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鸦片是否只在中国流行，而在国外没流行？

提起鸦片战争，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清朝政府因为鸦片问题而与英国爆发冲突。但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一下，会发现鸦片在当时并非仅限于中国流行，它的“足迹”早已遍布世界各地。

鸦片：从药到毒，全球的“宠儿”与“弃儿”

首先得明确一点，鸦片本身在那个时代并非中国独有的“发明”或者“流行品”。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年代，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被用作止痛药和镇静剂，被视为一种珍贵的草药。在中世纪，欧洲的医学界也普遍使用鸦片制剂，比如著名的“大英丸”（Laudanum），就是一种鸦片酊剂，用来治疗各种疾病，从腹泻到失眠，几乎无所不包。

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鸦片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城市人口剧增，疾病缠身，劳累过度，鸦片作为一种快速有效的缓解手段，在社会各阶层都找到了市场。无论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们用于解乏消遣，还是下层民众用来麻痹痛苦，鸦片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当时的药店里，鸦片制剂随处可见，甚至被添加到咳嗽糖浆、止痛药膏等各种药物中。

为什么鸦片会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我们总会把鸦片和中国联系起来，甚至称之为“鸦片战争”呢？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贸易”和“倾销”的故事。

在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了在印度种植鸦片的高额利润。印度地处亚欧交界，气候适宜，可以大规模生产高品质的鸦片。而当时，中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欧洲的茶叶、丝绸、瓷器等有着巨大的需求，贸易逆差让英国人感到头疼。

英国人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来扭转贸易局面——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商品。起初，中国也生产鸦片，但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印度鸦片相比。当英国人将大量鸦片运往中国时，其低廉的价格和强大的成瘾性迅速打开了中国市场。

中国的反应：从视而不见到全民沉沦

最初，清朝政府对鸦片进口并没有高度警惕。一来是因为它被当作药品，二来当时的中国经济相对封闭，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有限。然而，随着鸦片进口量的急剧增加，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逐渐显现：

经济方面： 大量的白银外流，严重扰乱了中国的金融秩序，导致“银贵钱贱”，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压力。
社会方面： 鸦片成瘾者遍布全国，从官员到士兵，从士绅到百姓，许多人都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和正常生活。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贪污腐败现象也因此滋生。
身体方面： 鸦片对人体的摧残是显而易见的，导致身体虚弱，疾病缠身，甚至死亡。

正是因为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才促使了林则徐等人的禁烟行动，并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

总结一下：

所以，说鸦片战争时鸦片“只在中国流行”是完全不准确的。鸦片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早已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物质，尽管其背后有着从药用逐渐滑向娱乐消费的演变过程。真正让鸦片在中国引起“流行”并导致战争的，是英国将其作为一种商品，通过巨大的贸易量，强行倾销到中国，并以此来改变贸易格局。鸦片在中国造成的巨大社会和经济危机，才是引发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可以说，鸦片在当时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中扮演了一个极其特殊的角色，而中国成为了这场不对称贸易的最大受害者。

网友意见

先去搜索鸦片的历史再来问这问题

知乎类似问题：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2275 6631

来自维基百科

鸦片在欧洲长期被当作传统药物使用，在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著作中，记载了鸦片的疗效。

18、19世纪的欧美医学家仍普遍师从古希腊医生的看法，把鸦片当作医治百病的“万灵药”，取代西洋传统医学较为野蛮的杯吸法、放血疗法和医蛭法。由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而且对疾病成因亦不太清楚，因此当时医生的目标是抑制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在这种所谓医治思？想下，鸦片的麻醉与镇痛的特性自然大有用武之地。

除了进口鸦片，英国医学协会还设立奖章推动国产鸦片的培育。英国政府一方面把吗啡含量为4%－6%的印度鸦片出口到中国，另一方面又进口吗啡含量高达10%－13%的土耳其鸦片用于本国制药业；英国人一方面视中国人因享乐而吸鸦片是“独特的东方习俗”，另一方面却以治病的名义毫无顾忌地把鸦片酊灌进自己的身体。“纵观整个19世纪，鸦片在英国、西欧和美国被广泛地应用，就像今天的阿士匹林（Aspirin）或扑热息痛（Paracetamol）一样。在

1831－1895

年间，英国国内鸦片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12]。

英国沼泽区的民众滥用鸦片的情况尤其严重，用以减轻农业劳动的单调与繁重，以及沼泽地气候引发的疟疾、热症、风湿、神经痛和肌肉痛。除此以外，当时英国民众也可轻易地从药剂师、杂货店、书店、甚至流动小贩，用廉价购买由鸦片配制成的“多弗粉”、“哥罗丁”（chlorodyne）之类的专卖药。在“鸦片无害”的假设下，当时的英国国民都将鸦片“上瘾”的副作用，当作是解脱病痛的代价。此外，当时英国市场亦出售含鸦片成分的“婴儿保静剂”，为了减轻育儿的负担，英国贫民窟的母亲、保姆、甚至育婴堂都乐意对孩子喂食，可以想象当时服用“婴儿保静剂”的儿童通常肤色灰白、营养不良，陷于比他们的父母更悲惨的境遇。下流社会的妓女、酒鬼用鸦片鬼混、代替酒精；上流社会的贵族、学者用鸦片享乐、激发灵感；身为英国国王的乔治三世嗜食鸦片，导致疯狂，即位的乔治四世同样具有鸦片瘾[13]。

在维多利亚时代，几乎每个英国人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一段时期服用过鸦片[14]，服食鸦片就像喝酒或抽烟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15]，可以想像当时鸦片在英伦三岛的泛滥程度。

即使有因鸦片中毒致命的事例，当时英国也极少有医生愿意作证把死因归于鸦片，因为这会牵涉到他的同行，或者会令鸦片药制品的销量减少[16]。医生和药商支持对华鸦片贸易的言论，只不过是他们在对本国同行包庇纵容的延伸。

有鉴于鸦片在中国的泛滥，英国政府开始立法禁止将鸦片使用于非医疗用途。但直到19世纪末，随著特效新药的发明，以及对人类疾病成因的深入了解，欧美医学界才开始破除对“鸦片治百病”神话的迷信，其应用范围才得到限制。

1907年由神学博士文英兰主持的伦敦禁鸦片大会，所有与会代表均认为英国应将印度与中国间及英帝国其他各地之鸦片贸易马上停止。伍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17]“在这会议之前，我不知道英国人民对于政府的鸦片政策是这样地感到可耻。在我的演词中，我报告了海峡殖民地的贩毒情形，并强调英国政府必须想出其他增加税收之方法，不要再从烟田着想。会众报我以热烈的掌声……”

1909年2月，万国禁烟会（英语：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在上海外滩汇中饭店召开，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奥匈帝国、暹罗、波斯等13个国家共41名代表，会议最终通过“九项决议案”。敦促各国政府采取必要之措施管制鸦片的生产和消费，“实开国际协作禁烟之端”。

1911年5月8日，中英再订《禁烟条约》十条及附件十条。

1911年12月1日，上海万国禁烟会13个国家中除了奥匈帝国拒绝参加外，12个国家在海牙召开国际鸦片会议（英语：First 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1911年1月23日通过《海牙鸦片公约》（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 SIGNED AT THE HAGUE）6章25条。规定熟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及其他衍生物的制造、贩卖、使用限于药用及正当之需。1914年6月25日，《海牙鸦片公约》正式生效。1925年2月19日，国际联盟鸦片咨询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签署了修订后的《国际鸦片公约》。

参考资料

12.《鸦片史》马丁·布斯著，任华梨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7月/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65. ISBN 0312206674.

13^ 《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乔治四世（1762-1830）》克里斯托弗·赫伯特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Hibbert, Christopher. George IV（1762–1830）.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4. ISBN 0312206674.

15^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9. ISBN 0312206674.

16^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8－79. ISBN 0312206674.

^ 《鼠疫斗士 伍连德自述》（原作名: Plague Fighter: The Auth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译者: 程光胜 / 马学博 / 王丽凤(校)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年3月版 ISBN: 978753557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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