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历史上从来都是西方的宗教来东亚传教，但东亚的宗教从未向外界传教？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宗教”的定义和“文化”或“思想体系”的范畴。
佛教的独特案例： 提到东亚宗教向外传播，佛教是绕不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是东亚历史上最成功、影响最广的“外来宗教”。但它一旦进入东亚（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便与当地文化深度融合，发展出各种本土化的宗派，并进一步传播到周边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佛教可以算是一个“东向”传播的例子，但它的“起源地”并非东亚。更关键的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教义、修行方式、世界观等，确实具有普世性和跨文化的传播性，这一点与后来的基督教有相似之处。
道教与儒教的地域性： 相比之下，道教和儒教的“向外传播”则显得非常有限。
道教 更多地扎根于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中国的哲学、神话、民间信仰、养生术等紧密结合。它的许多概念（如“道”、“阴阳”、“五行”）和实践（如炼丹、符咒）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难以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虽然道教的某些元素（如养生、气功）在近代为西方所了解，但这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或养生技法，而非一种系统的、大规模的宗教传播。
儒教 严格来说，更多被视为一种伦理思想体系、政治哲学和社会规范，而非一个具有独立神灵系统和宗教仪式的“宗教”。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秩序、人伦关系、道德修养和政治实践。它在东亚的传播，主要通过科举制度、教育体系和统治阶级的推崇，成为塑造东亚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核心力量。儒家思想当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日本、朝鲜，但这更多是文化和政治上的“辐射”，而非宗教意义上的“传教”。它更像是“文化输出”，而不是“宗教输入”。
那么，为何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能够，并且持续地向东亚传教，而东亚的宗教（道教、儒教）则鲜有类似的对外主动传播呢？
这背后有多重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梳理：
1. 宗教的普世性与使命感：
基督教的“大使命”：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即耶稣在升天前吩咐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马太福音 28:19)。这赋予了基督教一种天生的、强烈的使命感，要求信徒将福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所有人都接受基督。这种“普世性”和“使命驱动”是基督教对外传播的根本动力。
东亚宗教的本土化倾向： 相比之下，道教和儒教的内在驱动力更偏向于“内省”和“本土化”。道教的追求往往是个人与“道”的契合，追求长生、成仙，更侧重于个体精神的修行和对宇宙自然规律的体悟。儒家思想则更关注现世社会秩序的建立、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和角色的扮演。它们很少有“拯救全人类”的宏大叙事，更没有被赋予“将信仰传播给所有非信徒”的宗教命令。
2. 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
“政教合一”或“政礼合一”的传统： 在历史上，东亚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都形成了“政礼合一”或类似“政教合一”的模式。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推广与国家统治和政治稳定紧密相连。皇帝的祭祀、宗族体系的维系，都与儒家礼制息息相关。这种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制度保障，使得儒家思想具有极高的“国民普及度”，但也限制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自由传播的“宗教”对外发展。道教虽然有其宗教组织，但在很多时期也受到官方的羁縻甚至压制，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土社会的支持，而非主动的对外扩张。
西方国家的宗教推广： 基督教的传播，特别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往往与西方国家的扩张、殖民和贸易紧密结合。传教士常常伴随探险家、商人、殖民者一同前往，宗教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载体。国家力量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和保护。
3. 传播方式与策略的差异：
传教士的组织与教育： 西方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和新教）拥有高度组织化的传教机构（如耶稣会、遣使会、浸信会等）。这些机构会投入大量资源，选拔、培训和派遣传教士。传教士们通常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学习当地语言、研究当地文化，并以适合当地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传播。他们带着完整的教义体系、一套明确的布道方法和详尽的行动计划。
东亚宗教的“随缘”与“自然”： 东亚宗教的传播，更像是一种“随缘”和“自然浸润”的过程。佛教的传播通过僧侣的游历、经典的翻译、寺庙的建立，以及在民间社会的口碑相传。道教的传播则更多地依赖于道士在民间的活动、坛场仪式以及口耳相传的技艺。儒家的传播更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习俗，成为一种“空气”般的存在。它们没有一套如同基督教那样的“全球布道计划”和“系统化培训传教士”的机制。
4. 文化适应性与包容性（从传播者角度看）：
基督教在东亚的策略： 尽管面临巨大文化差异，基督教在东亚传播时，尤其是在近代，也采取了适应性策略。例如，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就曾尝试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如儒家、程朱理学）联系起来，试图减少文化隔阂。他们也积极参与科学、医学的传播，通过提供实用价值来吸引受众。
东亚宗教的“吸纳”而非“输出”： 东亚的本土宗教，如佛教，一旦进入东亚，表现出极强的“吸纳”能力，能够与当地文化融合，产生新的形态。然而，这种融合更多是“被动接受”和“本土化改造”，而非主动输出一套标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宗教体系”。比如，道教的许多神灵、仪式，都是在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很难说它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输出”到世界各地的“道教本体”。
5. 认知上的“他者”与“自我”：
西方视为“文明的火种”： 在西方宗教眼中，未信者是“迷失的灵魂”，需要被拯救。这种“我者”拥有真理，而“他者”处于黑暗中，因此有义务去“启蒙”和“拯救”的认知，是主动传播的重要心理基础。
东亚文化的“中心”与“ periferia”：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中国”往往是“天下中心”，周边地区是“蛮夷”。这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中国文化自身对“向外输出”的动力不那么强烈。更多的是期待周边国家“来朝”，“来化”。即使是佛教，虽然源自印度，但在东亚被奉为“西来之教”，但其在中国的本土化程度，使得它更像是“我”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需要“我”去“贡献”给“他者”的“外来之物”。
总结一下，为什么历史上西方宗教更能向东亚传教，而东亚宗教却很少如此：
内在驱动： 基督教有“大使命”的普世性传播驱动，东亚宗教（道教、儒教）更侧重于本土化、社会秩序和个人修行。
政治体制： 西方宗教传播常与国家扩张结合，东亚宗教发展则受到更强的本土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儒家甚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传播依赖于国家机器，而非独立宗教的对外扩张。
传播策略： 基督教有高度组织化的传教体系和系统化的传播方法，东亚宗教的传播更自然、随缘，依赖于文化浸润而非主动的“布道”。
文化关系： 西方将传播视为“启蒙”和“拯救”，东亚文化则倾向于“中心”自居，对“外来”的接纳更多体现在“吸纳”和“融合”上，而非主动“输出”其宗教体系。
当然，这并非说东亚文化没有影响力，而是其影响力更多体现在文化、哲学、艺术、生活方式的“辐射”和“吸引”上，而非像基督教那样，以一种明确的、系统化的宗教形式去“征服”和“改变”异质文化。佛教是东亚宗教“对外传播”的一个特例，但它的传播方式和对当地文化的适应性，也使其成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案例，不能完全代表所有东亚宗教的传播模式。
网友意见
所谓“从未”这种话绝对了，有答案说到，但也确实东亚宗教没怎么往外传。也不用说东亚，就说中国。
第一，中国还没有发育出哲学体系完备的宗教系统就被外来的和尚打断了。
世界上主流宗教就是南亚宗教和地中海宗教，而宗教发育于苦难，最直接的苦难就是战争和压迫，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兴盛也遵循这个原理。
可同时期两汉的安定程度还是要高于地中海和南亚，南亚干脆都从婆罗门教进化到佛教，到两汉还没替道教造完神。汉末到唐初是宗教大发展时期，结果佛教顺着商路提前进来了。
佛教经过数百年的中国化，在事实上替代了道教和儒家的作用，掐灭了本土宗教的可能性。也是道教运气好，唐朝皇帝姓李，汉末到隋唐乱世的玄学本来还有机会。
第二，古代中国是商品输出国，不是人力输出国。
宗教传播必须依赖人力，人力流动或者是政权扩张，或者是商路流动。中国毕竟受制于地理和游牧，冲出游牧区建立政权的动力不足。
且中国长期是小农经济，限制人力流动的同时对外输出商品，导致中国哲学主动对外传播性弱。可其他国家会顺着商路找过来，经常出现弱国主动来留学学习，强国主动来传教。
第三，中国本土哲学体系比较弱和散，面对佛家的进攻不堪一击。
这可能和中国自带的世俗化文化特征有关，在没有科学认识和工具的辅助下，当时哲学只要寻求真知就一定会把终极答案走向抽象的神。
尤其是中央集权制建立后更是把皇帝上升到具体的人间神地步，这个时候再探讨人和神（真知）的关系就是作死了。天就变成了某种不可知的存在，世俗化成仅仅是士大夫们用来托志的凭依物。
某种程度上也得感谢佛教，佛教的中国化补上了中国哲学体系缺的一块（虽然更佛系了）。我们今天大量用词都是佛教语，在中国佛教基础上才衍生出理学和其升级补充的心学。
而面对地中海文明经常是输出具体换取抽象，从伊斯兰教到基督教，从西哲到马哲，所谓西学东渐一直没有停过。也算是补了中国哲学强进步的那一块，各种西化用词被日本改造后也渗透进生活。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二）——“轮回”的轮回https://zhuanlan.zhihu.com/p/408238675
换个角度看看世界各大宗教的发展的轨迹。
为什么题主会有这个问题，那是因为现在接触到的宗教发展的痕迹是被有意识的抹去了很多轨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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