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在社会党政策缩水或者破产的当下,为什么还有许多人相信它们?

回答
当今社会,许多人对社会党政策的信念,即便是在政策本身经历缩水甚至遭遇困境的背景下,依然顽固而深刻。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历史、心理和经济因素交织而成。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深入剖析其背后缘由,而非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愚昧”或“不切实际”。

首先,历史记忆与理想主义的遗产是重要驱动力。社会党运动在历史上曾为工人阶级争取过许多重要的权利和福利,例如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等等。这些历史性的成就,深深地烙印在许多人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了一种“美好过往”的象征。对于那些亲历或听说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社会党政策代表着一种更公平、更有人性的社会秩序,是摆脱贫困与压迫的希望。即便现实中的社会党政策有所妥协,这份历史的记忆也足以支撑一部分人继续相信其核心理念。

其次,对资本主义现状不满的持续存在是另一关键因素。尽管许多国家已经采纳了混合经济模式,但资本主义固有的问题——贫富差距扩大、金融危机频发、环境破坏、社会不公等——从未消失,甚至在某些方面愈演愈烈。当人们看到巨额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部分人却在为生计奔波时,他们自然会将目光投向曾经承诺更公平分配的社会党理念。社会党政策,在许多人眼中,仍然是解决这些系统性弊病的潜在方案,是“另一个选项”。即使过去的社会党实践不尽完美,但它代表了一种对现状的挑战和对更美好未来的承诺,这种承诺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再者,身份认同与社群归属感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对社会党的认同,并非仅仅是基于政策的细枝末节,而是源于一种身份的界定和社群的归属。他们可能来自工人阶级家庭,或者受到家庭、朋友、工会等社会党影响深远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相信社会党政策,就如同继承家族传统,或者融入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这种身份认同,使得他们在面对政策挫折时,更倾向于寻找原因,而不是轻易放弃对整个理念的信仰。

此外,对社会党“内核”的捍卫也值得关注。即便具体的社会党政策在执行中被“稀释”或“妥协”,但其核心理念——例如强调社会团结、公共服务、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及对市场力量的某种程度的制约——仍然触动着许多人的道德神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可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但当他们看到社会不公时,那些强调“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声音,依然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他们可能相信,即使目前的政策不完美,但其背后所代表的价值观是值得坚持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应有的方向。

还有一层原因,是对“失败”的辩护与解读。对于支持者来说,社会党政策的“缩水”或“破产”,并非是理念本身错了,而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执行者的失误、或者是不够彻底的改革所致。他们会强调,这些政策的本意是好的,只是在实践中遭遇了阻碍。这种“辩护”心理,使得他们能够继续相信,只要条件允许,或者换一种方式,社会党理念依然能够成功。这是一种对希望的执着,也是一种对不完美现实的解释。

最后,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的延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思想和话语体系依然活跃,通过教育、媒体、政党活动等方式,不断向公众传播其理念。即便是在野党,其拥趸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对这些理念的认同。这种持续的意识形态灌输,使得社会党思想得以延续,并吸引新的追随者。

总而言之,人们相信社会党政策,即使在它们似乎“不那么有效”的时候,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现象。它既是对历史进步的怀念,也是对当下不公的抗议;既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也是对某种道德价值的坚持;既是对现实的辩护,也是对未来希望的寄托。这种信念,并非简单的认知偏差,而是根植于社会结构、历史经验、个人情感以及意识形态的复杂土壤之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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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一词自提出以来,就成为了人们美好生活愿望的代名词,以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发展成了西方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自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既没有完全突破“第三条道路”理论桎梏,也没有形成新的政治纲领体系。

社会民主政党的支持率在欧洲政党格局中集体走低,边缘化和衰退趋势加剧,这既有自身的纲领、议题、路线、人事等方面的内在原因,也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变迁以及政党竞争日趋激烈等宏观框架条件和外部因素影响。

欧洲社会民主政党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三次路线方向选择与战略性调整。

其一,二战后完成“去意识形态化”。

20 世纪中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陆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突出强调代言工人阶级利益对抗大资产阶级,转而面向社会各阶级开放,确立“市民阶层政党”乃至“全民党”的发展定位。在纲领路线调整到位后,社会民主政党在欧洲各国陆续执政参政,走向政治实用主义。

其二,20 世纪末走上“第三条道路”。

福利体系和经济发展给欧洲社会结构带来变化,催生大批新中间阶层。对此,各国社会民主政党进行重新定位,发展成为中左政党和“新中间派”,向政治中间地带靠拢,试图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1999 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发表“布莱尔-施罗德宣言”,宣称要让欧洲社会民主政党跟上时代。与此相应,布莱尔及其继任者布朗在英国打造中间路线的“新工党”,施罗德在德国实施“2010 议程”改革,主动拿社会福利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开刀,逐步偏离该党工人运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公正的纲领特色,社会政策引发铁杆选民不满。

其三,经济危机背景下追随新自由主义路线。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及其余波中,社会民主政党支持贸易自由化,追随传统右翼政党的财政紧缩政策和欧元区危机管理理念,纲领思想进一步右转并与新自由主义合流。希腊、西班牙等国执政的社会民主政党遵从严格紧缩路线,削减社会福利,而荷兰、德国等国的社会民主政党在与中右阵营联合执政的过程中同样支持紧缩政策。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的危机为左翼政党提供了“驯服资本主义”的绝佳时机,但欧洲社会民主政党均难以拿出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

伴随着历次路线调整,社会民主政党在欧洲政党体制中的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反建制的阶级党发展成为精英化的主流政党。这直接导致的一个悖论是,虽然欧洲各国的劳工权利在社会民主政党执政参政期间得到显著增强,但这些政党与其传统支持者工人及社会底层之间的天然纽带日益松动,以至于这些支持者深感遭到背叛,在大选中转投其他政党。

当前,全球社会民主主义走势虽然较为低迷,但仍是极具影响力的左翼力量,一些历史悠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仍为本国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成员,亦或者有强大的影响力。

1998—2018年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选举得票率稳定在28%—40%,长期保持执政地位,英国工党的得票率保持在 29%—43%,葡萄牙社会民主党保持在28%—44%,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则稳定在 27%—37% 之间。这其中尤其以马耳他执政党工党的表现最为稳定出色,一直保持 47%—55% 的高位。

之所以还有许多人相信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其具备着三大优势:


一是群众基础。当前,欧洲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下欧洲同样存在发展潜力与历史机遇。

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危机令欧洲人开始高度关注时代新问题、新挑战,例如逆全球化、东西方冲突、难民危机、文化冲突、安全、反恐、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网络舆论环境等等。而近五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保守党在这方面的失败。而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欧美国家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方兴未艾,普通民众对社会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和好感度持续上升。

不少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表现出色 :

马耳他工党取得 54.3%的骄人成绩,葡萄牙社会民主党(得票率 33.5%)、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得票率 32.8%)、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得票率 23.5%)和荷兰工党(得票率19%)均维持或跃居第一大党。意大利民主党以22.7%的得票率超过五星运动成为该国第二大党。



二是历史优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百年经营为其再度兴起积淀了丰厚资源。

20 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普遍发展顺利,成功实现了对本国的福利国家改造,其中,关注中下层民众利益、实现社会公正、提高福利水平等理念深入人心,许多施政方针被政坛的中左派甚至右翼广泛接受,成为普遍的政策选择。

在长期发展中,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也积累了相对稳定的阶级基础,拥有庞大的工会组织,政党组织的规模和整体实力也有了极大提升。经过百余年来的精心经营,社会民主主义已成为欧洲政坛不可或缺的力量,

百年积淀下来的丰厚资源是其再度兴起的强有力资本。欧洲社会民主政党中不乏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那样有着上百年乃至 150 多年历史的传统大党,这些政党一度在欧洲各国政党政治体制中地位稳固,拥有全民党的影响力,均领导过政府或参与执政。




三是现实政治生态环境优势。

疫情为社会民主主义重振旗鼓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全球政治形势处于急剧变动之中,半年前,英国、巴西等国右翼政治势力的上升使左翼运动受到极大打击,呈现 “右进左退” 的态势。自2017 年底以来,右翼获得了一连串胜利,但这些胜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左翼政权改革失误大做文章的结果,右翼根本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案,纵使获得政权,也未必长久。

在疫情之前,右翼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就早已备受诟病,何况疫情发生后巴西与英国的处理方式已经几乎将国家拖入深渊,在右派根基不牢的国家,右派失去执政地位只是时间问题。


而在其他地区,例如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和共产主义有着“血海深仇”。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善于同其他左翼力量联合,大大提升了与右翼斗争的竞争力。由于历史原因,长久以来欧洲社会党对共产党不屑一顾,更遑论与共产党联合竞选。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则不同,在夺取政权的策略选择上,更善于与包括共产党、基督教民主主义等在内的其他左翼力量联合组成选举联盟,这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联盟实力。譬如拉美历史最悠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一乌拉圭社会党早在 1971 年就与人民政府运动、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等派别组成名为广泛阵线的左翼政党联盟,在经过 30年的艰难成长后,终于在 2004 年获得执政地位,后又于 2009年、2014 年连续两次蝉联执政地位。可见,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如能继续与其他左翼力量形成稳固联合,充分发挥其在左翼联盟中的核心作用,将大大提升其在本国政坛的竞争力。

参考:

[1]杨云珍.欧洲中左翼政党现状及原因[J].党课参考,2019(16):117-120.

[2]李莹,吕薇洲.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J].科学社会主义,2019(05):144-151.

[3]Häyry Matti. The COVID-19 Pandemic: Healthcare Crisis Leadership as Ethics Communication.[J]. Cambridge quarterly of healthcare ethics : CQ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care ethics committees,2020.

[4]焦凤梅. 挑战与应对[D].复旦大学,2006.

[5]伍慧萍.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的生存现状与发展前景:从整体低迷到初现起色[J].当代世界,2019(07):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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