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是否假意投降，苦撑待变？
傅作义的处境与决策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傅作义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为华北“剿总”司令，他手中掌握着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兵力约有60万。然而，这支军队的士气已经不高，装备也落后于解放军。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已挥师入关，直指华北。平津战役的号角已经吹响，傅作义的部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腹背受敌。
从军事角度看，傅作义面临着两个主要选择：
1. 顽抗到底： 这意味着要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但在此之前，他深知国民党中央的军事援助遥遥无期，且政治上的支持也已摇摇欲坠。他内心清楚，凭借手中的力量，很难扭转战局。而且，一旦进行殊死搏斗，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将成为战场，可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无数生灵涂炭。他对这座城市怀有深厚的感情，不希望它毁于战火，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和后人的评价中都有提及。
2. 接受和平改编： 这意味着向解放军投降，但以一种相对“体面”的方式，即“和平解放”。
傅作义选择了后者。但“和平解放”并非简单的投降，而是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谈判和博弈。
“苦撑待变”的可能解释
“苦撑待变”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源于傅作义在战役后期的一些策略和行动，以及他对国民党内部和国际局势的一些判断。
争取时间与谈判筹码： 在解放军兵临城下之际，傅作义并未立刻宣布投降，而是采取了一些拖延战术。例如，他曾多次派代表与解放军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试图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条件，也为国民党内部保留一些体面。这种“拖”可能被解读为“撑”，等待是否会有转机，例如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干预，或者国民党中央能够组织有效的反攻。
保存实力与避免损失： 他在谈判中，极力争取保存部队的番号、军官的待遇以及士兵的生计。他希望通过“和平改编”来减少部队的损失，避免兵败如山倒的结局。这种对部队的爱惜，以及希望在政治变局中为自己和部下留下一条后路，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待变”的策略。
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满与观望： 傅作义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持保留态度。他曾多次表示对国民党内部腐败和战略失误的不满。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他可能也在观望国民党中央是否能做出实质性的改革，或者是否有其他力量能够挽救危局。然而，随着局势的恶化，这种观望逐渐失去了意义。
为北平市民争取和平： 这是傅作义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的理由，也是许多人相信他并非完全“假意投降”的重要依据。他明确表示，不愿看到北平遭受战火洗礼，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为了这个目标，他愿意承担政治上的“投降”代价，但其方式是希望保持一定的“尊严”和对局势的“掌控”。
“假意投降”的质疑
“假意投降”的说法，则更侧重于对傅作义动机的怀疑，认为他并非真心归顺，而是另有所图。
保留实力，伺机反扑？ 一种说法认为，傅作义并非真心拥护共产党，而是希望通过接受和平改编，保存一部分精锐力量，待日后风云变幻时，再伺机反扑。他多年的戎马生涯，对国民党体制有着深刻的认知，也培养了他审时度势、相机行事的政治手腕。
利用共产党，达到个人目的？ 还有一种更为激进的解读是，傅作义利用了当时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的策略，以达到为自己“赎罪”或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安全和地位的目的。他深知解放军的强大和国民党的覆灭已是定局，投降是必然的，但投降的方式可以选择。
历史的真相与复杂性
要理解傅作义的真实想法，我们需要避免简单化的标签化。历史人物的动机往往是多重的，夹杂着个人情感、政治考量、道德原则以及时代局限。
军事上的无力回天： 不可否认，傅作义在军事上已经陷入绝境。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以及国民党中央的无力支援，使得他很难继续抵抗。这种现实的压力，迫使他必须做出选择。
政治上的权衡与妥协： 在绝境中，傅作义做出了一个政治上的权衡。他放弃了军事上的抵抗，转而寻求政治上的妥协，以换取和平和部队的相对完整。这种妥协，既是对现实的承认，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对北平的责任感： 许多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都表明，傅作义对保护北平这座古都以及城中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深知一场大战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怎样的灾难，因此他努力避免战争的发生。
个人历史评价的考量： 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傅作义也无法不考虑自己的历史评价。如果他选择顽抗到底，结果可能是全军覆没，自己身败名裂；而选择和平解放，则可能为自己赢得一个“有识之士”、“爱国将领”的名声，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结论：不是简单的“假意”或“真心”
因此，与其说傅作义是“假意投降”或者“真心投降”，不如说他是在一个极端艰难的处境下，进行了一场复杂而精密的政治博弈。他“苦撑待变”的部分，体现在他试图在绝境中为自己和部队争取最优的结局，避免被彻底消灭或摧毁。他寻求和平解放，是基于对现实的判断和对北平市民的责任感，但其过程中的谈判和筹码争取，也并非完全是无条件的屈服。
傅作义的选择，是中国近代史转折点上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它揭示了在政治动荡和军事较量中，个体决策的复杂性，以及在历史洪流中，个人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和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他并非一个简单的“叛徒”或“英雄”，而是一个在时代巨变中，试图寻找最有利出路的政治军事人物。他是否“苦撑待变”，更多的是一种对他在最后时刻所采取的策略和心态的解读，而非一个简单的定论。历史的评价，也需要建立在对他所处环境的深入理解之上。
网友意见
关于傅作义在和平谈判时的摇摆行为，邓野的
一文中已经谈的很明白了。
只来谈一谈1963年的“悉贡所能”一事。
1963年的“悉贡所能”一事与两岸与当时正在的秘密接触有关，应该并非傅作义个人行为，傅作义也应该是奉命行事。
根据美国解密档案1962年时，国共双方代表就在香港进行了广泛接触，而根据童小鹏(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则回忆称，此一时期，台北方面透过各种名义与各种关系，派了许多人前往中国大陆，有一次甚至一口气派了4个人，1个驻香港，3个到了北京，毛泽东与周恩来也会见了其中一些人，童称尽管中共一时之间也分不清这些所谓的国民党“密使”是真是假，所携讯息是否正确，但北京愿意“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而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文件披露，1963年1月底，当中、苏共关系已成恶化之势，时任中共水利电力部长的傅作义，曾向陈诚发出一封密函，内称现在全世界都已看清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而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北京也希望台湾能够断绝与美国关系，脱离美帝国主义的掌控，让国共之间尽速展开谈判,以谋求两岸统一之大业。据美方称,陈诚阅读之后,在信函写下“决不”两字,表示其反对国共第三次合作之意。
(从傅作义的致函内容：脱离美帝、国共谈判、两岸统一等用语判断，傅作义的行为显然是奉命行事)
美外交与情报单位皆认定，1963年初傅作义这封给陈诚的私函，也是中共自1955-1956年起，开始对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的尾声，此后两岸之间似乎再无类似之信函往来与秘密接触，蒋经国也未再曾主动向美方提供对岸来函。华府虽然研判北京已决定停止对台湾的和平试探，然而也不排除蒋经国似乎有意向美方隐瞒他与中共之间的秘密接触，以报复美方长久以来对他的不信任。
以上内容摘自林孝庭 ——困守与反攻 冷战中的台湾选择（本书为作者过去十年来,从美国、英国与台湾各地的学术与史政档案机构所收集的档案中爬梳而来,包括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务院与历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国防部”史政局等地的大量解密史料,对冷战时期的两岸关系、台美关系与国民党的海外秘密活动,进行有系统的建构、分析与论述。）
所以蒋介石日记中所谓傅作义1963年的“悉贡所能”一事，当非傅作义私自个人行为，而是在大陆主导的两岸谈判中的奉命行事。
因为毕竟蒋介石日记并未交代傅作义所谓“悉贡所能”到底指什么，是指傅作义做卧底呢？还是指“悉贡所能”推进两岸密谈呢？
而蒋介石日记中之后关于傅作义的记载，只有简单的“预定研究傅作义问题”寥寥数语，并无详细内容，这些记载也仅仅只存在于1963年。之后便不再出现。
这也是因为在1963年11月间于台北召开的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秘书长唐纵特别针对过去数年来曹聚仁、章士钊等人士对台湾方面传递和谈讯息一事，提出公开说明与澄清，并表达国民党方面不接受此类和谈提议之严正立场。显然，台湾方面在1963年底中止了与大陆的秘密接触。蒋介石自然也不会再去研究“傅作义问题”。
所以，根据美方解密的两岸密谈文件的大背景，只能判断蒋介石日记中傅作义所谓“悉贡所能”，显然指的是谋求两岸统一的秘密接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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