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中李云龙这样脾气暴躁经常爆粗口甚至多次抗命的将领在我党我军历史中常见吗？
如果说像他那样性格火爆、脏话连篇，遇事冲动，甚至经常和上级抬杠、抗命的将领是不是“遍地都是”？那显然不是。我们党我军的主流，始终是讲纪律、守规矩、思想政治过硬的干部。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严格执行命令，顾全大局，以大局为重。这是我们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但是，如果说这种性格的将领在历史进程中一点都不出现，那也不符合实际。李云龙这个角色，很多观众觉得他“真实”，就是因为他身上带有了一些我们熟悉的、活生生的人的特质，即便这些特质放在一个高级将领身上，可能不那么“完美”。
为什么会出现像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呢？这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1. 战火纷飞的年代塑造的性格：
极端的生存环境： 李云龙的成长和战斗经历，主要是在极其艰苦、残酷的战争年代。在那种你死我活的环境下，很多指挥员必须具备极强的决断力、冒险精神和不屈的意志。有时候，过度的谨慎反而是致命的。李云龙的“脾气大”和“冲动”，很多时候是一种战场应激反应，是为了快速解决问题，是为了不让部队蒙受不必要的损失。想想看，在敌情不明、弹药奇缺的时候，一个犹豫不决的指挥官，可能就意味着整个部队的覆灭。李云龙的“狼性”和“霸气”，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磨砺出来的。
实战经验的积累： 很多老一辈将领，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不像今天这么高，但是他们对战争的理解，对敌人的了解，以及指挥作战的经验，都是通过无数次实打实的战斗换来的。他们可能不善于用那些“文绉绉”的词语来表达，而是习惯于直接、甚至粗犷的方式来下达命令。他们的“粗口”和“爆脾气”，有时候也是一种战友间的激励，或者对部下不力的鞭策。
2. 党内斗争和政治环境的影响：
早期党内的多样性： 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刚刚建立，人员构成非常复杂，成分多样。有农民出身的，有工人出身的，也有知识分子出身的。不同背景的人，性格和处事方式自然不一样。虽然党内强调思想统一和纪律，但在早期，对于一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只要能打胜仗，组织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容忍其一些非主流的个人风格。
“能打仗”的价值： 在战争年代，打胜仗是最硬的硬道理。对于那些能打硬仗、恶仗，并且屡屡获胜的指挥员，即使他们有一些缺点，组织上也会尽可能地去团结和使用。李云龙式的将领，往往是战场上的“尖刀”，他们的勇猛和不畏牺牲，是部队的骨干。虽然他的“抗命”行为在政治上是大忌，但在小说和电视剧中，很多时候是为了达成更重要的战略目标，或者避免更大的牺牲，这一点虽然不鼓励，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些将领在极端情况下的选择。
3. 对“理想化”将领形象的反思：
艺术创作的需要： 《亮剑》作为一部成功的文艺作品，李云龙这个角色之所以受欢迎，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神仙，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甚至有些“痞气”的真实的人。这种“不完美”反而让观众觉得亲切，觉得他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而不是一个刻板的宣传形象。
对比的价值： 李云龙的“粗犷”和“野性”，也反衬了其他一些将领的沉稳和理性，这种对比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那么，李云龙的“抗命”行为在党我军历史上是否“常见”？
坦白说，明确的、公开的、多次的“抗命”行为，并且能够善始善终的，是非常罕见的。
党纪军纪的严肃性： 我们党我军历来高度重视纪律和统一指挥。抗命，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一旦被抓住，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绝大多数人能够自觉遵守纪律。
“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 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纪律。任何一位合格的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指战员，都必须将这个原则刻在心里。
少数案例和曲折发展： 当然，历史上也肯定存在一些指挥员在极端情况下，因为对上级命令的理解不同，或者认为某个命令会导致更大损失而采取了“变通”或者“延缓执行”的做法。但这些通常会伴随着复杂的解释和事后汇报，并且这种行为是在特定条件下，出于特殊原因（比如为了完成更重要的战略任务），并且往往是在事后得到组织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而不是像李云龙那样，经常性的、公开的表达不满和不执行。
政治上的高压线： 到了建国后，尤其是随着政治教育的深入和正规化建设，像李云龙那样公开表达不满、甚至抗命的行为，在高级将领身上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一旦出现，那一定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总而言之， 李云龙身上那种敢于担当、不畏强权、爱兵如子、战场上勇猛无畏的品质，在我们的将领中确实不乏其人。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军事家都有这种“硬汉”的特质。
但是，像他那样经常性的、公开的爆粗口、脾气暴躁、甚至多次不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如果在我们党我军的历史上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来看，那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亮剑》之所以能打动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描绘了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战争的残酷和环境的限制，而产生的一些极具个性和“草莽”气质的指挥员形象。李云龙的成功，在于他是一个在战场上能够真正“亮剑”的英雄，同时又是一个有明显缺点、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种塑造，更像是艺术加工和对战争时期一些复杂人性的展现，而不是对当时我军将领整体形象的写照。
所以，你说李云龙“常见”吗？我想更准确的说法是，他身上某些鲜明的、我们能理解的特质在不少将领身上都有体现，但他那种集中的、戏剧化的“问题行为”模式，在真实的党我军将领群体中，是比较少见的，并且在政治和纪律层面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意见
很常见。并且在元帅、大将这种高级将领层次就存在两个：元帅彭德怀，大将徐海东。
元帅和大将不同于上将中将们，元帅大将是军队的缔造者，而且很多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留洋的就好几位（朱德，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刘伯承），没留洋的也是多平易近人、温文尔雅（林彪，徐向前，粟裕，谭政），但是有两个土炮是出了名的暴躁：彭德怀，徐海东。
彭总就不说了，传言暴怒抽了朝鲜太阳俩嘴巴子（当然未有史料印证，持怀疑态度），自始至终形象就是剃干净的光头，无论是八路军总部还是志司，真的是一瞪眼就吓的旁人哆哆嗦嗦。骂人算啥？
志愿军作战处长杨迪因为紧张，在地图上指得稍微偏了一点点，又重新指了一下，被彭总一瞪眼“怎么连地图也不会指了？！”，立刻吓的脸色苍白。彭老总是真的抡刀砍过敌人头的主儿啊。还要斩梁大牙的马谡，骂人已经是最轻的了。
不然全军各路骄兵悍将（尤其是四野）是咋被他降住的。
“抗命”的也不是没有。但绝非“拒不执行”的抗命，更多的是出于对当时具体战场形势的判断，和不能及时理解毛主席思路的结果。
比如二战四平的林彪撤退，平津战役第一阶段杨李兵团和杨罗耿兵团的动作缓慢，程黄兵团前卫提前打密云，等等。
一度气的老人家：“我不回去，我要骂人”“放跑了傅作义，我要记他们一辈子”
但是这和果党的抗命有本质区别。
彭总先按下不表，就说徐海东。
徐海东大将历史上存在感确实低了一些，因为身体不好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出镜率较少，但却是1955年评衔时仅存的几个陕北红军的代表。（另一个是……嗯，你懂的。）
陕北红军，最初是红26军和红27军，徐海东是红25军的领导。但是红25军却是陕北红军的主力。
因为红25军虽然也被迫长征，但是路线不同，直接从河南出发奔陕北去了，路线最短，它也是最先到达陕北的。
（就是历史课本上那条特立独行的虚线）
随后和红26，27军合编成了红十五军团——著名的陕北红军。随后编入红一方面军。这就是红25军的历程。
再说回暴躁的徐海东。红25军开始长征时，从鄂豫皖的何家冲出来，国民党军追剿第5支队开始追，红25军果断出击，将其打退。随后趁国军重新部署调整时，急行军两天到达河南湖北边界的桐柏山区。
本以为到了山区就安全了，但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向红25军介绍了当地的情况之后，发现离铁路很近。这还是很危险。
大家一商量，不行，还是得继续走。
于是红25军不休息，穿过豫西平原，奔伏牛山区走，往陕西走。（和电影1942里往陕西逃荒路线一致）。
凯申在红25军逃出包围圈后疾呼“大意了”，立刻重新部署追剿支队十六个团和东北军第115师猛烈追击，再往前布第40军、第44师封堵，再用第60师掐住入陕通道。
形势就危急到了这个地步。
此时红25军从第一天被追剿开始，一路往南到湖北，又折向北，中间马不停蹄，又是奔袭又是打仗，非常疲惫了。
此时红25军还在决定：不准停，继续奔袭，到伏牛山区为止。
徐海东是前卫部队，一直开路，打仗最多也最累。到了半夜好不容易进了村子，部队倒下就睡，怎么都叫不醒。
（左政委吴焕先，右军长徐海东）
徐海东急了，一阵口吐芬芳是不够的，直接拎着鞭子暴走，先把团长政委抽醒，然后挨个在路边抽人，硬是抽醒了200多人，敦促全军继续前进。
事后得知，徐海东这顿鞭子挽救了不知多少人，部队前脚刚走，后脚国民党军就追到此地。
连抽200多人，除了臂力过人，更是他高度责任心下的焦急。
如果没有他暴躁的一顿鞭子，不知会死多少人。
红十军团在浙赣山区，也是因为连日转战疲惫不堪，因为军团长刘畴西的爱兵不忍，拖了一晚，导致全军覆没。
而较少人知的1941年大扫荡的梯子沟惨案，冀中后勤和白求恩卫校的百余名女生，疲劳不堪，不顾杨成武的“休息一下立刻走，千万不要停留”的百般叮嘱，耽误时间过长，被日军残忍截杀。
仅道士关（观）后方医院就有500多伤员被刺刀挑死，一个没有跑掉。有人估计死难的八路有1000人，甚至还要更多。日军对梳短发的女子，手指上有痕迹的男人全部杀死。
什么是爱兵？哪怕再累，也要敦促，哪怕用骂，用鞭子，完成了任务，少死人，才是最大的爱兵。
因为这是战争，是残酷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除了果党旧军队的部分长官们以虐待士兵为乐，没有将领会愿意爆粗甚至打人。
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情，徐海东都会深深自责：“战士们是真的疲惫，刚下过大雨的地上全是水，战士们就直接睡在上面，当时军情紧急，但是我实在不应该打他们。”
而战士们，却对这位骑白马、经常扬鞭打人的将领敬爱有加。
面对“军阀作风”批评的徐海东，就四个字：“不打好人”。
面对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听到炮声腿肚子不听使唤的战士，战场上是没有时间搞思想教育的，他只有鞭打。而打完以后，战斗胜利，三军欢天喜地，谁会记得首长用鞭子抽他呢？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他并不是怕死，不是没觉悟，他只是生理本能的慌了，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想起了对越反击战时的一个故事，某新兵初上战场，一看那场面，光炮声震天响就能把人整懵。不知道怎么办了，站在那里懵掉了，腿肚子哆哆。班长踹了他一脚后，背起这个新兵冲锋。
再打仗，这个战士回过神了，很英勇，还立了功。如果当时简单的按战场纪律处分，就又少了一个战斗功臣。
用鞭子看起来简单粗暴，但是总比搞什么督战队用手枪“执行战场纪律”更仁慈吧？总比败仗后死于非命仁慈吧？
所以红25军的战士们但凡看见徐海东白马将至，立马踊跃向前，英勇杀敌。
红25军能够逐渐在战斗中整师整团的消灭敌人，作为一支偏师能达到这个水平很不容易，也说明徐海东等红25军领导军事指挥能力的成熟。
因此红25军成为了长征中唯一一支增员的红军队伍。沿途抗击了30多个团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有减员，到陕北时，部队还增加了800多人；
红25军还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地（豫陕、鄂陕边区十余县）红军队伍。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损失的情况下，在鄂豫陕边区播下了红军种子，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25军长征中唯一一支发展地方游击师——红74师的红军队伍。
并且最关键的，它还是唯一一支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我们都知道，工农红军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从领导者到战士整体年龄都不大。而红25军又是年轻中的年轻——多为四方面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的伤病员和后代组成。军政委吴焕先才28岁。
如此大的影响，自然是上了报纸。1935年9月20日，一张报纸被红一军团侦察连长缴获了。
中央正是在缴获的报纸上，得知“陕北赤化严重”的消息后，决定往陕北发展。这“赤化严重”的功劳，正是红25军徐海东和红26军刘志丹。
而缴获这张报纸交给毛主席的侦察连长，就是日后著名的38军军长，大牙梁兴初。
（梁大牙的这一功劳至今还有现实意义：他的敏锐性及时发现了报纸，中央决定前往陕北。而陕北在错误肃反，某人当时被错打，已经挖好了尸坑，毛主席到达后严厉制止肃反，救下了此人。距离此人被错杀行刑仅差4天。你猜这人是谁？）
（此人日后回忆，“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我早已不在人世。”）
这就是中国革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顷。
一方面军到达后，徐海东立刻让红十五军团节衣缩食，从仅有的7000大洋里拿出5000大洋给了中央红军，这让刚刚爬雪山过草地的中央红军有了基本的温饱。
要知道，彼时红25军还是属于四方面军编制，在当时分裂的那个形势下，有如此觉悟，相当难得了。
可以说，徐海东带着陕北红军给当时疲惫不堪、危在旦夕、前途迷茫的中央红军提供了最宝贵的东西——希望和落脚点。
学者们不约而同的用了四个字形容陕北红军：“雪中送炭”。
为此，政委吴焕先牺牲，随行的鄂豫皖书记徐宝珊积劳成疾病逝，军长徐海东、副军长程子华重伤。
（对，就是后来那个被林总告诉“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的程子华）
而徐海东自己被果党杀害亲人66口。
伟人称赞红25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红十五军团随后编入一方面军，成为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红25军成为344旅一部，投入抗日战场。
有人说徐海东评大将是躺冠，他们多半是不了解徐海东在红军时期的故事。
同样是打人，一个是为了救命而打，一个是为了粗暴维护所谓权威而打。这就是红军和旧军队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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