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科学家们不搞两弹一星专心搞科研是否能弥补中国大陆无诺奖的遗憾？
一、 “两弹一星”与中国大陆的诺贝尔奖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
首先，要明确的是，“两弹一星”的成功与中国大陆至今尚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或者“有得必有失”那么直观。
“两弹一星”的时代背景与战略意义：
国家安全与独立自主： 在建国初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来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核威胁和战略压制。“两弹一星”是当时中国实现国家安全、摆脱核讹诈、争取国际地位的绝对战略刚需。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的独立自主将无从谈起，更遑论进行长远的科研发展。
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基础薄弱的年代，要实现“两弹一星”这样的宏伟目标，必须集中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和资源，不计成本，排除万难。这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特定历史时期解决核心问题的必然选择。
科学技术的一次飞跃： 虽然“两弹一星”的目标是军事战略，但其研发过程却带动了中国在核物理、火箭技术、航天工程、材料科学、精密制造等多个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一次全面、集中的技术突破和人才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由此涌现，他们是国家宝贵的财富，也为后来的科研奠定了人才基础。
诺贝尔奖的评价体系与特点：
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贡献： 诺贝尔奖（特别是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通常奖励的是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划时代、颠覆性的发现或理论。这类研究往往具有长期的积累过程，需要相对自由的探索空间，以及与国际前沿的广泛交流。
长周期的积累： 许多诺贝尔奖项的授予，是对几十年前甚至更早的研究成果的肯定。这意味着即使在中国大陆的某些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其成果要达到“世界级”的突破并被诺贝尔奖委员会认可，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持续的投入。
评价的“滞后性”与“非中国中心”： 诺贝尔奖是国际性的奖项，评价标准是全球科学界的普遍认同。它并不会因为某个国家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而倾斜，而是看重研究本身的原创性、影响力和科学价值。
二、 如果“专心搞科研”（即不搞“两弹一星”，将资源投入其他领域）是否能弥补无诺奖的遗憾？
这是一个反事实的假设，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分析：
1. 资源配置的“替代效应”：
理论上的可能性： 如果当初将“两弹一星”的巨额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其他基础科研领域，理论上确实有可能在某些学科领域催生出更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从而增加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例如，将研发火箭的顶尖人才和资源投入到基础物理研究，或者将核能研究的投入用于生命科学的突破。
现实的复杂性：
人才的“迁移成本”： “两弹一星”的科学家是特定领域的顶尖人才，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技能高度匹配军事需求。将他们完全转移到与“两弹一星”差异巨大的基础研究领域，效果不一定理想。例如，核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差异很大。
资源使用的“效率”： “两弹一星”的研发是以极高的效率解决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将这些资源分散到其他多个领域，是否能达到同样的“集中突破”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也可能因为资源分散而难以形成优势。
“其他科研”的定义： “专心搞科研”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具体是指哪些科研？如果只是重复别人的工作，即使投入再多也难以获得诺奖。如果是自由探索基础科学，则需要更加开放的环境和长期稳定的支持。
2. “两弹一星”对基础科学的间接贡献：
人才培养的“溢出效应”： “两弹一星”的成功极大地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后来也为中国其他科研领域（包括基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钱学森在力学和工程控制领域的思想对后来的科研有指导意义。一批核物理、航天领域的专家在退休后或转岗后，也为高校和研究院所输送了宝贵的人才和经验。
科技工业体系的建立： “两弹一星”的研发催生了中国在航天、核能、电子、精密制造等领域的大型科研机构和工业基础，这些体系为后续的各类科研活动提供了平台和支撑。例如，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就是在为“两弹一星”服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逐渐转向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科学精神的传承： “两弹一星”精神，即“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科学界的价值导向，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
3. 诺贝尔奖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中国是否具备诺奖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科研评价体系存在问题（如过度强调SCI论文数量，缺乏对原创性思想的长期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待完善，对科学自由的容忍度有待提高。这些都是制约中国产生诺奖级成果的“必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因素。仅仅“不搞两弹一星”可能不足以立即弥补这些根本性问题。
“两弹一星”是否剥夺了“充分条件”？ 我认为“两弹一星”的资源投入虽然巨大，但并非直接“剥夺”了产生诺奖成果的“充分条件”。更关键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近三十年，并没有持续、稳定地在基础科学领域进行顶层设计和投入，也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鼓励原创、容忍失败的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
“没有诺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将中国大陆至今未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两弹一星”的投入，过于单一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包括：
基础研究的投入与重视程度不足： 相比于“两弹一星”的战时体制，和平时期基础研究的投入长期相对滞后。
人才培养机制的不足： 尤其是在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和跨学科合作方面。
评价体系的导向问题： 过度追求短期成果和量化指标，不利于长期、高风险的原创性研究。
国际学术交流的不足（在改革开放初期尤为明显）： 早期与世界科学前沿的隔绝，限制了研究视野和技术获取。
对“颠覆性创新”的支持力度不够： 很多诺奖成果是“非主流”的研究方向，需要长期的、不被看好的支持。
三、 结论：
“两弹一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正确选择，它为中国赢得了安全和尊严，也带动了国家科技工业基础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其战略意义和长远影响是巨大的，不能简单用是否获得诺奖来衡量。
如果将“两弹一星”的资源用于其他基础科研领域，理论上可能在某些领域产生更多诺奖级别的成果，但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假设，实际操作复杂且不确定。
中国大陆至今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其原因复杂且多层次，包括但不限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评价体系问题、人才培养机制、对原创性研究的支持力度等。将此归咎于“两弹一星”的投入是片面的。
更有意义的思考是，如何在中国现有的科技基础上，吸取历史经验，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也能为基础科学的原创性突破提供更宽松的环境、更持续的投入和更科学的评价机制，从而更有希望在未来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换句话说，“两弹一星”的成功是一种“国家意志”驱动下的“解决关键问题”的范例，而诺贝尔奖的获得则更多地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活力、学术的自由度和原创性的土壤。 两者有不同的驱动力和评价标准。在“两弹一星”的时代，国家优先解决的是生存和安全问题。在和平时期，如何更好地培育科学的土壤，才是孕育诺奖成果的关键。
网友意见
补充两句吧。谢谢大家的赞。
我发现赞点最多是“我愿以身许国”和“国士无双”。好多知友都说看过热泪盈眶。忽然想起一句名言。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们的奉献，会让普通人留下热泪。
当然也有很多另一类普通人觉得“纳税人的钱不要浪费，不如造福社区”。我不想多做评判。
在最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中，世界上只有面包和机床两种产品，由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这两种产品是替代的。想多吃面包就少生产机床。但是机床的意义在于可以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可以让我们在未来生产更多的机床和面包。前辈自己勒紧裤腰带才有今天我们能吃更多的面包。这就是高积累工业化的意义所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生活态度就是及时行乐吃干拿净。然后他们就边缘化或正在边缘化的路上。我们的祖先一直有未雨绸缪积谷备荒的传统。勒紧裤腰扩大再生产，投入子女教育。所以华人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在两三代的准备和积累都能脱颖而出。全部吃面包当然开心，甚至只图一时爽，寅年吃卯粮。后果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萎缩，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希腊就是前车。借钱搞福利，只图一时爽，GDP逐年下降，债务却越来越高。希望国内某些小文艺青年少喝鸡汤，少熬鸡汤，没有白左的命偏爱得白左的病。尤其不事生产牢骚还很多觉得自己又比别人高明别人都亏待他的人。好好工作学本领，别总指望拿别人的税收改善你们的处境。福利的意义在于保障你不饿死，不是让你好吃懒做锦衣玉食。
把模型换一下，大炮和面包。都吃面包吧，没有大炮保家卫国有一天你一块面包都吃不到。苏联那种只生产大炮把自己饿死的固然蠢，某些小清新觉得咱不生产大炮都生产面包，只要咱不作恶，人家也不会来抢我们，其实更蠢。
非常感谢两弹元勋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为我们生产机床和大炮。是你们的牺牲和付出，让很多智商和技能在一个贫穷落后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的人，能脑洞大开，异想天开。正常的人会为你们洒泪，就像我在评论区看到的那样。
郭永怀是两弹元勋中唯一一个烈士。飞机失事，郭先生和警卫紧抱在一起都烧焦了。胸前是机密文件和实验数据保存完好无损。当然，又会有很多闲人跑来论证不符合生理学物理学常识。郭先生九泉之下也不会难过。为什么？国士无双！人家是求仁得仁，是为理想生，为信念死。郭老这样的人，世界级科学家，无论时局多么混乱和艰难，都完全能让自己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人家正是想让这帮啥事都做不好，在命运面前如汪洋孤舟的弱小生物能有一个平静的港湾，悠哉喝着下午茶，说三道四，然后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似的。
致敬！
另外很多知友提到20年内中国就有理科诺奖不现实。我也承认我随口一说，未免过于乐观。但是我们的确正在路上，而且越来越近。相信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天。
感谢几位朋友的严谨！
—————————————————越是缺什么越是羡慕期待什么。诺奖其实也这样。
现在大家可以黑中国举国体制玩体育，金牌战略没人性了。可曾记得就在70年前，我们还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人大辫子背零蛋的漫画形象被全世界嘲笑。
回到那个时代，每个正常的中国人都希望不计代价搞一个金牌出来长点志气。
现在每次搞那么多金牌，大家都审美疲劳了，反倒觉得这么搞挺傻逼的。这不，很多地方对奥运冠军的奖励都取消了。大家高高兴兴自己健身去了。
刘翔拿田径金牌，举国沸腾。因为第一次啊，连日本人都跟着兴奋，都是黄种人嘛。我们也可以！孙杨也一个道理。过十来年，田径游泳金牌多了，大家也不觉得稀奇了，该干嘛干嘛去。
当年杨、李诺奖整个华人世界为之一振。大陆邀请，台湾也不在乎这是没节操的叛将杜聿明的女婿了。赶到后来华裔三两年出一个，这兴奋劲儿就没了。就在这二十年之内，正儿八经中国籍的诺奖科学家会开始大量涌现，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诺奖某种意义上跟奥运金牌一样，国人更需要的是世界的尊重和认可。获奖者/金牌得主某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突破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全人类的骄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尚在弱小时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来源。
回到正题，我不止一次惋惜两弹元勋为了国富民强牺牲自己个人的科研事业，错过获得诺奖的机会。我曾经以为这种牺牲也是无法弥补的。
今天我不这么看。诺贝尔奖会被人铭记一时，两弹一星元勋却会被铭记一世。未来慢慢涌现的诺奖科学家他会给自己带来荣耀给国民带来骄傲，更多的是来自专业领域内的仰慕和赞美。而两弹一星这些事，不会再有第二次。诺奖后来人还有无数机会，但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他们的工作可能根本无法成功，但是他们又无法替代。就像王淦昌先生面对组织需要他隐姓埋名时所说：我愿以身许国。两弹一星元勋基本上都这个状态，国士无双。每个中国人都受益于他们当年所做的工作和牺牲。他们将会被世代有良心的中国人铭记。他们的工作的意义还在于，后辈的华人科学家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和科研院所里，用自己的科研经费和和设备获得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诺贝尔奖。这还不够吗？
存在这个可能，但可能性并不大。
理由有三：
1.能搞出来核弹和卫星、火箭这样的科学家，是国之重器，每个强大的国家都会有那么几个，他们是全国乃至于全世界最好的科研人员，却并非整个人类最顶尖的人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般都是前无古人的科研精英，是站在当前时间位面上整个人类最优秀的科研人才，他们的科研成果可以让整个人类受益，他们是每位科学家脚下的肩膀，同时也站在无数巨人的肩膀上。这样的科学家，只可能出现在相对强大、稳定、繁荣的国度。
2.诺贝尔奖是个在一定程度上带着有色眼镜的奖项，很难发给红色的新中国。就算你取得了开天辟地的科研成就，也很难被西方国家认同。
3.新中国百废待兴，科研环境和资源不足以提供特别尖端领域的研究，就算两弹元勋们不搞军事研究，首要任务也是补齐工业化链条，以及改善民生，降低工业生产阀值，而不是投入到全人类最尖端的科技拼图中去。
不能，没有核威慑——哪怕是具备两弹结合能力之前空投自由落体弹甚至单纯的“你敢来打我就敢在自家地上起爆”的有限核威慑，以当时的国际局势，都会需要比历史上更多的社会财富投入常规军队的建设中。
大部分科技研究是安全环境下大把烧钱的行为，下一秒钟就百万大军分分钟碾过国境的时候你还大把烧钱搞科研那就真心是糟心烂肺的事了——特别是这些科学家研究领域几乎这种烧钱跟烧纸一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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