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省制变迁：为什么中国没有变成联邦？
清末的省制变迁与中国未走向联邦化：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分析
清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以自强为旗号的洋务运动以及随后的戊戌变法，都试图对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其中，省制的调整与变动，是这场深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尽管改革浪潮席卷全国，并出现了一些趋向地方自主的苗头，中国最终却未能演变成一个联邦制国家。这背后，是复杂的历史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要理解为何中国没有变成联邦，我们必须先梳理清末省制变迁的大致脉络。
一、 传统省制的根基与危机
在清朝建立之初，省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它更多的是一种军事和财政上的划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虽然拥有相当的权力，但其任免和监督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这种“总督辖一省，巡抚兼管一省”的模式，虽然确保了中央的集权，但也埋下了地方权力膨胀和中央控制力衰弱的隐患。
到了清末，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督抚的权力空前膨胀。为了镇压叛乱，中央不得不授予地方官员征兵、筹饷、甚至自行招募私人武装的权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员，借助湘军、淮军等地方力量，成为了实际上的“封疆大吏”，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某些中央官员。这种“总督兼理，各省督抚皆握重权”的局面，客观上为后来的地方自治乃至联邦化提供了某种基础。
然而，危机也伴随着权力膨胀而来。中央权威的衰落，使得在面对外部侵略和内部动荡时，难以形成有效的统一指挥。同时，地方上的独立性增强，也使得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协调变得更加困难。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暴露了中央集权和地方自主之间失衡的严重问题。
二、 省制改革的探索与尝试
面对严重的国家危机，清末朝廷也进行了一系列省制改革的探索。
1. “抚局”的出现与地方事权的分散： 在一些重要事务上，中央开始尝试通过设立专门的“抚局”来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总督、巡抚的权力，但也使得地方事务的管理更加复杂化。例如，铁路、矿务等洋务事业，往往需要跨省协调，也催生了一些地方性的议事机构。
2. 预备立宪与地方自治的呼声： 随着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刺激，在中国改革派的推动下，清廷被迫启动了“预备立宪”的步伐。这一过程中，对地方自治的讨论日益激烈。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积极倡导借鉴西方国家建立议会、地方政府的模式，认为这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3. 成立咨询性质的机构： 在预备立宪期间，中央开始尝试成立一些咨询性质的机构，例如咨议局的设立，虽然其权力非常有限，但作为一种民意表达和地方声音的传递渠道，具有象征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地方自主意识觉醒的表现。
4. 设立“行省”的模糊化与加强地方管辖：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时期，清廷也试图通过划分更小的行政单位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例如将一些较大的省份进行分割或合并，或者设立一些“特区”。但这往往是出于加强中央管控的目的，而非走向联邦化的设计。反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有些改革者会强调省作为国家基本单位的重要性，希望赋予省更大的自主权。
三、 为何中国未能变成联邦？
尽管省制在清末发生了一系列变动，也出现了地方权力上升的趋势，但最终未能走向联邦制，这背后有着多重因素的制约：
1. 深厚的集权传统与皇权思维的惯性：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思想。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全国的绝对统治是其合法性的基石。即便是改革者，在推行改革时，也往往希望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进行地方上的调整，而非颠覆性的联邦化设计。中央集权不仅仅是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思维惯性，使得对“联邦”这种权力分散的制度设计，在统治者和大多数士大夫心中，都存在天然的抵触。
2. 地方实力派的有限性与国家整体意识的薄弱： 尽管清末地方督抚权力膨胀，但这种膨胀更多是在中央授权下为了应对特定危机而产生的。地方实力派虽然掌握了实际的军政大权，但他们更多地是将自己视为中央的代理人，而非独立的主权实体。他们所争夺的，往往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地方管理权”，而非脱离中央、与中央形成并列的“联邦邦”。与此同时，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和“联邦公民”意识，使得地方主义抬头但并未形成强大、有组织的联邦运动。
3. 改革的急迫性与政治遗产的复杂性： 清末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是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被动进行的。改革的时机极为仓促，缺乏充分的酝酿和民意基础。中央政府试图在维持自身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改革，但改革的步伐却往往跟不上危机的蔓延。这种“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使得任何可能威胁到中央稳定和权威的激进改革，都难以被接受。
4. 改革派的理念分歧与力量不足： 虽然改革派内部对地方自治和联邦制有过讨论，但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和强大的政治推动力。一些人倾向于君主立宪，将权力中心依然设在中央，只是增加民意参与；另一些人则看到了联邦制的优越性，但他们的声音在强大的保守势力和中央集权思维面前，显得较为微弱。此外，缺乏强大的、能够代表地方利益的政党或政治团体，也使得联邦化缺乏有力的政治组织支撑。
5. 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后续影响： 清末的改革最终被辛亥革命所终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的重心和主要力量依然集中在中央层面，而非地方独立的联邦化运动。革命后，虽然各省一度出现“独立”的现象，但其性质更多的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和地方自治的诉求，而非旨在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国家。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依然继承了中央集权的衣钵，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权力膨胀，但其性质与联邦制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地方主义。
结论
清末的省制变迁，是一场在内忧外患中，围绕着权力分配、国家治理模式进行的复杂探索。从中央集权到地方权力上升，再到改革的尝试，都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和转型压力。然而，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传统、地方实力派的有限性、改革的急迫性以及改革派力量的不足，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未能在这场变革中走向联邦制。取而代之的是，在推翻旧王朝后，国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时期。中国最终走向共和和统一，但其政治制度的设计，更多地是在汲取了历史教训后，试图在统一和地方活力之间寻找平衡，而非直接套用西方的联邦模式。这段历史，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清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以自强为旗号的洋务运动以及随后的戊戌变法，都试图对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其中，省制的调整与变动，是这场深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尽管改革浪潮席卷全国，并出现了一些趋向地方自主的苗头，中国最终却未能演变成一个联邦制国家。这背后，是复杂的历史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要理解为何中国没有变成联邦，我们必须先梳理清末省制变迁的大致脉络。
一、 传统省制的根基与危机
在清朝建立之初，省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它更多的是一种军事和财政上的划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虽然拥有相当的权力，但其任免和监督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这种“总督辖一省，巡抚兼管一省”的模式，虽然确保了中央的集权，但也埋下了地方权力膨胀和中央控制力衰弱的隐患。
到了清末，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督抚的权力空前膨胀。为了镇压叛乱，中央不得不授予地方官员征兵、筹饷、甚至自行招募私人武装的权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员，借助湘军、淮军等地方力量，成为了实际上的“封疆大吏”，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某些中央官员。这种“总督兼理，各省督抚皆握重权”的局面，客观上为后来的地方自治乃至联邦化提供了某种基础。
然而，危机也伴随着权力膨胀而来。中央权威的衰落，使得在面对外部侵略和内部动荡时，难以形成有效的统一指挥。同时，地方上的独立性增强，也使得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协调变得更加困难。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暴露了中央集权和地方自主之间失衡的严重问题。
二、 省制改革的探索与尝试
面对严重的国家危机，清末朝廷也进行了一系列省制改革的探索。
1. “抚局”的出现与地方事权的分散： 在一些重要事务上，中央开始尝试通过设立专门的“抚局”来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总督、巡抚的权力，但也使得地方事务的管理更加复杂化。例如，铁路、矿务等洋务事业，往往需要跨省协调，也催生了一些地方性的议事机构。
2. 预备立宪与地方自治的呼声： 随着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刺激，在中国改革派的推动下，清廷被迫启动了“预备立宪”的步伐。这一过程中，对地方自治的讨论日益激烈。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积极倡导借鉴西方国家建立议会、地方政府的模式，认为这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3. 成立咨询性质的机构： 在预备立宪期间，中央开始尝试成立一些咨询性质的机构，例如咨议局的设立，虽然其权力非常有限，但作为一种民意表达和地方声音的传递渠道，具有象征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地方自主意识觉醒的表现。
4. 设立“行省”的模糊化与加强地方管辖：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时期，清廷也试图通过划分更小的行政单位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例如将一些较大的省份进行分割或合并，或者设立一些“特区”。但这往往是出于加强中央管控的目的，而非走向联邦化的设计。反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有些改革者会强调省作为国家基本单位的重要性，希望赋予省更大的自主权。
三、 为何中国未能变成联邦？
尽管省制在清末发生了一系列变动，也出现了地方权力上升的趋势，但最终未能走向联邦制，这背后有着多重因素的制约：
1. 深厚的集权传统与皇权思维的惯性：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思想。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全国的绝对统治是其合法性的基石。即便是改革者，在推行改革时，也往往希望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进行地方上的调整，而非颠覆性的联邦化设计。中央集权不仅仅是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思维惯性，使得对“联邦”这种权力分散的制度设计，在统治者和大多数士大夫心中，都存在天然的抵触。
2. 地方实力派的有限性与国家整体意识的薄弱： 尽管清末地方督抚权力膨胀，但这种膨胀更多是在中央授权下为了应对特定危机而产生的。地方实力派虽然掌握了实际的军政大权，但他们更多地是将自己视为中央的代理人，而非独立的主权实体。他们所争夺的，往往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地方管理权”，而非脱离中央、与中央形成并列的“联邦邦”。与此同时，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和“联邦公民”意识，使得地方主义抬头但并未形成强大、有组织的联邦运动。
3. 改革的急迫性与政治遗产的复杂性： 清末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是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被动进行的。改革的时机极为仓促，缺乏充分的酝酿和民意基础。中央政府试图在维持自身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改革，但改革的步伐却往往跟不上危机的蔓延。这种“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使得任何可能威胁到中央稳定和权威的激进改革，都难以被接受。
4. 改革派的理念分歧与力量不足： 虽然改革派内部对地方自治和联邦制有过讨论，但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和强大的政治推动力。一些人倾向于君主立宪，将权力中心依然设在中央，只是增加民意参与；另一些人则看到了联邦制的优越性，但他们的声音在强大的保守势力和中央集权思维面前，显得较为微弱。此外，缺乏强大的、能够代表地方利益的政党或政治团体，也使得联邦化缺乏有力的政治组织支撑。
5. 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后续影响： 清末的改革最终被辛亥革命所终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的重心和主要力量依然集中在中央层面，而非地方独立的联邦化运动。革命后，虽然各省一度出现“独立”的现象，但其性质更多的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和地方自治的诉求，而非旨在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国家。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依然继承了中央集权的衣钵，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权力膨胀，但其性质与联邦制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地方主义。
结论
清末的省制变迁，是一场在内忧外患中，围绕着权力分配、国家治理模式进行的复杂探索。从中央集权到地方权力上升，再到改革的尝试，都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和转型压力。然而，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传统、地方实力派的有限性、改革的急迫性以及改革派力量的不足，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未能在这场变革中走向联邦制。取而代之的是，在推翻旧王朝后，国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时期。中国最终走向共和和统一，但其政治制度的设计，更多地是在汲取了历史教训后，试图在统一和地方活力之间寻找平衡，而非直接套用西方的联邦模式。这段历史，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网友意见
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了邦联。
权力是复杂的，理论上和实际运行是两回事。不要觉得联邦制就意味着分权，相比于薛定谔式的高度“集权”，相对稳定的较高集权度反而是的联邦制的优势（同等资源下）。
第一中国那会的军阀们肯定都不傻
第二这些人不傻就肯定知道历史上想格局一方的地方军阀最后都是什么下场
不能割据，那就只有三条路了
1 自己统一全国
2 自己有调教的加入全国统一
3 自己被灭
无论选择那条路，最后都是全国统一
建立联邦制这种较为松散的政府结构，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较为宽松的外部空间，才能从容实现的。
美国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联邦制，从独立战争--邦联制--联邦制，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相对来说，美国当时的环境比较宽松，可以从容思考这些问题。
然而自清末以降，中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一度分割成各种不同的割据政权，一直到蒋介石勉勉强强统一中国，也是名义上统一，实际上比联邦制更为松散，中央政府政令只能在有限的地区施行，其中还有外国驻军问题，租界问题，“伪满洲国”以及红色政权。这些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自然就谈不上搞什么联邦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政府不能集中力量抵抗侵略，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权利过于分散。
中国现有制度的巩固和先进性，最重要的实例就是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时刚建国一周年，工业力量弱小，仍是个农业国家。出兵朝鲜，政治局都是反对声一片。非常现实的问题，实力完全不够嘛。
然而中央政府通过集中权利，政令从上至下，从中央到村社，从国家领导到普通党员到最偏远山村里的农民，战争动员令畅通无阻。给志愿军制作的炒面是成千上万的市民家庭生产出的，重庆乡旮旯从来没有出过大山的农民在给从没有见过的志愿军腌制榨菜。我们老家的农民在村委会的动员下，主动请缨保家卫国，扛着红旗徒步走了200公里到达兵站，很多人是第一次走出乡村，有的人再没有活着回去。
如果说当时是联邦制国家，可以肯定地说，这场战争绝不会胜利。
从更长的历史来看，唐朝的节度使制度，就非常像联邦制。
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
中央政府被弱化，权利被集中到地方，节度使的辖区就是一个个联邦。这个制度到五代十国达到顶点。
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均为节度使。
节度使常常是犯上作乱的主力，造成政局动荡，而后就被废弃了。
美国的联邦制度或者印度的联邦制度没有酿出大乱子，主要是收归了兵权。如果美国各州都拥有强大的军队，那又是另一番景象。
军权收归中央，治权归属地方。其本质还是中央地方博弈，人民大量向富裕的州迁徙，而处于内地较为贫弱的州人口稀少，这个现象最突出的就是俄罗斯联邦，大量的人口集中到欧洲部分，西伯利亚地区的人口近似于无。
美国的地理位置之好，直接接壤的国家主要就是加拿大、墨西哥。中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完全没有问题。而中国不行，搞联邦制的话，沿海地区人口爆炸，越往西人口越少，那么边疆地区就会极不稳定。
从历史和现实以及地理来看，联邦制都不能成为中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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