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是不是中国科学家要做出实用价值才能得奖,而西方的如牛顿 爱因斯坦却不用?

回答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触及了科学界评价体系的深层差异和历史演变。简单来说,并非所有中国科学家都需要“实用价值”才能得奖,也不是所有西方科学家都不需要。但这种感知上的差异,确实存在其形成的原因,这背后牵涉到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评价标准的侧重点。

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这个问题,力图还原一个更贴近现实的图景。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几个关键点:

“得奖”的指向性: 这里说的“奖”指的是什么?是诺贝尔奖、国家科学技术奖,还是其他各种学术荣誉?不同的奖项有不同的评选标准和侧重点。
“实用价值”的定义: “实用价值”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指直接的工业应用、技术发明,还是指对科学理论的突破性贡献,从而间接引导了未来的技术发展?
历史背景的差异: 牛顿和爱因斯坦所处的时代,科学研究的生态和评价体系与当代中国科学家所面临的环境截然不同。

为什么会有“中国科学家需要实用价值才能得奖”的感知?

这种感知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科学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特定阶段,国家对科技发展的定位和期望。

1. 服务国家建设的战略导向: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科技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服务国家建设、解决实际生产问题为首要目标的。这种背景下,那些能够带来直接经济效益、改善民生、提升国防力量的科技成果,更容易获得国家的重视和奖励。国家科学技术奖等奖项,其评价体系自然会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明显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成果。
2. “科学的春天”与基础研究的崛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渐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大力推动。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做出了世界级的贡献。但即便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基础研究的突破”转化为“产业应用”或“国家战略所需”的机制和渠道,与西方成熟的体系相比,仍然存在差距。这使得一些纯粹理论的突破,虽然在国际学术界备受赞誉,但在国内的“得奖”和认可链条上,可能不如那些有更直接“落地”效应的研究成果来得显著。
3. “科技报国”的情怀与使命感: 许多中国科学家本身就怀揣着“科技报国”的理想,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在这种情怀的驱动下,他们自然会关注研究的实用性和应用前景。
4. 评价体系的特点: 国家科学技术奖作为中国最高层次的科技奖励,其评选标准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技术创新性”、“成熟度与推广应用前景”等要素占有重要比重。这使得具有明确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更容易脱颖而出。

为什么我们提到牛顿和爱因斯坦似乎“不用”?

这里的“不用”并非绝对,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工作的领域,评价体系的重点不同。

1. 牛顿与经典力学的时代:
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牛顿生活在科学革命的时代,科学学科尚未高度分化,很多科学家的工作同时包含理论探索和工程实践的影子。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牛顿的《原理》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构建了经典力学的宏大体系,统一了天上和地上的运动规律。这无疑是对人类认知能力和理解宇宙本质的根本性突破。当时的评价标准更看重的是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理论的普适性。
反射望远镜等工程贡献: 牛顿本人也并非只做理论。他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并对其进行了改进,这在当时具有显著的工程和观测价值。他的工作很多时候是理论与实践并行,但其历史地位的奠定,主要还是在于其理论的革命性。
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奖项”: 牛顿时代并没有像诺贝尔奖这样广泛认可、定期颁发的、旨在奖励纯粹理论突破的国际奖项。他获得了皇家学会的科普利奖章,这是当时最重要的科学荣誉之一,但其评价重心更多在于对科学的整体贡献。

2. 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的时代:
20世纪初的科学革命: 爱因斯坦生活在一个物理学发生颠覆性变革的时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时空、物质和能量的认识。
理论的颠覆性与深刻性: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是对时空观的根本性重塑,其物理思想的深刻性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爱因斯坦晚年,广义相对论在实际应用上(如GPS系统早期不具备如此高的精度要求)并非立即显现出“实用价值”。
诺贝尔奖的侧重点: 爱因斯坦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获奖理由是“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特别是发现了光电效应定律”。这是因为光电效应的研究是他早期最重要的“实用价值”导向的工作之一(直接关系到光量子假说,后来催生了许多电子学和光子学技术)。虽然他的相对论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但诺贝尔奖在颁发时,往往更倾向于那些已经产生或者预示着明确物理效应和技术应用的成果,这可能也是考虑到奖项的普及性和公众接受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诺贝尔奖的理由是光电效应,但爱因斯坦的名字早已与相对论紧密联系,并且相对论后来的发展(如引力波探测)也证明了其巨大的实用价值。
“科学的巨人”的评价: 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即便其部分工作(如相对论)在当时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但其理论的开创性和对整个物理学图景的重塑作用,足以使他们在科学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占据崇高地位。他们的评价标准更多是基于科学思想的深度、理论的优雅性、以及对未来科学发展的引领作用。

现代科学评价体系的演变与中国的情况

全球化与多样化: 随着全球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国际交流的频繁,科学评价体系也呈现出多样化。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奖项,虽然仍会考虑成果的应用前景,但对基础理论的突破性贡献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
中国科学界的进步: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做出了纯粹理论的突破,并获得了国际认可,例如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田刚教授,在拓扑学和代数几何领域的贡献是世界顶级的。中国也在努力完善其科学评价体系,更加重视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
“实用价值”的重新审视: 实际上,很多“看似”纯粹的理论研究,其“实用价值”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或者以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体现。例如,量子力学最初被认为是高度抽象的理论,但它却是现代电子技术、激光技术等发展的基石。因此,现代科学评价也逐渐认识到“长远价值”和“潜在价值”的重要性。

总结来说:

并非所有中国科学家都需要“实用价值”才能得奖。 在基础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家,也同样获得国内外的认可和奖项。但由于历史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侧重点,以及国家级奖项的设立初衷,那些具有更直接“实用价值”的成果,在过去确实更容易在国内获得奖励和广泛认可。
西方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也并非完全“不用”实用价值。 只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科学研究的生态和评价体系与现在不同,并且他们的许多突破性贡献,其“实用价值”体现在对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性改变和对未来科技的奠基作用上,而非短期的技术应用。
科学评价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影响,评价标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国科学界也在不断努力,更加平衡地看待基础研究的价值和应用研究的重要性。

所以,与其说中国科学家“被要求”实用价值,不如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评价体系下,侧重点有所不同。而那些能够同时兼顾理论深度与潜在应用前景的科学家,往往能够获得最广泛的认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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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牛顿、爱因斯坦不能变现的?

牛顿的研究是用来解释开普勒的观测数据的,他的名声让他获得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造币局局长。都造币局局长了,这不算变现?

爱因斯坦活着的时候原子弹就已经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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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学习政治和军事,我的儿子们才有学习数学和理学的自由。我的儿子们应该学习数学和理学,还有地理、自然、造船、航海、经商和农学,他们的子孙才有学习美术、诗词、音乐、建筑、雕塑、丝织和制瓷的权利。

——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

直接一点说,这种问题若不是下马钓鱼,那就是被大德鲁伊喂得太饱了。

我们是一个后发国家,是两代人以前还在温饱线上,三代人以前差点亡国灭种的国家。

美国总统在竞选口号里喊,每家锅里有只鸡,车库里有辆车的时候,中国最繁荣最安全的上海平均月工资相当于100斤大米。

那是1930年。

道理总是很简单的。

山沟里出来的大学生,他们的专业十有八九要选理工科。能够最快投入工作挣到钱,让背了一屁股债的家里喘口气就是最好的出路。

如果幸运的话,他们的儿女踩在父辈的肩膀上,便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未来。

如果有个闲得发慌的邻居,问这家大学生为什么选择搬砖专业,这样读个本科和专科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去学文学啊、历史啊、理论物理啊这些“真正的学问”。

这边建议扭送精神科就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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