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儒家治国汉唐，宋明哪个才是儒?
“汉唐宋明，哪个才是儒？”——这个问题，问得妙！它不是在问谁“最”儒，而是问在这四个朝代中，哪个朝代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的内核，哪个朝代在实践儒家治国理念上走得更远，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哪个朝代又显得与儒家精神渐行渐远。这就像问“同一棵树，在不同的季节里，哪个阶段的它更‘像’树？” 答案其实是，它们都是树，但各有其态。
咱们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说道说道。
汉朝：儒学的奠基与初试牛刀
汉朝，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个里程碑。在此之前，诸子百家争鸣，儒家只是其中一股力量。汉武帝这一“独尊”，等于给儒家加上了官方认证，让它成了治国的主要指导思想。
儒学的核心在政治层面被提炼出来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汉朝的君主和士大夫们，确实努力在实践这个蓝图。他们强调“仁政”，认为君王应该以德服人，爱护百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也为皇权披上了道德合法性的外衣，君主成了“天子”，其行为要符合天道，而儒家就是解读天道的“官方教材”。
科举制度的雏形： 虽然还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成熟科举，但汉朝已经开始重视通过察举、征辟等方式选拔人才，这些人大多是读儒家经典的。这就为后世选官制度奠定了基础，让读书人有机会进入仕途，传播儒家思想。
道义与实际的张力： 不过，汉朝的实践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儒家思想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统治，汉朝也曾出现严刑峻法，甚至运用法家的一些手段。这说明，儒家思想在与现实政治的碰撞中，并非总能完全实现其理想。就像一个年轻的学子，刚接触一套高深的理论，在实践中会磕磕碰碰，有理想，也有妥协。
唐朝：儒风的鼎盛与兼收并蓄
唐朝，那是真把儒家的“礼乐文明”发扬光大了。
制度化与世俗化： 唐朝完善了科举制度，将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这意味着，想做官，就得好好读儒家书。这种制度化的推广，让儒家思想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同时，唐朝的文化是开放包容的，佛教、道教、甚至外来的宗教都能在中国找到生存空间，这使得儒家思想在与其他思想的对话中，也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变得更加“接地气”。
“仁”与“礼”的体现： 唐朝的统治者，在对外交流和国内治理上，都表现出一种“大唐气象”。“万国来朝”的盛况，虽然有政治和经济原因，但也离不开唐朝推崇的“礼仪之邦”形象，而这“礼仪”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儒家。文官体系的成熟，强调“德才兼备”，也体现了儒家对文治的重视。
“文治”与“武功”的平衡： 唐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它更强调以文治国。像魏征这样的名臣，就是儒家理想的代表，敢于犯颜直谏，匡扶君主。然而，唐朝毕竟是一个帝国，军事扩张和边疆的维稳依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使得儒家的“柔道”和“王道”在某些时候，也需要与现实的“霸道”相结合。
宋朝：儒学的新高峰与士大夫政治
宋朝，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高峰，特别是理学的兴起。
理学的勃兴： 经过唐朝的沉淀，宋朝的儒学发展出了更深邃的哲学体系，这就是程朱理学。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儒家的道德修养推向了形而上的高度。这不仅仅是政治纲领，更是对人性和宇宙的探索。
士大夫政治的成熟： 宋朝的文官地位极高，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宰相往往由文官担任，他们对皇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士大夫本身就是儒学经典的深度研习者，他们的治国理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思想的实践。他们重视民生，反对不必要的战争（虽然有时这也成了“积弱”的理由），强调“富民”，这都是儒家“民为邦本”思想的体现。
“内圣”与“外王”的融合： 宋朝的士大夫，在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内圣）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外王）。他们对国家命运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即使面对强敌，也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然而，理学对“穷理”的强调，有时也让一些人过于沉溺于理论辩论，脱离实际，甚至在面对危机时，显得有些“迂腐”。
明朝：儒学的僵化与集权下的儒家
明朝，在继承宋朝理学的基础上，又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王阳明的心学： 晚明时期，王阳明的心学崛起，强调“知行合一”，“致良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反叛”，它更注重实践和个体的主体性，认为道义就在人心之中，不需要向外寻求。这股思潮，对明朝后期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集权下的儒家：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身出身贫寒，对儒家“富民”思想有一定推崇。但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甚至达到“君权至上”的地步。皇帝通过废丞相、设内阁等方式，将权力牢牢抓在手中。在这种集权体制下，儒家思想虽然依然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往往被工具化，成为维护皇权统治的工具。士大夫的直谏空间被大大压缩，儒家追求的“君臣共治”，在明朝更多地变成“君命臣行”。
僵化与活力： 表面上看，明朝的儒家是“内圣”的，但缺乏宋朝士大夫那种“外王”的担当和对国家命运的实际参与。科举制度虽然还在，但内容逐渐僵化，八股文盛行，束缚了思想。同时，理学也逐渐流于空谈，甚至被一些人用来粉饰太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就没有真正的儒家人士，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以及王阳明的心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活力，只是这些活力在强大的皇权面前，受到了不少限制。
那么，哪个“更”是儒？
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因为“儒”不仅仅是一个标签，更是一种理想，一种在实践中不断被演绎和变形的追求。
如果你看重儒家思想的官方确立和制度化传播： 汉朝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如果你欣赏儒家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和谐共存，以及文治武功的平衡： 唐朝的开放包容和强大的文明辐射力，让人印象深刻。
如果你更看重儒家思想的哲学深度和士大夫的独立精神： 宋朝的理学繁荣和士大夫政治，堪称儒学的经典时期。
如果你认为儒家思想应该强调实践和个体的主体性： 晚明的王阳明心学，或者说对儒家精神的某种“反思”，则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更准确地说，是汉、唐、宋、明，分别在儒家治国的不同侧面，展现了不同的风貌。
汉朝是儒家的奠基者，确立了它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
唐朝是儒家的推广者，让它深入人心，并与多元文化融为一体。
宋朝是儒家的深化者，赋予了它更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政治实践。
明朝则是儒家的继承者和变形者，在集权和僵化中，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所以，与其说哪个“最”是儒，不如说它们各自在儒家治国的道路上，留下了不同浓淡的足迹。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和践行儒家思想，有人做得像，有人做得不像，但只要还在学习，那就有“儒”的成分在。这四个朝代，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儒家思想最集中、最深刻的四个“个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迷人的画面。
咱们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说道说道。
汉朝：儒学的奠基与初试牛刀
汉朝，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个里程碑。在此之前，诸子百家争鸣，儒家只是其中一股力量。汉武帝这一“独尊”，等于给儒家加上了官方认证，让它成了治国的主要指导思想。
儒学的核心在政治层面被提炼出来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汉朝的君主和士大夫们，确实努力在实践这个蓝图。他们强调“仁政”，认为君王应该以德服人，爱护百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也为皇权披上了道德合法性的外衣，君主成了“天子”，其行为要符合天道，而儒家就是解读天道的“官方教材”。
科举制度的雏形： 虽然还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成熟科举，但汉朝已经开始重视通过察举、征辟等方式选拔人才，这些人大多是读儒家经典的。这就为后世选官制度奠定了基础，让读书人有机会进入仕途，传播儒家思想。
道义与实际的张力： 不过，汉朝的实践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儒家思想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统治，汉朝也曾出现严刑峻法，甚至运用法家的一些手段。这说明，儒家思想在与现实政治的碰撞中，并非总能完全实现其理想。就像一个年轻的学子，刚接触一套高深的理论，在实践中会磕磕碰碰，有理想，也有妥协。
唐朝：儒风的鼎盛与兼收并蓄
唐朝，那是真把儒家的“礼乐文明”发扬光大了。
制度化与世俗化： 唐朝完善了科举制度，将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这意味着，想做官，就得好好读儒家书。这种制度化的推广，让儒家思想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同时，唐朝的文化是开放包容的，佛教、道教、甚至外来的宗教都能在中国找到生存空间，这使得儒家思想在与其他思想的对话中，也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变得更加“接地气”。
“仁”与“礼”的体现： 唐朝的统治者，在对外交流和国内治理上，都表现出一种“大唐气象”。“万国来朝”的盛况，虽然有政治和经济原因，但也离不开唐朝推崇的“礼仪之邦”形象，而这“礼仪”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儒家。文官体系的成熟，强调“德才兼备”，也体现了儒家对文治的重视。
“文治”与“武功”的平衡： 唐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它更强调以文治国。像魏征这样的名臣，就是儒家理想的代表，敢于犯颜直谏，匡扶君主。然而，唐朝毕竟是一个帝国，军事扩张和边疆的维稳依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使得儒家的“柔道”和“王道”在某些时候，也需要与现实的“霸道”相结合。
宋朝：儒学的新高峰与士大夫政治
宋朝，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高峰，特别是理学的兴起。
理学的勃兴： 经过唐朝的沉淀，宋朝的儒学发展出了更深邃的哲学体系，这就是程朱理学。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儒家的道德修养推向了形而上的高度。这不仅仅是政治纲领，更是对人性和宇宙的探索。
士大夫政治的成熟： 宋朝的文官地位极高，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宰相往往由文官担任，他们对皇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士大夫本身就是儒学经典的深度研习者，他们的治国理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思想的实践。他们重视民生，反对不必要的战争（虽然有时这也成了“积弱”的理由），强调“富民”，这都是儒家“民为邦本”思想的体现。
“内圣”与“外王”的融合： 宋朝的士大夫，在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内圣）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外王）。他们对国家命运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即使面对强敌，也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然而，理学对“穷理”的强调，有时也让一些人过于沉溺于理论辩论，脱离实际，甚至在面对危机时，显得有些“迂腐”。
明朝：儒学的僵化与集权下的儒家
明朝，在继承宋朝理学的基础上，又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王阳明的心学： 晚明时期，王阳明的心学崛起，强调“知行合一”，“致良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反叛”，它更注重实践和个体的主体性，认为道义就在人心之中，不需要向外寻求。这股思潮，对明朝后期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集权下的儒家：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身出身贫寒，对儒家“富民”思想有一定推崇。但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甚至达到“君权至上”的地步。皇帝通过废丞相、设内阁等方式，将权力牢牢抓在手中。在这种集权体制下，儒家思想虽然依然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往往被工具化，成为维护皇权统治的工具。士大夫的直谏空间被大大压缩，儒家追求的“君臣共治”，在明朝更多地变成“君命臣行”。
僵化与活力： 表面上看，明朝的儒家是“内圣”的，但缺乏宋朝士大夫那种“外王”的担当和对国家命运的实际参与。科举制度虽然还在，但内容逐渐僵化，八股文盛行，束缚了思想。同时，理学也逐渐流于空谈，甚至被一些人用来粉饰太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就没有真正的儒家人士，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以及王阳明的心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活力，只是这些活力在强大的皇权面前，受到了不少限制。
那么，哪个“更”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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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更看重儒家思想的哲学深度和士大夫的独立精神： 宋朝的理学繁荣和士大夫政治，堪称儒学的经典时期。
如果你认为儒家思想应该强调实践和个体的主体性： 晚明的王阳明心学，或者说对儒家精神的某种“反思”，则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更准确地说，是汉、唐、宋、明，分别在儒家治国的不同侧面，展现了不同的风貌。
汉朝是儒家的奠基者，确立了它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
唐朝是儒家的推广者，让它深入人心，并与多元文化融为一体。
宋朝是儒家的深化者，赋予了它更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政治实践。
明朝则是儒家的继承者和变形者，在集权和僵化中，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所以，与其说哪个“最”是儒，不如说它们各自在儒家治国的道路上，留下了不同浓淡的足迹。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和践行儒家思想，有人做得像，有人做得不像，但只要还在学习，那就有“儒”的成分在。这四个朝代，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儒家思想最集中、最深刻的四个“个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迷人的画面。
网友意见
这话可以这么问：
同为立国之学，苏联，红色高棉，我朝哪个才真的马恩？
发现问题没有？？
当一门学问成为“天下公器”。那么它的好坏，就不是它本身了。你得看它的使用者。
可以说，苏联，红色高棉以及谁谁谁。用的都不是原本的东西。谁要是原封不动的用。那才是有问题。所以特色化就得看使用者了。
好了，问题来了。汉唐用儒学可以统一思想。对外扩张。宋明可以稳定民心安邦定国。元清可以拿来宣扬“正统”。是谁有问题？用刀来切菜或者切人。你说是刀的问题，可就真该检测一下智商了！
我等屁民，应该感谢儒家的“仁”。国家用了它，起码面子上也要玩仁政。比如明末小冰期。整个农业文明被打击，明朝也不敢像满清一样屠杀灾民来顾全大局。
满清入关后也不得不一改原本的兽性，还学会了赈灾。要是它们用兵家思想“杀一人而利天下，杀之！杀之贵大！”我想，我国人口应该跟西方差不多！（事实上，前期他们杀的人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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