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有何意义?

回答
南昌海昏侯墓的惊世发掘,绝不仅仅是中国考古界的一场重大事件,它更像是一扇开启汉代历史全新视角的大门,其意义深远且多维度,每一件出土文物都诉说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过往。

首先,从历史学角度来看,这座墓葬的重要性无与伦比。海昏侯刘贺,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汉武帝的孙子,曾被立为太子,继而成为皇帝,但在位仅27天就匆匆废黜,成为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被贬斥流放,最终定居南昌,成为海昏侯。在此之前,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多带有官方的负面评价,认为他荒淫无度、品行不端。

然而,海昏侯墓的发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和丰富性,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更为立体、复杂的刘贺。

纠正历史认知: 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和漆器上的铭文,详细记载了刘贺在海昏侯任上的各种活动,包括他的生活起居、与朝廷的往来、经济管理以及祭祀活动等。这些实物资料,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被历史“污名化”的诸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证据。例如,一些文献显示他并非如史书所载那般不堪,他对地方的管理、对文化的关注,都展现出与传闻不同的另一面。这极大地挑战了我们过去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固有认知,迫使我们去思考史书的局限性以及史料解读的复杂性。
填补历史空白: 海昏侯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汉代诸侯王墓葬。它为我们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国的政治运作、经济模式、社会生活以及丧葬制度提供了极为详实的资料。特别是墓葬中数量庞大的金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竹简、木牍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犹如一部“汉代百科全书”,填补了许多历史研究的空白。比如,墓中发现的200多万枚五铢钱,展示了西汉时期货币流通的规模和特点;大量的漆器,特别是屏风、几案等,精美绝伦,是当时高超工艺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贵族的生活品味和审美情趣。

其次,从考古学角度来说,海昏侯墓的发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遗址保护与发掘技术的典范: 海昏侯墓的发现,是国家文物局和江西省委省政府共同努力的成果。在发掘过程中,运用了最先进的考古技术和保护手段,如数字化扫描、三维建模、文物精确测绘等,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遗址的原真性。墓葬的主墓室、车马坑、回廊等结构清晰可见,为研究汉代墓葬形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揭示“侯国”制度的真实面貌: 海昏侯国作为西汉时期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其墓葬的出土,使得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一个诸侯国如何运作,其经济来源、政治地位、与中央的关系等等。墓中的大量陪葬品,反映了当时诸侯的财富水平和生活方式,也折射出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和文化交流。
古代工艺技术的集大成者: 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集中展示了西汉时期在金器制作、青铜铸造、玉器雕琢、漆器髹涂等方面的最高工艺水平。例如,大量的金饼、马蹄金和麟趾金,不仅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财富,也揭示了金器在当时的流通和使用方式。精美的玉器,如玉璧、玉环、玉剑饰等,工艺精湛,纹饰细腻,是中国古代玉器工艺的杰出代表。

再者,从文化与艺术角度而言,海昏侯墓的意义同样非凡:

汉代物质文明的缩影: 墓中出土的五彩斑斓的漆器,其绘画技法和题材,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贵族的生活场景、神话传说和自然风光,是研究汉代绘画和装饰艺术的珍贵资料。几百件(套)的青铜器,造型多样,纹饰精美,如错金银的铜镜、铜鼎、铜炉等,展现了汉代青铜器艺术的独特魅力。
思想与信仰的载体: 墓中出土的竹简和木牍上记载的儒家经典、史书、乐章等,为我们了解汉代思想文化、学术思想以及社会风俗提供了宝贵的文字材料。特别是《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的出土,再次证明了儒家思想在汉代的统治地位。同时,墓葬中发现的各种神祇画像和祭祀用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宇宙观。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佐证: 墓中出土的来自异域的文物,如一些来自西亚地区的玻璃器,证明了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已与西方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是“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开通的重要实物证据。

最后,海昏侯墓的发掘,也对当下文物保护和博物馆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提升公众对考古的认知和兴趣: 海昏侯墓的出土文物以其精美和数量之巨,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通过各种展览和媒体报道,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中国古代历史和考古学的认知度和兴趣,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推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 如此庞大且珍贵的遗址和文物,对文物保护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海昏侯墓的发掘与保护过程,也促使了相关科技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为今后类似重大考古项目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总而言之,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不仅是发现了一座汉代诸侯墓,更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汉代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艺术的窗口。它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历史的宝贵实物资料,修正了历史的某些误解,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并在工艺技术、思想文化等多个层面展现了汉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它是一份无价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宝贵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至今仍在被不断挖掘和解读之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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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的历史之碎



数月以来,南昌海昏侯墓葬的发掘和文物展出,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海昏侯”引人瞩目之处不仅在于发掘的精美文物,更在于墓主身份——曾经短暂继承西汉皇位、后被改封为海昏侯的废昌邑王刘贺。

“海昏侯”刘贺,他背后散发的历史之味绵长悠远。笔者将其归纳为“历史三味”——“等级君主制之兴衰”、“君臣关系之嬗变”、”封号谥号的古今之异”。这历史三味,似可以揭示一些中国历史中鲜为今人所知的秘辛。


等级君主制之兴衰


先说一个故事。

《西游记》演到“大闹天宫”这一回,天兵天将都奈何不了孙猴子。这时玉帝穷极生智,接受了观音的建议,放下身段向外甥二郎神求救。二郎神眼见天宫母舅家有难,也不忍袖手旁观,于是放下之前的小恩小怨,慨然相助。虽则如此,观音却一语道破了二郎神和天宫的日常关系——“奈他(二郎神)是听调不听宣。”

什么叫“听调不听宣”呢?说白了,如果天宫也是一家大公司,那么玉帝固然是董事长,二郎神也是天宫这家大公司的董事,享有贵族俱乐部的金卡。他有股份,有投票权,不是玉帝可以任意驱使的天兵天将,不是天宫领工资的普通员工,不会像猪八戒和沙僧一样被随意解雇。二郎神或许不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但他一定是董事会成员。二郎神或许会为公司出力,但绝不会听任玉帝颐指气使。二郎神,其实扮演的是一个类似CTO或是执行董事的角色。初读这一段,我们会觉得二郎神实在“威武霸气”,并不把玉帝放在眼里。但放眼先秦,那只不过是士大夫对诸侯、诸侯们对天王的常态关系而已。

先秦三代,天子只是诸侯们推戴的共主(“部落联盟首领”)。天子与诸侯只有上下级的尊卑之别,却绝无生杀予夺之权。天子有事,调动诸侯帮忙。但诸侯的领地,诸侯享有自主权,天子管不了。易言之,天子于诸侯,并无绝对权力;诸侯于天子,更没有人身依附。

天子对诸侯有权,但只是有限权力;诸侯对天子负责,但仅是有限责任;天子对诸侯也要负一些责任(比如“巡狩四方”),诸侯对天子还时而有一些权力(比如“尊王攘夷”,甚至参与废立天子)。诸侯向天子称臣,卿大夫士也向诸侯称臣;天子固然可以自称为”朕”,诸侯卿大夫士们当然也可以自称曰“朕”(屈原《离骚》有云“朕皇考曰伯庸”)。

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君主制”。孔子为什么这么说?恰恰是他老人家看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归于独夫独尊的危险倾向。

孔子不朽。

细读《西游记》,我们不难发现:二郎神独自领有梅山兄弟和哮天犬,有庞大的独立部队,在灌县享用人间烟火;东海龙王专擅一方,与玉帝天海阻隔。二郎神和东海龙王,都是各方诸侯。于是,以下情节就不难理解了:天宫有难,二郎神率军救援。周平王有难,诸侯合力帮助他东迁;东海龙宫有难,玉帝伸手相助。春秋前期鲁国、郑国内乱,周王也帮忙平定。周王与诸侯,玉帝与龙王、二郎神,实则是共治天下。

王夫之说过一段话:


古之天子虽极尊也,而与公侯卿大夫士受秩于天者均。故车服礼秩有所增加,而无

所殊异。天子之独备者,大裘、玉辂、八佾、官县而已;其余且下而与大夫士同,昭其为一体也。(《读通鉴论》卷八《桓帝》)


王夫之老先生这段话说得多好!一言以蔽之,天子亦一级之诸侯也,并没有独尊于诸侯之上,也没有到达后世专制皇帝乾纲独断、口含天宪的地步。天子与诸侯,其实是一体。后来宋人张载在《西铭》里也提到: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

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天地是我们的父母,天子,不过是大宗。天下人,都是我们的兄弟。这种认知,实在是先秦三代思想的复苏。宋朝为何被士人广为称颂、并归入“后三代”?张横渠隽言可见一斑。

秦始皇混一六国,带来的是结构性的改变——等级君主制从此消亡,君主专制集权从此开始。从此,皇帝对臣民有着无限权力,却不必负责;臣民对皇帝要负无限责任,却毫无权力(权利)。普天之下,皇帝不再允许有诸侯存在。率土之滨,臣民对皇帝不再有任何权利。

我们终于可以谈海昏侯了。各位或许要问,为何汉初又出现了昌邑王、海昏侯?没错,这正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刘邦承秦而立,做了皇帝。既然是皇帝,却又恢复了分封。为什么又分封了?下文再说。既然复行分封,那么问题来了:分封的精神在于“等级君主制”,然而,大一统集权的皇帝又岂容“等级君主制”的存在?矛盾扞格,所在多有。汉初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刘邦发现不对头了,皇帝与诸侯岂可共处天下?于是他大动干戈、王霸杂用,陆续翦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与大臣们杀白马,立盟誓:非刘姓不得封王!刘邦自以为,如是这般就可以高枕无忧、天下尽归于刘了。

然而,这些刘邦的侄子、儿子做了王侯之后,不安分了。他们从小生活在吴地、楚地、淮南地、济北地……他们首先是吴王、楚王、淮南王、济北王,然后才是汉朝吴王、汉朝楚王、汉朝淮南王、汉朝济北王……如若身边一些野心家稍微撺掇,谁不想做皇帝?

李开元先生在《秦崩》 里总结说:


在后战国时代,战国七雄复国,合纵连横,纷争并立再现,诸子又开始游说,百家重新争辩,游侠复活,豪杰蜂起,前后六十余年间,历史仿佛回到了战国末年。

济北之乱,七国之乱,淮南王之乱,刘姓王打刘皇帝,就这么又打打停停地乱了几十年。

直到汉武帝即位,他发现这不是个事。他搞“推恩”——让刘家王侯们再分封,越分越弱;他搞”改正朔,易服色”,封禅泰山,文治武功,向全天下昭示:我才是皇帝!只有我才能做皇帝!至此,秦末以来的回转和纷乱,才告一段落。至此,等级君主制才算彻底走入历史,皇帝集权制才算初步确立——无怪乎后世常常要“秦皇汉武”并称了。

汉武帝时的诸侯王,与先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刘贺,便是在这番时代背景之下,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诸侯王,登上了历史舞台。

汉武帝共有六子:废太子刘据、汉昭帝刘弗陵、齐王刘闳、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昌邑王刘髆。其中,刘据被废,刘闳早夭且无子,刘旦、刘胥造反自杀。这样,汉昭帝去世且无子,皇位顺序天然就落到了昌邑王一支。刘髆已死,但他儿子刘贺尚存。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霍光“制诏昌邑王”,拉开了刘贺即位的序幕。

对刘贺这一段短短二十七天的皇帝之旅,《汉书·霍光传》和《汉书·昌邑王传》的记载各有侧重。《霍光传》对刘贺即位一笔带过,而对霍光废立不吝笔墨;《昌邑王传》则是详前略后,大书特书刘贺即位时的情势,对被废一笔带过。

《昌邑王传》载刘贺即位前后情事:


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

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

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

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安乐告遂,遂入问贺,贺曰:”无有。”遂曰:”即无有,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属卫士长行法。

贺到霸上,大鸿胪效迎,驺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

王受皇帝玺绶,袭尊号。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大将军光与群臣议,白孝昭皇后,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语在《霍光传》。


这段文字,说的是刘贺如何在将即位未即位之时,如何荒唐,如何不法。第一,被选中即位,对刘贺而言是天降之喜。刘贺接到喜讯不够淡定,狂喜之下他一天竟然跑了一百三十五里,根本不顾马力不济,毫无雍容气度;第二,刘贺在即位路上干了种种荒唐不法的坏事,采买货玩,纵容属下;第三,刘贺到了长安,不尊礼制,勉行哀礼。

刘贺即位后“行淫乱”的史实,语在《霍光传》。奇怪的是,《霍光传》里的大段篇幅都用在描述霍光如何与张安世、田延年定策废立,以及霍光如何说服皇太后将昌邑群臣二百多人都抓起来,然后控制刘贺,颁诏废立。刘贺直到最后一刻,都还不知道自己将要被炒鱿鱼(“尚未自知当废”)。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史文(《汉书·霍光传》):


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其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

接着便是洋洋洒洒的刘贺罪状:刘贺即位二十七天,荒淫无道之事却有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千载以降,读来依然紧张肃穆,汗毛直竖。霍光权倾朝野,他在昭帝时就干掉了燕王和上官桀叛乱集团。他的权势,并不因昌邑王即位而有稍改变。昌邑王虽然自诸侯而皇帝,他受制于霍光的情势,并不因即位而有稍改变。

先秦“君君,臣臣”的“天下之道”,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昌邑王即位后的遭遇,正是典型的“君不君,臣不臣”。

汉朝诸侯王入继大统,此前已有先例——汉文帝就是以代王的身份即位。当时朝廷主事者是周勃、陈平和其他汉室宗亲。周勃手握大权不说,朱虚侯刘章即位的声望甚至还一度超过代王,这都给代王带来极大压力。代王刚到长安,不敢(不愿)住宫殿,而是在代邸观察进退。即位的过程中也颇与周勃、陈平进行了一番或明或暗、虚虚实实的角力。代王即位之后也不放心周勃,最终还是找了个机会让周勃去位,这才把皇帝坐稳。可见,汉文帝当时面临的局势也是颇为险峻。

易言之,代王后来之所以能把龙椅坐热,并不是因为他的即位和皇帝名分,而是他成功地通过权术赶走了周勃!这根本就是“法术势”,绝非什么“天下之道”。

最高权力“名存实亡”甚至“名亡实存”的戏码,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先秦那“名实相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正常状态,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先秦的中国人谈的都是“天下大道”、“天道”。秦汉以降的中国人爱谈的却是“天下大势”,甚至读书人也很难免俗,这难道还不令人警醒吗?

刘贺名为王侯,实为臣属。可是刘贺即将即位,等于是两级跳。从一个汉帝国公司的中层员工(连管理层都不算),骤然上升到董事长——他还带来了自己的管理团队——昌邑群臣;

霍光名为臣属,实为虚君。然而霍光即将交权,等于是降两级。从一个汉帝国公司的执行董事(虽然不是董事长),骤然要变成普通董事,甚至有降临到普通中层的危险——一落千丈。

刘贺怎不能戒慎恐惧。

霍光怎能不心存疑虑。

刘贺做了短短二十七天的皇帝就被废掉,这可是自有皇帝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也正是因此,刘贺的被废,也可以看做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皇帝,匆匆走下了历史舞台。刘贺入承大统而又遭废的历程,过程曲折,心惊动魄。就刘贺而言,是空忙一场;就霍光而言,是瞎忙一场——后来他家被汉宣帝剿灭的下场,也不难推知了。

刘贺被废,他从昌邑国带来的大臣也被诛杀殆尽。因此,对刘贺的种种“淫乱”罪状,有必要予以最深刻的怀疑——难保这不是霍光团队无端编造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

探讨一番“君臣关系之嬗变”,便可得解。注意,下文的“君臣”,包括一切的上下级关系,不只是秦汉之后的皇帝对臣民。


君臣关系之嬗变


后世常以“伊尹、霍光”并称,以至于“伊霍”几成一名词。不过,若是细心检讨,我们很快会读出伊尹与霍光的天壤之别。

伊尹出身贫贱,辅佐商汤成就伟业。“放太甲于桐宫”是伊尹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在霍光决策废昌邑王之时,伊尹的往事也被提起:


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

其实,霍光完全无法和伊尹相比。后世会错了意,也就将错就错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伊尹与太甲的关系而言——伊尹是臣,废太甲是臣,不废太甲也是臣;太甲是君,哪怕被伊尹废了也是君。伊尹无法取而代之。伊尹与太甲绝不是你死我活,伊尹与太甲像是周公与成王。完成传帮带的角色后,伊尹就该退场了。尽管,他使用了激烈的手段。

然而,霍光与刘贺,却绝非如此了。

如前所述,“等级君主制”时代,“君”和”臣”的身份可以共存于一人,这端看他是对上还是对下。不过,秦始皇以后,只有皇帝才配得上是“君”了。这个大转换,意味着“君”和“臣”从此都要重新定义——从此,唯有皇帝才是“君”;从此,皇帝之外的人都是“臣”,且都只能向皇帝称臣。

先秦时古人还常常谈“士君子”,这里“君子”是一种贵族身份;秦汉以降大家却习惯谈“士大夫”了,“君子”也几乎只剩下道德含义。“士”和“大夫”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个贵族等级,却在后世混为一谈。这都贴切地反映出——在秦汉之际那个天翻地覆时代,社会结构经历了何其激烈的翻转和重构。

后世常用来形容丞相的习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恰恰生动展示了皇帝绝对统驭千万臣民的景象,以及等级制被彻底打碎的结果。丞相虽然处在这个位置,却是可以被随意撤换甚至诛杀、降格到“万人”之中的。一万零一人都必须向君主称臣,那一万人却万万不能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一个人称臣。到明清两代,连这个表面意义上的丞相也被撤销,中国走入了君主专制的顶峰。

这个端倪,正是从秦汉发端。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本是先秦贵族的起码尊严,后世皇帝则几乎是随意刑罚乃至诛杀大臣。后世的大臣是这样的——

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朝握权为卿相,夕失势为匹夫!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伴君如伴虎”,这类口号确有它的正确性,也已为历史所验证。但那都是秦汉以后的事情。儒家经典里,这种字眼毫无踪迹,也绝对违逆儒家古义。先秦时期,君主是绝没有随意诛杀大臣的权力的。宋太祖赵匡胤老儿定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言事官”,只不过是对先秦君臣关系的回转和肯认。

刘贺被霍光废掉,在我看来,最精彩的一幕是以下这段。这段文字也最能展现,秦汉以来“君臣关系之嬗变”,相较于先秦已到了何种无法无天的程度:


皇太后诏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刘贺的控诉——“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真是一语道破了本文所要表达的核心论点。这句话,典出《孝经》。孔子答复曾子说: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

孔子的说法,本于《尚书·泰誓》。《论语·泰伯》亦见此句:


(武王):“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乱臣”,在这里即“能臣”之意。(《尚书正义》)这是孔子在用历史上课——天子无道,但仍然是天子。他的能臣或“争臣”们帮他做事,纠正他的过失,匡扶他的施政,然而并不会取而代之——天子“不失其天下”。哪怕是伊尹,也必须还政于太甲。事情完毕,诸侯也好,臣子也好,回到封地,各安本分。

必须为刘贺点赞,他说出了先秦礼法的精义。而这精义之所在,乃是号称遵行儒术的“汉家制度”和霍光本人,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服从的。如果这种事发生在秦朝,那么赵高弑君、二世弑兄,干掉天子靠的就是法术势,连虚拟的伪装都不必有,更不会顾及什么礼法。

刘贺在这列炬交戟、杀机四伏,甚至是命在顷刻的关头,勇敢地用《孝经》甚至是《尚书》的古义来维护自己,这恐怕是他在绝境能抛出的最犀利思想武器。设若刘贺是一个只会斗鸡走狗玩女人、整天淫乱坏事做绝的荒唐人,这个刘贺与临难之际口吐《孝经》的刘贺,未免太过扞格。难以相信,这两个刘贺是同一个人。

海昏侯墓里出土的各种简帛文献都在昭示,刘贺似乎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好儒之人。如果更多的证据能够证明刘贺的好学,我们就当有更大的理由,否定霍光集团对刘贺的污蔑和抹黑了。

霍光此刻的反应堪称急智——你是皇太后废掉的,就不要拿天子来做挡箭牌!

“皇太后”,不是第一次用来废立皇帝了。从吕太后开始,“皇太后”这个先秦典籍遍寻无着的权源,如鬼似魅般地在中国历史上再三重现——这的确是“汉法”的发明。

刘贺“臣愚憨不任汉事”的回答看似认输,又何尝没有深切的愤懑和控诉?!——这就是所谓“汉法”?这就是所谓的“汉事”?后来干掉霍光家族的汉宣帝说得好,“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史文末尾昌邑群臣被杀时的愤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与其说是对刘贺不善权术的悔棋,倒不如说是对刘贺遵从的先秦古义(君君,臣臣)的最后否定。的确,如果刘贺遵从先秦古义的话,他也没有任何“当断而断”,发动政变拿下霍光的合法性。刘贺所以没有成为他的叔叔刘旦、刘胥,还真就要归功于他这一念之迟,或是一念之仁。


封号谥号的古今之异


刘贺被废之后,朝廷封为“海昏侯”,封地南昌。

“海昏侯”之“海昏”,虽然不是谥号,却是不折不扣的恶名。五百多年后南齐末帝萧宝卷昏暴而亡,谥号如此而定:


依汉海昏侯故事,追封东昏侯。(《南齐书·东昏侯本纪》)

“海昏”的名号,也同所谓“戾太子”(刘据)、“息隐”(李建成)、“丑谬”(秦桧)一样,耐人寻味,望之生趣。

这个“海昏侯”,值得玩味。

“海昏侯”这种封号,其实从汉初就开始萌芽了,故事还得从刘邦说起——前文未解答的问题来了:刘邦为什么又要复行分封?

众所周知,刘邦不好儒,甚至摘下儒冠往里头撒尿。刘邦的名言是,老子的天下是从马背上打下来的,何必要用诗书?陆贾提醒他,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马上治理天下?叔孙通提醒他,当了皇帝了,就放任自己的大老粗弟兄们在宫殿朝堂上胡作非为乱成一锅粥?经过这么一番提点,刘邦老儿才如梦初醒。从不好儒,到勉强从儒,刘邦经历了一番转变。恢复分封制,便是刘邦勉强从儒的表现。——如果刘邦完全遵从秦制,后世恐怕除了皇帝,就没有别的王侯尊号了。

不过,此分封已经非彼分封了。刘邦把他大哥的儿子刘信封为“羹颉侯”,什么叫“羹颉侯”?原来,刘邦年轻的时候放荡,经常带着一帮狐朋狗友跑到大哥家吃白饭。大哥早逝,大嫂看着吃白食的弟弟就恶心。一次,刘邦又来了,大嫂听见了,故意使劲用锅铲子敲锅底——没饭了。等刘邦悻悻然送走狐朋狗友们,跑到厨房一看——原来大嫂是哄我。

后来刘邦做了皇帝,打死不愿给大侄子封侯。刘邦的老爹腆着老脸求他,他才封了一个“羹颉侯”——大白话说就是“锅铲子侯”。这种奇奇怪怪的封号,也是刘邦匠心独运的产物。试想,周朝封侯,大家封的是鲁侯、齐侯、魏文侯、韩昭侯,“羹颉侯”是什么东东!?

公侯伯子男,王侯卿大夫士,权位自不待言,尊崇如影随形。置“羹颉”和“海昏”如此粗鄙贬斥之字眼,加诸公侯之名,也只有混合了秦制和周制的汉制,才能干得出来。

汉朝的玩法,后世继承了。千载以下,“儒表法里”的现实,一个王侯封号,便可全部道出。刘禅是安乐公,孙皓是归命侯,听起来啼笑皆非、不尴不尬;东汉封的“宦官五侯”,李煜封了违命侯,这些就是非驴非马、不堪入目了。用时髦话说,就是“违和”。

秦始皇统一以后,看到谥号不爽了,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岂有此理!于是痛下杀手,废除了谥法制度。如果没有刘邦,可能这谥法就连同“周制”被一并丢入历史了,大家以后可就都得跟着叫“汉始皇”、“唐始皇”、“明始皇”了。

刘邦恢复帝制,又恢复谥法,不通之至。皇帝本就是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皇帝本来就是不能让人议论的,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也不管你是什么人。

谥法,本有美有恶。“厉王”、“幽王”、“灵王”均是恶谥。

谥号的议定,也颇有“公议”之精神。天子、诸侯挂掉了,大臣们一起评个谥号。下级评上级,也没什么不妥。

然而,秦汉以后,恶谥越来越少,唐宋之后就绝迹了。而且,凡是出现过的恶谥,最大出现理由是——这个谥主被政敌干掉了;这个谥主是王朝最后一任。

想想看上文提到的“君不君,臣不臣”,这便不难理解了——皇帝、“诸侯”唯有在“法术势”的残酷权斗中失败了,才有可能被冠以恶谥。试问,这时的君还是君吗?不,他早已被斗倒成为臣了。皇帝也好,诸侯也罢,莫不如是。

封号的情况类似——不能在权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就甭想享受好的封号。

谥号和封号早已成为帝王权术的工具,而非先秦礼制的名分——这就是“海昏侯”背后的又一历史之味。

刘贺如果活在先秦,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许也能捞一个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安陵君之类的封号玩玩。可是他不幸活在秦汉之后,那么想拿到好的封号,就只有干掉霍光了。不愿?那么就得被霍光干掉。这正是《韩非子·备内》的核心观点:父子、夫妻之间也都恨不得对方早死,这样才能抓取权力!


今人好谈“古今中西之争”,其实秦汉以后的古人一样爱谈。不同的是,古人爱谈的只有“古今”,不谈中西,也不谈中东。古人所谈的“古今”之“古”,特指先秦三代以及更久远的尧舜禹乃至黄帝时代;古人所谈之“今”,则是秦始皇之后的历史时期了。

古人(这里特指秦汉以后、近代以前的中国人)谈起“古今之变”或是“古今之争”时,总是一副痛心疾首、悔不当初的口气和样子。“海昏侯”背后的历史三味,今人或许觉得稀松平常、无甚可怪,而在古人看来,可谓是苦不堪言、难以下咽——一言以蔽之,就是“周秦之变”。


这是中国历史史无前例的悲哀。更悲哀的是,如此悲哀还在反复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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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南昌终于能有拿的出手的旅游景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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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5日更新:这个答案一直有人在点赞,更新一点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情况吧:

几个重点:

一、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如果以每简平均20字粗略计算,那么出土的古代经典达到了10万字左右。

二、简牍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及其训传,包括《诗经》、《礼记》类、祠祝礼仪类、《论语》、《春秋》经传及《孝经》等。

三、海昏简本《诗经》现存竹简1200余枚。简文与今本存在较大差距,不仅提供了现今所见存字最多的《诗经》古本(应该有2.5万字左右,约相当于今本《诗经》字数的三分之二),更提供了汉代《鲁诗》一派的可能面貌。

四、海昏简本《论语》500余枚(约1万字,应该是一个足本的《论语》版本),保存有“智(知)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表明此本应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齐论》。

对于国学爱好者来说应该是挺激动的,我们比过去2000多年来的人看到的都要多。

8月30日补充: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中发现了近2000年来未见到全貌的《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算是初步验证了之前答案中说的,这个墓最大的贡献可能是在古代文献上的,是对古代思想史的补充。

《论语》成书于战国,历经秦火,到西汉时期存有3个版本:鲁人口授的《鲁论》、齐人口授的《齐论》、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古论》。篇目和内容略有不同,《鲁论》最少,20篇;《齐论》最多,22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21篇,多出一篇《子张》,也就是说《古论》里有两篇《子张》。此外,《古论》与《齐论》《鲁论》还有数百字的异文。

西汉末年,皇帝的老师张禹精通《论语》,他融合了当时流传的几种《论语》版本,编辑校对之后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张侯论》是汉代《论语》的权威读本。东汉末年,再经郑玄的进一步整理和注解,《论语》终于有了流传到现在的定本,而其他版本的《论语》之后都陆续亡佚掉了,《齐论》中多出的《问王》《知道》,后世只知晓篇名,而不知完整的内容是些什么。

《考古》杂志2016年第7期发表《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一文,提到在新出的《论语》中发现了《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并公布了两张《论语·知道》篇的竹简图片。竹简事实上只有一支,简背有篇题“智道”,正面书写《论语》正文,正文做:

“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

原文参考:

这篇竹简经过保护和整理,估计几年后会陆续发表。在此之前,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也发掘出一批《论语》竹简,但这个墓早年被盗,有可能盗墓者曾点燃墓中的竹简照明,因而竹简出土时已经散乱残断,且有明显的过火炭化现象,简上的墨字多不清晰,最后得到的文本不足今本《论语》的一半,学者们研究残章断句多年,至今无法准确判断这个《论语》版本的源流。海昏侯墓保存状况如此之好,但愿简牍上的文字不会残损太多。

3月2日补充:墓主已经公布了,最直接的证据是墓主人的私印,可见一个没有被盗的墓葬保留了多么宝贵的信息。关于葬制,我之前看的资料可能有争议,现在专家的意见是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列侯墓,只是有部分僭越而已,所以说它是一个帝陵可能言过其实了,但我觉得在有生之年,仍旧不会看到比这保存更好的古代大型墓葬了吧(最好打脸)。

葬制具体可以看这个:


原答案:通俗一点讲,海昏侯墓可能是我们终其一生所能见到的,在古代陵墓考古中的最大发现。如果不出意外,直到我们死,也不太可能再见到这样级别的古代陵墓被科学发掘了。

《兰亭序》还在不在?秦始皇地宫到底啥样?可以猜,但我们这一辈子别想知道答案。原因就是我朝新立时,历史学者们脑门子发热,奏请官方批准挖了万历皇帝的坟,固然所获颇丰,但当时技术落后,许多文物拿出来无法妥善保存,重要的是,北京一挖全国都蠢蠢欲动,看到这个苗头,国家只好宣布原则上不再发掘帝陵,更低级别的陵墓也以抢救性发掘为主。因此建国以来重大的考古发现里,挖的墓也顶多是到王侯这一级。

而海昏侯是谁?尽管内棺发掘的结果要在春节后才公布,但种种迹象表明,墓主人是当过27天皇帝的汉废帝刘贺,这座墓在很多地方也是按照皇帝的规制埋葬的,基本上等于说江西开了全国之先,挖了一座汉代帝陵!这样的好事在今后几十年内基本上都不会再有了。

最幸运的是,不仅挖王陵挖成了帝陵,这座帝陵还从来没有被盗过!都说十墓九空,真是买彩票也不会有这样的好运了。我国历代厚葬,只要是没有被盗过的贵族以上级别墓葬,挖出来都是惊世发现。曾侯乙墓震惊中外,但这位墓主活着的时候不过是个小国之君;马王堆也震惊中外,墓主人才是个湖南省厅级干部……的老婆。所以可想而知,这么高规格还保存完整的墓葬要怎样震惊业界。这对干考古的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事,有的人大概真的一辈子就吃这座墓,等着出成果,全国的同行对他们只剩下羡慕嫉妒恨了吧,哈哈。

顺路吐槽一下社会媒体,每次一到考古工地,就盯着挖出多少宝贝,不是金子就是玉石铜器,哦还说找到了疑似的火锅,证明海昏侯是个吃货……这都什么玩意儿啊。我国这国学的教育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点起色。

官方强调,这次考古弄清了西汉列侯墓园的基本形制,这算是个成果,但其实不能吃不能用的,谁会关心2000年前的统治阶级怎么设计和建坟的啊?这座墓最大的发现其实是出土的数千枚(一说上万枚)竹简和数百片木牍,其中有《论语》等古代文献的写本,这可能才是这座墓影响最深远的一大发现。想想马王堆!马王堆最有价值的不是碰巧腐烂不掉的古尸,而是数万字的古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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