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今的许多年轻人厌恶满清？

人类需要用各种途径，渠道，目标来发泄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

不信你拉住王思聪问问，他恨不恨满清，你看他会不会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你。

所以，年轻人想痛恨什么就痛恨什么，您管得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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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有人说又有人在挑动对立吧。

那我说干净一点。

使用政治正确来挑动阶级斗争，

通过阶级斗争吸粉，从而搞粉丝经济来谋求最大的政治利益，

正是这个社会运行的一条法则。

其中显然包括但是不限于：

用性别区分阶级的女权主义，

用肤色区分阶级的黑命贵，

用经济发展水平区分阶级的xxxx，

用民族区分阶级的本问题，

用xx区分阶级的xxxxx，

……

各种阶级斗争都可以一箭双雕，

可以让社会上的不满有发泄的渠道，

还可以吸粉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

何乐而不为？

生于不义，死于耻辱。得国太巧，杀人太甚；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御敌无方，扰民有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鼓吹开疆拓土胜过汉唐明，结果洋人一来，领土半卖半送；鼓吹尼布楚胜利，结果西伯利亚势力范围白送沙俄；鼓吹统治有术吊打汉族王朝，结果民间起义不断、义士杀进皇宫、各级官僚腐败愚昧；鼓吹“满清皇帝无一昏君”，结果首都百年内两次被洋人攻陷，不平等条约签了上百条。

在一个百业凋零、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官僚腐败君主无能、外族任意欺负我们的时代，满清还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即便他死了还要经常诈尸恶心人。溥仪心甘情愿投靠日本人，成为侵华日军的帮凶；至今还有满清朝廷粉妄图翻案；东北现在出现了鼓吹独立恢复伪满的人渣，它们也是打着鞑清旗号。

恶心的外族王朝，死了是大好事。

补充一句：总有“人”拿别的朝代也屠城来洗地。自古以来屠城都是要遭受严厉的道德谴责的，反而只有清粉对屠城洋洋得意，诡辩“别的朝代也这样”，跟日本右翼非常像。

也难怪啊，毕竟溥仪自愿且非常积极得去当伪满洲国皇帝，梦想复辟鞑清。

还有这种人。满清统治中国，拿尽了民脂民膏，把自古以来处于中原政权势力范围的边疆地区搞得近乎分裂，而东部附属地区也割地无数。这时候还要吹“这些地盘是我大清打下来的，割了自己的战利品，汉族没资格批评”，可笑可笑。统御中国时则以正统自居，被洋人揍出翔就是国土都是战利品送了就送了，还字里行间表现得好似是我们言论惹得满清皇帝生气他才割地似得。清代国民就算认为满清是中国，他就不割地了？

“讲普通话，做文明人”，灭我汉语，辱我汉族。

先说说我对明清易代的看法吧。

对于贯穿了整个中国十七世纪的、涵盖了被满学家阎崇年称作“明亡清兴六十年”和被清史学家李治亭称作“清朝的第一次统一与第二次统一”两个阶段的、通常称之为明末、南明、清初的这段历史，当我放下手中的书籍时，我的心中只有深深的痛惜与无奈。黑暗吞并了光明，痛苦淹没了希望，鲜花沾染上了污泥，英雄悲哀地死去，纯洁的处女被凶狠的歹徒玷污……所有的先进力量被摧毁，一个上下五千年也难寻的、反动透顶的王朝，在被它用无聊透顶、可笑又可鄙的政策摧毁的中国的土地上，确立了它的统治。中国人民在东北到萨尔浒，西南到景线的广袤土地上，进行了以牺牲性命换取尊严的斗争，最终依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朋友们！这样的结果是你我想要的吗？想象一下，我们被侵略者占领了，奴役了，他们在我们的头上织了一条丑陋的鼠/猪/牛尾巴，作为他们征服我们的战果。即便是当时的外国人，也认为中国是被“鞑靼征服”了。

爱新觉罗这个家族，从它的创业者开始，就透露出深深的反动本质。野猪皮究竟是个什么玩意？他怀揣着个人的野心，在明廷的庇佑下，四处抢掠和奴役女真部落民、在建州卫开垦的汉民、朝鲜民，把他们编入自己的军政利益集团，而自己则依靠这些奴隶们成为大奴隶主。当他的个人野心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他悍然翻出一条三十四年前父亲因公殉职的陈年旧事，指责明廷欺侮了他，并对曾经扶持过他、让他享受了三十四年奴隶主贵族生活的明朝展开了背信弃义的战争。野猪皮他也没有代表女真族的利益，他只是用残酷的手段逼迫他的来自不同种族的奴隶们为他爱新觉罗家的荣华富贵流尽鲜血。朋友们，如果今天的中国，某一个军政长官因为三十四年前的某段仅仅只涉及他个人和家族利益的事情发动了战争，那么你们会怎么评价他？所以野猪皮他无论如何，至少是一个分裂国家的人，一个无耻之徒，一个和安禄山史思明一样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人。

然而，这个指控在我看来是非常轻的了。

商传老师在《是谁误读了晚明》这个视频讲座中，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1.晚明已经有走向近代化的趋势，而清朝又把这种趋势推远了。（方志远老师也持此观点，事实上这句话的原话来自于他）

2.明朝是一个汉民族国家，女真、乌斯藏不过是羁糜而已。

首先声明我对这两个观点的看法。

商传老师是明史学会会长，他对明朝自然有一种情感，事实上他还说过“农民军导致了清朝的建立，应该重新评价他们”。我认为，晚明的这种近代化趋势确实存在，而且也能引起我们的遐思。但是至少在视频里，他忽视了地域与阶层问题。明末的烂局，归根到底，就是由于大地主士绅阶层和皇室寄生虫们占据了大量土地，导致了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在连年大旱和苛捐杂税、三饷的催化下，饥民、领不到军饷的士兵自发而起，发生抗暴运动，最后动摇了明帝国的统治根基。而江南的大地主们，依旧过着十分腐化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是否有近代化趋势，那就必须考虑地域与阶层问题了。明廷作为行将就木、自上而下越来越反动和腐败的政府，对外不能阻挡外族的扩张，对内不能自我革命解决土地与饥民问题，它也应该寿终正寝，并由更强力的政府来代替它。

对于第二个观点，我认为他的表述有问题。我把它变成这样：明朝是一个农耕民族的国家，代表农耕民族的利益。因此，外来的女真族发动对明朝的战争，就是赤裸裸的侵略。因此，我认为，野猪皮是一个侵略者。

这个指控，在某些人看来非常严厉，他们会指责我，说我是一个“皇汉”。

我从两个方面来论证我的观点。

1.如果一件物体它看起来像xx，闻起来像xx，摸起来像xx，那么它就是xx。野猪皮在发动战争的过程中，一方面拉拢明人中的汉奸、反动派如范文程、李永芳、孙得功之流，授予他们高官厚禄，一方面对辽东辽西的汉民实行残酷的剃发易服、托克索农庄政策，致使沦陷区的汉民大量起来抗暴；他的儿子洪太使尽手段，数次对关内发动残酷的劫掠政策，掳走大量人口、财物、牲畜，最过分的是将掳掠来的女子剥去衣服绑在车上，并写上“诸官免送”的牌子，拉拢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寿、洪承畴等大汉奸反动派，获取了他们手中的精兵良将、西洋大炮，并把这些战争资源用于再一次侵略；他的弟弟獾和他的儿子福临，在入关后继续实行野蛮的剃发易服圈地禁海逃奴等反动政策，使尽一切手段践踏中国人的尊严，最后靠着数不胜数的偶然因素，耗尽整个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在中国确立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征服性统治；康麻子怀揣着不信任汉族大臣的险恶用心，想将他们的狗奴才、中国最大汉奸吴·我真的好爱陈圆圆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三桂全家迁入辽东，一手引爆了三藩之乱，造成了八年的战乱和更多人民的死亡，他最后还将吴三桂部下所有士兵抓到东北，罚他们代代戍边，这些人就是清代的贱民（雍没头的那劳什子破除贱户的政策就不要吹了，这些人到20世纪都有）。

2.明朝，或者说十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商业经济只占一小部分的国家。创造这个国家大部分财富的是农民，不是地主阶级，不是皇帝，也不是那些在关外渔猎的民族。女真族对当时的中国有没有什么贡献呢？那也是有一些的，比如说他们与辽东边民们进行贸易活动，向皇帝进贡。但是要注意，第一，这些贡献对整个国家来说微乎其微，并且在这种交流中中原对女真民族的反哺是有更大意义的，比如提高了他们的生产能力。第二，野猪皮及其家族并不能代表女真族的利益，因为他用残酷的政策将女真族编为军户，让他们为他和他子孙这些大奴隶主去流血。尤其是他的儿子洪太，对待黑龙江森林里的索伦族，对察哈尔部落的蒙古族，对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族时，分化瓦解贵族，逼迫人民参与到他的非正义战争中来。

那么，在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力量，既可以打败侵略性质的爱新觉罗贵族，又可以推翻明朝的统治呢？当然是存在的。那就是以闯王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集团。他们在攻下北京后，其实是具有以较小的代价统一中国，调和人地矛盾，团结当时一切进步力量，彻底解决窃据辽东的满洲集团的，只是因为一些极其偶然的因素（可能比你们想象中的还偶然，具体在我前面一个回答里面），最后失败了。朱元璋就说过，“三百单八（年）足矣！”，而且他认为自古得国最正的是汉与明，因为这两个王朝的建立者只是原来王朝的普通民众，不是如同别的王朝由某些臣子建立，因此大顺朝才是真正符合当时中国情况和百姓利益的。至于野猪皮和他的子孙，在九泉之下看到朱元璋大概会被打死吧。

总之，野猪皮和他的子孙，以极其不义的手段窃据了中国，又以那愚蠢的政策和极端敏感的心态对中国人的人格进行了侮辱，另外在这些自大迂腐的不义者的统治下，中国彻底落后于世界，并在后来的大变局中又由于他们将本家族的利益置于全中国之上，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日本人的崛起也正是由此开始。最后的最后，以爱新觉罗·我没当汉奸我没想复辟都是别人逼我的·溥仪为代表的汉奸卖国贼，公然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并企图分裂中国，他们应该被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唾弃。

有人说，野猪皮他们也对中国是有功劳的，他们开辟了东北、蒙古、新疆、青藏，而明朝没有这么大的疆土，因此如果是一个汉人王朝的话也不会开疆拓土。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错误。

清朝能够拥有比明朝更广阔的疆土，完全是因为它站在了明朝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有人将明朝与汉朝相比，认为明朝的疆域还缩小了。事实上终明代的一生，都在西南那些你们在地图上看不到的地方开疆拓土，说白了就是改土归流，比如杨应龙、奢崇明、沙定洲等川渝黔贵大土司都是明朝或复明势力平定的。再做个直观的对比，晋灭吴、隋灭陈都只要消灭掉长江沿岸的兵力并直取长江中下游平原，因为其它地方都没怎么开发。到宋平定南方，就需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打过去，元灭宋也如此。到清西斯剃头后，正是由于南方的开发，使得了南方获得了可以与北方一战的经济基础，尤其是云南，支持了两次全国性的反清斗争（孙可望和吴三桂）。

那么，假设是大顺或大西取得天下，中国会不会有这么大呢？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因为如果在那个时侯清西斯们失败了，那么可以肯定他们的人口（真正满洲）将会基本损失，中原政权可以很快速地吸收他们在北方的战果，而青藏方面，清朝治藏的法理也来自于明朝，新疆方面，只要准噶尔汗国崛起，起自西北的大顺大西领导人肯定会出于乡土情节向西拓展，只要掌握住兰州这个西域重镇，拿到新疆不在话下。

更何况，第一，野猪皮和他的子孙们封禁东北、内外蒙，把东北当作他们的私产，当作跑路用途，对汉民、蒙古民犯下严重的罪行，每当他们拉了一裤子就抽净蒙古人的血去帮他们擦，典型如三藩之乱；

第二，不可忽视近代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历史贡献，比如说新疆难道不是在左宗棠手里拿着现代武器突突突收复的吗？西藏直到解放前还有一部分被英国驻军。外蒙古不要说了，国姓爷开辟的台湾被清西斯们卖给了日本，琉球、朝鲜两个属国也被抛弃。至于东北？哈哈哈哈，清西斯们最对不住的就是东北了，甲午战争日本打到辽东，马关条约准备割辽东，日俄战争在东北打他狗清全程看戏，伪满洲国他溥仪就不要负责吗？

第三，也是我最痛恨的，就是因为封禁土地造成的惨剧。知乎上某个专门黑明国暗里捧清国的人，说什么清朝没有200多个县一起遭灾的，所以清比明好。这么说吧，遭不遭灾是个气候问题，要靠天吃饭，清西斯们发动两场战争把人杀干净，小冰河不就解决了吗？另外，丁卯奇荒难道不是发生在清代？还有，为什么在大灾之前，他清就遇到了两场大的农民起义（川楚白莲教、太平天国）？

我这里再讲一点吧，清西斯们对西北的回汉两个民族采取挑唆的政策，使得同治年间爆发了那场著名的灾难。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明末的西北回族，不管参加起义军还是当官军，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什么“民族性”？比如“老回回”马守应、在潼关诈降被屠的马世耀、在甘肃起义反清的丁国栋、米喇印、西营大将白文选、追随吴三桂反清的“两张皮”马宝……回族同胞们，我们曾经为同一个梦想战斗过，不要因为狗清挑唆我们互相残杀，就相互记仇。这笔账应该记到狗清的头上，记到他爱新觉罗家的头上。

还有两广的土客械斗……

再爆个猛料，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清朝入关后禁止缠足，所以有其进步的一面？其实吧，是这样的，清西斯宣布剃头后，男子反抗的都杀了对不对，同时他们也要禁止女子缠足，但是女子的闺房又不好检查，否则就是皇帝荒淫对不对，所以汉人只好以“男降女不降”来自我安慰，他们越禁止缠足汉人就越缠，所以明末缠足的主要是上层，到了清末就全部缠足了。上世纪我们党摸到太行山里面的一个小村庄去做工作，发现里面的都是明朝遗民，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而且不剃头不缠足……（这个绝非我造谣，出自知乎上有个讲我们党政治工作厉害的答案，当时我还纳闷怎么不缠足）

汉人的气节只能到女人的小脚上面去找，真是悲哀。

敝人故乡是湖南衡阳。衡阳如今最有名的历史文化名人是谁？“船山先生〞王夫之，衡阳如今到处是“船山”遗迹：船山大道，船山公园，东洲岛上有船山书院。可见衡阳是对这位出生在回雁峰旁，去世于衡阳县石船山。“终身未剃发”的“先明遗民”是比较推崇的。

可是，敝人也没见衡阳的年轻人因此怎么“厌恶满清〞。国庆回衡，在回雁峰上，王夫之出生地，“此君轩”上，不还有人穿“延禧攻略”的满服拍照的吗？但读过历史敝人，总是觉得，穿褂服、旗袍在王夫之塑像前拍照，总觉得有些奇怪。

要以个人论之，清帝国自1636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建立帝国以来，十一任皇帝中，只有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值得敝人敬佩。雍正帝推行的废除贱籍、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以及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改革，都是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且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的。尤其是废除贱籍，使中国不再存在一个类似印度的“不可接触”的贱民阶层，这个进步意义非常重大。其余的十位呢？个人都以为所遗留者，都只是表面的东西。

20岁，刚走出大学时，我也是皇汉。和服垃圾，汉服最美。日本刀垃圾，唐刀是你爹。清朝鞑子，祸害中华。

如今30岁。我会思考，我知道唐文化影响了日本的方方面面，但是日本在唐之前用的也不是木棍。我们用的普通话中从发音到语法植入了大量的满语，近代又从日语引入大量词汇，可我不会喊满语日语叫爹。古代人均gdp500美元，近代爆炸式增长至9000美元，起点也是他国的科学技术，我也不会管他人作爹。

清朝，不喜欢，清承明制，变本加厉禁锢了人的思想。明也令人厌恶，从元的手中解脱后，没能让统治者睁眼看世界，反而进一步禁锢了自身。秦后的大一统，让中国吃到了大人口的红利，同时为了维持大一统的疆域，儒家的忠孝礼义廉慢慢取代了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阉割了整个华夏的贵族精神。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听着感动，仔细想想8个字的本质就是做奴才。

20岁的我看到许多电视里的奴才，被驱逐时痛哭流涕的样子，还在疑惑做奴才有那么好吗？30岁的我突然懂了，他们哭的是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体制。

说了好多，也许还有许多要等我迈入40岁才能感悟

若是大明逢1840，是不是也会和大清一样，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自诩为天朝却不睁眼看世界；是不是也会像大清一样，死死抓住自己的封建皇权，勾结帝国主义，视平民如草芥。莫说大明，大唐大宋又如何了？

这曾是一国之主的皇帝，掌亿万人生杀大权，最后你要我自愿下台，实现共和或是君主立宪，让我和京城南门口卖豆腐脑的老头儿一个地位。这在中国古代，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没这样的道理。

中国近代的腐败和羞耻，不是一个清朝就可以解释的，是整个中国的封建制度烂了。

制度烂了，整个中国的朝廷、百姓、地主、农民、商人、文人都烂了。

大角度懒得写，从小角度出发！

早年在老家电视台干过，有一回去采访市志办修市志，有幸看到了大量的未经篡改的老县志（科普一下，地方志绝对是我们看真实历史的好东西啊，他是难得的不为尊者讳的真实记载，某县太爷修桥补路口碑极好但曾经仗势强抢民女，某军阀杀人不眨眼但居然尊重读书人临死前把自产全捐了修了很多学校之类，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啊！）

然后好奇就看了看满清时期的县志，很奇怪的是，哪怕日寇入侵的惨状都没能打断的县志记录，在满清甲申三百年的时间段里，县志断断续续几乎无法连城时间线索，也就说，满清三百年，修县志修的还没抗战时期好。

开始我以为是年代久远所以导致如此，结果主持修县志的老师告诉我，不光是年代久远的问题，满清时期根本就在不断打压文化传承。

以我们老县志为例子，清初顺治时代，我们县有十七所私塾，但在县衙督学所谓的指导下，到乾隆年间，私塾仅剩一所，谁敢不经允许开私塾，斩立决！家学所授课业，需经查审，如有不合经理者，以谋反论处，斩立决！乡野遗老，如有私传所学、妄议圣人，县衙理应禁之！等等等等，这直接导致了全县百姓识字率降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别说找人修县志了，大街上代写书信的都是抢手买卖！这里又有一个例子，县志记载道光年间有两村械斗，千人以上参与，最后县衙抓了一大批带头分子处理，两村人口五千以上，居然没一个会写名字的！简言之，识字者在道光年间千不存一！

直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县衙统治力量薄弱，再加上后来湘军将领们返乡，有钱有势且战功彪炳之下，开设了大量家学、私学，清政府无力阻止，只得捏着鼻子认了，私塾和新学学堂才猛增到一百多所！我老家这个东汉年间，在三国就已经有名有姓的湖南千年古县城，才走出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才到今天的能保证每年高考出二十个以上的清华北大生！

可怕的政策啊，和五胡乱华、金兵入关、蒙元天下之时的不分青红皂白一通乱杀相比，手段高明，造成的后果却不相上下！拉拢高层知识分子，收买中层知识分子，打压底层知识分子，再断绝产生新知识分子的渠道，造就一个群体文盲的统治对象，最好把统治对象改造成原始人，除基本的生存技能，连祖宗是谁都忘的一干二净，假以时日，他们就成了我大清最好的奴隶，最好的压榨对象！按照满清的构思，数百年后，满人应该成为印度婆罗门一般的存在，而其他民族，可能沦落为印度贱民一般，成为懦弱和愚昧的代名词，如果贱民阶层人口基数也不大，那干脆参考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一样，彻底抹除之，只在史料和博物馆中缅怀好了。万幸后来满清八旗子弟自己不争气，都退化到要依靠外人来平叛治国了，再摊上外敌觊觎，最后垮了个稀里哗啦！

实话说，那天我翻了些县志，冷汗直冒啊，鲁迅说他从字里行间看到满本都是吃人二字，而我看到的，是一个比纳粹种族灭绝计划更加邪恶更加残忍的庞大计划，我甚至怀疑爱新觉罗家族群，福临，玄烨，胤禛，弘历，他们都是穿越者，所以才能制定出如此精密而有效的计划，并付诸了实践！这项计划跨时三百年，几乎快要成功了，万幸天佑中华，感谢孙中山，感谢毛主席，在绝境中不仅干翻满清了，顺带消灭了产生新满清主义的土壤！

当然今天好多人又跪下去了，怀念满清那个可怕的时代，新满清主义的土壤又开始萌芽，值得警惕啊！

你痛恨日本人吗？为什么？

入关前

1.在入关前，努尔哈赤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稍有反抗，便大肆屠杀，残杀了一百多万辽东汉人。此后，后金军队多次入寇山东、河北。仅济南一地，就留下十三万具汉人的尸体。后金军撤退时，还将被掠走的汉族妇女载在马上，施以浓妆艳抹，一路吹拉弹唱。

2.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3.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4.“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5.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清军攻入关内，济南府境内，清军大肆屠城，济南府大约一百万人被屠杀。

6.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清军攻入赵州进行大屠杀，三万人被杀害。

7.崇祯十一年（1620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馀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

8.清朝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

9.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仅自杀的汉人，在清朝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十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10.由于清朝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

11.清朝统治者为了制止逃亡，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帝颁订：“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

入关后

1.畿南之屠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朝睿亲王多尔衮在北直隶三河、昌平、良乡等地进行的屠城，五千人被残杀。

2.潼关之屠

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三日，清朝“豫亲王”多铎在陕西潼关地进行的屠城，七千人被残杀。

3.扬州十日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南明将领史可法在扬州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同年四月二十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八十万具。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4.嘉定三屠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将领李成栋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

5.昆山之屠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昆山县人民杀该县清委知县阎茂才，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破城，随即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6.江阴八十一日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朝颁布剃发令后，江阴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进行反清斗争。清廷先后调动24万军队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清三王十八将，清军死伤过十万。但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后遭到清军血腥屠杀，繁华的街市尽为废墟。全城只有五十三个人幸免。

7.常熟之屠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八月到九月，清军先后占领苏州和南直隶常熟之后的纵兵焚烧杀掠。在常熟大屠杀中被屠杀的百姓无法计算，沿河沿岸都是人头。

8.金华之屠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七月十六日，清朝“贝勒”博洛在浙江金华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9.泾县之屠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十七日，清朝“提督”张天禄、“池州总兵”于永绶在南直隶泾县、徽州、绩溪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10.赣州之屠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初四日，清朝“江西提督”金声桓、“总兵”柯永盛在江西赣州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屠杀。

11.同安之屠

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攻克福建厦门和同安县，然后屠城。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住持无疑和尚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12.平海之屠

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七月，清军在福建平海卫进行大规模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具体人数不详。

13.南昌之屠

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包围南昌。次年三月间，南昌城陷，清军屠城。八旗军把从南昌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X。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这些事情记载在《江变纪略》里，此书是清朝政府查禁的重点，在乾隆四十四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而在清军陷城前，一些出来投降的汉人，也遭到了”男子分杀之，女子分留之“的命运。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再次占领江西南昌，下令进行屠杀。

14.邵武之屠

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五月，清朝“福建左路总兵”王之纲在福建邵武县进行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人数不详。

15.湘潭之屠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入湖南湘潭和沅州（今芷江），南明督师何腾蛟被俘。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在湘潭屠城，湘潭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城中不满百人。沅州也遭到纵兵杀掠。

15.南雄之屠

顺治六年（164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军放火焚烧鼓楼，趁明军慌乱救火之际，攻入城内。对南雄县民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

16.信丰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三月初一日，清朝“梅勒章京”胶商攻克广东信丰县，进行大规模屠城。

17.蒲城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四月初五日，清朝“固山额真”李国翰攻克陕西蒲城县然后进行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一万人被屠杀。

18.曹州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十月初四日，清朝梅勒章京赖恼、沂州总兵佟养量、临清总兵宜永贵等攻克山东州曹州，进行屠城。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

19.汾州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九月至十一月，清朝“端重亲王”博洛、“和硕亲王”满达海等在山西汾州、太谷县、泌州、泽州等地进行规模屠城。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屠杀。

20.大同之屠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在大同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清朝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帝，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21.广州大屠杀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广州，制造了庚寅之劫，”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死难十万至七十万人。

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和我念

亡

国

奴

说明我国新生代越来越正常了。

厌恶满清是一个正常人类应有的心理，问题问的是“为什么年轻人厌恶满清”，说实话，我爸这代人还真不怎么讨厌大辫子。

我当然不是在说我爸不正常，只是他们那代人获取信息的来源很少，既然电视剧把清朝皇帝塑造成千古一帝，电影把一触即溃的八里桥闹剧拍成巴图鲁壮烈殉国，他们自然也就信了。

90后，00后年轻人相对于之前的人群来说，有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体性”，简而言之，强调自我，更注重个人利益和个人感受，对单位啊集体什么的没那么重的归属感和依附性，也就没那么容易被传统媒体影响。

人嘛，政治历史观总归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

吹捧清朝对于我的利益有好处吗？除了让备受调侃的八等人制度施行起来更有合理性，对身为汉族的我有什么好处？

贬低明朝对于我的利益有好处吗？除了收获一点自以为是理客中的廉价优越感，倒是让“汉族原罪论”更加证据确凿了。

我们的历史课本很少写对外征伐史，倒是把清末万国来草的历史重复无数遍，然后还把康乾盛世捧上天，并将清朝的失败归结为中国历史的必然走向。

对于相当一部分妹子来说，历史知识就来源于初高中课本，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最强盛的王朝清王朝也不过是白人手里的塑料玩具，轻轻一捏就碎了。

EG的种子早在她们成长期就种下了，在她们内心深处，谁都比中国男人高级。

其他民族主义国家是不会这样委屈主体民族的，韩国土耳其哪怕编造历史也要树立民族自豪感。

我们强大而辉煌的历史不需要编造，却因为友邦惊诧论，因为XX团结论只能成为小众知识。

很多年轻人意识到，把清朝的失败归结为华夏文明的失败是不公正的，有实际危害的，更是对自己实际利益有损害的。

而另一些陶醉于理客中廉价优越感和键盘左话术中的脑臀分离患者却不以为然，无所谓，他们总会被淘汰的。

未来从来就属于那些紧盯自己利益的理性的人。

人的历史观，政治观，应当和自己的利益挂钩，绕过重重话术，某些年轻人比我们的父辈更早领悟到了这一点。

我19岁，所以我回答的是我为什么是清黑。

一:脱粉回踩

我曾是清吹来着。还有向逆向民族主义者发展的趋向。

是因为小时候被电视剧、小说洗脑得太深了。

如《康熙王朝》电视剧《月到天心处》《清国倾城之摄政王福晋》等小说。

长大后，思想一点一点被扭转。

现在，这是我一生的黑历史了。我无法接受自己有如此愚蠢的过去。

二:在其位不谋其政，过于重视阶级利益

在1854年4月2日，咸丰皇帝甚至还签署命令:“铜帽、枪(指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实为利器之最，尤利于风雨，现在军营能否购买应用?着传知吴健彰酌量筹办，虽不甚多亦可。”
湘军水师初组织的时候，威丰屡次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选购洋炮一千多尊运湖南交曾国藩应用。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湘潭、岳州两次大战役之前，已运到六百尊，曾国藩用来装备了水师，结果就把太平天国打了两场大败仗。曾国藩自供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饱之力。”所以他就请咸丰下旨饬催叶名琛将其馀几百尊洋炮，赶紧分批运来湖南”。
1854 年之后,在江南地区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中,一部分部队已开始使用洋枪,这些洋枪数量不多，是从上海购买的，“而夷人自用之洋枪，铰之在上海所买者尤精”。可见其式样不属先进。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英法联军交战的清军部队所使用的轻兵器,仍为传统的鸟枪、抬枪、弓箭、刀矛。
1860年英法联军扩大侵略战争时，京津战区抬枪不足,河南奉咸丰帝命解送一千杆,山西亦解送了三百杆。
刀矛号箭此期仍为清军的主要兵器。由于清军鸟枪填药装弹费时，射程又近，一次发射未中不及第二次发射,对手已冲至面前，这在战术上也要求清军不能完全放弃此类冷兵器。但刀矛弓箭只有在短兵相接时方能得用，对付揭竿面起装备落后的民众起义尚可一战，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英法联军枪弹炮火之下几同无用。1860年8月底，僧格林沁在大沽失败后退至通州,巡在瑞麟军营后奏称:
“通州驻扎八旗骁骑营官兵一千二百名,八旗汉军官兵八百名,均系弓箭刀矛,火枪甚少,抵此劲敌,难期适用。此项兵丁,拟俟山海关马步官兵到齐，一并撤回守城,以节经费。”

除此三点外，最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们并没有把英法联军当作最重要的敌人，他们把清军最主要的兵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各地人民起义的各个战场上。
1856年至1860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的风暴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各省捻军声势正炽，南方诸省的天地会等秘密团体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对待国内反叛同对待英、法侵略的态度大不相同。我们可作一比较:
1856年和1857 年，侵略军两度侵犯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未从省城外调一兵一卒加强省城防卫;而他在镇压广东的天地会起义时，调集动用了数万清军。
1857年底起,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清廷未派援兵收复广州;而在此期间,却以大批军队集结于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周围。
1858年5月,英法舰队列阵于大沽口外，相对峙的清军兵勇约1万人,除本处兵勇外，援军不过6000人;而在1853年至1855年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兵力远不止此数，而此时用于镇压太平天国战场上的清军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曾国藩军营、官文、胡林翼军营等处兵勇则是更多。
1860年4月7日,英法联军次第占据舟山、芝罘、大连湾，清军未作任何抵抗,福山、金州相峙的清军仅以千计;而对付此时山东、河南、安徽的捻军,兵数却以万计,尚惟恐其兵单。1860年8月起，英法联军猖獗于大沾、天津,直犯北京，在此地区清军总兵力合计近20万,而真正能机动作战的不过5万余人;而在太平天国战场上,除了1860年4月被打垮的江南大营6万兵勇外,能机动作战的约10万之巨。
在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除咸丰帝北逃热河后命曾国藩、袁甲三、傅振邦、官文、庆廉等酌量抽调一些兵勇外,未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众多部队中抽兵以对抗英法联军。1859年5月和7月,反而两次从兵数本不为多的僧格林沁军营调兵镇压捻军。1860年9月30日,咸丰帝收到漕运总督袁甲三请求派穆腾阿回京任职的奏折，廷寄仍称:“穆腾阿帮办军务,现在督攻定远,正当得手之际，若再行他调，诚恐该匪乘虚窜出,又费周章。该都统著无庸来京，惟当督率兵勇，迅克坚城，擒斩渠首，以慰朕怀。”就在这一天,在热河的咸丰帝还收到奕诉等报告英法联军已到北京朝阳门外的奏折。10月7日,咸丰帝给河南巡抚庆廉的廷寄中称:
“前因夷氛猖獗,直犯京师,谕令庆廉迅即统带精兵,星夜前来,合力攻剿,将河南剿匪事宜,交毛昶熙督办。该抚谅已接奉此旨。本日据庆廉奏:官军众寡不敌,镇将被戕。是河南捻匪情形,正当吃紧之际,设或该抚带兵北来,捻逆一闻此信,乘机北窜,尤为可虑,毛昶熙未谙军务,亦恐呼应不灵。著庆廉体察情形,如不能动身前来，即著前调之副将黄德魁、游击赵喜义等,管带新募艺(夷)勇及得力楚勇共数千名,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以资调遣。”
此时正值英法联军准备进攻北京，庆廉一路乃勤王之师。 救京城,保河南，兵将用于何处?咸丰帝的态度明白是后者。
最为奇特者为上海。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上海成了英法联军的兵站所在。中外相安,通商照常。据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奏折,其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是无兵可战守,军力全用于南京一带太平天国战场;二是战必绝通商、断海运，通商断而海关税收无，江南、江北大营即无饷源,海运绝而漕路不通,京师粮食困乏。何桂清等为镇压太平天国而无视清朝已与英、法开战的举动，得到了咸丰帝的赞同。1860 年英法联军占据大连、芝罘,欲大举进犯京津大沽地区时,何桂清等人却与侵略军头目们商议“借师助剿”之事。在他们的乞求下，英军留下1030人,法军留下600人，以保障上海地区的“安全”。是年8月18日至21日,正当北方英法侵略军占据大沽后路的大，小梁子，进攻石缝炮台和大沽北炮台之际，驻在上海的英、法“友军”却与清军共同阻挡太平军向上海的进车。从更深刻的背景来看，上海地区中外势力的联手，说明了上海地区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与英、法等国利益的- . .致性。代表他们利益的江浙官吏,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主和派。

三:就算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尊老爱幼，清朝出现过比不过的情况

公元1862年5月13日《印度太晤士报》(Overland Times of India)发表了一篇一个英国的军人在刑场上参观清军用剖腹的酷刑屠杀太平天国俘虏。原信说:
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清朝方面处死的。英、法的军队既然帮助清朝俘虏太平军，自然他们也赞同清方这样残暴地屠杀俘虏。
当时的情形可真凄惨，我怎样来描写这个可怕的情景，我如何能忘记这个可怕的情景呢！
这批被俘的可怜虫，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八十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十至十八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让恶徒们把她们带到僻静处所去强奸，强奸完了，再拖回来把她们处死。有些少女甚至昏倒了，也被拖到刽子手面前，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刽子手们一面诅骂着，一面把被杀的妇女的乳房剖下来，扔在她们的脸上。这批刽子手的技术可真巧，他们做剖腹工作，能不伤及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一个怀孕八个月的被俘少妇，目睹上述惨状，她不呻吟，也不叹气，她已忍受了无赖们的蹂躏，当她的婴儿从肚里剖出，被刽子手抓着一只小手提到她面前，她看见流血的、战栗的胎儿，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出一种即使是虎狼听了也觉得凄惨的叫喊，她以最后的，非人的力量挣脱了按住他的人，把胎儿抱在流血的胸怀里就死了。她把孩子抱得非常紧，甚至于无法分开，于是母子两人同被抛到尸堆上去。另外一位等着剖腹的少妇，手里抱着约十个月大的一个喜笑活泼的婴孩，清军从她手里突然夺去了孩子，向刽子手抛去，刽子手当着这位少妇的面，便用利刃刺进这孩子的柔嫩胸膛。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我不能，实在不能再写下去了，深悔当日去参观这样的刑场，我再也不愿意做军人了。过去二十年来中，参加过许多战争，许多最激烈的战斗。在大多数的战争中，那残酷杀人的情形，事后想来，还觉骇惧。但迄今为止，我所看见的、听到的、读过的，还没有能和清军开膛剖心这样可怕的残酷刑法相比的！上帝纵使宽恕英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如何能饶恕它参预对无防御力的妇女和柔弱无知的孩子们的屠杀呢！……

永平元年秋，将刑元愉妾李氏，群官无敢言者。敕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伏闻当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乱，诚合此罪。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且臣寻诸旧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君举必书，义无隐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后？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识，知无不言，乞停李狱，以俟育孕。"世宗纳之。——《魏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五十五·崔光

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

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

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

及垂起兵山东，苻昌收纳及德诸子，皆诛之。纳母公孙氏以耄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之于郡狱。——《晋书》卷一百二十八·载记第二十八

三:民不聊生

乡民佃耕多于自耕。约费枯饼、灰粪、人工钱文一千,可得谷一石。佃耕计每石田须押规银三十两内外,岁租十石内外。资本不足家，货银偿谷,谓之水租。…… 故佃耕农民，多形拮据。此乡间作苦情形,不患不勤而患不富,终岁勤动有不得养其父母者。

贵州兴义等府一带苗疆，俱有流民溷迹。此种流民闻系湖广土著，因近岁水患，觅食维艰。……上年秋冬，由湖南至贵州,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
正是一幅无比凄惨的流民图。作为农民，谁愿意离开祖辈耕作居住的家乡呢?而且是辗转到偏僻荒寂的苗乡.据罗绕典统计，1821-1850年，竟有62,388户湖南游民进入贵州，以每户五口计算,即达三十万人!

在当日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人多地少沉重的人口压力和惨重的封建剥削下，无地可耕的人们，从农村里流离了出来，被排挤到死亡的边际。据文献所载，约有十项。

(一)流民。流民是从农村流离出来的人。他们不是愿意无所事事的，实因谋生无路才被排挤了流离出来。《乾隆吴县志》所谓“古之游民者舍业而嬉，故可驱而返之四民之内，今之为游民者，无业可入”的话，确为一针见血之论。李兆洛《凤台保甲议》记凤台籍流民也说:“凤台无业者辄流散四出，谓之趁荒，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这些无业的人们去做流民，既可以沿途叫化，政府又往往有例给的赈济，所以当时流民有“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话。政府例给的赈济大抵不过是施粥，然而流民们就为了这几碗稀粥，便扶老携幼成千成万的不远千里穿州过县到那些有粥可领的大都会去度他们的残生。因为此种生活究竞比他们在家吃草根嚼树皮好得多了!此种流民，在乾隆初年人数已众，所以便引起政府注意。乾隆四年(1739年) 十二月甲戌谕各省安辑流民。明年五月初一日又谕地方官教导游民。流民的生活实在太痛苦了，他们长年飘到东来又飘到西去，简直是一大群的叫化子。但是，他们人数既多，一旦团结起来，就是一种力量，所以到了政府统治力隳废的时代，他们便走上反抗的路上去。如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谕所记:“江西与闽、广交界，两省游民至抚、吉、赣一带成群结党，形势凶横，语涉支离，自四月至六月不止，地方官不敢查问。”而广西流民反抗的情况更为激烈，《光绪北流县志》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雷再浩倡乱于桂林，州县震动，游民乘机煽惑，拈香拜盟，路劫商旅，伙抢村庄”。同书又记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郁林州事说:“时米价腾贵，土匪以劫粮济贫为名，怂恿游手攻掠吓勒，县官亦以饥民目之，效尤益众。”《光绪容县志》也说道:“道光二十九年，岁非大歉，突有称饥民者来自水里，千百成群，向殷户强索钱米。举人李英请县出示许以格杀勿论。二里石寨梁家遂发炮拒之，群匪始散。”他们都给金田起义做了先驱。至于那些湘、鄂、皖、赣、苏、鲁一带的流民们，到了太平军北出的时候，也沿途成群结队加入，又给革命军以无限的人力的支持。
(二)乞丐。通常做叫化子的是残废干不得活的才去叫化，但那时候年轻力壮的人，无田可耕，无工可做，也被迫沿门叫化去了。陈锺珂《先文恭公年谱》记乾隆八年(1743 年)四月陈宏谋在江西巡抚任内事说:“各属城市乡村多有恶丐，名为练子行，年力精壮，强横无赖，到处成群，登门强索。”又记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七月陈宏谋在江苏巡抚任内事说:“各处乞丐多年力强壮之人，强索滋扰。”此种年力精壮的人也做了乞丐，自是因为无路谋生的缘故。于是随着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的增大，乞丐的人数也一天天地增多起来。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以乞丐辗转流移，随地乞食，城市乡村，所在多有，谕命地方官督率保甲等设法约束，以免滋事”。乞丐生活的凄惨是难以描画的，徐彬《先恭勤公年谱》记徐泽醇嘉庆末任重庆知府时事说:“郡城为水陆交冲，人烟稠杂，贫民生有子女不能抚育，多流为句，每至冬寒，道瑾相望。”此种情形，不止重庆一地如此。
(四)盗贼。乾隆时，有一位历任督、抚深知民间疾苦的政治家陈宏谋《寄王者相书》说:“盗贼皆起于贫穷，贫穷皆由于无业。”在康、雍之间，东南沿海人稠地窄之区，海盗已渐萌”。乾隆中以后，四川因从外省迁来的人多了，生活也不容易了，于是盗风亦渐起。乾、嘉之交，川、陕、楚三省白莲教起义，东南沿海之区，海盗亦同时并起。先是乾隆末年福建因粮价昂贵，以致贫民流为盗贼，海盗日增，广东、浙江沿海无赖亦相继入海为盗，一时蔡牵、朱渍之徒，纵横海上，直到嘉庆中始平。嘉庆十五年(1810年)三月丁丑谕军机大臣等述两广总督百龄亲往查办海盗缘由说:“洋盗本系内地民人，不过因糊口缺乏，无计谋生，遂相率下洋，往来掠食。伊等愚蠢无知，但知趁此营生，亦不干犯王法，岁月既久，愈聚愈多。”可知当时闽、粵、浙三省的海盗，都是那班被排挤到死亡边际的无衣无食的人们铤而走险下海为盗的。在这班海盗还未捕灭的时候，嘉庆十年(1805年)广东内河盗贼亦起。到了广东海盗招安后，又从粤入桂，为盗公行。据时人记载嘉、道之交，两广总督蒋攸铦、阮元，广西巡抚赵慎畛在任内先后数年间，各获盗犯数千案”，其时两广盗贼的众多可知。在陕西则有木厢、炭厂停工，佣趁匠作失业为盗之案”。在河南、安徽则有红胡子，此种所谓红胡子，便是后来太平天国时期反清的捻党。在闽、浙沿海则海盗复炽”。在山东则贼盗公行，肆无忌惮”。嘉、道之间，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较乾隆时愈甚，无业为生的人更多，盗贼也一天比一天地加增，于是川、粤、桂、闽、浙、皖、豫、鲁各省盗贼都相继而起，而道光末广西省，更是群盜如毛的世界。在金田起义之前，各地盗贼已经先点起燎原的烽火了。
(五)盐枭。产盐之区，有一些人专靠煮私盐贩私盐为生的叫作盐枭。《雷塘庵主弟子记》述嘉庆时浙江南沙盐枭情况说:“贫民篷居煎卤以为私贩，已搜已前，间岁或以兵搜毁，兵至而私枭逃逸，篷灶尽擻，兵去复集，集乃益贫，且至四出为盗。”可知此种盐枭也是无业的贫民去做的。
(六)私铸。乾隆、嘉庆时，川、滇、黔、楚无业穷民，往往到深山去采铜私铸制钱。嘉庆四年(1799 年)白莲敷起义时，陕、甘总督松筠在《平贼方略策》中，奏论四川私铸等事说:“石硅以东，达于黔、楚，到处有铜有柴，就山铸钱，穷民以此为生者不可胜数。”因此他主张取消私盐、私铸以至硝、磺、铅、汞之禁，任民煮贩采铸，官为收税，使“化私为公”。他以为当时大问题不在白莲教未平，转在将平之时与既平之后，因为当时反抗的不尽是白莲教，而盐枭、私铸、私硝、私磺、私铅的人都乘机起义，日聚而日多，若能如此办理，则“因民所利，既无作奸犯科之名，而无业之徒，藉此以为糊口赡家之计，其狡悍无赖者身有所营则不暇他顾，心有所恋则不忍弃损，可潜消其桀骜不驯之气，川、楚乡勇解散之后，不患无以营生，从贼匪党一闻此旨，必纷纷来投，生路既多，必无他虑”。松筠这个政策，是一个瓦解革命群众的毒计，他声明这只是军事时期的临时办法，待军务告竣后，再定久远制度。嘉庆帝以为迁阔不纳。后来白莲教虽然勉强平定了，而根源仍存，政府只靠几条严峻的律例，来制裁这班做盐枭、私铸、私硝、私磺、私铅为生的人们，等到金田一呼，他们又闻风响应了。
(七)入彝地供役使。清代滇、黔两省与苗、彝错处的地方，常有汉人潜入租种彝地的事。而四川叙州、马边诸地田少山多，康、雍以后，这一带无业穷人，潜入罗罗彝地，认田耕种的更多。他们到了彝地去，与彝妇配合，生的子女叫做“白骨头”，罗罗的贵族叫做“黑骨头”，白骨头听黑骨头役使。这些汉彝配合所生的白骨头，到光绪叙州府修志时，“祖孙父子滋养生息于其间者不下千万家”。汉族为了衣食的逼迫，不得不流入彝地去谋生，他们的后裔，竟给罗罗贵族的役使，沦为奴隶的地位。
(八)僧道。寺庙向有田产，又有富贵人家的施舍，僧、道大都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所以贫穷的父母养不活子女的，常有把他们送给或卖与僧、道做徒弟靠寺庙生活的事，而穷老孤独亦多托迹其间。雍、乾之际，僧、道日增，其故即由于此。乾隆帝初即位，命嗣后礼部发给度牒，凡出家的必须领度牒方准披剃，以示限制，并命清查斋田，编入册籍，除名山
古刹酌留外，馀皆归公,一时僧、道惶惑不安。但不久，乾隆帝便明白“为僧为道，亦不过营生之一途”。此中实包含有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几道取缔的命令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得不取消稽查寺庙资产归公之命”。至于发给度牒一事，亦有名无实。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六月癸巳山西道御史戈源奏:“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无度牒者已有三十四万馀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簪剃者恐不下数百万众，若纷纷查补，必多滋扰。请嗣后永停通颁。”奏上，乾隆帝允行⑧。于是并明文取消度牒之命。据戈源所奏，可见乾隆年间限制僧道命令之下，私自簪剃的人之多。在佛门中，除和尚外，还有尼姑一项。 据雍正二年(1724年) 蓝鼎元记所见浙江尼姑情况说:“天下尼僧惟浙中最盛，即杭、嘉、湖三府己不下数十万人，其系本人自愿出家无十分之一也， 皆因少时父母贫寒,为老尼所感，鬻与为徒，泊乎长大，不能自脱，而凡为尼者，又皆多购致闺女，欲使教门兴旺，长养禁锢，终其身无婚姻之日。”又说:“愚尝过苏、杭之间，见街巷标榜下胎神药，绝孕奇方，不胜惊叹，谓风俗之坏，何为一至此极?市人为余言，皆为兰若尼僧而设。然则兰若之名，乃青楼之别号耳。”兰氏是当时 一个留心社会民生的人，此事得自亲见，当是可信的。这成千成万的女子，为了父母贫寒, .卖给尼庵，有的禁锢终身，不得婚嫁，有的名为清修，却暗操神女生涯。

四:统治腐败

灾害一成，各地居民除了丧生的,更大量的是沦为有家难归、无家可归面游离本土的灾；为数动辄数十万、成百方。单计1849年长江大水，遭灾者“几于鸿嗷半天下 “浮口”灾民，衍变成为流民。他们除了在省境内部、省际之间,流动来去外,到了四十年代,更经常远道“阑入京师地面”。他们这一行动本身，含有请愿意味,还怀有希望,亟盼滑廷对他们的困窘处境，能有所援手。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拦截”于京师之外就是“递解回籍”

广西吏治被周天爵称为“稀见罕闻至此已极者”,1851年夏擢任的巡抚邹鸣鹤在密疏中作了一番统计: 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借以人证难齐，屡催未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仓库交代、正署更迭，未据造报详咨者亦积至二百数十起。驿站则限行五、六百里公文，因马少夫疲率多积迟，计日行不过百里，此外事多延误而缉捕废驰尤甚...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极甚久。

于是“恣睢暴戾，惟事诛求，钱粮则任意侵亏，词讼则株连积压”，那时候，全国一千三百馀州县，那一千多州县官，便好像千百的虎狼放在民间，吏治安得不黑暗，民生安得不凋残呢!嘉庆四年，和珅伏诛，查钞家产世传不下八万万。和珅虽伏诛，但在他手中成长的贪污政治，却一直侵蚀到政治机构的最下层，种下了一个上下交通，政以贿成的恶果，并且成为风披一世牢不可拔的风气。嘉庆十九年(1814 年)江南道监察御史陶澍奏言各省州县锢弊日深，都由该管上司不能正已率属，其弊有八端:一日勒接交代，新官承认前任亏空，少者数千，多则数万，告禀则上官有失察之咎势不敢为。二曰多摊捐款，名目有等补、帮助、贴赔、使费，每岁数百数千两不等。三日预备赏号，凡上司有事，或练兵，或巡边，或公谯均有赏金，上司收之作赏， 吏役更索规费。四曰派办供给，上司出入境时，有夫马，有酒席，有站规，有门包。同在一城的有轮月，或包月的供给、一窗、一扉、一厨、一厕都取给于附郭的州县。五日压荐幕友，藩臬道府所荐,州县不敢不受，有未见面而送束修的，叫做食坐俸。六曰滥送长随，上司荐来不得不受，有恃无忌乃外勾吏役，内通劣幕。七曰委员需索，一纸文书可办的事，动辄派委数员调剂闲官，多所需索。八曰提省羁留，官进省后，转委他人，一年半载之后， 始令回任。凡此诸弊，督抚藩臬中虽贤者或亦不免，以致不肖的州县既有所挟持以无恐，而循良的州县又有所牵掣而不能为。陶氏所述当时上司需索下属的情弊，可谓详尽。此种情弊，跟和珅当政时能有多少的差别呢?所不同的是此时朝中少了一个同和珅那样的大贪污的宠臣而已，而各省自督抚以至州县贪污之风还依然如故啊！

吏治一日不肃则民一日不聊生，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于至治不可得。夫欲吏治之肃，则督抚藩臬其标准矣。试思十馀年以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有“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又宁增无减，宁备无缺。无不取之于州县，而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而州县亦藉是明言于人日:“我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此督抚藩泉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之，尚或有所畏忌，至一年二年则已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亦或有不甘冤抑赴京上控者，然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询而已。执事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派上司稍有良心者亦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连州，皆其明效大验也。

现今所急者川省军务,尤莫急于各省吏治。……以今日外省陋习相沿,几有积重难返之势,惟在亟宜剔刷,破格调剂,庶乎有益,似非徒仗雷霆诚谕所能耸其听也。……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属员未尝不奉丞上司,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第觉彼时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闫阁咸享乐利之福,良由风气淳朴,州县于廉俸之外,各有陋规,尽足敷公私应酬之用,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咸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责,以作护身之符,此督抚所以竭力趋奉和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

曩于东华门外酒家，晤一老吏，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历九行省，极论兵乱以前各省吏治之坏，滔滔汩汩、口若翻澜。且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折夫马，斥供张，勒馈赆，属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

据郭毅生先生对广西等五省州县征收田赋状况的实证研究，结论是:浮收勒折,极为普遍而又严重。银价倍涨,本来已使民间暗增一倍之赋，加之各级官吏出于剥削阶级贪婪本性，诛求无已，更弄得民不堪命。就总的情况来说,每年征牧时，钱粮分为本色与折色:征收本色者,每石至少浮收五六斗，多者至三四石当一石;征收折色者,则高下其手,漫无边际,最少亦加倍,一般是三四倍。

江、淮间有所谓捻子者,数百人为一群,抬炮、鸟铣、刀、矛各杀人器皆具,蚁护蜂转,地方官莫敢谁何。余尝视其魁,下中人耳.而所在阗门,呼曰:“响老”。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愬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响捻子也。因问其主人曰:“国家为民设官,百里一县,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为?”土人嚬蹙曰:“难言也!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阁之威,狞于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铺堂有费,守候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何如愬诸响老,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余于是喟然曰:捻于其汉代之游侠耶?当其闻难则排,见纷則解,不顾其身,以殉人之急,合于太史公所谓救危振赡,有仁义行者。然而重诺市义之后,无业者投之,贩盐、掘塚、博掩者授之,兄事弟畜,盗贼以薮,背公死党,无不可为。

五: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国家利益还要重要。

损害中国利益较小者，是第二、三项，即增开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到内地等内容;至于公使驻京，虽潜含可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
可是在咸丰帝心目中，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他认为最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驻京，其次是内地游历，再次是增开口岸。所谓天津谈判20多天，咸丰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至于那些损害中国最为严重的条款，咸丰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胁下倒是比较痛快地接受了。
咸丰帝的观念为何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呢?
这须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说起。
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洽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性地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长久地自以为是“天下共主”
如果我们再仔细从历史中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而这些带兵要挟常驻北京的“夷”使，又让咸丰帝归于哪一类呢?
如果仅仅是公使驻京，威丰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许也会忍了，但更要人性命的是这些驻京的公使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可牵涉到自1795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礼仪问题。
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对中国呈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是一种污蔑，表示着臣服性的宗藩关系，因而坚持用西方使节见君主的三鞠躬礼。这种礼仪之争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个小问题，但在当时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牵扯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则问题。
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在当时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其准确含义今日已无相同的概念，它表示着上下等级秩序，是统治的标志。由于它的功能特别，以致在政府六部中专门有一个“礼”部，主持王朝的典仪。
三跪九叩的确是藩使见亲主的礼仪，但又不是藩使见宗主的专用礼仪。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是对中国皇帝轻慢吗?
咸丰帝或许已听说了西方臣子见君主也不过三鞠躬而已，但从心底里认定，那只是没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乱的“夷”俗。让朕面对一个鞠了3个躬便站着说话的“夷”使，这不仅仅对朕个人的亵渎，而且是对大清朝的侮辱。若让此等事情发生，朕又何颜以对列祖列宗;若让此等事情录于史书，岂不遗臭万年。就是让那些饱读经书的臣子们见到此光景，朕今后还有什么威信?
中国的皇帝决不能面对一个不肯跪拜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是对“礼”的破坏。“礼崩乐坏”是王朝灭亡的征兆。
根据这种思路想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天朝上国”的对外体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外封闭，只有关起门来才可以大胆地自吹自擂。通商口岸的增加，正是对封闭的破坏，更何况外人到内地的游历，华“夷”混杂，不易控制，种种叛逆的思想传播，最容易发生“天朝”专制统治者们最为担心的里通外国，合谋图反的事件。由此观之，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决非是咸丰帝一人如此固执地维系“天朝”对外体系，毫不体恤前方谈判官员的难处。当桂良欲允“公使驻京”的消息于20日传到北京，很快泄漏，京城官僚闻之大哗。6月23日，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分头上奏。桂良的女婿、咸丰帝的亲弟恭亲王奕䜣，后以对外主和著称，倡导了“洋务运动”，而此日出奏时，要求在谈判中决不能示弱;并称英方谈判代表李泰国“系广东民人”,“市井无赖之徒”,系英方的“谋主”,让咸丰帝敕令桂良在谈判中“待其无礼肆闹时，立即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既足褫逆夷之魄，且不啻去其腹心指臂，办理当易手”①御史升耕云奏:“臣不知进乞皇上为宗社自重!②吏部尚书周祖培、刑部尚书赵光、工部尚书许乃普等十余人联名上奏，提出“公使驻京”之“八害”：一、知我举动，既速且详;二、建立高楼，窥我宫禁;三、指地营建使馆，拆迁民居衙署;四、观望“跸路”,无人敢禁;五、设馆传教，去我衣冠礼乐;六、民夷杂处，设有斗讼，无从讯断;七、包揽商税，任意往来，门禁税收尽废;八、朝鲜、琉球等国，由此滋生轻慢之心。他们还特别指出:“该夷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即欲为生聚教训之谋，不可得也。请皇上宸衷独断，决不准行，天下幸甚!”③宗人府丞钱宝青奏称:“自初十日(6月20日)以后，所闻市井闻谈，士大夫请议，无不以夷人驻京为宗社安危所系而惴惴不安者。”闻桂良等于夷人所请，皆先写照会允准，铃用钦差大臣关防，付于该夷，然后人奏”，”今(夷人)乃坚执驻京，是桂良等不能力持大局，即予罢斥，敕令回京，不准再与夷人辩议”,“应剿应抚悉归僧格林沁督办”。③钱氏之折,实为弹劾桂良。内阁侍读学士段晴川奏称:“辇毂重地，何容此附骨之疽，万一肘腋变生，萧墙祸伏，宗庙社稷之所，岂可与广东比论:”他要求拒绝入京，密敕统兵大臣，激励天津民团，“同时并举”。①翰林院侍讲许彭寿奏称:“京师重地，许以久居，则彼将坚筑垣墉，暗列火炮，洋楼则以渐而增，不得不听其侵占，丑类则接踵而至，不得不任其漫延。”他要求坚拒，兴兵与战。②御史陈浚奏称:“从来外夷臣服中国，入修朝贡，皆事毕即返，不许久留，所以严中外大防也。若其不修臣节，而听异言异服之人，盘踞京邸，出入自由，则纳侮藏奸，其弊何所不至。”他要求撤回柱良，另简忠勇大臣前往查办。③如此众多的官员就一事同日进言，在咸丰朝已属不小的政潮。而进言者对西方模式的“公使驻京”并无认识，只是用他们意念中的“公使驻京”模式来推测其危害。咸丰帝一下子收到如此之多的奏折，颁下朱谕，让巡防京城王、大臣、军机大臣、周祖培及同奏诸人、宋晋、万青藜“从长和衷商议”。朱谕中明确指出:“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制，战抚两难，贻害无穷，不如战”;“恭亲工所奏(指捉拿李泰国)，颇有可采择之处，著并面议”。
桂良在京与咸丰帝的商谈内容，当时十分保密，但从后来的奏折、谕旨来看，确实是一项极大的举措:派桂良、花沙纳，何桂清为关税谈判大臣，乘上海谈判之机，向英国等国要求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赔款付清前占据广州之“四事”，作为此四事的补偿，清朝对英国等国全免关税!咸丰帝还一如既往一厢情愿地布置了具体的操作办法:桂良等接见英国等国谈判代表时，首先宣布大皇帝的恩典全兔关税，嗜利的“夷”人闻此获利无穷的重典，必然震慑，必然感恩不尽，必然会思回报，桂良正可要求将“四事”取清。如此手做下去，定能成功。
此真为惊人的误国之举!当时清朝的海关年收入为银数百万两，这在财政困难的咸丰朝已是不小的收入。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属城下之盟，其条件再屈辱、再苛刻也是无奈。就个人责任而言，恭亲王奕訢签订此条约并无大罪。当英法联军如约从北京撤往天津时，京城的官员百姓简直将奕訢视为救主。
然而此时奕訢与俄使伊格纳切夫的谈判，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自1860年5月伊格纳切夫与肃顺谈判处处失败后，取道天津，由海路南下上海。他一面向英、法提供了京、津地区的军事政治情报，怂恿扩大侵略，一面在英法兵胜之际频频向清政府示意，愿意“善为说合”。渚朝官员对俄方的“说合“已有领教，虽有初步的接触，但未上钩。
当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据安定门，控制北京后，奕訢即乱了手脚。他派人与伊格纳切夫接洽，请他出面调停。伊格纳切夫乘机提出了三项条件:一、由奕訢书面提出请求;二、清政府的谈判内容须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三、领土问题上须同意他先前提出的要求。处于危急之中急欲求和的奕訢，已不敢放弃仟何一根救命稻草，眼前即使是毒药也敢喝下去，在照会中称:“如能一切妥协，其贵国末定之件，自易速议办理，应请贵大臣无庸多虑也。”
以后俄方的“调停”，不过是以“调停者”的身份，引导奕新步步顺从英、法的要求。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使额金、法使葛罗对伊格纳切夫的出色“调停”工作感激不尽。而伊格纳切夫反过来又以“调停”有功，向奕訢索要报酬了，
奕訢并不知道伊格纳切夫在清朝与英、法谈判中的真面目，也准备对俄国有所酬谢。当他看到伊格纳切夫多达15条的条约草案时，也不免大吃一惊。俄方竟然提出开北京为通商口岸！但此时的奕訢惊魂未定，经受不住任何威胁，俄使照会中“兵端不难屡兴”一语敲打着他的神经，他更怀疑伊格纳切夫与英、法已串通一气，可能会唆使英法“变生意外”。甚至到了英法联军已经从北京退兵后，也居然相信俄使所宣称的若不允条作将“召回”英法联军的大话。至于北疆的俄国陆师，海洋上的俄国舰队，此时虽尚无准备，但也屡屡从伊格纳切夫的口中吐出，成为即刻可以刺中清朝要害的利箭。奕訢胆怯了，退让了。
同与英、法的谈判不同，奕訢将中俄谈判的详细情节频频上奏于咸丰帝。然而奕新的那种夹带分析地转述俄方要挟的奏折，使咸丰帝比奕訢更为恐惧。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彻底将他打怕了。只要不再开战，什么样的条件都已经无所谓了。签约只是丢掉些据说是荒无人烟的土地，开战将会使朕皇冠落地。因而他得知俄方不再要求辟北京为通商口岸后，下旨曰:“事势至此，不得不委由将就”让奕訢与俄方签约了。
1860年11月4日，根据咸丰帝的谕旨，奕訢赴北京城宣武门一带的俄罗斯南馆同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共有15款，其核心内容为:
一、中俄东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这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而且将《瑷珲条约》规定“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也划归俄国了。中国为此损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二、中俄西部边界将顺山岭走向、大河流向及清军卡伦路浅而划定。据此派生出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使中国丢失了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据此今天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称，《中俄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祸害中国最为深重的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
然而，更让今天的人们吃惊的是，咸丰帝不仅没有看出西部划界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损害，就连本属龙兴之地的东部领土的丢失，也没有引起他的痛心。在上奏中俄条约草本的同时，奕新还上了一道奏折，说明“亲递国书”一事已派员在天津交涉，但尚未有结果。咸丰帝为此破口大骂，指责奕新办理不当，而对中俄条约却没有挑任何毛病。
丧地事小，丧礼事大，这是咸丰帝心中秤出来的分量。

五:被某些人恶心的

大清的遗老遗少都这样了，难道还要喜欢？

PS：您把您的视频删了也没用

我就好奇了，新中国这么一个主张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国家咋就需要你个清帝创造历史的万年封建的承认。

实际上也没必要这么否定清朝的功绩，因为真正的左棍相当鄙视清粉的清帝创造一切的史观，他们常常认为“可能”是中国离不了大清，却常常忘了大清离了屁民立马gg。

他们时常引以为傲的具有重大功绩的清帝八旗往往在历史上充当着剥削者的角色，与为大清出钱又出力的贱民相反，他们对大清的破坏是要大的多的。

既然清吹要分离大清与贱民的联系，理所当然的，我也能认为大清离了铁杆庄稼八旗子弟们会更加辉煌，没有了蛀虫大清领土肯定会大的多。

这样清吹多半也能更加理直气壮的粉大清，没有了屁股问题的清粉，你怎么都找不到批驳他的理由

于是乎，他在拿先进左棍的阶级怼民族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更左一点拿出左棍最厉害的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大家又知道有的清粉由于屁股问题左得不那么彻底，他的嫁妆论无疑会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满清和元朝一般在史学界是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的，满清三百年是中国的亡国史，而元朝不是。

中华文明最惨痛的浩劫是在满清统治的两百余年里发生。首先是创业期满清入主中原，从阶级角度讲是与北方地主阶级勾结进而统一全国的，他们侵略中国的基础就是带路党+大地主，本身就是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 而后金政权的成立，是建立在反叛之上的，七大恨纯属胡编乱造，所以满清对于如何解决自己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到了乾隆朝都是矛盾的，而这时离满清的动荡期已经不远了。

创业后期则是全国范围内的屠杀和文化霸凌，这方面无需赘述。满清不仅仅是在汉地十八省进行屠杀，在其攻克的新疆、蒙古后同样是进行大范围的屠杀，满和蒙是世仇，新疆问题也至此埋下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守成期则是更加恐怖的迁海政策、文字狱。这两项政策对于中华文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毫无疑问，明朝的海上贸易相较于元朝大有落后，不过在明朝后期海上贸易和军事实力有所恢复；而到了清朝，则是毁灭性的迁海政策，这项政策学界研究也比较透彻，只能说满清政府的想象力是高人一筹的。 文字狱频发于十全大帝，乾隆时期政府腐败，帝王癖好多，是中国和西方迅速拉开差距的时期，更可悲的是这个时间段还特别长。

续命期就是近代史。这段时间就是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留下更大规模领土问题。汉地十八省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不变的，因为汉人王朝的核心控制区域一直都在扩张，我们现在的领土是二战胜利的结果，并不是“归功于”异族。明朝后期的腐败不等于清朝的成功。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做空心菜，所谓国家强大，首先得有认同。

每当我浏览到一些成书于清初的历史史籍，扑面而来的都是血腥味儿。每个字眼背后都是刀枪进入肉身的刺耳。再深入了解，才发现不光是肉体上的残害，还有精神上的荼毒。再联想到近代我泱泱中国是何等的屈辱。。。

我作为一个人，我觉得他干了反人类的暴行，我的价值观不能接受，我有话想说。

我说:清朝真的这么黑暗腐朽？

我希望得到别人的共鸣，因为我之前看过《还珠格格》《宰相刘罗祸》《铁齿铜牙纪晓岚》《雍正王朝》《孝庄秘史》《宫锁心玉》《步步惊心》《甄嬛传》。我发觉我爱上了清朝，我觉得清朝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所有的人，即使是反派，也人畜无害。难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吗？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但回应远远出乎我的意料。

一个自以为站在客观角度深受清宫剧洗涤的人说话了:你这是泛大汉族主义，这是错的！我完全站在客观的角度，我有资格指责你，你就是错的！！！我是高级知识分子，我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意识，你的言行是极端又不可取哒！

又有一个站了出来:你是肤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

又有一个人站出来:你是分裂国家的叛徒工贼。

又来一个:快来围观皇汉明粉。顺便提醒你多去学学历史，明朝比清朝黑暗一百万倍！

有一个人发一张图给我:

经评论提醒，有些信息确实有错漏，我的回答也有些偏激，我重新改了一下

不搞民族对立，不是明粉

我的回答总结一下就是：

清乾隆假借编纂四库全书，实则为了销毁对大清不利的书籍，在编修过程中，蓄意对数目惊人的书籍进行焚毁、删削、篡改、错讹。据统计这些书籍多达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
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
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比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改《明末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为“清军击走李自成”。

《四库全书》与《永乐大典》的差别

虽然《永乐大典》并没有向民间推行，但是它里面有的东西，民间都有，纵使不读，也不会存在你想知道的而没办法知道。但是《四库全书》就不一样了，推行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想让人知道他想让你知道的，你自己想知道的一些，他不想让你知道，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全书都没有，那么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或者没必要存在。

四库全书其实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表面上的古籍整理，实际上目的是将古代的文籍篡改以删去不利之处保留对其有利的部分。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文化整理，而是粉饰的焚书坑儒，而且较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大量珍贵的史料遭到篡改或销毁，不得不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浩劫。

鲁迅在批评明清和民国文人时表示：“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