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鸦片战争里，道光下了血本调兵遣将，清军却还是一败再败?

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帮助英军的本地人。仅就事论事。

满清官兵并不讲究什么军民鱼水情，反倒是对欺压良善，甚至杀良冒功更有兴趣。根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镇江守将海龄手下兵勇“在城墙上开炮开枪，拉弓放箭，击杀平民，指为‘汉奸’”，以此邀功请赏。于是，英军尚未攻城，城内已经哗变，导致英军兵不血刃攻克镇江要塞。

而道光皇帝领导下的满清帝国的对手，大英帝国远征军，在发动战争之前，就搜集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的情报，这些情报显示，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热爱贸易”，“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时，英军被指示“尽量少与人民作对”。基于这一思想，英军也开始在广州等地经营民心，并试图让广州人民相信“英国人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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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朝廷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帮助英军的“汉奸”恨其入骨。朝野官员更是不断上书，要求“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大败，道光帝认定“汉奸”才是军事失败的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一旦查获“汉奸”，即刻“从严从重发落”，暗示了军法从事的可能性。如果各省今后还有“汉奸”活动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然而，这场查处“汉奸”的行动，雷声大雨点小，最终不了了之。

首先，1841年5月28日，《广州和约》签订翌日，满清侍卫内大臣，靖逆将军爱新觉罗.奕山发布告示，命令广东省满汉官佐兵士、乡勇、水勇“各于营卡安静驻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倘敢故犯军令，妄杀邀功者……依军法治罪”。

“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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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大清”战败。除却割地赔款，如何处理“汉奸”，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于是，《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为英军服务的中国人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往来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可是，道光皇帝到底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著刘韵珂等细加核查，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逃脱，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中关于助英中国人的“条款”。经过连战连败之后，道光皇帝已经畏战如虎，只得答应履行条约，放过“汉奸”。

据剑桥中国史记载，带清将领守镇江，先屠了一波镇江百姓，理由是汉人资敌。

如此恶贯满盈的政权，焉有不败自理。

清粉请走开。见一个删一个。

因为终清一朝的满漢大防，因为防漢甚于防外。

比如镇江之战，满族将军海龄在英军到来前屠杀城内漢族。

镇江人所做《竹枝词》载

都统差人捉漢奸，小校场中血未干。

《出围城记》:

人疑副都统欲尽漢人而后止。

《夷氛闻记》：

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漢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漢奸。

《草间日记》：

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漢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

《剑桥晚清史》：

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象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 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确实有足够的证据使满洲官员们相信，漢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潜在的反抗者。贱民，即清代社会的下层人民，一般都要依附于清政权以外的任何有政治权威或军事权威的人或组织。另外，通过沿海贸易和鸦片交易，港口城市的种种罪犯、小商人和秘密会社成员都成了与西方人士有密切关系的人。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广州附近的红巾起义中表现得相当明显。①所以当璞鼎查派波美拉尼亚的传教士郭施拉作被占领的舟山的地方官时，这个城内的每个不法之徒都抓住这个机会来利用与这个地区的任何权势集团（如绅士社团、衙门吏役和现有的各种股匪）②毫无联系的这位新保护者。举例来说，郭施拉的捕快头目便是一个劣迹昭彰的操淫业的人，他利用他的新职务向富户勒索保护费。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带兵官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鞑靼族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漢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行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它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统治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华北战役纪要》：

就以镇江守将海龄为例，这货居然赶在英军到来前先屠杀镇江上万汉族平民，以免汉人当“汉奸”，这种“预防性的屠杀”真是让人目瞪口呆，也足以说明即使入关一百多年了，满人还是没把汉人当国人，把中国当祖国。

这样的王朝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将领，怎么能抵挡战略战术武器都对清军呈降维打击的英军呢？！

其实有一个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的战略模式并不是像三国志那样，占下一块地再打旁边另一块，而是跳岛式的运动战。英军占下来的地方经常就放弃了，重新集结兵力后再进行下一波进攻。例如在《广州和约》订立后，英军就退出了虎门，转而北上；在浙东反攻之后，英军又放弃了宁波，转而发动江苏战役。

虽然就是让英军占着州县，等清军集结兵力来打，可能清军也还是打不过（浙东反攻之战，清军分两路攻打宁波、镇海，以惨败告终，清军主要瓶颈是对英军炮兵阵地的强压火力完全束手无策），不过这种情况也的确造成了清军纸面上调兵10万，很多部队却干等着无法参战的情况（大概是分散在江苏、浙江各地，英国人没有来进攻，也来不及增援）。

应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人还是比较谨慎的，始终没有远离海岸，如果问战争结束时英军占着哪些城池，似乎还真只有厦门、定海、镇江三城（南京条约有专门开出厦门定海的英军撤军条件），而浙江战役英军占地最多的时候，也只占着一个宁波府而已（而且只是纸面上，城市周围还有很多乡民盘踞），之后就形成了跟绍兴的清军对峙的局面。

随后，英军为集中兵力，又主动放弃了宁波，北上攻打江苏，不过这个过程中，英军同样不敢恋战，乍浦、上海都是大掠一番就退走了，而扬州富商颜崇礼向英军进贡35万两白银及新鲜食物，与英军达成协议，英军不进入扬州城。所以英军实际上就攻占了镇江，周边很多重要城池如松江、太仓、苏州、常州、通州、扬州应该都还在清军手上，当然也必然分散了清军的兵力。

所以从英方角度来看，一鸦的战略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不难看出，就是把英国陆军全调来，也不足以占领中国一个省，英方有英方的困难，战争爆发后英军伤亡500多人只是战斗伤亡，并不包括非战斗减员，而后者根据经验来说可能会明显大于第一个数。因为兵力不足，又不断被战损和疾病零敲碎打，英国最后集中兵力直取镇江和南京其实也有点孤注一掷的味道。

马公就认为如果中国哪个城抵抗都像镇江一样，英国就将失败，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仅仅是攻一个镇江（州府级别）英军就出动陆军7000人伤亡160多人，已经有点邦克山的味道了，万一碰上的是个死硬不投降的对手，英军在江苏陷入泥潭的可能性是有的，毕竟如果南京守军也如此顽强抵抗的话，英军势必付出比镇江之战大得多的代价。

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人就认识到了有这兵力在江浙无底洞般地填坑，还不如直取北京，如果占了紫禁城清朝没有理由不投降吧，并且拉上了法鸡，缓解了兵力问题。

要是问，偌大一个中国，怎么被占了那么几座城池就怂了，我觉得更多是财政问题。赫德之前的清朝那种典型的古代王朝财政你懂的，道光最出名的就是节俭就说明当时清朝国库没多少银子了，而在没有准备就惹动兵端的情况下更坚持不了多久。镇江被攻陷后英军就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并且湖广等地还爆发了农民起义，使得部分清廷调集的大军去镇压起义去了，无法抵达江苏前线，这些都促使清廷加速决定屈辱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