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宁锦防线葬送了多少人力物资(还让满清有了粮食),成为葬送明朝的坟墓,这钱如果用来练野战军会怎样?

回答


宁锦防线的失守是明清战争中的关键节点,其影响深远,但将其视为“明朝灭亡的坟墓”需要更全面的分析。以下从历史背景、资源消耗、战略影响、假设性推演等角度展开详细讨论:



一、宁锦防线的背景与失守
1. 战略意义
宁锦防线(宁远、锦州)是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重要防线,由袁崇焕主持修建,旨在阻止清军南下。1627年,后金(清)首领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袁崇焕率军守城,虽以少胜多击退清军,但次年清军攻破锦州,导致明军损失惨重。

2. 直接后果
人力损耗:明军在锦州之战中损失近2万兵力,袁崇焕、洪承畴等将领被俘(后被清军杀害),明军精锐几乎被歼灭。
物资消耗:明军耗费大量粮草、火药、器械,导致辽东地区军需匮乏。
政治打击:清军俘虏大量明军将领和士卒,削弱了明朝对辽东的控制力,加速了清军对辽东的长期蚕食。

3. “让清朝有了粮食”的争议
历史背景:明朝末年,辽东地区(今辽宁、吉林)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明军长期驻守,导致土地荒废。宁锦防线失守后,清军控制辽东,可能获得当地粮食资源。
但并非唯一因素:明朝的财政崩溃(如辽饷、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和内部腐败才是导致粮食危机的主因。清军的“粮食”更多是通过占领辽东后,整合了当地农业资源,而非单一事件直接导致。



二、资源消耗的量化分析
1. 人力与物资损失
兵力:明军在宁锦之战中损失约2万兵力,后续清军在辽东的长期作战进一步消耗明军。
经济成本:修建防线耗资巨大,辽东地区长期战乱导致财政枯竭,明朝中央政府无力支撑辽东军需。
战略资源:明军将大量资源用于防御工事,导致无法有效训练野战部队,形成“守城战术”而非“野战机动”体系。

2. 对清朝的影响
军事优势:清军通过占领辽东,获得了辽东地区(包括山海关、辽河平原)的粮食和战略纵深,为后续“剃发令”和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政治整合:清军俘虏大量明军将领和士卒,通过招降、屠杀等方式整合力量,形成八旗军队的统治基础。



三、假设:资源用于野战军会如何改变历史?
1. 明朝的资源分配问题
问题根源:明朝晚期的军事战略存在严重缺陷,过度依赖城防(如宁锦防线),而忽视了野战军的训练和机动性。
袁崇焕的局限性:袁崇焕虽重视防御,但未能有效整合辽东兵力,导致明军在辽东形成“孤军奋战”的局面。

2. 若资源用于野战军的可能结果
军事能力提升:明朝若将宁锦防线的资源(如粮食、火药、兵员)用于训练野战军,可能形成一支机动性强、装备精良的军队。
战略调整:明朝可能放弃“固守辽东”的策略,转而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利用辽东的粮食资源(如山海关、蓟州)和北方的资源(如蒙古、朝鲜)补充军需。
对清军的压制:明朝野战军可能在辽东、蒙古等地与清军展开持久战,延缓清军入主中原的进程。

3. 历史必然性与局限性
明朝的腐败与内耗:即使资源用于野战军,明朝内部的腐败(如宦官专权、财政崩溃)、农民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仍是根本问题,无法仅靠军事调整解决。
清军的崛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军事改革(如八旗军的训练、骑兵战术)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明朝若未能及时应对,可能仍会被击溃。



四、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1. 宁锦防线的得失
正面作用:宁锦防线是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延缓了清军南下,为明朝争取了时间。
负面作用:防线失守后,清军控制辽东,导致明朝在辽东失去主动权,加速了辽东地区的崩溃。

2. 明朝灭亡的多重因素
内部腐败:明末宦官专权、党争激烈,导致政治腐败。
经济崩溃:辽饷、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导致财政枯竭。
军事腐败:明军将领(如袁崇焕)与朝廷关系紧张,导致军令不畅。
清军的崛起:努尔哈赤通过辽东战争逐步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强军。



五、结论:宁锦防线的“坟墓”之说是否成立?
1. “坟墓”之说的片面性
宁锦防线的失守是明朝灭亡的众多因素之一,但并非决定性因素。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腐败、经济崩溃和军事体系的衰败,而非单一军事事件。

2. 资源分配的假设性分析
若明朝将宁锦防线的资源用于野战军训练,可能增强其在辽东的军事能力,延缓清军入主中原的进程,但无法逆转明朝的整体衰败。
清军的崛起是长期过程,明朝若未能解决内部问题,即使拥有野战军,也可能被清军逐步击溃。



六、历史教训与现实反思
1. 战略选择的复杂性
宁锦防线的得失体现了军事战略的复杂性,防御与进攻的平衡需要综合考虑。
明朝若能有效整合资源,可能在辽东形成持久战的主动权,但其内部问题仍难以解决。

2. 对现代的启示
历史事件的分析需基于多维度因素,不能简单归因于单一事件。
资源分配和战略决策需要结合长期规划,避免因短期战术失利而陷入被动。



总结:宁锦防线的失守是明朝灭亡的催化剂之一,但并非决定性因素。若明朝将资源用于野战军训练,可能延缓清军入主中原的进程,但无法逆转其内部腐败和经济崩溃的总趋势。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任何单一因素的改变都需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评估。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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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项天鹰高赞答案里说建宁远只需5万两,实在是有点儿扯得离谱了。

查下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九月乙亥巡关御史梁梦环查核关门一疏有如下内容:“以城工言之参将李承先都司金峤等冒开工价城工每百丈工须二万多开三万”,王在晋的八里铺方案三十七里要九十三万两都被人说是大大低估了成本实际要四百万两,至于卢象升的说法就更是在故意压低成本了。哪怕按梁梦环疏中的算法宁远城仅现存的五里九十六步内城城墙仅工价也要二十多万两,而宁远外城的城墙有九里一百二十四步,算一下又要三四十万两,内外城加起来保守估算光工价就六十万两了,这还是不算材料成本,以及其他必要建筑和红衣大炮之类的守具等等费用。

修补山海关附近边墙的话,附近就有砖窑群备用,秦皇岛明长城砖窑群有兴趣的可以百度一下,而修宁远需要在其附近新开砖窑烧砖,各种物料工具也需关内转运,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王在晋对于修宁远的预算就是“请百万之金钱,筑一方之要害”。

历史上宁远的具体造价没传下来,不过根据传下来的史料我们知道,这次修宁远城还因为祖大寿和汪翥不好好干活返了一遍工(《督师纪略》),看孙承宗、袁崇焕、茅元仪对于修筑花费避而不提的样子来看,恐怕是超支了,这也能解释为啥预定要在宁远之前修的边墙放弃了修建。顺便说句,这边墙的放弃修建让后金蒙古可以越过宁远攻击其后方。

而辽西的屯田在天启六年之后再继续扩张也是件荒唐事。袁崇焕一张口就是十二万五千石本色折十万两银供屯田,然后后金蒙古年年过来刷副本。

宁远守城砍了269个脑袋,然后袁崇焕上报“急需马匹银二十万两,盔甲、器械银十万两,铅子、火药银五万两,操赏、工犒银十万两”,这就东江镇两年多的军饷了。我一贯的观点,以费效比而论,宁锦太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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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守辽西费钱的人,是以为辽兵撤到关内就不用发军饷了吗?

不仅得照发,而且还得发得更多,因为没有了辽西的5000顷土地的收入,每年还得给辽兵再多发100万两银子买粮食。

然后就得再增加100万两加派,实收500万,基层官吏收入增加400万。

敢不发,人家拖着红夷大炮到京城讨薪。孔有德打不到北京城下,但是祖大寿可以。

那么修城的成本呢?

卢象昇《确议修筑宣边疏》:“每铸边墙一丈,虽甚省,约须工料食米等银五十两。”

宁远城的城墙,高度和厚度都和长城差不多,周长大约1000丈。

也就是说,一座宁远城,造价5万两。这已经是辽西防线的核心支点了,其他的大城有的也没有宁远这么大。而一般的小城,假如按照现在锦州的大茂堡遗址来算,周长也就200丈,而且高度只有宁远城墙的1/3,厚度也只有宁远城墙1/2,每丈造价也就10两银子。

也就是说,孙承宗修的大城九、堡四十五,也就50万两银子。

50万用来养兵,就算只养10年,每年就5万两银子。一个战兵一年的军饷就得24两,要让他们经常操练、出兵见仗,翻一倍不算多吧。崇祯十五年孙传庭去练秦军的时候,就是按一个人一年50两来算的。

每年多5万两银子,能多养1000战兵。

什么特种部队,1000人比整个辽西的城防工事还有用?

1万明军加上一座造价5万两银子的城,能和5万清军打三个月。把这5万两银子拿来支付士兵10年的开销,能增加100个兵。1.01万明军和5万清军在平地上打三个月试试?

用修辽西防线的钱用来加强其他各镇防止清军入塞,就更扯淡了。从山海关到偏关,2000里的长城都在清军的攻击范围内。就算崇祯皇帝一个响指把关宁军和他们的家属全化灰了,每年多500万两用于这2000里的防线,也就是平均每10米增加一个人。还不如直接每10米插一个稻草人,又省钱,效果还差不多。

至于说直接把关宁军分散到边镇各堡去,明朝的组织能力要是连这个都能做到,那还能有登州之乱?调800兵都调成这个德行,还想撤整个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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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锦防线已经是比较省钱的方案了。

要说“葬送了多少人力物资”,那杨镐和袁应泰两位才是数一数二的。

以明朝和后金打仗的方式,从萨尔浒之战开始,明朝在辽东就面对一个吃金无底洞。他的财政扛不住。

1、

1619年萨尔浒之战,朝廷催促出兵,让杨经略速战速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省钱,避免师老财乏。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萨尔浒战后的当年夏秋季,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后金又接连攻陷开原、铁岭、灭掉叶赫。

明朝罢免杨镐,启用熊廷弼。熊在当年八月初上任。他在辽东边墙内各处要地巡视一大圈,在十一月给朝廷上了一份奏疏《敬陈战守大略疏》。熊的这份奏疏,即是向朝廷陈述他处理辽东局势的布防战略,也是跟朝廷要人要钱来了。

想必很多人都读过这份奏疏,我就不复制全文了,摘录其中比较关键的几段:

顾以此时漫谈进剿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险要以守为稳著,何也?守正所以为战也然而守何容易。
……顷臣亲至各边隘口。相度地形,算贼之出路即可为我之入路者有四在东路为靉阳;南路为清河;西路为抚顺;北路为柴河三岔儿间。俱当设置重兵,为今日防守,他日进剿之备。而镇江南障四卫,东顾朝鲜,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险要之大略也。
每路设兵三万人,裨将十五、六员,主帅一员,布为前后左右中。各营如遇贼对垒,则前锋乡印之,中军继之,左右横击之后军殿之,使各路自为一分合奇正以为一面如贼与一路相持。在西路则南路北路出奇以击之。东南路悉力以捣之,在南路则东南路西路出奇以击之。北路悉力以邀之。
其在镇江,当设兵二万人,裨将七、八员,副总兵一员,半札义州,半札镇江,夹鸭绿而守。如贼犯朝鲜,则镇江与朝鲜合力拒堵。而四路则分道捣巢以牵之贼与四路相持,则镇江朝鲜合兵而西以捣之。使各路总为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联络之大略也。
清河、抚顺、三岔儿三路,山多漫坡。可步骑并进,当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将统之。宽靉林箐险阻。可专用步,当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将统之。镇江水路之冲。当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将兼领之。此酌用南北兵将之大略也。各路领兵到边。画地而守,无警就彼操练。……或四路并进,或三路牵制而阴并一路。此坐困而转蹙之大略也。

熊这个用兵计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萨尔浒之战2.0升级版。四路防守的位置,和当初杨镐制定萨尔浒之战的西北南东四路“分进合击”的规划完全一致,甚至连某一路防守驻扎位置、日后进剿时行军路线、调什么兵、用什么将等等人事调用安排,要求朝鲜出兵配合等计划,都和萨尔浒之战高度一致。

熊这番规划,与萨尔浒之战的区别,则有两处:

一是熊认为兵力必须得多,每路3万人*4+镇江2万人,这就是14万明军,再加上朝鲜兵。显然,这是吸取了萨尔浒的教训。熊认为后金的兵力达到近十万人(今贼改元僭号,……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巳近十万)。我军的兵力可不能少了。

二是熊在奏疏一开头就强调了“守”字。现在是萨尔浒大败刚过去,人心惶惶,军心不稳的困难期。当下不能急着进剿(进攻),而是以防守为第一要务。先守稳了,堵住后金军出山的四条路,把努尔哈赤困在长白山苏子河谷里,然后等时机成熟再相机进剿——“算贼之出路,即可为我之入路。”

熊这话里藏着的那层意思,就是对朝廷那帮人说:不要指望速战速决了,你们这些混账别他妈也催我出兵,老子先得防守!

末了,他又补充了一段话:

且兵马既随各帅往边。辽城空虚。应再设兵二万,平时驻札辽阳,以壮中坚,有事策应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设兵一万,联络东西,以备后劲。金、复设兵一万,防护海运,以杜南侵。……今议用兵十八万,马九万匹。

把兵力都调去四路分守,辽阳、海州、金州、复州这些地方不能没兵驻守,也得有兵。里外里都算在一块,给我准备好18万人吧。

然后,熊开始督促兵部、户部,征集和供应这么多兵力的难题。

而见在主客残兵续到援兵,及召募新兵,虽近八万,尚在沙汰,难作实数。其余惟有召募征调二法。辽人‘以辽守辽’之说,自李如桢李登等建议,屡试不效,势不得不取诸征调。臣请以此责成兵部。
每兵一名,岁计饷银一十八两;兵十八万,今之饷额有过此者而当日难之何也,该饷三百二十四万两,内每军月给本色五斗,该粮一百八万石。又每马日给豆三升、九万匹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给一束、岁除四个月青草不计外、计八个月该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小束倍之、通共岁计船费几何、车牛人工、各费几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请以此责成户部。

现在辽东的兵,挑挑拣拣,能用上的连8万都没有,我也不相信“以辽人守辽土”那套说辞,所以请兵部从内地各省给我调10万可用之兵,好歹给我凑足18万。这18万兵马在辽东驻守,每年的各项粮饷开销等等,户部你也得给我想办法解决了,不能有丝毫折扣缩水!

2、

辽东不仅兵力不够用,本地的财力物力更远远供不起这18万大军。所以粮饷物资也要从内地调运。

此时是萨尔浒大败不久,面对惨痛的失败,朝廷也算是痛定思痛,对熊的这份奏疏很重视。兵部和户部的官员一边骂着街,一边尽量满足熊的要求。

因为山东距离辽东很近,又是从登莱二府出发走海路,所以胶东半岛自然成了最重要的物资调运集结出发点。但仅凭胶东半岛的登州等地,无法满足需求。不巧的是,胶东半岛在1619年夏季还遭了灾,庄稼歉收。在这种情况下,原山东巡抚李长庚被任命为督饷大臣,“出督辽饷,驻天津,即以长庚为之。”

李长庚使出吃奶的劲,从山东、北直隶蓟州、永平,大运河天津与淮安两处漕粮等地方,征调粮秣,然后经山东海运到辽东。

至于饷银,户部再通过在山东等省两次加派辽饷的方式筹集。熊在1619年11月拟了这份奏疏,明朝12月就决定首先从山东等省开始增派辽饷,由3.5厘翻倍至7厘;次年春,再由7厘增至9厘。看来朝廷这次是挺支持熊廷弼的。

这两次加派,征收到大约310余万两银子。户部收到第二次加派的约190余万两;第三次加派收上来的120万两,由兵部用来支付制造兵车火器等装备和采购马匹的开销。

经过朝廷如此努力,总算给熊廷弼提供了16万兵力、相应的粮草与军械装备物资,还有200余万两饷银。虽说依然是缩水打了折扣,但总算是基本满足了要求。

必须要强调的是,这16万人大都是具备野战能力的正规军。

之后的事情,也不必说的太详细了:熊廷弼主持辽东局势一年多,在1620年十月也被罢免,改由袁应泰接任辽东经略,在1621年春的辽沈之战中,袁应泰指挥无方,葬送了在熊廷弼的要求下调集到辽东的数万明军。

3、

练兵,不是光有钱就行的。

萨尔浒和辽沈两次败仗,不仅让明朝的辽东本地军队损失惨重,还把明朝从内地各省调拨来的兵力也赔了进去。

两次败仗,让十多万明朝最精锐的野战军成建制的被消灭,元老宿将和老兵成建制阵亡。他基本失去了重新编练野战军的基础。

4、

辽沈惨败后,熊廷弼再一次被任命为经略。熊提出“三方布置”策略。这一次,熊依然对朝廷提出对兵力和粮饷物资的要求,要表示兵部要给调集20万兵力和军备,同时户部提供足够的银饷粮秣。

然而这次,通过辽饷,户部还可以勉强应付;但20万军队,兵部无论如何是凑不出来。

也就是在同时,发生了“经抚不和”,熊廷弼与广宁巡抚王化贞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王化贞的防御主张,在朝廷很有市场,就是因为他提出依靠察哈尔林丹汗等势力。这套“借兵”的主张,看上去真是可以缓解眼下乏兵可调的窘境。

就在这年7月,“镇江大捷”又发生了,毛文龙一举成名,“以辽人守辽土”这个熊廷弼始终看不上的主张,也由此急剧兴起。

5、

再重申一遍,真正葬送明朝人力物资的罪魁,是指挥萨尔浒的杨镐和指挥辽沈的袁应泰。

之后,无论熊的三方布置、王的借蒙古兵、重用毛文龙、以辽人守辽土,乃至之后孙承宗袁崇焕等的宁锦防线,都是在兵力财力已经遭到多次严重损失后的无奈之举。

各种历史小白,喜欢张嘴就说宁锦防线这不好那不行,但请注意一点:明朝经营宁锦防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此前遭遇以系列重大失败接连丧师失地后的补救措施;他不经营宁锦防线,只会更糟糕。


此外,题主“宁锦防线葬送了多少人力物资(还让满清有了粮食)”这句话也不对。后金最主要且稳定的粮食来源是朝鲜,而不是宁锦防线上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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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切忌把人类看成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游戏单位,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有人认为宁锦防线没有用,因为山海关防御严密,足以阻挡清军,前出筑城毫无必要。

但是,他们似乎忘了,从努尔哈赤攻抚顺开始,到宁远守城战之前,但凡后金想攻的城,无论遭遇多少困难,迟早总能攻下。是后金军装备精良,攻城能力超群?并不是。这一阶段的后金军并没有大炮。从技术角度说,明军没有完全不可守的借口。但明军连一个城都守不住,这和内部奸细、人心浮动、经验落后等原因都有关系。在宁远之战前,按照既往规律,也是守不住的,当然你可以不守直接跑,后金就直接兵临山海关了。

到了这份上,你以为山海关还是坚不可摧的要塞吗?工事虽固,但人心不再稳了。东事一坏于清抚,二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五坏于宁远,后金每战必克,也许以它的军事技术很难破关,但在明军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出什么幺蛾子就很难预料。再坚固的堡垒,也怕从内部攻破,一旦某部军心涣散,甚至与后金私通款曲,被后金攻破完全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事。

即便此次守住,但后金占领宁远以后,直接在辽西屯田,把战线推进到关门前,进攻山海关的主动权完全操于后金之手,你还指望腐朽衰颓的明朝在失去辽镇的情况下保证山海关十七年不失,未免太心大了,信不信不到七年就完蛋了。所以袁崇焕守宁远是必需的,当然,他也守住了。这是明军第一次守住城,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既然守住了,明朝肯定不会轻易放弃关外,由于当时的后金还不具备长期围困的条件,前出筑城肯定不是脑残选择。事实上皇太极第一次进攻也没有选择围困,他还抱着攻城的幻想,结果攻城失败,铩羽而归。

此时明朝面临的局面是:后金依然在选择强攻,结果连续两次被防住,这时候就全部撤回来,朝野上下都通不过。你必须考虑到由于两宋投降主义遗毒,明朝的对外策略极为激进的历史背景,这已经形成了政治正确,你连打退两次敌人的进攻,结果却要缩回来,不说技术上该不该,都没有实施的可能。

什么时候要考虑退,是大凌河围城战。此战证明后金具备了长期围困的能力,而明军野战打不过后金,无法解围,这是个死局。从理论上说,此战之后,明朝应认识到继续前出锦州、松山等地筑城坚守已无意义,但也不能把宝全押在山海关,收缩到宁远并强化配属坞堡要塞是合理决策。

但明朝激进的政治正确作风和辽镇的安排都是难题,也许换个英主有办法解决,但这超出了崇祯这个庸君的能力范围,现实中也就没有改变,以至松锦大败。如果退守宁远,就算仍败,也不会败得这么彻底,损失这么巨大。

所以总的说,全线退回山海关风险太大,容错率太低,而以现实的进程,大凌河之战前也没有放弃宁锦防线的可能,就算放弃也要有契机,不是想什么时候放就可以放;大凌河之战后,是个决断的机会,此时前出锦州成本太高,徒送人头,则最起码可以收缩防线退到宁远之后。实在宁远也守不住,那就退回山海关也不晚。就晚明那衰颓的尿性,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几瓶毒药里选毒性相对没那么大的一瓶而已。

至于回来练野战军和清军拼野战,这笑话还是自己留着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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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袁崇焕在宁锦大捷中的地位和功劳,确实存在一些争议,甚至有人认为他“躺赢”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现场,看看当时的情况以及这场胜利是如何被解读的。历史背景:危如累卵的辽东明朝末年,辽东形势严峻。自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辽东的军事压力就从未停止过。辽东的卫所制度早已败坏,军队士气低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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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的腐朽与衰败,确实让人深感痛惜,仿佛一个帝国在泥沼中越陷越深,直至无可挽回。你提到的“恶心”、“烂到根里”、“宁锦大战后将士没多少升官,魏忠贤一族封公”,这些点都切中了当时政治生态的要害。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说道说道这其中的具体情况,让你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何会产生这种感受。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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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巳之变,对于明朝而言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但对于袁崇焕来说,却是一次近乎丧命的劫难。这场变故并非明军主动挑战后金,而是明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昏聩政治的牺牲品。而后金之所以没有趁此机会一举将袁崇焕彻底消灭,甚至顺势报宁远、宁锦之仇,这背后牵扯着多重因素,绝非简单的“兵少”二字就能概括的。首先,我们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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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皇帝在明末风雨飘摇之际,面临张献忠、李自成两大农民起义军的汹涌攻势,却为何会在关键时刻将全国的精锐部队投入到与后金(清)的松锦会战中,而非集中力量围剿关内的农民军?这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们经常讨论的难题,其中原因复杂,绝非单一因素可以概括。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当时明朝面临的严峻形势。后金(清)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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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这句话,乍一听,着实刺耳,甚至可以说是极端和冒犯的。它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情感、深刻的社会观察,以及对个人价值和国家认同的激烈碰撞。要深入解读这句话,需要剥离掉表面的激烈,去触碰那些被情绪包裹起来的深层议题。为何会有人发出如此极端的言论?这绝非空穴来风。这句话之所以会被人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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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 这句话,说起来很有意思,它道出了为人处世的一种选择,一种价值观的取向。要理解这句话,咱们得把“桃园三结义”和“瓦岗一炉香”这两个故事都说透了。先说这“桃园三结义”。这事儿,出自咱们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话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巾起义风起云涌,朝廷腐败无能,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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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泽涛退队这件事儿,说实话,圈里圈外都议论了好一阵子了。到底是小宁自己不听话惹的祸,还是游泳中心里头有些不光彩的事儿,这事儿可没个准信儿,而且双方说法都有,听着都挺有道理的,但合在一起就有点儿拧巴了。要说宁泽涛不服从管教嘛,从一些公开的信息来看,确实有这么点儿意思。你想啊,运动员那是国家队,国家队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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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王朱权能够掌握朵颜三卫,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他自身的才干、政治手腕、地理优势以及明朝初年复杂的边疆政策和政治格局的综合作用。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其中的原因:一、 朱权自身的杰出才能与个人魅力: 军事才能卓越: 朱权是明朝宗室中少有的军事家。他自幼熟读兵书,对军事战略有着深刻的理解。在靖难之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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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泽涛的实力是否被高估?这恐怕是很多泳迷和体育爱好者心中都有的一个疑问。在我看来,不能简单地说他“被高估”或者“被低估”,更准确地说,是他在中国游泳的特殊地位和超高人气,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他作为一名运动员的真实实力边界。让我们先梳理一下宁泽涛的实力构成。他的巅峰之作毫无疑问是2015年喀山世锦赛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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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句话,乍一听,确实很容易让人将其归结为一种缺乏斗争精神的表现。毕竟,它描绘了一种安逸、顺从、甚至有些卑微的姿态,与人们普遍推崇的积极进取、勇于挑战的奋斗者形象似乎背道而驰。然而,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和评判,未免过于片面和简单。这句话背后蕴含的,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清醒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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