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取得中国代表权？

1971年10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抵达北京，开始为尼克松访华事宜进行前期准备工作。而此时在大洋彼岸的纽约联合国总部里，一场关于“中国代表权”的辩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为什么基辛格会在这个关键时刻跑来中国？这种反常的举动让中国人提高了警惕。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毛泽东最终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正在致力于搞“两个中国”的美国人一定是胸有成竹，才会专门在这个时候把基辛格派到中国。毛泽东断定：“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

于是另一个问题呼之欲出：既然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而美国人也做出了让步，表示欢迎中国重返联合国、甚至拿回安理会的席位，那么中国人要不也退后一步，默许蒋介石政权的代表留在联合国里呢？毛泽东深刻而清醒地意识到，这艘贼船，上去容易，下来难——如果中国为了重返联合国而默认了美国人提出的“两个中国”方案，那么日后在台湾问题上势必受制于人。因此他很快便做出了决定：“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美国人当真是如此打算的吗？在基辛格即将结束行程、乘车前往机场的路上，他终于克制不住自己得意地心情，向前来送行的叶剑英元帅笑道：“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他非常笃定，以美国人对联合国的操控能力，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这点——毕竟在此之前，美国人凭借着自己对联合国规则的深刻理解，已经将中国挡在了联合国外22年之久。

然而就在基辛格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不久，机上的电传打字咯咯作响，吐出了一条来自纽约的最新消息：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代表的决议。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中国人以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返了联合国，恰如当年美国人以中国人始料不及的方式把他们拦在了联合国外。

一、1950，美国人的“组合拳”

1949年的11月15日，联合国秘书长吕格弗·赖伊接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

这封电报是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出的，在电报中，他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联合国根据其宪章原则及精神，取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来势汹汹的中国人让吕格弗·赖伊有点意外，毕竟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了温良恭谦、或者说是有点唯唯诺诺的中华民国代表。不过比中国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苏联人：他们不仅迅速响应了中国人的提议，更是进一步提出如果安理会不将中华民国代表驱之门外，那么苏联人将不参加一切安理会工作。

美国人此时还不愿接受自己在中国的失败，他们想方设法，为新中国设下了重重阻挠：美国人先是声称新中国此时并非联合国会员国，因此其电文副本不得随意向大会散发；继而在第四届联大上千方百计地驳回了苏联提出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案，声称此时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还为时过早。然而即便是再死硬的亲蒋派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这些做法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已：要知道，蒋介石转进台湾之后，其高昂的军费开销很快就耗尽了他带到台湾的4百万两黄金，按照美国的估计，大概就在几个月之后，台湾岛上的蒋介石政权就会迎来最终的末日。

国际社会不可能为了一个失败者而拒绝一个拥有数亿人口、领土面积近千万平方公里的亚洲大国，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49年10月就已做出判断：除非毛泽东这些人默许，否则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反共武装——当然也包括台湾岛上的蒋介石——都将在1950年底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然而对杜鲁门政府来说，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在多年的大笔援助却换来了蒋介石的全面溃败之后，美国国会里正酝酿着一股奇怪的情绪，许多议员叫嚣着放弃台湾乃是对盟友的一种抛弃，而美国国内的反共思潮也愈演愈烈。因此杜鲁门政府一方面暗中命令驻外使馆人员在对外宣传时务必要强调台湾乃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收复台湾既是意料之中，也是清理之内；而另一方面，杜鲁门又狡猾地将蒋介石的命运交给了他一贯信赖的“国际社会”，以此来逃避“抛弃盟友”的恶名。1950年1月12日，美国驻联合国副常任代表葛罗斯公开发表声明：“我愿意明白表示，如果安理会中有7票赞成此案（驱逐中华民国代表、容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案），我的政府就接受这个决定”。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把矛盾转移给所谓的“国际社会”，既不至于落下个抛弃盟友的名声，更不会显得自己屈从于远东的共产党人，而此时安理会中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已经达到了5个。所有人都觉得，新中国的到来与蒋介石政权的灭亡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

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1月18日，周恩来与毛泽东确定了出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5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吕格弗·赖伊向59个会员国发出倡议，要求大家“摒弃外交承认的影响，考虑解决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到了1950年6月，随着蒋介石带到台湾的黄金与外汇逐渐耗尽，台湾岛内的金融秩序趋于崩溃，美国人已经开始着手撤离岛内人员，并为蒋介石秘密寻找流亡落脚地了。

然而这一切都被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打断了。人民军在朝鲜半岛上的突飞猛进震撼了世界，也让美国人忽然发现了中华民国的新用处——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星期里，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连续通过了数次决议，谴责所谓的“朝鲜军队的侵略行径”，并授权美国主持“联合国军”，派兵前往朝鲜半岛。美国人敏锐地意识到，一旦中国代表权发生变更，那么安理会内部的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在有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任何变化，都不是美国所乐意看到的”。

已经走到悬崖边上的蒋介石政权，忽然迎来了新的希望。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稳定联合国在朝鲜行动的南部侧翼和限制朝鲜的对抗”，同时“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中国领导人对此怒不可遏，毛泽东发表声明指出：“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急转弯让人们叹为观止，后世专注于冷战史的美国学者大都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美国国内愈演愈烈的反共情绪严重影响到了杜鲁门政府的决策，以至于“在中共介入韩战（朝鲜战争）后，美国对华政策即完全失去弹性，决意与中共为敌，并全力支持在台湾的国府（蒋介石政权）”。而英法两国则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曾亲眼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国际体系的瓦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他们十分明白：一个大国被长期排斥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之外，最终只会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这个体系的彻底崩溃。因此在1950年9月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上，英法两国罕见地站到了一起，向美国人发出了规劝。

美国人对自家盟友的规劝不屑一顾。在60多年以后，美国人拍了一部名为《侏罗纪世界》的电影，影片中的转基因暴龙在逃出牢笼之后，一路杀死了它见到的所有生物，人们对此大惑不解，而男主角却一语道破天机：它正在测试自己在食物链中的地位。

作为二战中唯一本土没有被波及到的大国，美国在四十年代末时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他们对自己遇到的每个对手都亮出爪子和牙齿，一旦发现你无法抵挡，就会将你彻底吞噬。而中国人，则与他们迎头撞上。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踌躇满志的美国人在东亚的土地上，第一次遇到了自己无法征服的对手。11月，美国在第一次战役失利后恼羞成怒，在联合国中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韩国案”，按照联合国相关规则，在讨论此类问题时相关国家应派出代表参会。于是11月27日，以原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武修权为特派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如约出现在了联合国的会场上，他们同时带来了“美国侵略中国台湾案”，中美双方在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同时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在万里之外的朝鲜战场上，长津湖畔炮火轰鸣，美国人正遭遇着二战以来的最大军事失败；而在纽约，美国人则施展出了浑身解数，给刚刚登上国际外交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一课。

在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前两个月，美国打出了一记沉重的“左勾拳”：美国操控叙利亚与加拿大，连续提出了“缓议案”与“委员会案”——所谓“缓议案”，意思的是中国代表权问题非常重要，因此大家应该从长计议，最好指派审查委员会就此问题做出报告，以供大会裁定；而“委员会案”则是建议大会专门成立特派委员会，以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通过构建一个漫长而特殊的流程，让“中国代表权”问题陷入漫长而僵持的讨论中，从而在事实上排斥新中国、留下蒋介石政权的代表，是美国人能想到的最好的点子。

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对此没有丝毫防备，他们抵达纽约后惊愕地发现，联大的议程中早已没有了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空间——因为根据“缓议案”，本届联大无法在特别委员会没有提交报告的情况下对中国代表权进行裁定；而由加拿大、厄瓜多尔、印度、波兰、伊拉克、墨西哥和菲律宾七国组成的“中国代表权归属问题特别委员会”，在经过数轮激烈的讨论后，竟然得到了一个“在目前情况下，本委员会对中国代表问题，不能做出任何建议”的结论。

不等中国人反应过来，美国人的“右直拳”应声而至：11月28日，武修权在安理会发表长篇演说，怒斥美国与蒋介石政权互相勾结的丑恶行径，要求美国撤出台湾，并提议“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决定朝鲜的命运”。然而在美国的刻意操纵下，武修权的发言申请被连续驳回，安理会强行通过了“将中国侵韩案提交联大”的决议；而当讨论到“美国侵略中国台湾案”的时候，联大和安理会竟然在美国的动议下进入了不定期休会的状态！

满腔热血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人的组合拳下，无比憋屈地结束了自己在联合国的第一战。

由于所谓的“中共侵韩案”存在，因此“中国代表权问题暂时不能进行讨论”便成为了整个50年代联合国大会的基调之一。美国或通过其他小国，或亲自出手，在历届联大上横推竖挡，将“中国代表权问题”硬生生地变成了“不能提名字的事情”。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再三年，整个五十年代就这样被“缓”过去了。

二、“农村包围城市”：中国人的应对之道

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将中国长久地阻拦在联合国之外，不仅对国际社会没什么好处，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是个天大的麻烦：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生效，中国人在朝鲜半岛击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而1954年3月，奠边府战役爆发，越南人民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击败了法军，直接导致了拉尼埃内阁倒台。为了彻底解决朝鲜与中南半岛问题，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决定召开会议——而很显然，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参与，这次会议必将沦为笑谈。

如果中国当年取回代表权的话，那么这就仅仅是一次安理会五常之间的例行的会议。而现在，大家却必须专门在日内瓦召开专门会议，邀请中国参加——这不仅让许多人对美国充满了怨念，也让人对联合国的存在产生了一丝质疑: 当年罗斯福提出的“联合国”构想基于所谓的“大国一致”原则。如果眼下因为美国人的好恶就将中国拒之门外，而把仅有的五个安理会席位授予一个寓居小岛的流亡政权，那么“大国一致”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可对沉迷于反共意识形态之中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意见完全无法撼动他们对中国的偏见。1952年，曾任同盟国欧洲最高指挥官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出任第42届美国总统，朝鲜战争与中南半岛的上“自由世界”的节节败退让这个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颜面无存，因此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恨意几乎是与日俱增。他甚至放言：“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因此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在亚洲对中国进行围堵。

在偏见的作用下，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禁绝了对华贸易，更是变本加厉地在阻拦着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脚步。每年联大上例行提出的“缓议”案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中国代表权”问题，俨然已经变成了联合国大会中的禁忌。

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在意，自从1950年美国人在联合国里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之后，老一代领导人便想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要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既然美国人眼下还牢牢操控着联合国，那为什么一定要跑到纽约去自讨没趣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当成了一项长期事业来加以运作，“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成为了与中国建交的基本原则之一。周恩来对此有过精妙的论断：“我们并不计较在联合国中赞成恢复中国权利的国家处于多数还是少数，我们所注意的是哪些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中的地位和权利”。

中国的步伐缓慢而坚定，日内瓦会议、万隆亚非会议、中国人的身影开始活跃在了国际舞台上。随着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让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呼声也愈发高涨。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在拜访毛泽东时坦言：“在美国不论到哪里，记者都问，印尼对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答复是很坚决的，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否则“联合国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苏加诺隐晦地表示，中国可以考虑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方式先参与到联合国事务之中，而毛泽东则直接回绝了这个建议。他表示，让友好国家在联合国里发起相关提案拖不得，而重返联合国、拿回中国代表权这事急不得。至于为什么，毛泽东一语道破天机：“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因此，何必急呢？”

毛主席清醒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重返联合国，表面上看是一个程序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力问题。没有足够的实力作为支撑，“五常”的“圈子”就算硬挤进去，无非也是自取其辱。1950年美国人对中国代表团的打压，近十年来中华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里的唯唯诺诺都给毛主席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而非他人的施舍，堂堂正正地解决中国问题。

随着新中国一五、二五计划的完成，中国的国力不断攀升，而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很快，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不可能无休止地阻止其他国家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缓议”案在每届联大中得到的反对票越来越多、赞成票越来越少。终于，在1960年的“缓议”案投票中，赞成票与反对票仅相差8票，而弃权票则创下了破记录的23票。这意味着只要有5个国家改变立场，那么“缓议案”就将破产。而在投票结束后，英国、巴西与加拿大都通知美国：他们不赞成美国以这种方式控制联合国，如果1961年再度发起投票，他们将对“缓议案”投下反对票。

由于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中夺取了全国政权，因此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新的国家加入联合国”问题；而是“一个已有的国家，当政权发生更替时代表权转移”问题。按照联合国宪章，这类问题只需要在联合国大会进行投票讨论，并获得简单半数通过即可生效。因此“缓议”案的破产，实际上宣告了中国在重返联合国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如果美国人不想想办法的话，那么等待着蒋介石的，只有死路一条。

对蒋介石政权来说，1960年注定是难熬的一年——这年民主党人在大选中击败了共和党人，年轻的约翰·肯尼迪取代艾森豪威尔，成为了第44届美国总统。年轻气盛的肯尼迪曾在大选中对共和党的台湾政策进行过严厉地批评，在他主政前夕，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连续刊发文章，为他所谓的“对华新思维”造势，肯尼迪的智囊团放言时代已经改变，美国需要正视“远东存在着两个中国这一现实”！

肯尼迪满以为，在联合国中同时容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政权可以同时收获来自双方的好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的好感是一点没获得，相反他倒收获了来自三方的抨击：周恩来总理对美国人提出的“两个中国”构思进行了严肃地批评，他甚至罕见地直接向国际社会进行喊话，表示“这次联合国的斗争是个考验，考验有多少国家是对中国友好的”，“只能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蒋介石在得知肯尼迪的“两个中国”策略后也勃然大怒，一反常态地直接表示了自己对这一策略的不满；而最出乎肯尼迪意料的，则是来自国会中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愤怒：新任总统怎么能如此跳脱、完全否定过去若干年里国会好不容易达成的政策共识呢？

美国政界的反共人士并不准备抛弃蒋介石。自1950年以来，蒋介石政权始终都是美国在联合国里最忠实的盟友，即使最挑剔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政权“对待我们的行为一直堪称楷模”。十年的耿耿忠心终于在此时换来了丰厚的回报，1961年2月20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份“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国会议员签名名单，54名参议员、285名众议员联袂签名，而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半数以上成员的名字都在其中。1961年9月，国会中的铁杆反共分子加大了污蔑中国的宣传力度，他们甚至组织示威游行，威胁说如果中国加入联合国，他们便将组织投票，让美国退出联合国！

对美国人来说，这已经不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事情了，国会决心在新任总统的面前彰显自己的实力，将对华关系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在美国的历史上，由于国会里的利益集团阻挠而通过外人看来极其愚蠢的政策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1933年，罗斯福为了让国家复兴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不得不向国会中的白银集团低头，通过了允许政府直接收购白银、抬高银价的《白银法案》，最终摧毁了世界上仅存的银本位大国——中国——的经济。（详情可见本人发表于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12月下第24期白银时代的文章）而这一次，国会中的反共势力则再度压倒了总统与国务院，占据了上风。

尽管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一再表示中国的国际声望正在不段增长，如果美国一意孤行，迟早会迎来外交上的一场大溃败，然而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经过讨论之后依然坚定地拒绝了来自总统的所谓“对华新思维”，这些人决心与红色中国为敌到底！

三、“重要问题案”：美国人的背水一战

美国人提出的新方案简单而有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缓议案”即将破产，那就意味着接下来所有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都可能无法拿到简单半数的赞同票了。因此必须使用特别的手段，将“中国代表权问题”由简单半数票问题，变成至少有2/3会员国同意的问题，才能确保将中国人继续拦在联合国外。

那么什么样的提案，必须拿到2/3会员国的同意票才能实施呢？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的规定，一旦某项提案被确定为“重要问题”，那么出于慎重考量，便不能以简单半数投票来进行决策，而是要必须要“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美国表示，中国系联合国重要之创始国及常任理事国，中国代表权之转移，毫无疑问关系国际之和平，因此必须遵循联合国宪章之规定，将其定义为“重要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重要问题案”，这一方案体现了美国人对联合国议事规则的深刻理解。同时具有极强的迷惑性：难道你能说中国代表权问题不重要吗？联合国五常之一的代表权转移问题，凭什么不重要！

靠着这个法子，美国人再度把中国挡在了联合国外。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升级，印度自恃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其撑腰，悍然开战，结果一败涂地。曾经放言要做“一个有声有色大国”的印度人惊慌失措，狼狈求援，肯尼迪不得不下令派出航母编队前往孟加拉湾，为印度壮胆。曾经以“不结盟国家运动领袖”自诩的印度经此一役，元气大伤。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成为了美国第45届总统。他上任后，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毛泽东笑道：“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最终以北纬17°线为雷池，划定了中国人的底线。在随后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人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

1964年，中法建交。同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三年后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台湾外交官曾不无悲凉地回忆到，他曾经在华盛顿与台湾老友重聚，这些人都是当年的台湾留美学生，深受“反共抗俄”教育多年。然而在大陆试爆原子弹后，这些人在美国人面前挺直了腰板，竟然发生了明显的立场转变，一些人甚至变成了毛主席的“粉丝”。

国力的持续上升直接体现在了联合国的投票中：1965年，美国在“重要问题案”上拿到的赞成票仅比反对票多出七张，而由阿尔巴尼亚等国发起的“迎还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代表案”甚至出现了平票的局面——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如果继续将中国排斥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之外，就无法真正地协调国际关系！而美国再不做点什么的话，阻拦了中国人五年的“重要代表案”迟早会迎来失败。

美国人对此已经无计可施。1966年9月16日，美国国务院甚赤膊上阵，直接向美国各驻外使馆下令，要求他们向盟友大力宣传“重要问题案”的重要性，并务必要使其与美国一道反对容纳中共、排斥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然而一贯支持美国的加拿大等国却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经过冗长而繁复的扯皮之后，加拿大表示自己将与友好国家在1966年联大上进行讨论，寻找一个“大陆与台湾都能拥有联合国席位、而且大陆获得安理会席位”的方案。如果美国人对此进行阻挠，那么作为报复，加拿大将在“阿尔巴尼亚提案”上投出弃权票——这也意味着“容纳大陆、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将第一次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票。

美国人有苦难言——一方面，台湾与大陆的态度都如此坚决，以至于加拿大这个“双重代表案”根本不可能被他们接受；而另一方面，随着联合国中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亚非拉小国越来越多，“重要问题案”必须要得到美国盟友的全力支持才能通过。在这个时候抛出“双重代表案”，很有可能让盟友误会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松动，进而做出误判。无奈之下，美国人最终做出了让步：他们许诺，如果加拿大在1966年继续投票赞成“重要问题案”，那么他们就投桃报李，同意由加拿大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提案，成立一个所谓的“研究委员会”，以便他们对那个异想天开的“双重代表案”进行讨论。

不过这种利益交换下的暂时妥协，又能维持多久呢？美国人对此实在没有信心。

就在美国人忧心忡忡的时刻，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爆发了：1967年6月，在文革带来的极左思想影响下，中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6月27、28日，缅甸民众冲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后来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黄华回忆说，“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

文革带来的巨大冲击直接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国与其40多个建交或半建交国中的近30个发生了外交纠纷，几乎停止了一切对外交往。原本以为自己翻盘无望的美国人绝处逢生，惊喜地发现“重要问题案”从1967年之后竟然完全不需要自己操心了，下赞成票的国家与日俱增！

估计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靠着共产党人的错误，再坚持三年。

尾声、美国人破产的“如意算盘”

1968年，毛泽东严肃批判了外交工作中的极左做法，并在1969年的“五·一”劳动节时，接见了部分国家的驻外使节。同年，“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共同提案国，增加了三个。

而也就在1969年，曾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的理查·尼克松在大选中胜出，出任美国第46届总统。这位著名的“冷战斗士”上台之后一反常态，在联大发言中表示：“当中国领导人选择放弃自我强加的孤立之时，我们就准备以认真坦诚态度和他们谈”。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从60年代开始，美苏两国的核武库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均势，这意味着美国必须依靠第三方来对苏联进行牵制，以获取战略优势。而与此同时，越南战争的泥潭也正在吞噬着美国的国力。改善对华关系，不仅能对苏联进行牵制，更有利于美国解决越南问题，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于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尼克松再度将目光投向了中国。1969年，尼克松决定将第七舰队的军舰从台湾海峡撤出，并逐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向中国人释放了和解的信号。

尼克松的举动让国务院大惊失色。国务院认为总统不能轻易向中国示好，因为任何向中国示好的举动，都可能引起国际性的谣言，进而导致其他国家的误判——在“重要提案”的赞成票越来越少、反对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无疑于一场危险的赌博。在国务院看来，两国之间的任何关系转变，都必须从双边问题的逐一解决开始，否则贸然与中国和解，只会自取其辱。

尼克松对此无计可施，美国国内传统反华势力与政策惯性的存在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迟钝而臃肿。然而身为一个政治家，尼克松迫切地渴望自己的名字能够永载史册，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甚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访中国的美国总统，绝对能帮他完成这一目标。

尼克松是幸运的，他找到了一个能够帮他实现这一愿望的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敏锐地意识到了北京方面同华盛顿一样，正在期盼着双边关系的缓和——而他的证据，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1969年释放出来的一系列缓和信号。为了确保美国人不至于误解自己的意思，毛泽东不仅邀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还通过巴基斯坦等国不断向美国示好。基辛格认为，这些信号表明了中国人愿意恢复同美国的接触，但与此同时，“国务院很怕失去控制权，没有什么比维护其受到威胁的特权更能使官僚们肝火上升了。”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尼克松必须绕开国务院，直接同中国进行沟通。

在多年以后基辛格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他不无感慨地表示：“从我们对华政策问题辩论的理论性质所反映的情况看，许多专家还是那老一套的想法，认为联合国问题的‘解决’是改善我们同北京的关系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中国通过哪个渠道也没有提出过这么一个论点；中国人发来的信息，连提都没有提出过联合国问题。”在美国国务院还在还在绞尽脑汁、斤斤计较地琢磨如何向中国人开出谈判条件的时候，基辛格已经大胆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中美之间的重新接触，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了太多东西。因此即使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依然与中国存在分歧，中国人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基辛格是对的。经过漫长而周密的筹划后，1971年7月9日，他在尼克松的允许下借道巴基斯坦，秘密出访中国。在见到周总理时，他表示尼克松已经决定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周总理随即表示如果你们想搞“两个中国”，那么中国一定公开批驳。然而如此重大的分歧，却并没有为基辛格的北京之行带来多少阴影，在一番忙碌之后，他依然拿到了尼克松最想要的消息：中国对尼克松访华的首肯。

然而基辛格没有料到的是，他访华的消息恰似一道惊雷，震惊了所有人，中美关系缓和这件事情本身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1970年“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拿到了半数以上的赞成票，足以动摇许多中立摇摆国家的信心。早已按捺不住的英国人与法国人、一直跃跃欲试的亚非拉小国，原本还在观望的“骑墙党”，迅速化成一道洪流，冲向了美国人精心构筑了20年的堤坝。

但基辛格对此却非常乐观，北京之行让他意识到，中国人在“求同存异”方面显然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因此美国依然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小花招继续拖延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间，那就是“双重代表案”。只要美国伙同其他国家在联合国中提出这个方案，中国必定会出于对“一个中国”立场的拥护而予以反对。那么到时候即便是这个提案全票通过，中国人也会自己将自己拦在联合国门外——当然，这种小手段只能拖延、而不能阻挡中国人重返联合国的脚步，不过对基辛格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第飞抵北京。在遍布大街小巷的“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标语中，他与周恩来敲定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在谈及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双方心照不宣，互相重申了彼此的立场——为了坚持台湾不走、中国不来的原则，中国人已经等了22年，并不在乎多等上1年；而尽可能地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再拖延上一段时间，则显然有助于美国人在国际社会面前摆脱“出卖盟友”的恶劣形象。因此在短暂的交流之后，基辛格故作遗憾地表示：中国既然不愿意接受“双重代表”的方案，那么“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不过他随即补充道，等尼克松访华之后，这事就好办了。

多年以后，基辛格在《白宫风云》一书中回想起这段往事时，依然觉得不可思议：“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访问期间，我并没有感到中国人期望在那届会议取胜。”那么，在联大第1976次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竟然会让中美两国的政治家们全都预测失误呢？

本文始见于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11月下第22期，本期《美国人没有想到的外交失利》、《“两阿提案”，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最终决战》和《台湾当局黯然退场》三篇为我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