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在对外舆论战方面，常常是官媒孤军奋战呢？
一、 官方媒体的定位与局限性
国家喉舌的身份: 中国的官媒，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其首要任务是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维护国家形象，阐释国家政策。这种定位决定了它们在信息传播上的“正统性”和“权威性”，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表达方式的灵活性和视角的多样性。
信息发布的审核机制: 官媒在对外发布信息时，往往需要经过严格的内部审核，以确保内容符合官方的口径和价值观。这种机制虽然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但也可能导致信息发布的速度相对较慢，反应不够及时，并且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为了避免争议，可能会选择更保守的表达方式。
受众接受度的差异: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存在一定的“滤镜效应”。由于其国家喉舌的身份，很多外国受众会习惯性地将其信息视为“宣传”，即使内容客观，也可能被带有怀疑的态度看待。这使得官媒在传递信息时，需要花费更多力气去建立信任。
叙事方式的挑战: 官媒在对外叙事时，往往倾向于宏大叙事、成就展示和正面宣传。然而，在国际舆论场上，碎片化、情绪化、个性化的叙事更容易吸引受众。官媒在如何将国家发展成就转化为普通民众可以共情、产生共鸣的故事上，仍然存在提升空间。
二、 社会力量参与的不足与障碍
法律法规的限制与引导不足: 中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舆论领域的主动发声，既没有明确的鼓励机制，也存在一定的潜在限制。例如，涉及境外信息的发布，可能会涉及敏感内容，导致个人或民间组织在参与时持谨慎态度。
鼓励和支持机制的缺失: 相较于一些西方国家，中国社会在鼓励和支持民间力量参与对外传播方面，尚未形成成熟的体系。无论是资金、培训、平台支持，还是法律保障，对民间力量的扶持力度仍然不够。
能力和经验的欠缺: 许多中国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缺乏对外传播的专业知识、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国际视野。即使有参与的意愿，也可能因为不了解国际舆论场的规则和传播规律而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风险意识和顾虑: 在参与对外舆论的互动中，个人或民间组织可能会担心因言论不当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或负面影响，例如被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或者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这种顾虑会制约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动员: 官媒是国家层面的组织，但社会上的个人和组织往往是分散的。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动员这些分散的力量，形成合力，是一个挑战。目前缺乏能够将个体声音汇聚、放大并进行有效引导的平台和机制。
三、 国际舆论环境的复杂性与挑战
西方媒体的主导地位和信息议程设置能力: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舆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信息传播网络和话语权。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往往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滤镜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形成了一套已经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叙事框架。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 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中国在对外宣传时，难以完全用西方社会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即使是同一事件，在解读和呈现上也会有很大不同。
信息碎片化和社交媒体的兴起: 如今的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社交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在这些平台上，情绪化、猎奇性的内容更容易传播，而官方媒体理性、客观的叙事则可能被淹没。同时，虚假信息和恶意攻击也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对官媒的正常传播构成干扰。
信任赤字和刻板印象: 部分西方受众对中国存在信任赤字和刻板印象，这使得他们在接收来自中国的信息时，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批判性思维。官媒的任何表态，都可能被解读为“洗白”或“掩盖真相”。
竞争对手的活跃: 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在对外舆论传播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并且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它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智库、非政府组织、学者、网红等，积极传播其观点，与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展开激烈竞争。
四、 官媒“孤军奋战”的潜在后果
传播效果的折扣: 由于上述原因，官媒的传播效果可能大打折扣，难以有效地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议题设置的被动: 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中国往往是被动回应，难以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走向。
中国形象的单一化和刻板化: 如果只有官媒在发声，容易让外界对中国的认知变得单一化，只看到官方叙事，而忽略了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声音和真实的复杂性。
“信任赤字”的加剧: 当官媒的努力难以获得理解和认同时，反而可能加剧“信任赤字”。
如何改变“孤军奋战”的局面？
要改变官媒“孤军奋战”的局面，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多维度的策略：
1. 鼓励和支持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
政策引导和法律保障: 制定更有利于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传播的政策，明确界限和支持方向。
资金和资源支持: 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民间智库、学者、文化机构、社交媒体KOL等参与对外传播。
能力建设和培训: 提供跨文化沟通、国际传播策略、社交媒体运营等方面的培训。
平台搭建和机制创新: 建立鼓励和整合社会声音的平台，例如支持非政府组织与外国媒体合作，鼓励学者在国际平台上发声。
2. 官媒自身需要转型和创新:
叙事方式的多元化和本地化: 学习和运用更贴近当地受众的叙事方式，多讲具体的故事，多用普通人的视角。
提高互动性和参与度: 在社交媒体上积极与受众互动，回应质疑，展现更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开放更多传播渠道: 利用更多国际化的社交媒体平台，与当地有影响力的KOL合作。
增强内容的可信度和透明度: 在事实核查和数据引用上更加严谨，必要时公开更多透明的信息。
3. 加强国际传播的战略和研究:
深入研究国际舆论场特点: 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和信息传播习惯。
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形成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中国叙事。
应对虚假信息和攻击: 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揭露和反驳不实信息。
总而言之，中国在对外舆论战中官媒“孤军奋战”的现象，是国家战略、社会动员、传播能力以及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乃至个体层面，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多元、灵活、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
网友意见
我们的话语体系，与西方的话语体系，是不同的。我们的外宣，首先要符合国内的话语体系，这就导致一个结果，说的东西外国人根本不感冒，不认可，其实我们也知道，但也不能顺着西方人的话语体系去说，否则会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举个例子，前几年一群华裔富二代为了抗议美国打压中国，上街游行示威，表面上是在挺中国，其实严重违反了中国的价值观念，而是在践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他们上街这种行为的恶劣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喊口号带来的助力。
这就是为什么官方外宣很无力，因为就不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而是说给上面听的，而民间的外宣，往往会落入了西方人的话语体系，变成了小骂大帮忙，当你和老外激辩什么人权自由平等时，官方其实很慌的。
因为民众翻墙犯法：
丢人现眼这种事情还是参与者越少越好……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国际上确实把官媒当作满嘴狗屁毫无客观可言的喉舌媒体呢？
外宣中官媒也没有奋战呀。官媒是给体制内的上级领导看的！上级领导满意就行！
事实上，各行各业的外宣都是各行各业自己搞得，效果比官方媒体好得多！
官媒也没有奋战啊，咱们的外宣基本上都是内宣，出了门稍微转一圈，没人搭理，就又回来对家里人喋喋不休了。
也别说墙不墙的事，现在把墙推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们一拥而上，恐怕根本说不出官方想听的话来，而自由壬们又会眉来眼去变成真的50w，事情可能越发不可收拾。
咱们外宣影响力比较大的时间其实是十年时期，那时候确实抓住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痛点，收获了一大批狂热的支持者，但是大人，食大便了！要和平发展，赚洋人的刀乐，就没办法在外宣上搞意识形态这一套，输出革命，对于20世纪的计划经济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对于21世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就是杀敌八十，自损一千二。而且实话实说，咱们的左籍已经被各国康米们不知道开除了多少次了，在辩经这方面公信力属实八行。
最后，你一个不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跑到被自由资本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里去，就必然要作为“异类”受人白眼，你搞外宣，就必然要被人用各种方法打压，规矩是人家定的，人家想让你说不出话，你就真的只能一声不吭，这个道理跟一些沉迷于只搞议会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处处碰壁是一样的。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史记·商君列传》
你看这些帮商君为新法叫好的被商君重锤了，商君就明显更喜欢“孤军奋战”，对吧。
外宣内宣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而一个人如果自发去赞同一个内容，那么他就是经过了自己的思考，不管赞同的对不对都是他自己思考得到的结果。
而一个人不可能所有的思想都和大方向一致，如果你会通过思考表示赞同，那么就有一天可能会表示反对，所以最安全的是不提出自己的看法跟着宣传走。
因此越俎代庖宣传的往往会被打击，舆论的引导越来越正规化，野生国师们需要被招安。
内宣化的外宣最需要的是跟着摇摆，而不是自己思考，而孤军奋战是最有效果的。
所以说舆论战中之所以在“孤军奋战”，是因为想要“孤军奋战”。
因为官媒不需要你上场。
正确的做法就是官方说什么你信什么，在后面666一起摇摆就行了。
帮腔甚至代官媒下场？你是嫌命长。
因为舆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而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在一开始就被取消了“参赛资格”，最多只有当场外“啦啦队”的份，连上替补席当饮水机管理员的权利都没有。
同时，因为“参赛资格”的被取消，很多人实际上也逐渐被驯化和退化，从而失去了参赛的实际能力。
谈舆论战这件事，我想跑个题，谈一谈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
日本政府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府，他有其特殊性。
因此日本政府在面对“舆论战”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不希望民众上场的。
因为民众上场参与“舆论战”，代表民众需要“输出立场”。
而众所周知的是，日本政府的立场属于灵活立场。今天是这么讲，明天就不一定了。不仅灵活多变，甚至有时可能会互相矛盾。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容易被打脸”
比如一个普通的接受过教育的日本年轻人，在前天帮着日本政府就某某事输出A立场的情绪宣言时，今天早上起床就发现日本政府换了态度，变成了与A相违背的B立场。
反复几次后，他就会出现日本政府最担心日本年轻人出现的三种情况:
“思考”“质疑”“寻求答案”
也许有些精日会很生气我这么说日本政府，因为在精日的眼中日本政府往往都是走一步看十步的。
但我用一句日本民间俗语就可以让大家明白我为什么说日本政府的立场是灵活多变的，这句话很多人应该听说过。
“合订本を読まないでください。”
翻译出来就是“不要观看合订本”
这句话原本是指类似于日本集英社等漫画刊物，在平日里连载漫画时的设定为某某。但在影印漫画合订本时，许多日本漫画作者为了完善世界观就会在合订本中修改许多漫画中的细节。有时修改的比较好，容易受到读者追捧，但大部分时候不改还好，改了却很容易造成漫画设定的前后矛盾！深受其害的日本读者不由得在网络上高呼“不要观看合订本”。
而后来，这句话多被引用在日本政府的前后立场不一致所造成的反差效果。
总结来说也就是:“在舆论战中，日本政府希望民众与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但保持一致的同时请不要输出过多有意义的语言和行为，只需要摇旗呐喊和助威，在日本政府的引导下作为背景板参与就可以了”。
事实上，这种行为在多个文学作品中都被分析和讨论过。比如在架空文学作品“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eighty-four”[中文名不记得怎么翻译了]
主角所存在的世界中，有着一种名为“Hate week”的行为，翻译过来就是星期的讨厌。
在这个世界观中，普通老百姓过得稍微有点不那么顺心，而领导者们为了缓解这种老百姓的不顺心，特意推出了“星期的讨厌”这种解压方式。
就是通过种种方式跟着领导者们的组织和安排宣泄自己的情绪，来达成一种解压和破冰的目的。
但“星期的讨厌”有时却容易变化。比如主角在参加一次大会时，本来宣泄解压的目标是亚欧，但志愿者们却突然换了亚东的旗子和海报！在场的众人连犹豫都没有犹豫，立刻就明白了，自己宣泄的对象应该是亚东而不是亚欧。在短暂几秒钟的暂停后，就又开始了对亚东的宣泄了。
所以在这个世界观中，领导者们进行舆论战时，普通百姓应该做的是听和看，参与的方式应该是附和！
当亚欧的旗子换成亚东的旗子时，你要做的是立刻明白自己宣泄的对象应该是亚东，而不是问“怎么回事”，更不要思考“为什么”
你今天要思考“为什么”，那你明天打算干什么？寻找答案吗？
综上，再次总结一下日本政府对于“舆论战”的态度
普通日本老百姓只需要跟随着日本政府的脚步和声音走就可以了，可以附和，比如喊刚把爹和摇旗之类的。但是不要真正的试图去参与和讨论。
因为那啥即那啥，内啥即内啥，噶啥即噶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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