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南京大屠杀遗臭万年，白起屠杀流芳百世?这算是双标吗？
关于“南京大屠杀遗臭万年”和“白起屠杀流芳百世”的说法，以及这是否是“双标”，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事件本身，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评价方式。
首先，我们来审视这两个事件：
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938年1月）
性质： 这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占领中国南京后，对中国战俘和平民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强奸、纵火和抢劫的行为。遇难者人数至今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但普遍认为数十万中国人在这场浩劫中丧生。
影响：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极其惨痛的民族劫难，它暴露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反人道性，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践踏。这场屠杀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慨，成为二战期间日军暴行的代表性事件之一。
评价： 在当今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南京大屠杀被 universally condemnation。它被视为反人类罪行、战争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罪恶历史的铁证。提及南京大屠杀，人们联想到的是法西斯的残暴、无辜生命的消逝、以及民族的深重苦难。因此，“遗臭万年”是对其负面评价的形象化描述。
白起屠杀（战国时期，主要指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
性质： 白起是战国时期秦国杰出的军事家。他指挥的战争，尤其是在长平之战中，坑杀了赵国降卒约40余万人。这在古代战争中是极为残酷的手段，以至于“白起”的名字在当时就带有令人生畏的色彩。
影响：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国力消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白起通过这场战役，极大地削弱了赵国的力量，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这场战役的胜利，在秦国的历史叙事中，被视为灭赵的关键一步，是秦国强大、统一中国的“功劳”。
评价： 在中国古代，“功业”往往是衡量一个人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白起作为一位军事天才，他的战功赫赫，为秦国的崛起和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长期的中国历史评价体系中，他的军事才能和战功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虽然“坑杀”行为在道义上是令人不齿的，但在那个弱肉强食、以军事力量决定命运的时代，很多时候这种残酷的手段被理解或至少被容忍为“统一大业”的必要代价。因此，“流芳百世”并非指他屠杀的行为本身被赞美，而是指他的军事成就和对秦国统一的“贡献”被铭记和颂扬。
“双标”的讨论
现在，我们来分析为什么会有“双标”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是否合理。
1. 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差异：
长平之战： 发生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那个时代，各国征伐不断，生存是第一位的。战争的残酷性是常态，俘虏的处理方式非常极端，例如坑杀、活埋、赶尽杀绝等，是为了彻底瓦解敌人的抵抗力量，避免后患。当时的道德标准和人道主义观念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一个军事家的评价，更多地是看其“为国家立下了多大的功劳”，而不是他“有多么人道”。
南京大屠杀：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是在现代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已经初步建立的背景下发生的。日本军队的行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残酷，更是违反了当时国际公认的战争法和人道原则，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系统性的、非人道的屠杀。这种行为是对人类文明的直接挑战。
2.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不同：
对白起： 主要的中国史书，如《史记》，在评价白起时，其军事才能和战功是描述的重点。虽然也提到了长平之战的惨烈，但更侧重于其战略意义和对秦国统一的贡献。这种叙事方式，使得他的“功”盖过了“过”。
对南京大屠杀： 历史叙事则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侵略者的残暴以及民族的抗争。这场事件的核心是“受难”和“反抗”，以及对侵略者罪行的揭露。
3. “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的语境：
“流芳百世”（对白起）：这里的“流芳”更多指的是其事迹（军事成就）被后世所传颂、铭记，而非他行为的道德光辉。他的名字与秦国的统一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军事符号。
“遗臭万年”（对南京大屠杀）：这里的“遗臭”指的是其罪行和造成的恶劣影响将永远被唾弃和谴责。它是对人性黑暗面和战争罪恶的控诉。
所以，这算是双标吗？
从现代的、普遍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来看，将白起的屠杀行为和南京大屠杀进行简单的“功过”对比，并认为前者“流芳”而后者“遗臭”是一种“双标”的感受，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将两千年前和八十年前的道德标准直接画等号。
然而，如果从历史的复杂性和评价体系的演变来看，事情会更 nuanced：
秦朝与现代的价值差异： 那个时代“以力为尊”、“成王败寇”的思想占据主导，国家生存和统一是最高目标，因此像白起这样的军事家，其“功”在当时的评价体系中可能被放大。
现代人道主义的反思： 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人权、生命权，对任何形式的屠杀和反人道行为都持零容忍态度。南京大屠杀之所以“遗臭万年”，是因为它在现代人道主义视角下，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接受和原谅的罪行。
“流芳”的含义： 如果我们严格理解“流芳百世”是指“行为受到后世尊敬和称赞”，那么白起坑杀40万人，其行为本身无疑是罪恶的，不能因此“流芳”。然而，历史评价往往是多维度的，人们纪念白起，主要是为了纪念他所代表的“军事才能”和“为秦国统一所做的贡献”，而非赞美他的屠杀行为。
总结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双标”问题，而是历史评价体系、时代背景、以及道德判断标准不断演进的结果。
南京大屠杀因其发生在现代，且罪行极其残暴、违反国际人道法，所以其“恶”在今天的评价体系中是毋庸置疑的，直接指向“罪犯”和“受害者”，其“遗臭万年”是道德上的审判。
白起的评价则更复杂，他的“过”在于其屠杀手段的残忍，而他的“功”在于其军事才能和对历史进程的推动。在以“统一”为最高价值的中国古代史观中，他的“功”往往被突出，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其行为的残酷性，并且不能将其“流芳”理解为对屠杀行为的赞扬。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双标”，是因为他们用现代统一的道德标尺去衡量古今，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历史反思和汲取教训的动力。然而，理解历史事件，也需要我们进入到当时的语境中，去分析评价体系的形成原因，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
首先，我们来审视这两个事件：
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938年1月）
性质： 这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占领中国南京后，对中国战俘和平民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强奸、纵火和抢劫的行为。遇难者人数至今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但普遍认为数十万中国人在这场浩劫中丧生。
影响：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极其惨痛的民族劫难，它暴露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反人道性，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践踏。这场屠杀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慨，成为二战期间日军暴行的代表性事件之一。
评价： 在当今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南京大屠杀被 universally condemnation。它被视为反人类罪行、战争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罪恶历史的铁证。提及南京大屠杀，人们联想到的是法西斯的残暴、无辜生命的消逝、以及民族的深重苦难。因此，“遗臭万年”是对其负面评价的形象化描述。
白起屠杀（战国时期，主要指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
性质： 白起是战国时期秦国杰出的军事家。他指挥的战争，尤其是在长平之战中，坑杀了赵国降卒约40余万人。这在古代战争中是极为残酷的手段，以至于“白起”的名字在当时就带有令人生畏的色彩。
影响：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国力消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白起通过这场战役，极大地削弱了赵国的力量，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这场战役的胜利，在秦国的历史叙事中，被视为灭赵的关键一步，是秦国强大、统一中国的“功劳”。
评价： 在中国古代，“功业”往往是衡量一个人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白起作为一位军事天才，他的战功赫赫，为秦国的崛起和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长期的中国历史评价体系中，他的军事才能和战功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虽然“坑杀”行为在道义上是令人不齿的，但在那个弱肉强食、以军事力量决定命运的时代，很多时候这种残酷的手段被理解或至少被容忍为“统一大业”的必要代价。因此，“流芳百世”并非指他屠杀的行为本身被赞美，而是指他的军事成就和对秦国统一的“贡献”被铭记和颂扬。
“双标”的讨论
现在，我们来分析为什么会有“双标”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是否合理。
1. 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差异：
长平之战： 发生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那个时代，各国征伐不断，生存是第一位的。战争的残酷性是常态，俘虏的处理方式非常极端，例如坑杀、活埋、赶尽杀绝等，是为了彻底瓦解敌人的抵抗力量，避免后患。当时的道德标准和人道主义观念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一个军事家的评价，更多地是看其“为国家立下了多大的功劳”，而不是他“有多么人道”。
南京大屠杀：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是在现代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已经初步建立的背景下发生的。日本军队的行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残酷，更是违反了当时国际公认的战争法和人道原则，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系统性的、非人道的屠杀。这种行为是对人类文明的直接挑战。
2.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不同：
对白起： 主要的中国史书，如《史记》，在评价白起时，其军事才能和战功是描述的重点。虽然也提到了长平之战的惨烈，但更侧重于其战略意义和对秦国统一的贡献。这种叙事方式，使得他的“功”盖过了“过”。
对南京大屠杀： 历史叙事则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侵略者的残暴以及民族的抗争。这场事件的核心是“受难”和“反抗”，以及对侵略者罪行的揭露。
3. “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的语境：
“流芳百世”（对白起）：这里的“流芳”更多指的是其事迹（军事成就）被后世所传颂、铭记，而非他行为的道德光辉。他的名字与秦国的统一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军事符号。
“遗臭万年”（对南京大屠杀）：这里的“遗臭”指的是其罪行和造成的恶劣影响将永远被唾弃和谴责。它是对人性黑暗面和战争罪恶的控诉。
所以，这算是双标吗？
从现代的、普遍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来看，将白起的屠杀行为和南京大屠杀进行简单的“功过”对比，并认为前者“流芳”而后者“遗臭”是一种“双标”的感受，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将两千年前和八十年前的道德标准直接画等号。
然而，如果从历史的复杂性和评价体系的演变来看，事情会更 nuanced：
秦朝与现代的价值差异： 那个时代“以力为尊”、“成王败寇”的思想占据主导，国家生存和统一是最高目标，因此像白起这样的军事家，其“功”在当时的评价体系中可能被放大。
现代人道主义的反思： 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人权、生命权，对任何形式的屠杀和反人道行为都持零容忍态度。南京大屠杀之所以“遗臭万年”，是因为它在现代人道主义视角下，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接受和原谅的罪行。
“流芳”的含义： 如果我们严格理解“流芳百世”是指“行为受到后世尊敬和称赞”，那么白起坑杀40万人，其行为本身无疑是罪恶的，不能因此“流芳”。然而，历史评价往往是多维度的，人们纪念白起，主要是为了纪念他所代表的“军事才能”和“为秦国统一所做的贡献”，而非赞美他的屠杀行为。
总结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双标”问题，而是历史评价体系、时代背景、以及道德判断标准不断演进的结果。
南京大屠杀因其发生在现代，且罪行极其残暴、违反国际人道法，所以其“恶”在今天的评价体系中是毋庸置疑的，直接指向“罪犯”和“受害者”，其“遗臭万年”是道德上的审判。
白起的评价则更复杂，他的“过”在于其屠杀手段的残忍，而他的“功”在于其军事才能和对历史进程的推动。在以“统一”为最高价值的中国古代史观中，他的“功”往往被突出，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其行为的残酷性，并且不能将其“流芳”理解为对屠杀行为的赞扬。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双标”，是因为他们用现代统一的道德标尺去衡量古今，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历史反思和汲取教训的动力。然而，理解历史事件，也需要我们进入到当时的语境中，去分析评价体系的形成原因，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
网友意见
首先，白起坑杀降兵并没有流芳百世。
其次，白起坑杀降兵是公元前260年，扬州十日是公元1645年。
相隔接近两千年，对于双方道德水平的要求当然不同。
可以看一下白起的态度：
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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