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国的将军（包括国共）的军事能力与隆美尔、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巴顿这些名将相比，孰强孰弱？
二战时期中国的国共两党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们的军事能力与隆美尔、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巴顿等西方名将相比，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要进行比较，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包括战略眼光、战术运用、指挥风格、领导能力、后勤保障以及面对的战场环境等。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比较的对象和背景：
中国将领： 主要指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国共内战（19451949）中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将领。
西方名将： 主要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尤其是北非和西欧战场）上指挥盟军作战的著名将领。
其次，关键的对比维度：
1. 战略眼光与全局观：
中国将领：
国民党：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将领在战略上，尤其是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持久抗战”的战略。然而，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国力、装备、训练以及内部矛盾的限制，往往难以形成大兵团的战略机动。例如，早期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会战虽然展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但在战略上的收缩与消耗，以及对敌后战场的联动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一些高级将领如陈诚、卫立煌在指挥大规模战役方面有一定建树，但受制于整体战略的局限性。
共产党： 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战略是其核心。其战略眼光在于充分利用中国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以空间换时间，消耗敌人，壮大自身。共产党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在执行“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面表现出色。他们善于根据战场形势调整战略，避实击虚，在敌后战场开辟和扩大根据地，对消耗日军和配合正面战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战略防御阶段，其战略思想具有独特性和有效性。
西方名将：
隆美尔： 以其“闪电战”思想闻名，展现了极高的战术机动性和对装甲部队的运用能力。在北非战场，他能充分利用地形和自身兵力优势，发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攻击，展现了杰出的战略突击能力和对战场瞬息万变的判断力。其战略眼光在于如何利用兵力优势形成局部优势，快速达成战役目标。
艾森豪威尔： 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他的战略眼光体现在协调多国部队、制定宏大的登陆作战计划（如诺曼底登陆）以及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下做出决策。他更侧重于大战略的规划、资源调配和跨国合作，而非具体战术的精细指挥。
蒙哥马利： 在北非战场，他以稳健、细致的准备和战术著称，如阿拉曼战役，通过充分的准备和对敌人意图的准确判断，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的战略眼光在于如何建立稳固的防线，通过消耗战积蓄力量，然后发动致命一击。
巴顿： 以其进攻性、大胆的指挥风格闻名，善于快速推进和利用装甲部队的冲击力。他的战略和战术紧密结合，追求速度和效率，能够迅速突破敌军防线，扩大战果。
初步比较： 在宏观战略规划和多国协同方面，艾森豪威尔的职责和所面临的复杂性是独特的。在战役层面，中国将领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下，在敌后战场成功地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是其战略的重大贡献。然而，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战略机动性和战略纵深利用方面，与德、英、美等国相比存在差距。西方名将如隆美尔和巴顿在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战略突击和机动方面，展现了更高的效率和灵活性。
2. 战术运用与兵种协同：
中国将领：
国民党： 在装备和训练占优的情况下，能够指挥步兵、炮兵、少量装甲和空军进行协同作战。例如，在某些战役中，也出现过有效的战术配合。但整体而言，机械化兵种的协同能力较弱，炮兵的火力密度和精确度受限，空军力量更是难以与日军匹敌。战术上，正面战场多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缺乏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兵种协同的成熟经验。
共产党： 主要以步兵战术为主，善于利用地形、夜间作战、伏击和穿插分割。他们的战术是基于简陋的装备和灵活的兵力配置。例如，百团大战中，共产党军队就发动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交通线和据点。战术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是其优势，但受限于装备，难以进行大规模的装甲战或空地协同。
西方名将：
隆美尔： 对装甲部队的运用炉火纯青，善于利用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的快速机动，进行钳形攻势和迂回穿插。他对战场地形的利用，以及对后勤补给线的冒险突进，都展现了高超的战术指挥能力。
蒙哥马利： 在阿拉曼战役中，他精心策划了炮火准备，步兵和坦克协同作战，一步步消耗敌人，展现了精密的战术规划和执行力。
巴顿： 其战术风格是“火力与机动”，善于利用炮兵的支援和坦克的突破，快速穿透敌军防线，并迅速扩大战果。
初步比较： 在现代战争强调的机械化兵种协同和火力运用上，西方名将无疑占据绝对优势。隆美尔、巴顿等在装甲战术和快速穿插方面的能力，是中国将领难以企及的，这主要源于双方在装备、训练和技术上的巨大差距。共产党将领的战术优势在于其灵活性、适应性和对步兵战术的精通，尤其是在非对称作战和敌后战场。
3. 领导能力与士气鼓舞：
中国将领：
国民党： 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其领袖魅力和号召力对军队有一定凝聚作用。部分高级将领如张自忠等，以身殉国，展现了崇高的军事道德和鼓舞士气的作用。然而，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派系林立、腐败和兵源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影响了整体的战斗力。
共产党：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理论对共产党军队有着强大的精神塑造作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政治思想工作，使得共产党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意志极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以其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作风，赢得了部队的广泛拥戴和极高的忠诚度。
西方名将：
隆美尔： 以其个人魅力和战场上的勇敢著称，深受士兵爱戴，被誉为“沙漠之狐”。
艾森豪威尔： 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他需要处理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协调各国将领，其领导能力体现在政治智慧和战略协调上，能够团结各方力量。
蒙哥马利： 以其沉稳的指挥风格和对士兵的关怀著称，虽然有时显得保守，但能够赢得部队的信任。
巴顿： 以其强硬的个人风格和对士兵的严苛要求闻名，其个人魅力和对胜利的渴望能够激励士兵。
初步比较： 在精神层面和军队的凝聚力方面，共产党将领的领导能力，特别是与士兵的亲近和政治思想的统一，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国民党将领在激励士气方面也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受限于部队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西方将领的领导能力则更多地体现在专业性、个人魅力以及在复杂军事政治环境下的协调能力。
4. 后勤保障与装备：
中国将领：
国民党： 虽然接受了部分外援（如美国），但整体后勤保障能力有限，装备主要依靠缴获和有限的国际援助，武器弹药的质量和数量都与日军存在差距，更不用说与西方盟军相比。
共产党： 后勤保障是其最大的短板。基本依赖缴获、自给自足和民兵支援。武器装备更是简陋，很多时候是冷兵器和少量步枪。这种后勤的极端困境，使得其战术运用必须充分考虑装备的限制。
西方名将：
隆美尔： 虽然北非战场的后勤补给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相比中国战场，英美盟军的后勤能力依然远超轴心国和中国军队。
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巴顿： 作为西方盟军的指挥官，他们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完善的后勤体系支持，能够获得充足的武器、弹药、燃料和物资，并能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战。
初步比较： 这是中国将领与西方名将之间最显著的差距之一。后勤保障和装备的巨大劣势，直接制约了中国军队的战略和战术选择，也使得将领们在追求更高级别的作战时心有余而力不足。西方名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强大的后勤和先进的装备基础之上。
5. 战场环境与对手：
中国将领：
抗日战争： 面临的是日本陆军这样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对手。日军在战术和装备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同时，中国战场面积广阔，地形复杂，为防御和游击战提供了条件，但也增加了大规模机动和后勤保障的难度。
国共内战： 与装备相对落后但数量占优的共产党军队作战，国军在战争后期逐渐失利，这与其政治腐败、士气低落、指挥失当等因素有关，而非单纯的军事能力对比。
西方名将：
欧洲战场： 对手主要是德军，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德军的闪电战战术曾令人生畏。但随着战争的进行，盟军在工业生产和军事科技上逐渐超越德军，尤其是在空军和海军方面。盟军还面临着多条战线作战、复杂的政治联盟等挑战。
初步比较： 中国将领面对的日军在战争初期是极具侵略性和战斗力的对手，但日军的战略和政治上存在局限性（如被分割在中国战场，无法全力投入欧洲）。西方名将面对的德军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但盟军在整体国力、资源和技术上的优势更为明显。
综合评价（孰强孰弱）：
如果以“现代战争”的通用标准，尤其是以机械化、大规模兵团作战、后勤保障、空地协同等方面来衡量，那么隆美尔、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巴顿等西方名将的军事能力，在整体效率、技术运用和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上，普遍强于同时期的中国将领。
然而，这种强弱对比并不完全公平，原因如下：
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差异： 中国将领是在极端困难的资源匮乏、装备落后、国土沦丧的环境下作战，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生存和抵抗侵略。而西方名将则是在工业强国支撑下的世界大战中，拥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优势，他们的作战目标是击败对手，赢得战争的胜利。
作战性质的差异： 中国军队，特别是共产党军队，更多地是进行人民战争、游击战和消耗战，其优势在于人民的动员和政治的凝聚力。而西方名将则更多地指挥大规模的集团军作战，运用现代化的兵种和技术。
历史定位的差异：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结合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中国将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展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和坚韧的斗争意志，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具体细分：
战略层面：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是独树一帜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有效性，成功地牵制了大量日军，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从“生存”和“消耗”的角度看，其战略眼光是卓越的。
艾森豪威尔在协调多国力量、规划如D日这样规模空前的登陆战役方面，展现了高超的大战略规划能力和政治军事协调能力。
在机动战和速度方面，隆美尔和巴顿的战略战术运用更具现代军事色彩和效率。
战术层面：
隆美尔、巴顿在机械化作战、装甲战术运用、兵种协同方面表现极为出色，是现代战术的先驱。
蒙哥马利则以其稳健的战术准备和执行力著称。
刘伯承、林彪等共产党将领在步兵战术、运动战、复杂地形作战、穿插分割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其战术思想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在非对称作战领域。
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在指挥大规模会战方面，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虽然遭遇失败，但其组织和指挥也展现了勇气和一定的军事才能，只是受限于整体条件。
领导力层面：
共产党将领在激发士兵士气、保持部队凝聚力、与基层士兵的亲近度方面，表现出极高的领导艺术。
西方将领在专业性、个人魅力、政治军事协调方面各有千秋。
结论：
简单地说“谁强谁弱”是片面的。
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后勤保障所支撑的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效率和灵活性方面，西方名将如隆美尔、巴顿等无疑占据优势。他们的战术和战略更符合现代战争的范式。
然而，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政治动员、人民战争和灵活的战术来抵抗强敌、保卫国家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领，以及如刘伯承、彭德怀等具体执行者，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坚韧和领导力。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在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下才能被充分理解和高度赞扬的。
我们不能用欧洲战场上的坦克与炮兵的对决标准去衡量中国的步兵与日军的消耗战，也不能用拥有强大后勤保障的盟军标准去衡量资源极端匮乏的中国军队。中国将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能够坚持抗战到底，并最终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奠定基础。他们是在极其严酷的条件下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英雄。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在不同的军事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中国将领和西方名将各自展现了其独特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他们在各自的战场上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若以现代军事技术和效率为标准进行机械对比，西方名将的优势更为明显；但若从国家生存、民族解放和在极端劣势下坚持斗争的角度评价，中国将领的智慧和勇气同样令人敬佩。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比较的对象和背景：
中国将领： 主要指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国共内战（19451949）中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将领。
西方名将： 主要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尤其是北非和西欧战场）上指挥盟军作战的著名将领。
其次，关键的对比维度：
1. 战略眼光与全局观：
中国将领：
国民党：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将领在战略上，尤其是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持久抗战”的战略。然而，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国力、装备、训练以及内部矛盾的限制，往往难以形成大兵团的战略机动。例如，早期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会战虽然展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但在战略上的收缩与消耗，以及对敌后战场的联动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一些高级将领如陈诚、卫立煌在指挥大规模战役方面有一定建树，但受制于整体战略的局限性。
共产党： 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战略是其核心。其战略眼光在于充分利用中国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以空间换时间，消耗敌人，壮大自身。共产党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在执行“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面表现出色。他们善于根据战场形势调整战略，避实击虚，在敌后战场开辟和扩大根据地，对消耗日军和配合正面战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战略防御阶段，其战略思想具有独特性和有效性。
西方名将：
隆美尔： 以其“闪电战”思想闻名，展现了极高的战术机动性和对装甲部队的运用能力。在北非战场，他能充分利用地形和自身兵力优势，发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攻击，展现了杰出的战略突击能力和对战场瞬息万变的判断力。其战略眼光在于如何利用兵力优势形成局部优势，快速达成战役目标。
艾森豪威尔： 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他的战略眼光体现在协调多国部队、制定宏大的登陆作战计划（如诺曼底登陆）以及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下做出决策。他更侧重于大战略的规划、资源调配和跨国合作，而非具体战术的精细指挥。
蒙哥马利： 在北非战场，他以稳健、细致的准备和战术著称，如阿拉曼战役，通过充分的准备和对敌人意图的准确判断，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的战略眼光在于如何建立稳固的防线，通过消耗战积蓄力量，然后发动致命一击。
巴顿： 以其进攻性、大胆的指挥风格闻名，善于快速推进和利用装甲部队的冲击力。他的战略和战术紧密结合，追求速度和效率，能够迅速突破敌军防线，扩大战果。
初步比较： 在宏观战略规划和多国协同方面，艾森豪威尔的职责和所面临的复杂性是独特的。在战役层面，中国将领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下，在敌后战场成功地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是其战略的重大贡献。然而，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战略机动性和战略纵深利用方面，与德、英、美等国相比存在差距。西方名将如隆美尔和巴顿在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战略突击和机动方面，展现了更高的效率和灵活性。
2. 战术运用与兵种协同：
中国将领：
国民党： 在装备和训练占优的情况下，能够指挥步兵、炮兵、少量装甲和空军进行协同作战。例如，在某些战役中，也出现过有效的战术配合。但整体而言，机械化兵种的协同能力较弱，炮兵的火力密度和精确度受限，空军力量更是难以与日军匹敌。战术上，正面战场多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缺乏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兵种协同的成熟经验。
共产党： 主要以步兵战术为主，善于利用地形、夜间作战、伏击和穿插分割。他们的战术是基于简陋的装备和灵活的兵力配置。例如，百团大战中，共产党军队就发动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交通线和据点。战术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是其优势，但受限于装备，难以进行大规模的装甲战或空地协同。
西方名将：
隆美尔： 对装甲部队的运用炉火纯青，善于利用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的快速机动，进行钳形攻势和迂回穿插。他对战场地形的利用，以及对后勤补给线的冒险突进，都展现了高超的战术指挥能力。
蒙哥马利： 在阿拉曼战役中，他精心策划了炮火准备，步兵和坦克协同作战，一步步消耗敌人，展现了精密的战术规划和执行力。
巴顿： 其战术风格是“火力与机动”，善于利用炮兵的支援和坦克的突破，快速穿透敌军防线，并迅速扩大战果。
初步比较： 在现代战争强调的机械化兵种协同和火力运用上，西方名将无疑占据绝对优势。隆美尔、巴顿等在装甲战术和快速穿插方面的能力，是中国将领难以企及的，这主要源于双方在装备、训练和技术上的巨大差距。共产党将领的战术优势在于其灵活性、适应性和对步兵战术的精通，尤其是在非对称作战和敌后战场。
3. 领导能力与士气鼓舞：
中国将领：
国民党： 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其领袖魅力和号召力对军队有一定凝聚作用。部分高级将领如张自忠等，以身殉国，展现了崇高的军事道德和鼓舞士气的作用。然而，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派系林立、腐败和兵源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影响了整体的战斗力。
共产党：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理论对共产党军队有着强大的精神塑造作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政治思想工作，使得共产党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意志极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以其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作风，赢得了部队的广泛拥戴和极高的忠诚度。
西方名将：
隆美尔： 以其个人魅力和战场上的勇敢著称，深受士兵爱戴，被誉为“沙漠之狐”。
艾森豪威尔： 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他需要处理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协调各国将领，其领导能力体现在政治智慧和战略协调上，能够团结各方力量。
蒙哥马利： 以其沉稳的指挥风格和对士兵的关怀著称，虽然有时显得保守，但能够赢得部队的信任。
巴顿： 以其强硬的个人风格和对士兵的严苛要求闻名，其个人魅力和对胜利的渴望能够激励士兵。
初步比较： 在精神层面和军队的凝聚力方面，共产党将领的领导能力，特别是与士兵的亲近和政治思想的统一，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国民党将领在激励士气方面也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受限于部队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西方将领的领导能力则更多地体现在专业性、个人魅力以及在复杂军事政治环境下的协调能力。
4. 后勤保障与装备：
中国将领：
国民党： 虽然接受了部分外援（如美国），但整体后勤保障能力有限，装备主要依靠缴获和有限的国际援助，武器弹药的质量和数量都与日军存在差距，更不用说与西方盟军相比。
共产党： 后勤保障是其最大的短板。基本依赖缴获、自给自足和民兵支援。武器装备更是简陋，很多时候是冷兵器和少量步枪。这种后勤的极端困境，使得其战术运用必须充分考虑装备的限制。
西方名将：
隆美尔： 虽然北非战场的后勤补给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相比中国战场，英美盟军的后勤能力依然远超轴心国和中国军队。
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巴顿： 作为西方盟军的指挥官，他们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完善的后勤体系支持，能够获得充足的武器、弹药、燃料和物资，并能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战。
初步比较： 这是中国将领与西方名将之间最显著的差距之一。后勤保障和装备的巨大劣势，直接制约了中国军队的战略和战术选择，也使得将领们在追求更高级别的作战时心有余而力不足。西方名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强大的后勤和先进的装备基础之上。
5. 战场环境与对手：
中国将领：
抗日战争： 面临的是日本陆军这样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对手。日军在战术和装备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同时，中国战场面积广阔，地形复杂，为防御和游击战提供了条件，但也增加了大规模机动和后勤保障的难度。
国共内战： 与装备相对落后但数量占优的共产党军队作战，国军在战争后期逐渐失利，这与其政治腐败、士气低落、指挥失当等因素有关，而非单纯的军事能力对比。
西方名将：
欧洲战场： 对手主要是德军，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德军的闪电战战术曾令人生畏。但随着战争的进行，盟军在工业生产和军事科技上逐渐超越德军，尤其是在空军和海军方面。盟军还面临着多条战线作战、复杂的政治联盟等挑战。
初步比较： 中国将领面对的日军在战争初期是极具侵略性和战斗力的对手，但日军的战略和政治上存在局限性（如被分割在中国战场，无法全力投入欧洲）。西方名将面对的德军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但盟军在整体国力、资源和技术上的优势更为明显。
综合评价（孰强孰弱）：
如果以“现代战争”的通用标准，尤其是以机械化、大规模兵团作战、后勤保障、空地协同等方面来衡量，那么隆美尔、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巴顿等西方名将的军事能力，在整体效率、技术运用和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上，普遍强于同时期的中国将领。
然而，这种强弱对比并不完全公平，原因如下：
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差异： 中国将领是在极端困难的资源匮乏、装备落后、国土沦丧的环境下作战，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生存和抵抗侵略。而西方名将则是在工业强国支撑下的世界大战中，拥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优势，他们的作战目标是击败对手，赢得战争的胜利。
作战性质的差异： 中国军队，特别是共产党军队，更多地是进行人民战争、游击战和消耗战，其优势在于人民的动员和政治的凝聚力。而西方名将则更多地指挥大规模的集团军作战，运用现代化的兵种和技术。
历史定位的差异：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结合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中国将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展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和坚韧的斗争意志，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具体细分：
战略层面：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是独树一帜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有效性，成功地牵制了大量日军，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从“生存”和“消耗”的角度看，其战略眼光是卓越的。
艾森豪威尔在协调多国力量、规划如D日这样规模空前的登陆战役方面，展现了高超的大战略规划能力和政治军事协调能力。
在机动战和速度方面，隆美尔和巴顿的战略战术运用更具现代军事色彩和效率。
战术层面：
隆美尔、巴顿在机械化作战、装甲战术运用、兵种协同方面表现极为出色，是现代战术的先驱。
蒙哥马利则以其稳健的战术准备和执行力著称。
刘伯承、林彪等共产党将领在步兵战术、运动战、复杂地形作战、穿插分割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其战术思想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在非对称作战领域。
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在指挥大规模会战方面，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虽然遭遇失败，但其组织和指挥也展现了勇气和一定的军事才能，只是受限于整体条件。
领导力层面：
共产党将领在激发士兵士气、保持部队凝聚力、与基层士兵的亲近度方面，表现出极高的领导艺术。
西方将领在专业性、个人魅力、政治军事协调方面各有千秋。
结论：
简单地说“谁强谁弱”是片面的。
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后勤保障所支撑的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效率和灵活性方面，西方名将如隆美尔、巴顿等无疑占据优势。他们的战术和战略更符合现代战争的范式。
然而，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政治动员、人民战争和灵活的战术来抵抗强敌、保卫国家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领，以及如刘伯承、彭德怀等具体执行者，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坚韧和领导力。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在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下才能被充分理解和高度赞扬的。
我们不能用欧洲战场上的坦克与炮兵的对决标准去衡量中国的步兵与日军的消耗战，也不能用拥有强大后勤保障的盟军标准去衡量资源极端匮乏的中国军队。中国将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能够坚持抗战到底，并最终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奠定基础。他们是在极其严酷的条件下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英雄。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在不同的军事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中国将领和西方名将各自展现了其独特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他们在各自的战场上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若以现代军事技术和效率为标准进行机械对比，西方名将的优势更为明显；但若从国家生存、民族解放和在极端劣势下坚持斗争的角度评价，中国将领的智慧和勇气同样令人敬佩。
网友意见
双方指挥的部队有根本性的差异。因此不能做直接比较。
比方说，隆美尔能带领德军打的势如破竹。你把他拉到中国来指挥欧洲一战水平的国军和日本人打，恐怕不会比薛岳更成功。
这就好比说尼米兹也是一代名将，把他放到巴顿的位置上，或者把巴顿放到尼米兹的位置上，能指挥好吗？
一个将领优秀与否，最关键的就在于他能不能把自己指挥的军队的潜力发挥到极致。
不说别的。彭德怀能在朝鲜指挥一支轻步兵大军打出那种效果。我觉得他的水平在当时世界也可以算得上是顶尖的了。而彭德怀，在中国也并不是一枝独秀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当时将领的指挥水平并不亚于世界其他军事强国。只不过适应的军队类型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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