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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里没有一个吴国人或者蜀国人?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之所以没有吴国或蜀国人,原因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格局、文学发展方向以及曹魏政权的强大影响力。下面我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 建安七子:曹魏政权的文学代言人

建安七子,顾名思义,是东汉末年“建安”年间(196年220年)在曹操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政治势力范围内涌现出来的一批杰出文学家。他们与曹氏父子关系密切,文学创作也紧密围绕着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服务。

1. 政治中心与权力辐射:
曹操的统一努力与政权基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曹操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逐步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曹魏政权。其政治和军事中心集中在北方,如许都(洛阳附近)、邺城等地。
文学是政治的附庸与表现:在那个时代,文学并非完全独立的艺术活动,而是常常与政治紧密相连。曹操父子是当时的实际掌权者,他们提倡“建安风骨”,鼓励文学创作,尤其是那些能够反映时代风貌、抒发政治抱负、赞美统一和功业的诗歌。
建安七子是曹魏政权的“御用文人”或核心文化群体:孔融、陈琳、王粲、徐干、曹植、刘桢、应玚这七人,大多身处曹操父子的直接管辖之下,或者与曹氏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或为曹操效力,或受到曹操的器重和提拔,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必然受到政治环境和政治意图的影响。
文学风格的塑造:建安风骨的形成,与曹魏政权的政治需要分不开。这种风骨强调刚健、质朴、雄浑的风格,反映了战争年代的激昂与悲壮,也符合曹操父子推崇的尚武、务实的政治气质。

2. 吴国与蜀国的政治与地理限制:
地理上的隔阂与敌对:三国鼎立时期,曹魏、孙吴、刘蜀三国在政治上是互相敌对的政权。吴国在南方,蜀国在西南,与北方曹魏在地理上存在较大的隔阂。
人才招揽策略的差异:曹操以其雄才大略,吸引和招揽了大量北方的文人和谋士。而孙吴和刘备虽然也重视人才,但他们的政治基础和人才来源更多地集中在长江以南和巴蜀地区。
人才的地域归属感:建安七子中的许多人,如孔融、王粲等,原本是东汉末年名士,但在天下大乱后,他们选择或被迫依附于势力最强、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的曹操。他们的活动范围和政治归属感主要在曹魏控制区。
文学活动的中心:建安文学的辉煌是在北方,围绕曹操父子展开的。吴国和蜀国也有自己的文学家和文学传统,例如吴国的陆逊(虽然主要是政治家,但也有一些文辞),蜀国的诸葛亮(以政论和书信闻名)等,但他们并未形成与“建安七子”相提并论的统一文学群体,其文学活动中心也与曹魏不同。

3. 具体人物的背景:
孔融:东汉名士,但因与曹操政见不合被杀,也属于北方文化圈。
陈琳:曾为袁绍书记官,后归降曹操,成为曹操的军中文书,其《讨曹檄文》是代表作。
王粲:虽然是荆州名士,但在荆州被曹操占领后归顺曹操,并在其政治集团内活动。
徐干、刘桢、应玚:皆为北方人或早期在北方活动,并依附于曹操。
曹植:曹操之子,本身就是曹魏政权的核心人物,其文学成就与曹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

二、 竹林七贤:玄学与名士风度的反思

竹林七贤,大约生活在三国末期至西晋初期(约200年300年间),他们是一群生活在政治动荡不安、社会思潮剧烈变化的时代,以魏晋玄学为思想基础,追求个性解放、行为放诞的山阳公诸贤。他们的出现,是建安文学之后,文学和思想领域发展演变的结果。

1. 魏晋玄学的兴起与士人的出路:
政治动荡与思想避难:三国鼎立,战乱频仍,特别是北方经历了曹魏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但也伴随着政治斗争的残酷。许多士人对政治感到失望,转而追求老庄思想、玄学,以“清谈”和“避世”来寻求精神的自由和生存的安宁。
玄学的核心内容:魏晋玄学以“有”、“无”、“自然”、“名教”等为基本范畴,探讨宇宙万物的本源和人生意义,强调个体的精神独立和超越世俗。
竹林七贤是玄学的主要代表: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七人,他们都是玄学清谈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深受玄学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赋)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

2. 政治环境的变化与士人的选择:
从曹魏到西晋的过渡:竹林七贤的活动时间横跨曹魏末年至西晋初年。在这一时期,曹魏逐渐走向衰落,司马氏集团崛起,最终代魏建立西晋。这一权力更迭过程充满了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
对政治失望与行为的“不羁”:许多竹林七贤成员,如阮籍、嵇康,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表示不满或感到恐惧。阮籍的“狂放”和“避祸”行为(如饮酒、装疯卖傻),嵇康的直言不讳和最终被杀(因得罪权贵),都反映了他们与当权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士人寻求生存空间的艰难。
“名士风度”的体现:竹林七贤的放诞不羁、纵情山水、饮酒服散等行为,是他们对当时社会名教束缚的一种反叛,也是一种独特“名士风度”的体现,这种风度与建安七子的“建安风骨”截然不同。

3. 吴国与蜀国的政治现实与文化生态:
吴国士人的文化倾向:孙吴政权在南方,其文化生态与北方曹魏有所不同。虽然也有一些文学人士,如陆凯、韦曜等,但他们的政治处境和思想倾向与竹林七贤所处的北方环境有所区别。吴国士人更多的是在维护地方政权,其思想表达也可能更倾向于对故土的情感或对政权的效忠。
蜀国士人的文化特色:刘备的蜀汉政权以“仁义”为旗帜,但其政治基础相对薄弱,人才构成也以荆州集团和巴蜀本土人士为主。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其文采侧重于政治论述和战略部署,如《出师表》等。其他蜀国文人(如杨仪、费祎等)也更多地与政治和行政事务相关,并未形成如竹林七贤这样以玄学和名士风度为代表的独特群体。
缺乏形成此类文学群体的土壤:从地理位置上看,吴国和蜀国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与北方的曹魏政权长期对峙。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都相对独立,各自发展。而竹林七贤的出现,与北方曹魏政权后期至西晋初年独特的政治背景、思想流派(玄学)以及士人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密切相关。这使得吴国和蜀国自然难以出现同类性质的群体。

总结:

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未能包含吴国人或蜀国人,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建安七子是曹魏政权核心文学力量的代表,他们的文学活动紧密围绕曹操父子的政治集团展开,自然属于北方文化圈。
竹林七贤则是在曹魏末期至西晋初期,北方士人对政治幻灭、转而追求玄学精神自由的产物,他们的出现是北方士人思想文化变迁的缩影。

而吴国和蜀国虽然也有杰出的文人,但他们的政治环境、人才构成、思想流派以及文学活动的中心都与北方存在差异,因此未能产生与这两大文学群体相似的代表人物和群体。这并非否定吴蜀二国的文学成就,而是说明特定历史时期下,文学群体的形成往往与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思想主流和地理文化圈紧密相关。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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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算什么?

你猜三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是谁?

是蔡瑁,荆州人。


当时蔡瑁诬告刘备要不利于刘表,刘表半信半疑,带着人来抓刘备,蔡瑁打前站先进了刘备的府邸,人早跑了,蔡瑁为了给刘备制造点造反的证据,略一沉思,便拔出剑来在墙壁上刻了一首五言绝句:

数年徒守困,空对旧山川;

龙岂池中物,乘雷欲上天!

力透板壁,内力决不亚于后世的铁画银钩张翠山,刻好了,便请刘表进来看,刘表看了大怒,认定刘备早有吞并之心,后来刘表冷静下来,觉得这诗写的太好了,自己从没见过刘备写诗,他哪有这么高的文化,才把这事放下。

蔡瑁在片刻之内,把自己代入他人的情绪,写出来这么好的诗,建安七子哪个能行?当世也就曹子建勉强够给蔡瑁提提鞋,别的人提鞋都不配。

一般七个人一伙的都白给,什么江南七怪啊全真七子啊,都是倚多为胜的三流角色,真正的高人不跟他们凑合,黄药师这样的武学大家不会弄个桃花岛七雄出道,蔡瑁这样的真正大手笔也同样看不上什么七子七贤。


蔡瑁为什么这么有才呢,因为他不是一般人:东汉时陇西人董永,和下凡的七仙女生了个儿子,后来七仙女被王母抓回天上,董永带着儿子追到南天门,王母说神仙和凡人不能在一起,不过这个孩子也算我的外孙,你回去好好养大他,他会在人间富贵至极。董永回去了,孩子大了就是董卓。七仙女不放心孩子,又求文曲星下凡辅佐孩子,文曲星答应了,下凡就是蔡邕,所以后来蔡邕为了董卓而死。蔡瑁是蔡邕的儿子,蔡邕死了他逃到荆州,因为他是文曲星的儿子,所以才那么有才。


评论区有同学提醒,对,诸葛亮才是三国第一大诗人:

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吴抗曹,跟周瑜说你把大乔小乔给曹操送去曹操肯定退兵,曹操就为了抢她俩来的,周瑜问有证据没有,诸葛亮当场背了一遍曹操的《铜雀台赋》,没打磕巴没犹豫,一边背一边就给加上了从“揽二乔于东南兮”到“协飞熊之吉梦”整整八句,既和曹操原词严丝合缝,又巧妙歪曲了意思不由得周瑜不信,这水平,从古至今没有第二个诗人能做到,诸葛亮已经不能称作诗人了,简直就是诗神,还得是创世神那种……

那么为什么诸葛亮不是文曲星的儿子也这么厉害呢?

当然是因为他掌握了四魂之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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