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应该遵循儒家孝悌之义，还是墨家兼爱观？
在当今社会，关于应遵循儒家“孝悌”之义还是墨家“兼爱”观的讨论，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这两种思想体系都承载着深刻的伦理价值，但在具体实践和侧重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也引发了不同的思考。
儒家“孝悌”：根植于血缘的责任与关怀
儒家的“孝悌”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基石。简单来说，“孝”是指子女对父母的尊敬、顺从、赡养和忠诚；“悌”则是指兄长对弟妹的友爱、照顾和关怀，以及弟妹对兄长的尊敬和顺从。
强调亲亲相隐，有差等： 儒家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是自然且必要的。首先要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这种“亲亲”的原则，意味着对亲人的关爱具有优先性，也允许在一定程度上“亲亲相隐”（当然，这在现代法治社会需要被审慎对待）。孝悌之义，是基于血缘和家庭的责任，它构建了一个稳固的社会基本单位——家庭。一个孝顺的子女，才能成为忠诚的臣民，才能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
注重内在修养与实践： 儒家强调的孝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赡养，更包括精神上的慰藉和情感上的尊重。所谓“色难”，就是说侍奉父母要和颜悦色。这是一种内在的修养，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尊重和爱。孝悌的实践，也体现在对父母的言行举止的约束，甚至是对父母错误行为的委婉劝谏（“父有过，则子谏”）。
社会秩序的延伸： 儒家将这种家庭伦理推己及人，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孝悌出发，推及朋友（忠信），再推及君臣（忠君），最终形成一个等级有序、各尽其责的社会结构。因此，孝悌之义被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道德秩序的重要途径。
墨家“兼爱”：超越血缘的普适性关怀
与儒家不同，墨家的“兼爱”主张的是“爱人”，并且是“兼相爱，交相利”。它强调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分亲疏贵贱的爱。
打破亲疏壁垒，追求平等： 墨家认为，将爱局限于家庭和亲属是一种“偏爱”，这种偏爱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和矛盾。他们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无论对方是家人还是陌生人，是贵族还是贫民，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关怀和对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儒家“亲亲”原则的挑战，认为这会滋生厚此薄彼的现象。
以利为导向，功利性强： 墨家的爱，更侧重于“利”。“兼相爱，交相利”意味着爱别人就是为了让自己也获得利益。这种功利性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全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可以避免战争、减少贫困，促进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强烈的社会变革色彩： 墨家思想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和改革色彩。他们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歌功颂德，也反对战争和奢靡。他们的“兼爱”是行动的呼唤，强调实践和效用，如“非攻”、“节用”、“节葬”等，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加公平、高效、富裕的社会。
当今社会如何抉择？
在当今社会，这两种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更重要的是如何融合与扬弃。
支持儒家“孝悌”的理由及现代解读：
家庭的稳定是社会基石： 现代社会同样需要强大的家庭作为支撑。孝悌之义提倡的家庭责任感，对于维系亲情、赡养老人、关怀弱小，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没有孝心的年轻人，也很难想象他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感。
情感的纽带与精神慰藉： 孝悌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情感的连接。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家庭提供的温情和归属感，是许多人重要的精神支柱。对父母的关怀，是人性中最基础的爱的一部分。
理解与传承： 孝悌包含了对长辈的尊重和对传统的理解，这有助于我们认识自身文化的根源，并将其传承下去。
然而，现代社会对“孝悌”的理解也需要与时俱进：
反对愚孝和盲从： 现代社会强调个体价值和独立思考。孝顺不等于愚孝，更不意味着要牺牲自己的合法权益去满足父母不合理的要求。对父母的劝谏，也应该基于理性而非仅仅是顺从。
关注父母的独立性与幸福： 孝顺也包括尊重父母的个人选择和生活方式，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而非仅仅是让他们“活得舒心”而失去自我。
避免“亲亲相隐”的弊端： 在涉及法律和公共道德原则的问题上，不能以亲情为借口规避责任，这与现代法治精神是相悖的。
支持墨家“兼爱”的理由及现代解读：
解决社会不公的普适性方案： 墨家的“兼爱”对于解决当今社会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歧视偏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它呼唤我们打破狭隘的群体界限，关怀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强调利他与公共利益： 在集体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交织的现代社会，“兼爱”所倡导的“交相利”和追求公共利益，有助于引导人们关注社会整体福祉，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私利。
国际化视野下的关怀： 在全球化的今天，墨家的“兼爱”更具有跨越国界的意义。它鼓励我们关注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变化、贫困问题等，并以一种普惠的方式去解决。
然而，现代社会对“兼爱”的理解也需要审慎：
警惕“圣母”情结与效率低下： 如果将“兼爱”理解为不加区分地无私奉献，可能会导致个人资源的过度消耗，甚至被他人利用，形成“圣母”情结，反而不利于长效的帮助。墨家“兼爱”强调“利”，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空泛的博爱。
区分责任与能力： 我们有能力去爱，但我们是否有义务去爱所有的人，这是需要界定的。在现实操作中，我们往往需要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做出优先级排序。比如，优先帮助离自己最近、最需要帮助的人。
避免情感绑架与道德强制： 墨家的“兼爱”如果被理解为一种强制性的道德义务，可能会对个体的自由和选择构成侵犯。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而非强迫的。
融合与选择：寻找平衡点
在当今社会，我们不必非此即彼。更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将儒家“孝悌”之义的精神内核与墨家“兼爱”的普适性关怀相结合。
以孝悌为基础，以兼爱为导向： 我们可以从最亲近的人开始，尽孝尽悌，建立起稳固的情感基础和责任感。在此基础上，再将这份关爱推己及人，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就像儒家说的“由亲而仁”，先爱家人，再爱朋友，再爱国家，再爱天下人。
在有差等和普适性之间找到平衡： 承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天然亲疏有别，给予亲人应有的关爱和责任。但同时，也要超越这种亲疏界限，关注那些与我们素不相识但同样需要帮助的群体。这种平衡，是在“亲亲”与“兼爱”之间寻找一个动态的结合点。
关注实践与效果： 无论选择哪种思想，最终都要落到实践上。孝悌需要落到赡养、关怀的行动上；兼爱需要落到实际的帮助和利他行为上。同时，也要像墨家一样，关注行为的有效性和对社会整体的积极影响。
批判性继承： 任何思想，在任何时代都需要被审视。我们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儒家和墨家思想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如儒家的等级观念和墨家某些激进的主张，并对其进行扬弃和创新。
结论
总而言之，当今社会并非只能二选一。儒家的“孝悌”为我们提供了扎根于家庭和血缘的责任感与情感维系，这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而墨家的“兼爱”则为我们指明了超越个体和小群体限制，追求社会公平与整体福祉的更广阔方向。
更现实的选择是，我们应该以儒家的孝悌之义作为个人修养和家庭伦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秉持墨家的兼爱精神，将关爱和责任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成为一个既能尽孝尽悌，又能怀揣天下情怀的人。 这样的融合，更能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挑战，构建一个既有温情又有大爱的社会。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也是一种对过去经典的创新性回应。
儒家“孝悌”：根植于血缘的责任与关怀
儒家的“孝悌”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基石。简单来说，“孝”是指子女对父母的尊敬、顺从、赡养和忠诚；“悌”则是指兄长对弟妹的友爱、照顾和关怀，以及弟妹对兄长的尊敬和顺从。
强调亲亲相隐，有差等： 儒家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是自然且必要的。首先要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这种“亲亲”的原则，意味着对亲人的关爱具有优先性，也允许在一定程度上“亲亲相隐”（当然，这在现代法治社会需要被审慎对待）。孝悌之义，是基于血缘和家庭的责任，它构建了一个稳固的社会基本单位——家庭。一个孝顺的子女，才能成为忠诚的臣民，才能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
注重内在修养与实践： 儒家强调的孝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赡养，更包括精神上的慰藉和情感上的尊重。所谓“色难”，就是说侍奉父母要和颜悦色。这是一种内在的修养，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尊重和爱。孝悌的实践，也体现在对父母的言行举止的约束，甚至是对父母错误行为的委婉劝谏（“父有过，则子谏”）。
社会秩序的延伸： 儒家将这种家庭伦理推己及人，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孝悌出发，推及朋友（忠信），再推及君臣（忠君），最终形成一个等级有序、各尽其责的社会结构。因此，孝悌之义被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道德秩序的重要途径。
墨家“兼爱”：超越血缘的普适性关怀
与儒家不同，墨家的“兼爱”主张的是“爱人”，并且是“兼相爱，交相利”。它强调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分亲疏贵贱的爱。
打破亲疏壁垒，追求平等： 墨家认为，将爱局限于家庭和亲属是一种“偏爱”，这种偏爱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和矛盾。他们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无论对方是家人还是陌生人，是贵族还是贫民，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关怀和对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儒家“亲亲”原则的挑战，认为这会滋生厚此薄彼的现象。
以利为导向，功利性强： 墨家的爱，更侧重于“利”。“兼相爱，交相利”意味着爱别人就是为了让自己也获得利益。这种功利性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全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可以避免战争、减少贫困，促进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强烈的社会变革色彩： 墨家思想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和改革色彩。他们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歌功颂德，也反对战争和奢靡。他们的“兼爱”是行动的呼唤，强调实践和效用，如“非攻”、“节用”、“节葬”等，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加公平、高效、富裕的社会。
当今社会如何抉择？
在当今社会，这两种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更重要的是如何融合与扬弃。
支持儒家“孝悌”的理由及现代解读：
家庭的稳定是社会基石： 现代社会同样需要强大的家庭作为支撑。孝悌之义提倡的家庭责任感，对于维系亲情、赡养老人、关怀弱小，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没有孝心的年轻人，也很难想象他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感。
情感的纽带与精神慰藉： 孝悌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情感的连接。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家庭提供的温情和归属感，是许多人重要的精神支柱。对父母的关怀，是人性中最基础的爱的一部分。
理解与传承： 孝悌包含了对长辈的尊重和对传统的理解，这有助于我们认识自身文化的根源，并将其传承下去。
然而，现代社会对“孝悌”的理解也需要与时俱进：
反对愚孝和盲从： 现代社会强调个体价值和独立思考。孝顺不等于愚孝，更不意味着要牺牲自己的合法权益去满足父母不合理的要求。对父母的劝谏，也应该基于理性而非仅仅是顺从。
关注父母的独立性与幸福： 孝顺也包括尊重父母的个人选择和生活方式，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而非仅仅是让他们“活得舒心”而失去自我。
避免“亲亲相隐”的弊端： 在涉及法律和公共道德原则的问题上，不能以亲情为借口规避责任，这与现代法治精神是相悖的。
支持墨家“兼爱”的理由及现代解读：
解决社会不公的普适性方案： 墨家的“兼爱”对于解决当今社会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歧视偏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它呼唤我们打破狭隘的群体界限，关怀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强调利他与公共利益： 在集体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交织的现代社会，“兼爱”所倡导的“交相利”和追求公共利益，有助于引导人们关注社会整体福祉，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私利。
国际化视野下的关怀： 在全球化的今天，墨家的“兼爱”更具有跨越国界的意义。它鼓励我们关注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变化、贫困问题等，并以一种普惠的方式去解决。
然而，现代社会对“兼爱”的理解也需要审慎：
警惕“圣母”情结与效率低下： 如果将“兼爱”理解为不加区分地无私奉献，可能会导致个人资源的过度消耗，甚至被他人利用，形成“圣母”情结，反而不利于长效的帮助。墨家“兼爱”强调“利”，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空泛的博爱。
区分责任与能力： 我们有能力去爱，但我们是否有义务去爱所有的人，这是需要界定的。在现实操作中，我们往往需要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做出优先级排序。比如，优先帮助离自己最近、最需要帮助的人。
避免情感绑架与道德强制： 墨家的“兼爱”如果被理解为一种强制性的道德义务，可能会对个体的自由和选择构成侵犯。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而非强迫的。
融合与选择：寻找平衡点
在当今社会，我们不必非此即彼。更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将儒家“孝悌”之义的精神内核与墨家“兼爱”的普适性关怀相结合。
以孝悌为基础，以兼爱为导向： 我们可以从最亲近的人开始，尽孝尽悌，建立起稳固的情感基础和责任感。在此基础上，再将这份关爱推己及人，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就像儒家说的“由亲而仁”，先爱家人，再爱朋友，再爱国家，再爱天下人。
在有差等和普适性之间找到平衡： 承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天然亲疏有别，给予亲人应有的关爱和责任。但同时，也要超越这种亲疏界限，关注那些与我们素不相识但同样需要帮助的群体。这种平衡，是在“亲亲”与“兼爱”之间寻找一个动态的结合点。
关注实践与效果： 无论选择哪种思想，最终都要落到实践上。孝悌需要落到赡养、关怀的行动上；兼爱需要落到实际的帮助和利他行为上。同时，也要像墨家一样，关注行为的有效性和对社会整体的积极影响。
批判性继承： 任何思想，在任何时代都需要被审视。我们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儒家和墨家思想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如儒家的等级观念和墨家某些激进的主张，并对其进行扬弃和创新。
结论
总而言之，当今社会并非只能二选一。儒家的“孝悌”为我们提供了扎根于家庭和血缘的责任感与情感维系，这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而墨家的“兼爱”则为我们指明了超越个体和小群体限制，追求社会公平与整体福祉的更广阔方向。
更现实的选择是，我们应该以儒家的孝悌之义作为个人修养和家庭伦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秉持墨家的兼爱精神，将关爱和责任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成为一个既能尽孝尽悌，又能怀揣天下情怀的人。 这样的融合，更能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挑战，构建一个既有温情又有大爱的社会。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也是一种对过去经典的创新性回应。
网友意见
应该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现在算是明白中央提出这个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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