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红色高棉政权是否真的如宣传的那样邪恶野蛮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红色高棉的统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其残酷性和规模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能回避以下事实：
大规模屠杀与饥荒： 红色高棉在掌权期间，对所谓的“敌人”进行了系统性的清洗。这包括前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少数民族（如越南裔、华人、占族等），甚至任何被认为带有“资产阶级”或“反革命”思想的人。据估计，在此期间，约有170万至200万人死亡，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死亡原因包括处决、酷刑、饥饿和疾病。
强制劳动与改造： 红色高棉推行了极端激进的“农业集体化”和“乌托邦式共产主义”改造。他们强迫城市居民迁往农村，日夜在艰苦条件下从事农业劳动。食物配给极度匮乏，医疗卫生条件荡然无存，许多人死于过度劳累、饥饿和传染病。
文化与宗教的摧残： 为了建立一个“纯粹”的红色高棉社会，他们摧毁了大量的寺庙、学校、医院和文化古迹。宗教活动被禁止，僧侣被遣散或杀害。知识也被视为威胁，许多书籍被焚毁，教育体系被废除。
家庭制度的瓦解： 红色高棉试图通过集体主义来消灭家庭的“私有性”和“剥削性”。儿童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在集体营地接受意识形态教育和劳动训练，甚至被鼓励举报自己的父母。这种对最基本社会单元的破坏，是其野蛮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这些事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足以让红色高棉政权被贴上“邪恶野蛮”的标签。然而，将一切归结于简单的“邪恶”，或许会让我们忽略了其背后一些更深层次的动因和历史脉络，也可能让人们认为，如此极端的行为是毫无逻辑和缘由的“疯狂”。
要更深入地理解，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1. 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的极端化：
红色高棉的崛起并非凭空而来。它是在经历了长期的法国殖民统治、美国轰炸以及越南战争的混乱之后，在柬埔寨人民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社会不公的厌恶中滋生的。他们的领袖波尔布特，虽然曾留学法国，但深受极端共产主义和中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思潮的影响。
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建立一个纯粹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认为，城市人口、知识分子以及与西方有联系的人，都是腐朽的、会阻碍革命的因素。他们试图通过“净化”社会，回归到一种理想化的、不受外来影响的原始农村生活。这种对“纯粹性”的极端追求，以及对“外来”事物的极度排斥，是其残酷政策的重要思想根源。他们将自己视为能够拯救柬埔寨的“纯洁”力量，而一切与他们思想相悖的，都是必须清除的“毒瘤”。
2. “净化”社会的逻辑：
在红色高棉的眼中，为了实现其乌托邦式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对社会进行彻底的“净化”是必要的。他们将柬埔寨社会划分为“人民”（主要指贫农和农村劳动者）和“敌人”（包括旧政权支持者、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等）。这种二元划分，为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提供了理论基础。
例如，他们认为戴眼镜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加以清除；他们认为穿干净衣服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所以也属于打击对象。这种简单粗暴的区分方式，虽然在常人看来荒谬可笑，但在当时极端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却是他们推行恐怖统治的“逻辑”。他们相信通过消除“腐朽”的成分，才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纯洁的社会。
3. 恐怖作为统治手段：
红色高棉深谙恐怖在维持其统治中的作用。通过制造大规模的恐惧和不信任感，他们可以有效地压制任何潜在的反抗力量。告密文化盛行，邻里之间、亲友之间互相揭发，这种制度化的怀疑和恐惧，使得人们生活在持续的焦虑和威胁之下。
“不放过一个敌人，不错杀一个同志”这句口号，充分暴露了其政权内部的猜忌和残酷。一旦被怀疑为“敌人”，即使是最微小的错误或质疑，都可能招致死亡的命运。其“杀戮场”（Killing Fields）的存在，就是这种恐怖统治最直接、最血腥的证据。
4. 外部影响与内政的交织：
不能忽视的是，红色高棉的崛起和灭亡也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紧密相关。越南战争对柬埔寨的破坏是巨大的，而红色高棉则利用了这种混乱和民族主义情绪。在掌权后，红色高棉与中国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早期革命的某些方面的影响。而最终导致其政权垮台的，是越南的入侵。这些外部因素，虽然不能为红色高棉的罪行开脱，但构成了其历史叙事的一部分。
总结来说，历史上的红色高棉政权是否真的如宣传的那样邪恶野蛮？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其野蛮程度可能比许多宣传还要触目惊心。
其“邪恶”在于其系统性的屠杀、对人权的彻底践踏、对人类文明基本价值的否定；其“野蛮”则体现在其极端的手段、对生命的漠视以及对社会最基本结构的破坏。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种“邪恶野蛮”仅仅理解为一群脱离现实、纯粹“嗜血”的疯子，那我们可能会错过对其背后思想根源、历史成因和统治逻辑的理解。红色高棉的悲剧，是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极端主义思潮泛滥的一个惨痛教训，它警示我们，当意识形态的狂热凌驾于人性和理性之上，当对“纯粹性”的追求走向极端，人类社会将面临何等可怕的深渊。了解其复杂性，并不是为了洗白或辩护，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教训，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网友意见
我对赤柬的理解:
在一个有革命形势的国家中，出现了一个由中二知识青年领导的，以农村流氓无产阶级为基本盘的拜上帝会式势力。碰巧由于打对了旗号，得到了不明真相的大国的一些支持。在国内拥有一席之地后，正在农村发挥流氓无产阶级和中二青年特长，进行疯狂作死之时。。。。
又恰巧由于美国从印支的总退却，让这伙人在作死中稀里糊涂的得到了国家。
这时，那些疯狂作死的经验，一瞬间变成了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在这种心理暗示下，在遇到问题时的第一反应，是按照当年的“胜利经验”解决问题。
从而进入了非常恐怖的恶性循环:
————局面不利，说明应该加强作死。局面更不利时，说明应该变本加厉的作死。局面不利到极点时，说明应该作死到极点。。。。。
不是。
除了东欧那种先被苏联占领再建国的红色国家之外，所有红色国家都是在原有的社会规则基本崩盘，国家坠入马尔萨斯陷阱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这种国家里进行大肃反是难免的——非红色的势力要上位也一定会这么干，而且极有可能更残忍。比如常凯申为了避免tg在中国上台，杀tg不说，竟把国民党自己的党组织也杀了个七七八八。
红高粱之所以被人诟病多年，是因为人口在短时期内骤减，尤其是首都金边从220万人口变成近乎空城。但这是因为原来的金边有美国援助的粮食，聚集了大量从农村逃来的战争难民，革命后没有美国援助了自然就得把农民赶回去种地。
具体请看1997年瑞典教授汉斯·伊萨克森的文章。
例子实在太多了，其中之一就是今天被大肆渲染的柬埔寨。如果我们相信主流舆论千篇一律的大合唱，那么目前被软禁的波尔布特就是当代的最大的杀人犯，而我们曾帮助和鼓励过他。按照鲁默尔教授发明的更高明的术语来说，我们所帮助的不是“种族灭绝”，而是 “人口灭绝”。这位教授是该领域中的专家，也是波•阿尔马克（瑞典自由派作家和前牧师）的最新顾问。人口灭绝当然要更坏。人口灭绝包括种族灭绝、政治谋杀和大规模屠杀，但不包括战争死亡。这真是个聪明的定义，特别是假如你代表那个在二十世纪里进行了比其他各国所进行的战争总和还多的战争的国家。如果碰巧是一个炸弹而不是大棒落到你的头上，你就不是一个被谋杀的人，而是战争伤亡。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种族灭绝”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1955年柬埔寨独立后，类似过去历史曾出现过的情形，被包围在美国的两个盟国之间——北面的泰国和东面的南越。南越的领土被美国的傀儡集团所控制，尽管1954年日内瓦和平协议规定越南是一个单一国家。泰国和南越政府都声称拥有柬埔寨的部分领土，但由于长期的法国殖民统治而被搁置。而越南从1946年到1975年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西哈努克政府对外采取中立路线，对内则实行残酷统治，依靠一个为数很少的地主贵族阶级的支持。1962年，由柬埔寨共产党和沙络特绍（波尔布特的真名）领导的社会反抗运动开始了。国王则以包括政治谋杀的白色恐怖和日益增强的镇压来对付。西哈努克给予越南共产党以支持，其后柬埔寨抵抗运动也给予越共支持，但都遭到了美国1973年－1975年的大规模轰炸作为惩罚。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但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争在柬埔寨进行了13年，中间几乎没有停顿。1970年西哈努克被美国发动的政变所推翻，这时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他先前的敌人西哈努克结成了联盟。当1975年和平降临，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进入早已被洗劫一空的金边时，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包括灌溉系统都已被炸得粉碎。这个国家看上去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带着疟疾病毒的蚊子在弹坑里兴旺地繁衍。自1973年巴黎协议后，红色高棉和正在越南取得胜利的抵抗运动的关系急剧恶化。除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支持红色高棉，而且中国在南部的邻国越南，和有敌意的苏联结盟，需要密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对也许错，柬埔寨的新领导人无论从眼前还是长期考虑，都把用全部力量恢复农业基础设施看成了唯一的出路，通过保证这一年的粮食收获来应付一场可怕的大规模饥荒，而且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以使国家安全不受威胁。
对大多数人来说，疏散意味着回老家。1920年以前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完全依靠耕种大米来谋生。其次，在早期法国和日本的统治下，还依赖橡胶生产。1970年，金边只有50万居民，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难民的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到200万，这么多人都靠美国的援助维持生活。这种援助现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数而言，是在城市没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们在短期内被以强制手段送回农村种地。随后，发动了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战争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建设。科学、医疗、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着美国的附庸政权逃跑了，他们带走了能移动的几乎一切东西。缺少医药，没有医院床位。由于战后疟疾瘟疫的传播，人口健康状况更加恶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既有亲越南势力，又有原政权的残余，成为动荡不安的根源。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数既年轻又缺少经验，军队也一样。因而在1975年－1979年间，柬埔寨因各种原因不必要地死了许多人。按照美国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资料，估计至少2万人被处决。你可以说，那些没有犯任何罪而被处决的人，属于被谋杀。
而这类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最初几周里，被作为战争宣传发向全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被当真的。在入侵后的仅仅几个月里，入侵军队及其所扶植的政权就在金边国际舆论界面前用死者的头颅堆筑起给人印象深刻的金字塔，这些死者被故意说成都是波尔布特的牺牲品。很清楚，这所谓的历史记录的需要是服务于战争宣传的，当时的观察者也大多是把它当作战争宣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新闻媒体、鲁默尔教授和著名作家众口一词地得出结论说，在1975年－1979年间，不多不少有2,035,000人被杀害。这顶多是说明了他们具有超人的特异功能而已。柬埔寨战前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1962年，人口数为590万。在民主柬埔寨政府1979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其人口为800万。从1962到1979年的15年间战争连绵不断，内战，大规模的美国轰炸，生存环境十分严峻。假如大规模屠杀的指控是真实的话，那么一个公正的人口估计是能够证实的，但这样的公正的人口估计并不存在。但确有一种政治利益的需要去夸大死亡人数，从而对资料的来源就不加以认真追究了。
一些头脑还稍微清醒的评论家至少承认：也许不能把所有人的死亡都归罪于波尔布特本人。通常的情形是：指控民主柬埔寨政权所推行的政治致使一、二百万人民的生活艰难，其艰难程度足以使他们非正常死亡，因而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这是一个全新的、扩大了的种族灭绝的定义。其隐涵的假定是：内战、美国入侵和轰炸，解放战争和越南入侵都一概无关紧要，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数毫不相关。这真是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定义也太愚蠢，因为它会反弹到其提出者自身。如果每天有四万儿童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非正常死亡，则制度的设计师和从中获利者就是种族灭绝的凶手。
我们民主的西方国家热情万分地欢呼俄罗斯的新统治阶级上台，帮助它建立起自由市场制度，但短短几年时间里，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7-10岁，这意味着每年数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死亡原因，同样可说是“生活艰难”。以上最后两个例子是“看不见”的种族灭绝的例子。所谓“看不见”，是因为这类屠杀在我们的世界中太正常了，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已经习已为常了。特别是对那些认为世界银行版本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的自然状态的人来说，这种屠杀更是天经地义。这是所有希望得到赞助拨款的“严肃”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所定义出来的。
然而，不正常的、可见的，是波尔布特和民主柬埔寨为改变那种“自然状态”而做出的绝望的和失败的努力。因此，要接受审判的是波尔布特，而不是叶利钦或世界银行。这场审判的主要证人将是越南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因此会进一步接近上等人的圈子。他们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急于达到此目的。在河内，来自美国、英国、日本还有新的强盗贵族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的公司，又一次取得了统治权。万宝路和希尔顿正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展开广告战。美元接管了越南盾，美国控制着金融流动，日本放贷给消费者，新加坡控制着不动产市场，台湾和南朝鲜则占领了免税加工工业。
1979年2月22日，中国新华社汇总了各国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
谴责中国，支持越南，并要中国撤军及停火：
苏联、 波兰、 东德、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 蒙古国、 阿富汗、 埃塞俄比亚、 安哥拉、 莫桑比克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即亲越的韩桑林政权），这些包括了苏联及其大部分卫星国。
对中国表示遗憾，要中国撤军：
老挝、 印度。
反对中国及越南的军事行动：
瑞典、 加拿大、 新西兰。
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日本、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菲律宾、 伊拉克、 北也门、 丹麦、 芬兰、 挪威、 英国、 荷兰、 意大利、 南斯拉夫、 罗马尼亚、 美国、 澳大利亚。
对中国和越南都表示遗憾、希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
西德、 奥地利、 瑞士、 比利时、 卢森堡、 法国、 西班牙、 希腊。
呼吁谈判解决问题：
孟加拉国、 塞浦路斯、 冰岛、 爱尔兰共和国、 埃及、 利比亚、 马里、 马达加斯加。
公开声明不表态：
葡萄牙。
支持中国：
民主柬埔寨（波尔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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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挝政府发表声明：＂老挝政府和人民对这一不愿看到的新事件感到十分遗憾。老挝政府不变的立场是：呼吁双方谈判解决问题。为给双方进行谈判创造条件，所有中国军队必须从越南领土上撤走！＂老挝公开支持越南；
2、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重申：＂中国应趁为时未晚的时候尽快从越南撤军！＂；
3、美国政府声言：＂中国有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政治中发挥有影响的作用。但中越要和平解决争端。＂美国态度很明朗，在苏联因素下，中美结盟已见端倪。
美苏两国的军舰在东南亚加紧了活动；
4、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声明：＂已经正式停止再对越南提供经济援助，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文字没有提到＂中国＂字眼，两国态度耐人寻味；
5、法国政府指出：＂越南被迫放弃了柬埔寨战线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中越边界上。为了吓唬中国，苏联已再三扬言要加入这个角逐场。然而，看来它不会冒同中国发生任何重大对抗的风险。＂法国措辞直截了当，因为反感苏联，法国有向中国倾斜的意向。
6、日本内阁政府：＂对事态发展表示遗憾。＂这是个简短而极具例行意义的外交用语，日本外交长期追随美国，态度是观望。
东南亚国家不敢贸然开罪中国，它们的声明基本上是以劝和为主。措辞谨慎而似乎显得无关痛痒。
新加坡对越南的经济恶化深表忧虑。
巴基斯坦说：＂中国的这次进攻显然是为了使河内在印度支那疲于奔命和向全世界再次证实北京不是纸老虎。＂
金日成抵制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压力，用语明晰地说：
＂由于抱有野心、无能和愚蠢，越南领导人已使他们的国家走到经济毁灭的边缘，危害自己的民族独立！一个不知深浅与中国作战的国家注定会失败的，朝鲜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
Vann Nath 是一位画家，更是红色高棉幸存者，他的作品反映了当年的残酷，包括水刑，水电刑，拔指甲刑等等
另外再推荐两部关于红色高棉的电影两部作品名分别叫做《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在哔哩哔哩可以看 另一部是安吉丽娜朱莉导演的《首先是他们杀了我的父亲》前者是记实电影背景是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一所由学校改造的监狱s21柬埔寨画家Vann Nath 曾经就是在这所监狱关押，后者是根据柬埔寨裔美国作家翁琅在2010年出版的同名回忆录改编，讲述了在琅5岁的时候，红色高棉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并开始了为期4年的恐怖统治。琅的全家被迫过上了逃难的生活，在此过程中她与兄弟姐妹和母亲骨肉分离的故事
金边学校监狱里挖出的大量人体遗骨
越南军队击溃红色高棉攻入金边市区后，柬埔寨人民夹到欢迎越南军人
(图为编号137的死刑犯等待执行死刑，临刑前最后一张照片）
总共三年八个月的执政期间，七百万人口国家变成四百万。57%的存活率，意味着近每两个柬埔寨人只能有一个活着在柬埔寨……真是叫鲜血染红的革命啊
红色高棉认为是阶级敌人必须消灭的人群 （观者可以自己划分下你那时候能不能活下来）
1 ---旧政府里工作过的公务公职人员 。含各行政部门机关单位不论是否为军事单位 ，甚至包含大学中学老师
2 ---旧 政府军队所有人员 含军人以及为军队服务的人员
3---所有私营业主生意人 。包括开个杂货店 ，餐馆，煎饼摊都属于
4---所有拥有私有土地房产的人 （相信你父母你自己都至少有一个房产证吧……）
5---所有接受欧美西方教育或者崇尚西方文化的人（在当时诸如穿着喇叭裤牛仔裤或者烫头发的都被立入其中，换现在社会就是你在用手机就可以抓起来杀掉）
6 ---消灭城市 。 红色高棉认为共产主义没有城市所有的城市人都应该到农村 和原始丛林里去开垦土地过自力更生的生活
7 ---去丛林的城市居民只允许携带三天的物品 ，放弃所有其余财产无条件的跟随去丛林开荒，拒绝者就地处决，（大量的金边市民就死在这个上面，你住金边三代人了，只给你十五分钟然后要你全家搬出去原始丛林里开荒 ，不愿意就是违背国家建设就地处决。
补充一个在当时红棉也建立了类似公社一样的组织，男女全部分开居住生活，即使是夫妻。平时由红棉组织进行生产劳动，一个月也组织2-3次男女啪啪啪，但不是自己选择，而是由红棉组织安排，既两个完全不认识男女为了革命需要去繁衍后代，第一次见面啥都不说直接开始，互相不认识…… 直接就是当人是畜生为他们生育培养红棉接班人战士和配种机器
还有要为红色高棉唱赞的人自己对照下，就以你和你家父母妻儿现在的自然条件你能否逃得过屠杀
我可以发很多当时屠杀的照片但太过血腥残忍放这里一定会给删除的，所以不再发布。仅发一张 编号137等待执行处决的照片，你看下这个孩子的年纪能有什么罪？？？
1998的柬埔寨风平浪静，时间已经来到4月，进入一年中的旱季，天气也逐渐变得凉爽，但安隆汶的丛林还是潮湿闷热。荒郊野外少有人烟，木板拼接起来的房屋破败不堪，散发出死亡的气息。再有两天就是纪念日了，但是木屋内的老人突然死亡，政府派来的高官神色慌张，将老人装入尸体袋之后，按照柬埔寨习俗迅速火化，跟他一起化为灰烬的还有一堆垃圾。有人说他死于心脏病，也有人说他死于谋杀，他叫沙洛特绍，但还有一个让全世界胆战心惊的名字：波尔布特。
少年的法国漂流
故事要从1949年8月的西贡港说起，一艘游轮即将起航前往法国，船上载着21名学生，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精英。24的沙洛特绍便是其中一员，他身材高大，性格腼腆，土气的打扮让他更像一个农民，绍站在游轮上眺望远方，对未来的道路一片迷茫。
沙洛特绍来自柬埔寨的一个富农家庭，住在全村最大的房屋中，他的母亲是一个性格温顺的佛教徒，受母亲影响，绍胆小温顺，就连旁人杀鸡也不敢看。2岁那年，堂姐嫁给了国王，绍的家人也成为皇亲国戚。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6岁那年他和哥哥一起来到金边投奔堂姐，按照柬埔寨的习俗，在寺庙出家一年半。还俗之后绍开始上学，他的学习成绩优秀，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赴法留学的奖学金，还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森潘、英萨利、符宁、胡荣、宋成，这些人今后都成为了他的左膀右臂。
来到巴黎之后，沙洛特绍进入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学习，成绩依然优秀。法兰西思想自由，革命氛围浓厚，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罗伯斯比尔和马拉就来自这里，绍在这里接触到了各种理论，他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但内容艰涩难懂，他无法真正理解。
他更认同斯大林的思想，此外他也阅读了毛主席的著作，书中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述让他产生共鸣。绍涉猎甚广，还接触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这让他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也认为平均主义是社会的基础。
他白天看书学习，夜晚便与同学组织沙龙进行交流，并且已经初步具备会党的形势，成员是他的同学，他们的私人关系非常紧密。一年多的学习让绍的思想产生很大变化，1951沙洛特绍与英萨利加入了法国的左翼政党，正式成为一名党员。绍的生活重心由学校转向了革命，他的学习成绩受到影响，不仅失去了奖学金，也没有获得毕业证，留学之行是时候画上句号了。
一号大哥的崛起
1953年1月，沙洛特绍与同学返回祖国，此时的柬埔寨是一个王权制国家，但处于法国的监管之中。绍加入了越南高棉联盟，组织是由越南人和高棉人（柬埔寨人）组成的，共同反对国王的统治。但是组织中越南人占主体，绍不被重视，他有时在地里种红薯，有时在后厨颠勺。此时的他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处于人生低谷。
同年年底，国王西哈努克带领柬埔寨独立，独立后的柬埔寨处于美苏势力之间，西哈努克在大国夹缝中游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与此同时对联盟进行严厉打击。正是因为这份功劳，西哈努克在百姓心中有着极高的威信，老百姓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哈努克就是柬埔寨”。
第二年，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高棉的革命党高层纷纷远走，但是绍没有离开这里，他看到了组织离开之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这是他的机会。第二年，西哈努克退位，组织政党并且成为主席，应对即将到来的大选。革命党也希望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兵不血刃获得政权，实现共产主义。绍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国王和右派分子声势浩大，大选不过是笼络人心的一个幌子，革命党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胜利。
冷静分析完局势之后，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通过竞选活动尽量多地接触、柬埔寨的革命者。第二，对现有的革命党领导结构进行重组，赢得上升的机会。为了自己的前途，绍一直在等待机会。
1960年，柬埔寨革命分子成立了柬埔寨劳动党，元老杜斯木当选总书记，沙洛特绍和同学英萨利都当选为委员，从此跻身党的核心层。劳动党逐渐壮大，政府对此严厉打击，两年后，杜斯木神秘失踪，绍如愿以偿成为一把手，对于此次事件，绍给出的解释是：“杜斯木同志遭到敌人绑架后失踪”。
政府的围剿力度越来越大，绍带领队伍离开金边来到丛林，在这里坚持游击。进入丛林之后，队伍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整日除了种地就是打仗，不管是思想还是组织都非常薄弱，完全看不到未来的路。
首领的宝座激发了绍体内的权力欲望，他开始变得雄心勃勃，不会满足于这个位置，他要改造组织，使之更具战斗力。绍做出了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北上取经，1965年他沿着胡志明小道来到越南，但是越南人的傲慢让他心生不满。他继续北上来到中国。
绍终于见到了见到了自己少年时的偶像，以前只能在书中见到。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北京，在书中描述了自己的震撼“这里到处都是黄金”。沙洛特绍的震撼不亚于马可波罗，在他眼里，这个红色的国家是最成功的例子。
在老师的众多话语中，绍记住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回到柬埔寨之后，他开始改造自己的队伍，从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强化建设，并积极扩大武装力量，静待时机。1970年初，根据地总人口已经接近100万，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力量超过5万人。
革命党极其低调，没有正式规范的名称，外界只知道这是一个左翼组织，将他们的政权称作“红色高棉”。此时的绍在红色高棉内部有了新的称号：“Brother number one”，一号大哥真正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成为布尔波特
时间来到1970年，这一年的三月，柬埔寨的部队司令朗诺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罢黜了正在疗养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可怜的国王泡着温泉唱着歌，突然就被司令给反了，走投无路之下来到北京，成立了“民族团结政府”，对抗国内朗诺势力。
远在万里之外的丛林里，一号大哥也没闲着，此时他想起了老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他敏锐地抓住了机会，与曾经的敌人西哈努克结成了同盟，共同反抗朗诺政权。
而朗诺政权为了镇压反对势力，推行了一系列的暴政，许多人房屋被烧，家人被杀，走投无路之下投奔了革命党，一号大哥得以迅速壮大。西哈努克虽然不在柬埔寨，但仍然具备极大的号召力，一号大哥打着国王的旗号东征西讨，五年的时间击败了朗诺的部队。
1975年4月，革命军夺取金边，这标志着红色高棉夺取了国家政权，一号大哥自此成为柬埔寨的领导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使用“波尔布特”这个名字，这个词语在高棉语中没有特殊含义，但却成为了让人胆寒的魔王代号，西方媒体将红色高棉掌权的1975-1979年称为“波尔布特时代”。
安卡的实验
攻占金边之后，红色高棉正式确立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波尔布特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了，他要对这个国家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将旧社会全部砸烂，然后按照自己的构想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乌托邦，他比柏拉图更理想化，比自己的老师更加激进。与其说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改造，更像是一场成败各半的实验，为了这个实验，波尔布特等待了整整26年，现在这个舞台已经搭建完毕。
就在革命军到达金边的同一天，波尔布特下达了命令：所有的城市居民全部撤离，前往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与此同时，正式废除货币、市场和私有财产制度。一夜之间，两百多万人口的金边空无一人，这座“东南亚的明珠”成为了一座鬼城。对此，波尔布特有着非常形象的说明，“箱子里的苹果都烂了，还留着箱子干嘛？”发出这些命令的时候，他使用了“安卡”的名义，在高棉语中这是组织的意思。
居民不允许携带任何财物，稍有迟疑就会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当场击毙，即使是手表和眼镜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标志，波尔布特要用最彻底的方式与旧社会进行决裂。在转移的道路上，居民被要求说过去的经历，随机分为“农民”，“来自城镇的新人”以及“朗诺政权的人”，新人可以参加改造，但第三种人就要被消灭。在军队的强制推行之下，百万民众来到荒无人烟的丛林中，过上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共同参加这场盛大的安卡实验。
在普通民众心中，安卡是一个这神秘的，看不见的东西，不断发出各种各样的命令。而自己就好像机器上的齿轮一样，没有感情，也没有意识，只能在自己的岗位重复着每日15个小时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生之祸，就连死亡，也是一种极其冰冷残酷的方式：用木棒敲击后脑勺，亦或是在特制的机器上被抽取脑髓。在但丁的《神曲》中，地狱是一个巨大的深井，最残酷的第九层是一个冰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红色高棉就是地狱的第十层。
仅仅劳动改造是不够的，在波尔布特看来，柬埔寨之所以贫穷，不仅是工业的和城市的污染，最根本的是旧思想的侵蚀。因此他决定进行一场彻底的文化改造，之后红色高棉关闭了所有的学校，烧毁了全部的书籍，收缴了全部的收音机，各种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到这里，安卡的实验已经无法停下来，波尔布特将要毁灭一切旧事物，他甚至要消灭“家庭”这一概念。为此，当局规定民众不自由恋爱，由安卡做媒，实行计划配给制度，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包分配。即使是结婚之后，夫妻也必须分开居住，半个月见一次面。家里的小孩被带走，进行统一管理，每月只能见一次。
当年性格腼腆，爱护动物的沙洛特绍已经成为了一个魔鬼。在安卡的实验中，任何灭绝人性的，荒唐透顶的事都是符合波尔布特的设想的，而实验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1978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粮食产量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
波尔布特看到了“实验”遭遇的困境，但这是因为“敌人、叛徒的破坏造成的”，对付敌人，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大清洗”，大清洗的代号是“S-21”。
S-21本来是金边东北的一所中学，1975年底改造为看守所，四年内总共关押过两万名多犯“囚犯”，只有6人侥幸生还。这座监狱四周布满铁丝网，电厂发出的高压电源源不断地送到铁丝网上，没人能从这里逃脱。监狱里关押了各种反革命分子，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
所有人都经过严刑拷打，即使是妇女儿童也是一样，一旦被确定有反革命倾向，就会被立即处决。为了节省子弹，采用了极其原始的方式，包括木棍重击，斧头砍杀等等，在这所原始丛林里，每天都上演着这样的惨案。后来，人们在这座监狱发掘出9000具尸体。
红色高棉的落幕
1978年的下半年，红色高棉的统治已经走向末路，在波尔布特的统治的四年时间内，柬埔寨有超过200万的人死于屠杀，这其中包括30万的华人，这场人类历史上的浩劫被称为“红色高棉大屠杀”。
国家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与此同时失去的还有民众的支持。1978年12月，越南10万大军入侵柬埔寨，两周时间内红色高棉便土崩瓦解，虽然越南此举不够正义，但次年1月17日进入金边之时受到了居民的夹道欢迎，他们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波尔布特带领部队重新进入丛林，此时的波尔布特会想起28年前的那一天，他第一次带领队伍进入丛林，那时的他不叫波尔布特，也没有一号大哥的称呼，更没有杀害两百万民众的罪行。那时的他坚信自己会取得胜利，但28年后的今天，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群众会抛弃自己”。
他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正如他在日后的采访中提到的那样，“我是为了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杀人。即使是现在，你可以看着我，我是野蛮人吗？我的良心很清白。”“我们有做错的，也有做对的。错误的是针对人民的事情……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没有我们的斗争，现在就没有柬埔寨。”
洗脑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自己深信不疑，疯子的一大特点就是认为全世界都有错，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除了屠杀本身。1997年，陷入困境的波尔布特怀疑总司令宋成通敌，下令枪毙宋成一家11人，并且用卡车将尸体碾碎。
这件事情成为红色高棉内部分裂的导火索，波尔布特最终被自己的手下逮捕，并且被判终身监禁，第二年死于破旧的小木屋。
终其一生，波尔布特都在追求建立所谓的乌托邦，这个理想世界与旧社会完全决裂，与外界断绝联系，抛弃现代工业，依靠原始的农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与此同时，通过强力的集权机构将民众变成无感情，无意识的原子式存在。但无论波尔布特所描绘的图景有多么光辉，目标有多么伟大，这种以灭绝人性为代价，牺牲平民为手段的做法，是彻彻底底的倒退。
如果你到了柬埔寨，或许会看到波尔布特的墓地，波尔布特的墓地没什么特别，一块木板上写着“波尔布特火葬于此”，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
参考文献：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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