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历史上的开国皇帝都很难处理与开国功臣的关系？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关系，常常就像是握在手中的流沙，越是紧抓，越是难以掌控。这种复杂性源于多种因素的交织，既有权力结构的天然张力，也有人性深处的猜忌与欲望。下面我将从多个维度详细阐述为何开国皇帝普遍难以处理与开国功臣的关系：

一、 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新旧秩序的冲突

推翻旧秩序的共同目标： 开国皇帝与开国功臣往往是因为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理想或者共同的利益而走到一起，推翻了旧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王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建国后的利益再分配： 然而，一旦新王朝建立，就进入了利益分配的阶段。皇帝需要封赏功臣，以巩固统治，但这种封赏必然会涉及到土地、爵位、官职、财富等核心利益。
皇帝的顾虑： 皇帝深知这些功臣跟随自己历经战火，拥有强大的个人威望和军队支持。过度的封赏，可能会让他们坐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甚至对皇权构成威胁。
功臣的期望： 功臣们则认为自己是王朝的奠基者，理应获得丰厚的回报，他们为打下江山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如果封赏不如预期，他们会感到失落、不满，甚至觉得自己的付出被辜负。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逻辑： 这种利益再分配的冲突，天然地催生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心理。皇帝会担心功臣们在功成名就后，不再忠诚，而是追求更大的权力；功臣们则会担心皇帝在坐稳龙椅后，会卸磨杀驴，消除潜在的威胁。

二、 权力结构的变化：从合作到臣属的转变

合作关系到君臣关系的转变： 在创业初期，皇帝与功臣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同盟”。他们共同商议战略，共同面对危险。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性： 建国之后，皇帝的地位被确立为最高统治者，所有人都必须臣服于他。这种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使得曾经的合作伙伴，现在必须接受皇帝的领导和约束。
功臣的适应困难： 一部分功臣可能难以适应这种从“伙伴”到“臣属”的转变，他们可能依然保留着创业初期的平等心态，或者不愿受到皇权的过多干预。
皇帝的疑虑加深： 皇帝则会认为功臣们在集体领导的意识形态下难以真正服从自己的绝对权威，这种难以驯服的特质会被放大为潜在的威胁。

三、 人性的弱点：猜忌、欲望与恐惧

皇帝的猜忌： 皇帝是权力场上的绝对中心，他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挑战他的权威。开国功臣们往往能力出众，威望极高，这本身就会让皇帝产生猜忌。
“我拥有这一切，是因为我带领了你们，但你们也功不可没，甚至比我更得民心。” 这种潜在的对比会让皇帝感到不安。
“他们跟随我创业，也可能跟随别人造反。” 这种对背叛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
功臣的欲望与野心： 随着王朝的建立，功臣们的个人欲望和野心也可能被激发。
追求更高的权力： 他们可能会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参与到国家治理中，甚至觊觎皇位。
享受荣华富贵： 许多人也会满足于享受功成名就带来的物质和地位，这本身就可能引起皇帝的警惕，因为过于显赫的功臣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也容易被皇帝视为潜在的威胁。
双方的恐惧： 皇帝害怕被功臣颠覆，功臣害怕被皇帝卸磨杀驴。这种相互的恐惧，使得关系难以保持信任。

四、 外部环境的影响：巩固统治的需要

平衡各方势力： 开国初期，国家刚刚建立，内部各派势力错综复杂。皇帝需要通过封赏功臣来拉拢一部分人，同时也要警惕某一派系或个人过于强大。
应对外部威胁： 新王朝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内外的反对势力。皇帝需要保持军队的忠诚和对国家的绝对控制，以应对这些威胁。
确立法度和礼制： 皇帝需要通过建立一套新的法律和礼制来规范臣民的行为，确立皇权的绝对性。而功臣们往往是旧有社会结构的打破者，他们自身就可能不完全适应新的规则。

五、 历史上的典型案例及处理方式

历史上，许多朝代的开国皇帝都面临过这样的困境，并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汉高祖刘邦与韩信、彭越、英布： 刘邦是善于用人，但也极度猜忌。最终，他以各种罪名除掉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这体现了皇权至上和对功臣功高震主的恐惧。
明太祖朱元璋与胡惟庸、蓝玉： 朱元璋是出身贫寒，靠个人能力打下江山，他极度警惕官僚和功臣集团的势力，通过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例如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杀戮了大量的功臣，巩固了皇权，但也留下了残酷的政治遗产。
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房玄龄（相对处理较好）： 李世民相对来说是处理功臣关系较好的一位。他能够容纳直臣，听取建议，并且在册封功臣时，也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尊重和地位。然而，即使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也需要处理反对他的秦王府旧部，并且最终也对一些权臣有所忌惮。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本身的政治智慧和开明的统治风格，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完全消除猜忌。

如何尝试缓解这种关系？

尽管困难重重，但一些皇帝也尝试过缓解这种关系，例如：

恩威并施，张弛有度： 既要给予功臣应有的荣誉和待遇，也要适时敲打，让他们明白皇权的绝对性。
重用文臣，制衡武将： 利用文官体系来牵制武将的权力，避免武将集团的坐大。
明确界限，规范行为： 通过法律和礼制来约束功臣的行为，防止他们越轨。
注重个人声望和道德感召： 像唐太宗那样，依靠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开明的政治，赢得臣下的真心拥戴。

结论：

总而言之，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之所以难以处理与开国功臣的关系，是由于新旧秩序的权力再分配冲突、权力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以及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猜忌、欲望和恐惧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是权力更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皇帝如同走在钢丝上，一方面需要功臣来巩固江山，另一方面又必须时刻警惕他们可能带来的威胁。这种微妙而危险的平衡，使得开国君臣关系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议题，也留下了无数令人唏嘘的故事。

网友意见

这是个悖论，开国皇帝是否杀功臣，主要与皇帝性格有关，而开国皇帝话题性本就大，所以杀功臣的事情更多被讨论。事实上每一代皇帝更换都可能会跟权臣产生冲突，政治人物之间的更替是很常见的，杀功臣真不是开国皇帝才经常出现。

就拿刘邦来说，他实际上杀的功臣只有韩信和陈烯（手机输入找不到原字）。英布和彭越是以诸侯身份加入。樊哙、萧何受妒忌，韩王信和卢绾被逼反，刘邦杀的功臣真的不多。

却是汉景帝刘启逼死周亚夫较为过分，汉武帝刘彻杀的功臣十个手指数不完。汉宣帝刘询灭功臣家族也是出手致命招招狠。

只要细心留意每个时代的权力更替就知道，开国皇帝杀个别功臣只是被过度渲染了。至于皇帝杀多少功臣，杀的合不合理，这就皇帝性格和局势而定。比如那个明朝大行烈皇帝崇祯杀的功臣还少吗？

应该也有组织结构的问题，很皇帝创业的时候，对于创业期干将放权很大。

主要干将在攻城拔寨的时候，也是建立自己班子也就是管理体系的时候，等到创业完成，国家建立完成，功绩越大的势力越大，组织结构越完善，也相对于外部越加封闭。

这种事情作为亲历者都会明白，小团体就是人类的本性，到哪都有小团体。连大猩猩都会这样，这好像就是人类的本性。珍·古道尔发现曾经很团结的黑猩猩群体也会分化然后内斗，分化成两个团体，最后大团体消灭小团体，然后残忍将小团体成员虐杀。

然后人类社会至今都没有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除了华盛顿那样主动放弃权利可能才会完美解决。

我党解放前的办法可能是半完美，就是三套马车，比如林彪北上东北，入关的不是军事主官林彪一个人，而是搭配一个政治主官罗荣桓，还有当地政务主官的高岗。然后做出政绩，还不会脱出掌控。

但是放在中国从几千年前到共产党的结构以前，都没脱出传统金字塔结构。

这种结构单线管理，当一个节点独自管理控制下面节点的时候，上一级节点稍有放权，下面就会快速形成小团体。不放权，又会产生管理问题。尤其在创业期，管理结构中有一个节点失效，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败。

开国皇帝一般都是放权让手下猛打猛冲，然后让自己快速取得全盘胜利，而一般来说，取得功绩越大的，都是管理的比较高效的团体，越是这样的团体也就越团结，而且这样的团体还是掌握军事的团体。对于皇帝本身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可怕的威胁，当时的皇帝一般来说就两个选择，将兵权收回，或者放任。收回兵权若是遇到抵抗，那么结局就是一个不可预知的过程了。比如赵匡胤就是因为要被收回兵权而选择自立，刘秀面对猜忌北上召降最后反杀原来的主上，司马懿反杀曹家。

这些都是单级金字塔结构的特点所导致的，中国古人既没有议会来制衡，也没有我党的政工队伍，每一个创业的皇帝，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就开始创业，古代也没有更好的组织管理经验可供参考。面对开国将帅这样的小团伙创造者，基本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博弈，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开国皇帝的制衡艺术还可以，当大团体面对小团体，胜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猜忌一旦形成就无法去除，没有几个人有萧何那样的放权艺术。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权利来增加安全感。越是这样越让皇帝惊恐，结果自然就是给历史增加一段新故事，狡兔死走狗烹，狗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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