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中拉丁文化圈国家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上表现得如此糟糕？
为了详细阐述，我们将从内政、外交、军事和经济四个方面，结合一些关键的历史和文化因素进行分析。
一、 内政方面：政治稳定性、社会结构与发展模式的挑战
1. 历史遗留问题与政治遗产：
殖民主义的长期影响： 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曾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时期，宗主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例如，土地高度集中（大地主制）、依赖原材料出口的经济模式、以及为宗主国服务的政治精英，都为独立后的国家埋下了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动荡的种子。
独立后的政治探索与动荡： 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常常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包括频繁的军事政变、独裁统治、内战和政治权力交替的暴力。这与它们独立后缺乏稳固的民主制度、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及适应性的政治体制有关。相比之下，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早期就经历了相对平稳的发展和制度化。
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 拉丁美洲政治中长期存在民粹主义的倾向，即通过直接诉诸民众、承诺快速解决问题来获得支持的政治风格。这有时会导致非理性的经济政策、对制度的破坏，以及对强人政治的依赖，不利于长期稳定的民主治理和经济发展。
2. 社会结构与不平等：
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 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包括收入差距、财富分配不均、以及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歧视。这不仅是殖民主义的遗留，也与缺乏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有关。高度不平等是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阻碍。
相对薄弱的公民社会： 相较于一些北欧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如工会、非政府组织、独立的媒体）在历史上往往受到政府的限制或未能充分发展，这削弱了对政府的监督和制衡力量。
腐败问题： 腐败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是一个长期存在且严重的挑战，它侵蚀了公共信任，扭曲了资源分配，阻碍了有效治理和经济发展。
3. 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依赖原材料出口： 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严重依赖原材料（如石油、矿产、农产品）的出口。这种模式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缺乏对经济周期的抵御能力，并且难以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和产业升级。
工业化进程的缓慢与滞后： 相较于德语和英语文化圈国家在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拉丁美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相对滞后，许多国家至今仍未能成功实现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
二、 外交方面：区域整合的挑战、国际话语权的限制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1. 区域整合的困难：
历史隔阂与国家利益： 尽管有各种区域经济和政治合作组织（如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安第斯共同体 Andean Community），但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由于历史恩怨、国家利益冲突、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区域整合的步伐相对缓慢且充满挑战。
外部大国的影响： 拉丁美洲长期以来是美国等大国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大国的外交政策和干预对该地区国家的外交自主性和区域合作构成了复杂的影响。
2. 国际话语权的不足：
经济实力的制约： 相较于美国、欧盟、中国等全球主要力量，拉丁美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这限制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争取自身利益和影响力的能力。
政治协调的不足： 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拉丁美洲国家虽然经常形成投票集团，但在具体议题上的协调性和统一性有时不足，难以形成强大的集体声音。
3. 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国内政治与外交的交织：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不稳定、经济困难等问题，直接影响其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为其邻国和外部势力提供了干预的空间。
边界争端与地区冲突： 部分地区国家之间存在边界争端，虽然多数未发展为大规模冲突，但仍是影响地区稳定和外交关系的一个因素。
三、 军事方面：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差异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1. 军事现代化和投入的差异：
相对较低的军事投入： 相较于一些发达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在国防军事上的投入通常占GDP比重较低。这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安全优先级的考量以及历史上对军事力量的警惕（源于过去的军事独裁）等多种因素影响。
军事技术和装备的落后： 由于经济原因和技术获取渠道的限制，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军事改革的缓慢： 一些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对军队的改革和文官控制有待进一步加强，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时仍有争议。
2. 军事力量的定位与挑战：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突出： 相较于大国之间的常规军事对抗，拉丁美洲国家更面临毒品贩运、有组织犯罪、非法采矿、环境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对军队和执法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消耗了军事资源。
地区冲突的低烈度化： 虽然大规模的国际军事冲突在拉丁美洲并不普遍，但边境摩擦、内部冲突和非对称作战（如游击战、反恐）仍然是部分国家面临的军事问题。
四、 经济方面：发展模式的挑战、全球化下的脆弱性与结构性改革的困难
1. 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已在内政部分提及，但在此进一步细化）：
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 如前所述，这种模式容易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缺乏附加值，不利于创造高技能就业和技术进步。
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瓶颈： 许多国家未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向高科技产业的转型。教育体系未能培养足够的技术人才，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经济周期波动大： 由于上述因素，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常常经历较大的周期性波动，包括繁荣和衰退。
2. 全球化下的脆弱性：
金融危机的影响： 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对该地区经济造成了冲击。
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虽然总体上是开放经济体，但部分国家在应对全球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时，也面临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挑战。
3. 结构性改革的困难：
政治阻力与利益集团： 推进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如税制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养老金改革）往往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难以有效推行。
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不足： 长期以来，教育和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通信）的投资不足，限制了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
债务问题： 部分国家历史上积累了沉重的外债负担，需要将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偿还债务，挤占了发展性支出。
并非所有国家都“糟糕”，而是面临共同的挑战和发展轨迹的差异
需要强调的是，“拉丁文化圈国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含了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以及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受到拉丁文化影响的地区。欧洲的拉丁文化圈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在近现代的发展轨迹与拉丁美洲国家大不相同。
欧洲拉丁文化圈国家： 法国是传统欧洲大国，经历过辉煌的文化、政治和军事时期，并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其经济和科技实力至今仍是全球重要力量。意大利和西班牙虽然在二战后经历了一段调整期，但如今也是发达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文化影响力。
拉丁美洲国家： 拉丁美洲国家普遍面临的挑战，主要源于其殖民历史、独立的艰难以及后来的发展路径选择。
结论：
与其说拉丁文化圈国家“表现得如此糟糕”，不如说它们在近现代以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面临着与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文化圈国家不同的挑战和发展路径。
内政上， 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平等和治理能力是普遍存在的挑战。
外交上， 区域整合困难和国际话语权相对较弱是主要特征。
军事上， 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更侧重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经济上， 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化滞后和结构性改革的困难是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
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克服，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努力进行改革，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理解它们的困境需要深入分析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一概而论的评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拉丁文化圈国家在艺术、音乐、文学、美食等方面独特的魅力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网友意见
看到很多答主对题主的问题的描述有质疑，所以进来答一下。只说一下“是不是”的问题，对于题主好奇的“为什么”暂时没法给出详细的解答。
题主问“拉丁文化圈为什么如此糟糕？”应该是拿带有日耳曼以及盎撒文化特征的国家（或者说讲日耳曼语族的国家）相比。除此之外，哪怕拿同在欧洲的斯拉夫诸国与罗曼语系诸国相比，罗曼语系诸国优势也是相当明显，更不用说和欧美之外的诸多文明相比了。
虽然我个人不喜欢将国家的发展归因于文化特质或者“民族性”这种被玩烂了的概念，但是需要承认的一点是，和日耳曼语族诸国相比，操罗曼语系的诸国在近现代，在某些方面的发展的确不尽如人意。有高赞答案举了魁北克、瓦隆地区的例子，试图反驳这个现象的存在，不过这些地区更像是特例，从整体上来说，题主的描述其实问题不大。
从下面两幅图可以看到，从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人均GDP和就业率来看，罗曼语系诸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确要比日耳曼语系诸国（英格兰、荷兰、德国、瑞士、丹麦、瑞典、挪威）的表现要差——而且差得很明显。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比利时这个由弗拉芒人（操日耳曼语族）和瓦隆人（操法语）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在图中可以看到，比利时西北部的弗拉芒区的经济水平貌似也显著比瓦隆区要好。至于说在美洲，那更不用说，加拿大+美国这两个盎撒文明占主导的国家在各方面也是比拉丁美洲那一票国家要优秀得多。所以，就现象而言，“操罗曼语族的国家在近现代发展不及操日耳曼语族的国家”这一论断大致是正确的。
不过现象就是现象，要从现象归纳出规律的每一步都要慎之又慎。有些人可能直接从这个现象中归纳出一些“文化决定论”，比如将这个结果归因为拉丁人比日耳曼人懒，拉丁文化带有劣根性，不如日耳曼文化优越这种最直观也最浅薄的结论——然而这样的论断很容易就驳倒了。在16世纪以前，欧洲农业最发达，物质资源最丰富的是法兰西王国；商业最发达，思想文化最昌盛的地方是意大利；开拓了欧洲边界，在稍后主宰了全球经济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两强——如果1520年的人有知乎，也有现代人的民族观念，或许也要问“为什么近几个世纪操罗曼语系的诸民族一直走在欧洲文明的前沿？”。
国家发展路径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社会科学里面最为宏大的一个问题了。在这个回答里很难说明白——学界应该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美国学者托马斯·挨特曼就这个问题写了本《利维坦的诞生》以此来解释欧洲国家在近代早期的发展差异。这个书将法国、意大利、伊比利亚国家统一视为拉丁国家，而同英国、德国进行对比。他认为，拉丁国家，在近代早期，法国、西班牙这样的国家，由于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西班牙需要维护其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同法国争夺西欧霸权，同奥斯曼土耳其争夺地中海霸权；而法国则相继面临英国、勃艮第、哈布斯堡大帝国以及稍后的宗教战争的威胁），法国以及西班牙政府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所以形成了一套绝对主义体制，王室征税不受代议机关制约，并且王室通过卖官鬻爵培植了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因此，作者将其归为绝对主义的世袭制国家。而英格兰则相反，中世纪的大宪章以后议会就得到了批准征税的权利，而且在英国革命之后又确立了高效的，非私人化的官僚体制，被作者归为宪政主义的官僚国家。德国的绝对主义起源与拉丁国家类似，也都是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王权压倒了宪政，不过德国各邦国内没有出现官职世袭化的倾向，因此作者将其归为绝对主义官僚制国家。拉丁诸国的世袭制与绝对主义最终造就了低下的行政效率以及不健康的财政状况，而盎撒的官僚宪政主义最终造就了负责任的宪政政府。当然，这本书仅仅覆盖到了1789年以前的历史，那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这些对现代文明影响更大的事件并没有被提及。这里只是搬运一下这本书里的论述，希望能够有一些启发。
跟拉丁不拉丁只是巧合，跟宗教背景有关，整个格兰德河以南的美洲，人民都是信仰天主教，作为老教的天主教，而不是改革以后的新教。
宗教改革，根本改的不仅仅是宗教，而是政治与社会体系。
天主教是有很严格的等级制与类税收财政体系的，相当于秦以后的郡县制，主教/地方官由上级政府任命，只对上负责，不对下(教区人民/地方群众)负责，税收上去、补贴下来，都是垂直体系运作，带动整个社会都是垂直运行的。雅克·希拉克在巴黎政治学院学习的时候就研究过秦汉的制度以此对比法国，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视角。
新教的政治与社会组织体系就不多说了，英美体系的大量论述汗牛充栋了，北欧、战后德国等，都可以说是另一典范。
1517年10月31日那篇拉丁文95条，世界的分野，从那时就开始了。
首先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这些国家混的的并不差，虽然每个国家都有烦心事，但至少还是全球产业链的中上位置。
其次，现在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西罗马旧地。经历过中世纪的高温桑拿后，早就和罗马这个名词告别了。毕竟西欧的大框架是法兰克确定的。
最后，不要用中美俄这样的标准去看每个国家。能全球制霸的国家除了巨大的经济体量，雄厚的科技储备，还有地缘，还有政治际遇等等数不清的决定因素。小国寡民，打打酱油，是全世界95%的国家不得不选择的现实。
其实这个话题本身能问出来，并非因为罗曼语圈的国家在内政外交军事上真的有多差，而是因为罗曼语圈国家实在太受关注了。依据也很简单，历史上曾经属于古典帝国范围内的国家，而在现代还是发达地区的，长期以来还真就只有罗马帝国（的欧洲部分）。
中国今年很有可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所以我注意了一下，如果把2018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单独列出来，那么地图是这样：
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基本上也就是全面战争系列（以及不计其数的西方同类型历史游戏）传统上主要涉及的地区，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帝国全面战争》，有印度（而且还很强）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制作组多看重印度，而是要体现英帝国的崛起不能不做印度。
那么如果再做个筛选，只点亮公元3世纪左右存在国家政权，并且2018年人均GDP又超过了1万美元的地区（根据wiki用图制作）：
那么就只剩下这么一点了。
也就是说，如果”近现代罗曼语圈的国家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表现糟糕”的话，那与罗马帝国同时期的国家，90%在近现代的表现还不如罗曼语圈。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近现代的几个超级大国恰好都不是古文明罢了。
顺便说一句，CA在古典时代的题材方面好像真就只做过希腊罗马，连波斯帝国都很少涉及（除了必须涉及的题材，如亚历山大、斯巴达之怒），亚述巴比伦赫梯之类的就更别提了，而2019年中国人均GDP或将达到1万美元，刚好2019年就出了三国，这也太巧合了？
这个问题的更好表述形式是，为什么古代开发较早、农业发达的地区，近代以来却普遍被开发较晚的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超越？
本回答第一部分详述现象，第二部分对原因做简单探讨。
为了说明这不是一个拉丁-日耳曼的宏观二元对立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直观的例子。
上图分别展示了1700年和1800年的英格兰的人口分布，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在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经济重心从东南英格兰转向了西北英格兰（以格罗斯特-波士顿为界）。东南英格兰开发较早，从古典时代到早期近代一直都是农业活动的中心，而西北英格兰在农业时代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岩石遍布，以一些不起眼的畜牧业闻名。然而工业革命明显改变了这一力量对比，以曼彻斯特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快速兴起，超越了领先上千年的泰晤士河流域。
如果这张地图可以被画的更大，乃至读者可以看到苏格兰的话，就会有更加明显的观感：在1700年的时候，苏格兰还是欧洲最著名的穷乡僻壤和边鄙之地，经济上的困顿是苏格兰在1707年要求与英格兰合并的主要原因。然而也是在历经工业革命之后，苏格兰快速崛起，同样成为了大不列颠王国内部比较富裕的工业区。
这个案例可以提醒我们，“后发制人”并不是西欧整体上特有的宏观现象。在“拉丁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内部，乃至西欧以外的广大地区，这个规律同样常常奏效。在此举几个具体例子：
1. 在亚平宁半岛，开发较早的是南意大利地区，这一地区在古典时代乃至早期中世纪都保持经济领先。然而在12世纪西欧商业复兴之后，北意大利在产业多样性以及发展活力上超越了南方。虽然南方的农业产出仍然长期保持领先，但是在意大利统一后的工业化过程（被称为“大冲刺”，1861-1975年）当中，南方被北方远远甩开，导致了今日意大利根深蒂固的“南方问题”。
2. 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在罗马人和摩尔人统治时期都以富饶著称，能够出产大量的经济作物，而北部山区一直被认为是穷山恶水。但是在再征服运动之后，安达卢西亚渐渐成为了穷困地区。19世纪以降，安达卢西亚的主要特征是农业经济顽固、工业发展缓慢、文盲难以消除。
3. 先秦以来，中国北方长期是农耕文明的中心，但是从公元4世纪之后，历经永嘉、天宝、靖康三次移民潮，中国南方渐渐成为了新的经济重心。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南方相对北方的优势仍然非常明显。
4. 在西属美洲，殖民地时期的经济重心位于墨西哥中南部和上下秘鲁，因为这两个地区继承了前哥伦布时期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而且拥有丰富的矿产。但是从18世纪波旁改革之后，西语美洲的边缘地区，如智利中南部、拉普拉塔河流域、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北部开始得到重视。19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这些曾经的边缘移民地区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确实更有活力。
5. 以巴伊亚和伯南布哥为中心的巴西东北部在蔗糖繁荣时期（约1580-1680年）是无可辩驳的经济中心，而此时以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贝洛里奥藏特为中心的巴西东南部还是一块基本被放置不管的边疆。然而历经18世纪的黄金热以及19-20世纪的工业化之后，东南部在各个产业上都全面超越了东北，东北反而成为了落后农村的象征。以至于在巴西，对东北人的偏见已经非常普遍。
6. 在15世纪末，以北意大利为代表的地中海地区相对西欧北部在商业组织上有着巨大的优势。通过遥控分公司，一个皮亚琴察商人能够足不出户操纵自己在伦敦的业务，而同时期的德国汉萨商人还得事必躬亲。但是欧洲经济的重心在16-17世纪从地中海转向了北方，后者也在工业化时代拥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
上面这种例子其实不胜枚举，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后发制人”并不一定总是奏效。例如在今天的德国，莱茵河流域以及南方的工业水平就要比易北河以东地区领先很多，而前者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所开发，后者在9-12世纪日耳曼人东扩时才被普遍开垦。这个例子也说明，现代化进程本身十分复杂，有很多因素都可能发挥作用，不能够做出一言蔽之的判断。
可能的原因有哪些？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本回答在此不试图“解决”，只给出两种经典理论解释作为参考。
1. 移民素质理论
以凡勃仑（Thorstein.B.Veblen）为代表的许多学者认为，移民是后发地区得以快速超越先发地区的关键，因为移民本身具有传统定居者所不具备的一些素质，这些素质正是促成现代化的关键。此外，移民的不同素质也是不同后发地区经济表现不同（如阿根廷和美国）的重要原因。
移民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素质是进取和创新。近现代以来，在国际或国内范围流动的绝大多数移民都是生活困苦的底层农民或者工人，他们选择移民往往是因为走投无路，或者对美好生活有着强烈渴望。更高阶层的移民则往往是一些不安于现状，希望能开创一方事业的年轻人。这些人的普遍特征就是敢于冒险，而且往往吃苦耐劳。
此外，移民往往能够摆脱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观念束缚，并且建立更有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新制度。传统制度普遍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上，对稳定的追求远远大于对活力的渴望，普遍限制生产要素流动，试图阻碍甚至禁绝阶层提升，对知识和教育缺乏关心，对制度和技术创新高度警惕，此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包袱”。而移民即使不能够完全脱离，也至少能够部分抛弃这些包袱。
2. 内卷化理论
在20世纪，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也注意到了我们上文陈述的“后发制人”现象：在印度尼西亚，农业历史悠久、人口高度集中的爪哇岛在工业化进程当中远不如外岛（印尼除爪哇岛以外欠开发的其它岛屿）顺利。对此，格尔茨在1963年写成了《农业过密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一书，认为爪哇岛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导致当地人民困于人口增长带来的内部压力，而无力发展其它产业；但仍然采用刀耕火种的外岛在荷兰殖民者到来后反而可以更快发展出口农业，进而向工业经济转型。总结来说，先发地区过于密集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成为了工业化的阻碍，后发地区则更加游刃有余。
16世纪中叶，法国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来到意大利，对当地人匮乏的饮食条件感到诧异，比起开发了两千余年的地中海沿岸，法国在人口和社会结构带来的压力上似乎要小一些。然而在18世纪，英国的生活水平又要明显高于法国，而后者不堪饥饿的人民在世纪末发动了一场革命。到1900年时，世界上只有四个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其中就包括英国（其余三个是美国、德国、比利时），法国是两个半工业化国家之一（另一个是荷兰），而意大利和俄国、日本、西班牙等国一样，还在跑道上尝试起飞。
显然，在罗马留给其子女的遗产当中，既有皇冠，也有脚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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