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同情她的经历. 但是总觉得这新闻哪里不对, 好像这是在公然给境外反华势力递刀子似的.
摊手.
回复高赞她为什么不逃,这是我的回答
你知道她为什么不逃吗?因为逃了以后可能比现在还惨啊,她一个没学历没技术没钱的50岁老太太逃离以后能干什么工作养活自己啊?
你不会真的觉得写诗是什么铁饭碗技术活吧,有一说一,但凡认识字,每个人都可以写诗,而且很多人都能写出几句比较不错的诗。她之所以火了,是因为她身上有“家暴”“农村妇女”等几个标签,政治正确的给她一些镜头和奖项,并不代表她真的不可代替。只要有人愿意捧,同样的老太我能给你立马找二十个
她不过是运气好,火了,这是时代的风口,她就是那头顺风飞起的猪,也只火这么一下下,不出一年人们都会遗忘她,她就还是那个最普通的农村老太,干在最普通的农活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鸡汤,没有逆袭,没有一点破事就成功了改变了世界。
她真的如你所说的逃离了,她能干的活,除了洗碗就是扫地,两千多的工资冻的手脚长疮还没有五险一金,而且最多干到六十岁,年纪大了人家都不要你,怕你有点小毛病诈老板一波。租房也不爱租给独居老人,怕突然人没了房子脏了不再出租
住养老院一个月三四千,而她连退休金都没有怎么出的起那笔钱?
她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孩子工作结婚以后,她在家里带孙子做家务,那对她而言已经是享福。
人生就是这样的一潭死水,每个人都是这样活,她恰恰是比你聪明多了,看透了,才会选择安分的活下去
而你还太嫩了,太年轻了,还幻想着自己可以改变人生,可你不知道生活就是个逐渐失望的过程。逐渐累积的绝望才叫做成熟。
王小波: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摘自《黄金时代》
挺好的,
一个人总得喜欢点什么,有了喜欢的,生命才不会黯淡下去,
人活着,其实就是凭着就是那一口气,不会跟命运低头的那口气,
无论命运丢给我们什么,我们都得奋力去接住;
在看不见阳光的日子里面,诗歌就像一束光,照亮我生命的黯淡,
我寻着诗歌的踪迹,去找寻奇迹的踪影……
「用写诗对抗命运」,这样的故事我曾经听过类似的,那是一群“便衣诗人”。
他们是富士康手机生产工,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矿工,少数民族工人。
他们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组装零件,熨烫衣物,驾驶车辆,把浮浮荡荡的鸭毛塞进羽绒服里,在地下六百五十米的深处把煤炭挖出来,用电钻在山脊里打洞,然后填上一捆炸药,在黑暗里等待那一声轰鸣。
其余的时候,他们写诗。
北京的工人剧场里,诗人杨烁形容他们写的诗,“把中国原版的真正的生存经验,注入到诗歌的形式思考里”。的确,他们多数作品的注脚,都来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小伙写,
“好些年了,儿时的伙伴已建起小楼,我也回到了大地的中心,我的土掌房。父亲笑呵呵,像温暖的经书,让我念诵不已。他的拐杖又长高了不少。”
过年返乡,他跟年迈的父亲用秸秆生一团火,围坐在火焰旁。老人沉默地抽着烟,过一阵,对他说,
“我的黑头巾,我自己缠好了。等我死了,你们就可以直接戴在我头上了,以前是曲木波普给人戴头巾,现在他也去世了。等我们老死了,也就没人会缠头巾了。”一句一顿,也像是在念诗。
当了十六年爆破工人的中年男人写,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伸多少。”
他的父亲半身瘫痪好些年,没有低保的母亲在某天被查出癌症晚期,消息传来的当天他已经没日没夜在地下工作了整整两个月。
“听到她这么说,我的心里真的好像炸裂一样。”
十四岁就进入工厂制衣的短发女人写,
“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群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像花儿一样。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她热爱吊带裙,但车间统一发放的工作服没法显出腰身,有时她会在加班结束的夜晚,爬上床,换上带有亮片的吊带裙,偷偷跑进卫生间里,借着窗户的反光打量自己的模样。
六位诗人,每一位都带有自己家乡的口音,明明是真实的生活,看上去却像某部人文主义的电影。
第六位诗人许立志去世了,他生前在富士康工作,加班的每天需要连续在流水线上操作十一个小时。他写,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后来,他自己也掉在了地上。
我对读诗这件事存在一点点偏见,总是迷恋那些稍显笨拙的发音,好像一刀切地认定,越笨拙越真诚。
这些来自底层的诗人,他们歌颂爱情,赞美青春,排泄痛苦,一丝不苟地接受着生活的马虎对待。
在黯淡里写诗,在痛苦里写诗,在无法挣脱又停滞不前的生活里写诗。这些概念,多么多么地接近诗歌本身。
每一个字,不被看见,像一枚投进湖面的石子,在接触水面的时候发出轻微波动,倏而消失。
他们的白天和黑夜是不同的季节,写诗,是小动物囤积精神食粮,以度过白昼组成的冬天。
我挺理想主义的,觉得「命运」这个词,无关任何物质方面的所得,而是生而为人,你是否真的感知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是否真的从平庸生活中汲取到了快乐,是否无所顾忌地去爱过什么,去相信过什么,是否曾经被信仰搭救过。
沉重的命运对于他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有失偏颇的地方,它让我们的生活在很多时候看上去接近命中注定,而我们只能驯顺地接受一切,如同羊群。
那就去爱一些比土地更轻盈的东西吧,比如诗歌,比如音乐,比如电影,比如文学,比如爱情。
用一些更柔软的方式去反抗命运,柔软,但坚定。
就像冯骥才写下的句子,
“风可以吹起一张白纸,却无法吹起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这件事最惨的地方是,里边没有一个人属于社会资源的掌握者,纯粹是同阶级的,最底层的弱者之间的吞噬与捕食。
韩仕梅的丈夫并不是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当时大概属于那种本身“不太明白”而身上又“有坏毛病”的青年,本身很麻烦,而家庭条件也不算好,买老婆的钱竟然大多是借的。
......在此之前,她和王海很少吵架,王海的智力有些迟钝,但不影响他吃饭,骑车和干活,只是一些问题稍有复杂就想不通了......婚后的前十几年,王海不踏实,他喜欢赌博,在家里到处藏钱,输光了就去借,韩仕梅毫无办法,家里的活也要韩仕梅自己来做,有时候她很晚才收工,丈夫还等着她洗衣做饭,想到过去,她就泪眼模糊了。她怀着孕,站不住,一只腿跪在地里干活。没吃早饭,同村的小女孩给她拿了两个梨,记忆中却是苦涩的,韩仕梅大哭了一场,觉得丈夫还不如陌生人的关心......
不得不承认,即使在底层社会中这也是一个不幸的人与家庭。
但是,“好在”咱们的传统乡土社会在阶级阶梯之外还有一层性别阶梯,让同阶层的不幸者可以完成对另一个不幸者的向下碾压。按照“传统”规则,家人还是可以为他“合法”获取一个“老婆”的。
甚至,那名已经被正式转移所有权的生育工具(兼生产与性工具)之后还需要自己劳动以偿还主人家的购买费用:
最终妥协了,娘家的房子是用王海的钱修的,不嫁,家里也不知道该怎么还钱。出嫁那天,韩仕梅一直在哭,父亲也跟着哭。卡车来了,把她拉到了王海家。那是三十多平的瓦房,一家人都挤在里面。日子比韩仕梅想象的还要糟糕,王海的父母有病,娶媳妇的钱是向信用社和亲戚们借的,要帐的人三天两头来闹腾,要韩仕梅自己想办法还,“自己花钱买了我自己”。
不得不说这套规则实在是太妙了。
农村“老婆跑了”的故事,便经常发生在这样家庭,但也有很多女性像韩仕梅劳动能力更强却一样大半辈子都“没跑”的。
每当看到有人误读“性别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这句话,直言不存在“真正的性别间压迫”,我就会想起这种曾经普遍、合理、堂皇而行的黑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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