛世，一个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
他虽然手段强硬，但许多政策都充满了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当然也包含对他统治的巩固）。他可能更希望被后人记住的是一个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单纯为了彰显自己“再造之功”的伟人。他的“反贪”行动，他的“劝农”政策，这些都是他希望被看到的“事实”，而不是需要一个宏大叙事来包装的“理论”。
最后，朱元璋的自我宣传并非全然没有“伟大”的痕迹，只是他的“伟大”更多体现在其行动和政策之中，而非一个被精心打磨的“标签”。 他编纂的《御制皇明宝训》，虽然也包含励精图治的内容，但更多的是他对统治经验的总结和对后世子孙的告诫，而非单纯的自我吹嘘。他的一些诗歌，虽然有时也流露出自豪之情，但更多的是一种发泄和感慨。
总而言之，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赤裸裸的“再造中华的伟大君主”，是因为：
他的“草根”身份让他更倾向于与民同乐，而非高高在上。
他对“德”与“法”的侧重，让他更愿意展现自己是“拨乱反正者”和“秩序重建者”。
他极强的警惕性让他不愿过分张扬，以免招致猜忌。
他对历史的认知和对前朝的继承性，让他更强调“恢复”而非“再造”。
他内心对“功名”与“安宁”的矛盾，让他更注重实际的治理成效。
朱元璋的统治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他的自我塑造同样如此。他不是一个简单化的符号，而是一个充满智慧、复杂情感和实际考量的帝王。他用他的行动，而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证明了自己的“再造之功”。
网友意见
杜洪涛《『再造華夏』：明初的傳統重塑與族群認同》一文应该可以很好地回答此问题。
文章开头即提到，明中期以后，已经逐渐开始用“再造华夏”来赞颂朱元璋的功绩：
魏校曰：『我太祖再造华夏。』[1] 黄珣言：『皇明之兴，高皇帝以神灵睿圣，不阶尺土而统一海宇，再造华夏。』[2] 胡应麟云：『元都平，四海清，鬼神受职，万方庭列。大藩置神京，汛扫风烟，混一区寓，再造华夏开文明。』 [3] 上述引文中的『华夏』含义甚广，包括华夏王朝、华夏文化，华夏族群等多种蕴涵。[4] 这也就是说，明代学者有关『再造华夏』的论述揭示了元明鼎革所具有的超越朝代更迭的重大意义。
如标题所示，相比@徐有贞 所介绍的《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一书，此文更多地是从“族群认同”的角度来讨论明初一系列举措的。
既然是“再造华夏”，那说明此前的“华夏”肯定是处于重大危机之中的，这种危机不是简单地体现为“完全沦于异族”，按照作者的分析，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1、华夷秩序遭到颠覆，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遭到极大挑战
2、辽金元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胡化”现象
3、“汉人”与“南人”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族群，产生认同差异
4、少数族群逐渐汉化却不愿改变族群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就和“再造华夏”并不矛盾，相反是有益于后者的。作者认为有两个深层次原因：
甲：为明廷接管属于元朝但不曾属于宋朝的疆土和民众建立了合法性基础
乙：有利于整合南北华夏族群的历史记忆
前者是很多人能想到的，后者则应该是作者的首倡。而对辽、金正统地位的否认，也是与此相呼应的。
而且，明初对元朝正统地位的认可是有条件的。《谕中原檄》、《拟祭元幼主文》一方面承认“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遂兼宋以驭中夏，几及百载，斯民实蒙惠焉”，另一方面又强调“‘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天地之经，华夏之义，終不可泯也”，两相结合，则可以理解为：
“天命”归元（夷狄），只是暂时的扰动，终归是要回到“中国统四夷”的正轨上来的。
朱元璋对元世祖忽必烈评价甚高，但在我看来（这是整篇回答唯一不是洗稿的段落！）这也是基于“用夏变夷”之前提的，《进元史表》：
世祖承之而宋箓遂讫、立经陈纪、用夏变夷、肆宏远之规模、成混一之基业······嬖幸蛊惑于中、权奸蒙蔽于外、汉网祗因于疏阔、周纲遽见于陵迟···
则他所认可的元朝是“用夏变夷”的元朝，一旦“汉网疏阔、周纲陵迟”，那自然就不是“正统”了，只剩下“夷狄”“鞑虏”的身份了。
当然，对自南向北的明廷而言，所谓“整合南北”，其实重心还是要落在北方。
根据作者的分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专门针对北方民众的政治宣传，目的是激发北方人的族群认同，至少要避免出现“反为我仇，挈家北走”的现象。在徐达、常遇春北伐的同时，明军也在征讨浙江、福建、广西的残余势力，而相应的檄文则没有这一内容，甚至在一年前还斥责张士诚投靠元朝却不忠于元朝。
明廷还通过各种诏书“向臣民传播传统的华夷秩序，激发并强化民众关于华夏正统的历史记忆”：
《免北平、燕南、河东、山西、北京、河南、潼关、唐、邓、秦陇等处税粮诏》言：『重念中国本我华夏之君所主，岂期胡人入据已及百年？天厌昏淫，群雄并起，以致兵戈纷争，生民涂炭。』[12]
《免山西、陕右二省夏秋税租诏》言：『山西、陕右，地居西北，山河壮丽。昔我中国历代圣君，皆都此而号召万邦。曩因元主华夏，民无的主，已经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复我中土，继我圣人之位，建都炎方，于今九年矣。』[13]
《封元幼孙为崇义侯诏》言：『有元兴起，系是外夷，犹能胡越一家。况我中原历代之君，每居中国而统四夷，非一朝而已。』[14]
朱元璋还一度设想过迁都开封，显然也是基于类似的考量：
《议建北京于大梁诏》言：『（朕）顷幸大梁，询及父老，皆曰：「昔圣人居中国而治四夷，天下威服。」』[16]
对于著名的“南北榜案”，作者指出，“南士”“北士”的划分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这是与元朝“南人”与“汉人”的区分类似的。四川人在元朝即属于“汉人”范围，而在明初则被归入“北士”。因此，此案体现的可能不只是“地域矛盾”，而是“族群矛盾”，朱元璋堪称极端的处置措施，也被作者认为是弥合族群分裂的手段。
朱元璋在推行儒学、重建礼制的时候，也格外强调这一举措的“恢复”意义， 同时将很多弊病归结为“胡元”的“污染”：
在洪武二年（1369年）颁布的《命郡县立学校诏》中，明廷昭告天下创设学校的目标是『复我中国先王之治』， 『大兴华风以兴治教』。
《命郡縣立學校詔》言：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
《太祖实录》载：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着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
“家藏人诵”的《大诰》同样重视这一点：
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学者······临事之际，私胜公微······呜呼！果朕不才而致是与？抑前代污染而有此与？
刘三吾所作《大诰三编后序》说的更清楚：
他宣称『降及胡元，以夷风制治，先王之教，华夏之风，于是扫荡无余』。接着指出朱元璋『欲丕变胡俗，复我中国先王之治』······期望『天下官民』能『革心从化』，从而实现『华风复振』的目标。
以上所引史料记载，都是较为明确地宣扬“再造华夏”的，事实上明初统治者的努力远不止于此。不过总的来说，无论是“族群认同”，还是“礼仪风俗”，其转变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朱元璋自己在《大诰》中也说：
民有风俗未美者，朕何尝速责于有司，必待自渐而成。
因此，无论是其自述还是当朝文臣的称颂，都很少将“再造华夏”视为一项已经完成的功绩，而更多的是一个中长期目标。
你长得帅需要不停的到处喊自己炒鸡帅吗？
脸亮在这。
别人又不瞎。
另外他承认元朝的受天命取代铁血大怂，主要是因为他当过宋的臣子。（小明王真的不是他杀的，小明王都是他从围城中救出来的，没事救一个人再杀了，闲的啊！）
私底下对于驱逐鞑虏还是非常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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