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八年复八佾舞有什么隐喻吗?
事件背景：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在许都主持了一场盛大的朝会，其中一项重要的仪式便是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八佾舞”。“八佾舞”是中国古代一种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舞蹈形式，通常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在汉朝，虽然沿用了部分礼制，但“九鼎八簋”等天子专属礼器和仪仗，随着王莽篡位和东汉末年的分裂，已逐渐被各方势力僭越或损毁，但“八佾舞”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礼制，其意义依然非常重大。
“复八佾舞”的直接含义：
从字面上理解，“复八佾舞”意味着曹操在许都的朝廷中，重新引入并执行了象征着最高等级的舞蹈仪式。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表演，而是对周代礼乐制度的直接模仿和恢复。
隐喻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将从多个角度详细解析“复八佾舞”所蕴含的隐喻：
一、 政治隐喻：僭越与天命的宣示
僭越与“汉贼不两立”：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表层的隐喻。曹操当时已经掌握了汉朝的实权，但名义上仍然是汉臣。然而，使用“八佾舞”这种本应为天子专用的礼制，无疑是对汉天子权威的一种挑战和僭越。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宣告了曹操对最高统治权的渴望和实际控制。
“代汉而起”的预演： “八佾舞”象征着君权的神圣性和至高无上性。曹操在此刻重拾此舞，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一场“预演”，意在向天下展示他拥有、甚至已经实质上行使着天子的权力。这为他日后接受汉献帝的禅让，登基为魏王、魏武帝，铺平了心理和礼仪上的道路。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合理化： 虽然看似僭越，但曹操也可以将其解读为在混乱时期“代天子执礼”，是乱世之中维持秩序的必要之举。他通过恢复“八佾舞”，在形式上强化了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即使这种合法性是通过“奉天子”的姿态来实现的。
舆论的试探： 恢复“八佾舞”也可能是一种对外界反应的试探。如果反响剧烈，说明时机未到；如果反响不大，则说明各方势力对他的权力已经默许，或者说已经无力阻止。
二、 文化隐喻：儒家礼制秩序的重塑与变异
对“礼乐崩坏”的挽救与重建：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儒家思想作为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其核心就是礼乐制度的规范和秩序。曹操恢复“八佾舞”，表面上是对儒家礼乐传统的尊重和继承，是试图在乱世中重建文明秩序的表现。
“复礼”的象征意义： 孔子曾强调“克己复礼为仁”。曹操通过恢复“八佾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收揽人心，特别是那些对传统礼制极为看重士大夫阶层。这是一种以文化号召力来巩固政治统治的策略。
礼制的选择性继承： 然而，曹操的“复礼”并非全盘继承。他作为“汉贼”的实际地位，使得他无法像周天子那样光明正大地使用“八佾舞”。这种“复礼”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是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的。他选取了“八佾舞”这一最能体现君权尊严的礼制来恢复，而不是其他更广泛的社会伦理规范。这暗示了礼乐制度在政治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以及统治者对礼制的选择性运用。
“非其位而致其祭”的争论： 历史上，关于“非其位而致其祭”的讨论一直是儒家争论的焦点。例如，春秋时期，季氏用了八佾舞，被孔子严厉批评。曹操的行为无疑触碰了这一敏感神经，引发了当时士人的复杂情感和道德上的两难。
三、 权力隐喻：军事胜利与文明征服的结合
军事实力为礼乐保障： 曹操能够恢复“八佾舞”，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基础。没有军事上的胜利和对政权的绝对掌控，任何礼仪的恢复都将是空谈。因此，“复八佾舞”也象征着军事力量是政治和文化权威的基石。
以文饰武： 同时，恢复礼乐制度也是一种“以文饰武”的策略。通过展现礼仪的庄重和文明的传承，曹操试图将自己的统治从纯粹的军事征服，提升到具有合法性和道义性的文明统治的高度。这有助于他在心理和政治上赢得更多支持。
四、 历史隐喻：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象征（尽管是强权下的统一）
对过去辉煌的追溯： “八佾舞”是中国古代盛世和统一王朝的象征。曹操恢复它，可以看作是对汉初乃至更早的周朝那种稳定、统一、繁荣景象的追溯和向往。
强权下的秩序恢复： 虽然是模仿，但这种模仿也代表着在经历长期的军阀混战之后，有一种希望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秩序的愿望。虽然这种统一是以强权为基础，但也确实为后来的三国鼎立乃至西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五、 个人野心与历史使命感的复杂交织
个人野心： 毫无疑问，“复八佾舞”体现了曹操强烈的个人权力欲望和统治野心。他渴望成为最高统治者，并试图通过礼制来固化自己的地位。
“受命于天”的自我塑造： 同时，曹操也常常将自己的行为与“天命”联系起来。他可能认为自己肩负着平定天下、恢复汉室（或者说取代汉室）的“历史使命”，而恢复“八佾舞”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必要仪式。这种对自身历史角色的定位，使得他的行为带有一定的自我合理化色彩。
总结：
建安八年复八佾舞，是一场高度政治化的文化仪式。其隐喻是多层次的：
1. 政治上，是曹操权力和野心的公开宣示，是对汉朝权威的挑战和僭越，也是为日后称王称帝铺垫的仪式行为。
2. 文化上，是试图在乱世中重塑儒家礼乐秩序，但又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选择性继承的色彩，体现了政治权力对礼制的塑造。
3. 权力上，是军事实力与文明号召力相结合的体现，以礼仪来巩固和升华其军事征服的成果。
4. 历史进程上，是动荡时代对统一和秩序的渴望的象征，尽管这种秩序是以强权为代价。
5. 个人层面，交织着强烈的个人野心和一种自我塑造的历史使命感。
曹操的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统治者如何巧妙地运用礼制来服务于其政治目标。它也揭示了在权力斗争的现实面前，传统礼乐制度的复杂性和易变性。
网友意见
感觉很多人对建安初的曹操有一定误解，觉得都许之后，朝廷凡事都会经过曹操定夺，其实不然。曹操在建安初，为了避嫌，很少参与朝廷事务，主要精力是放在军事上；在朝廷之上，曹操有专权行为，也是体现在政治斗争之上，而不是在一些制度琐事上去做文章。
我说的“建安初”是建安元年到十三年（196-208），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废三公，自己做了丞相，这才是标志着曹操对汉廷制度开始动手了，同年诛杀孔融，是因为之前孔融多次阻扰、讥讽曹操的行政举措。
回到建安初，特别是在袁绍尚盘踞在北方之时，曹操是非常懂得低调的，早先领教了一下三公领兵见天子的制度（交戟叉颈而前），便吓得不敢再去见天子了。同样的，太史令王立说了一句“将来平定天下靠曹氏”，曹操还怕有人会借题发挥，便派人去劝王立不要再提此事。
而同时期，依附袁绍的前泰山太守应劭，就为许都朝廷贡献了很多朝廷制度书籍，许都朝廷的制度的重建，是和他的贡献分不开的。
范书《应劭传》：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应劭应该死在官渡之战（200）之前，但是他留下的制度典章是得到许都继承的，或者说致力于重建汉廷威仪的工作，还是会有人去做，建安八年（203）的，恢复八佾舞，只是恢复汉廷威仪的一项工作而已。
校勘环节
范书《献帝纪》中写：（建安）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总章始复备八佾舞。
当年“十月”确实没有“己巳日”，但是可以根据袁纪的记载来校勘，可以知道，十月是错误的，正确的是“九月”，当年的“九月己巳日”是“九月十八日”。
袁纪卷二九：九月，公卿迎气北郊，始用八佾。
当范书出现问题时，一般先核对一下袁纪比较好，这两本书互相校对，且互为首选。
解读环节
“总章始复备八佾舞”中的总章是乐官名，也就是说，“八佾舞”是在总章的领导下完成的这项工作。
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八佾舞”呢？
范书说是“迎冬”，袁纪说是“迎气”，都是一个意思，这是一个汉家祭祀礼仪，在《续汉志·祭祀中》中写道：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这意思是：在立冬这天，皇帝带着公卿大臣到京师的北郊，去祭祀“黑帝玄冥”，用车、旗帜、服饰都用黑色，乐师歌师演奏的是“玄冥”之歌，舞师则表演八佾舞和育命舞。
按照万年历显示：公元203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己巳日（十八日），是立冬。这一点和袁纪的内容对上了，所以我的校勘也没问题。
总章是谁？是谁复原了八佾舞？
我觉得答案在陈志《杜夔传》中：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所以开脑洞的话，说八佾舞是这两位大佬设计恢复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另外，曹操让杜夔以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其实就是让杜夔参与恢复朝廷礼仪制度工作，若非要解读出什么政治意义来，也只是能解读出汉廷威仪的建立，对提升曹操的威信也是有好处的，毕竟献帝东归的惨状，历历在目，可以说是东汉历史上帝王威仪扫地的最惨一幕。
回过头来再看建安元年（196），许都新设，士人延颈，司空曹操与尚书令荀彧提拔贤才，还有应劭的努力写书，是大家一起把汉廷的威仪一点点从地上捡起来，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建安八年之前（-203），天子刘协带公卿大臣去北郊祭祀时，都没人会跳八佾舞，估计就是乐师，歌师热闹一下哼哼哈哈完了就散场了，对于天子公卿来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经过舞师们这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把这个“八佾舞”复原了，在建安八年郊祭之时，仪式完整了，天子的脸面有了，曹操的威望也提升了。就是这样。
说到底，汉廷的面子，曹操的威望，利益均是一致的，没有必要分那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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