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伊战争的指挥水平如何？
两伊战争，这场从1980年持续到1988年的漫长冲突，在指挥水平上展现出了复杂的图景，既有令人扼腕的低效与僵化，也偶有闪光的战术运用。要评价这场战争的指挥，需要将其置于两国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背景下进行剖析。
伊拉克方面：初期优势与后期的僵化
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在战争初期显然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他的目标是借助其新近升级的军队，迅速占领伊朗的胡齐斯坦省，利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军队的混乱局面，实现领土扩张和政治威慑。
初期进攻的战略意图与执行： 伊拉克在1980年9月19日全面进攻，其主要战略意图是闪电战，快速击溃伊朗军队，占领战略要地，迫使伊朗接受其提出的苛刻条件。在兵力部署和装备上，伊拉克拥有苏联和法国援助的先进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和空军力量，相对伊拉克军队在革命后的低落士气和重组中的伊朗军队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
“闪电战”的破产与指挥的调整： 然而，伊拉克并未能如愿以偿地实现“闪电战”。伊朗军队虽然混乱，但抵抗意志顽强，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崛起，以狂热的宗教激情和非传统的战术，在局部战场给伊拉克造成了重大打击。伊拉克未能有效突破伊朗的防御，反而陷入了拉锯战。萨达姆为了维持战争的推进，不断加大兵力投入，但其指挥体系的僵化问题逐渐显露。
指挥层的保守与创新不足： 伊拉克的军事指挥层，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旧有的苏联式军事思想，强调条令条规和集中指挥。在面对伊朗这种高度非对称、充满宗教狂热的对手时，这种指挥风格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倾向于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和炮击，缺乏灵活机动的战术，对伊朗人海战术的应对显得笨拙。尽管有几次成功的战役，如1982年收复巴斯拉的行动，但整体上，伊拉克的指挥层在战略调整和战术创新上显得不足。萨达姆本人作为最高决策者，虽然拥有绝对权力，但其军事判断有时过于自信，未能充分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导致资源过度消耗。
装备优势未能转化为决定性优势： 伊拉克拥有数量和质量都占优的坦克和装甲力量，但其陆战指挥官未能有效地将其转化为决定性的优势。例如，在面对伊朗的反攻时，伊拉克部队常常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合防御或快速机动，其坦克部队有时孤立无援，容易被伊朗的步兵反坦克火力所摧毁。空军在战争初期曾试图压制伊朗，但伊朗也通过巧妙的应对和对残存战机的维修，保持了一定的空中作战能力。
伊朗方面：初期劣势与后期的“圣战”狂潮
伊朗在战争初期处于极大的劣势，其军队在伊斯兰革命后遭受了清洗和动荡，大量有经验的军官被解职或处决，军队士气低落，装备也因西方制裁而难以获得维护。然而，伊朗在战争后期展现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抵抗力和新的指挥模式，却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最具特色的一面。
“革命卫队”的崛起与非传统指挥： 霍梅尼政权迅速建立了“伊斯兰革命卫队”（Pasdaran），这是一个独立于正规军（Artesh）的武装力量，直接效忠于霍梅尼。革命卫队在战争初期主要承担的是国内安全任务，但在与伊拉克的冲突中，他们迅速成长为战争的主力。其指挥体系更加灵活，也更具宗教色彩。“圣战”（Jihad）的思想被广泛灌输，士兵们被鼓励为了伊斯兰而牺牲，这种狂热的士气在某些战场上创造了奇迹。
“人海战术”与“人体炸弹”： 伊朗军队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具争议）的指挥特点，便是其广泛使用的“人海战术”。在缺乏重型武器和有效战术的情况下，伊朗指挥官（尤其是革命卫队中的基层指挥官）组织了大量的年轻志愿者，甚至很多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在炮火和机枪扫射下冲向伊拉克阵地。他们往往携带炸药，用“人体炸弹”的方式去摧毁伊拉克坦克，或者直接用身体去填埋战壕，为后续部队开路。这种战术的背后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对死亡的蔑视，也暴露了伊朗在军事科技和传统战术上的巨大差距。
战术的局部有效性与战略的局限性： 尽管“人海战术”在某些局部战场上确实给伊拉克造成了巨大压力，甚至迫使伊拉克放弃了一些占领的地区（如收复霍拉姆沙赫尔），但在战略层面，它并非一种可持续的有效战术。这种战术的代价是惊人的人员伤亡，而且很难在复杂的防御工事或炮火压制下取得决定性胜利。伊拉克军队逐渐学会了如何应对这种战术，通过集中炮火、设置雷区和动用预备队来消耗伊朗的攻势。
“游击战”与“心理战”： 除了正面冲击，伊朗在战争中也运用了游击战术，在伊拉克占领区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同时，伊朗还非常善于利用宗教宣传和媒体来鼓舞士气，将战争描绘成一场对抗“世俗敌人”的圣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局势和国际舆论。
指挥层面的协调问题： 伊朗正规军（Artesh）和革命卫队（Pasdaran）之间，在战争早期存在着严重的协调和指挥权划分问题。尽管后来试图整合，但两支部队的文化和运作方式存在差异，有时会互相掣肘。霍梅尼作为最高精神领袖，在军事决策中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其对具体战役的指挥并不直接，更多是下达总体的战略方向和精神号召。
双方指挥的共同问题：
对战争的误判： 双方领导人都低估了战争的烈度和持续时间。伊拉克认为可以快速取胜，伊朗则在初期低估了伊拉克的军事实力。
资源消耗的巨大： 双方都投入了惊人的人力和物力，但指挥上的低效和战术的僵化，使得这些资源的转化率极低。
对国际政治的依赖与误判： 双方都试图通过外交和国际援助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但也都未能完全掌控外部力量的介入，有时反而适得其反。
总结：
两伊战争的指挥水平，是一场“常规”军事思维与“非对称”意识形态冲突的碰撞。伊拉克方面展现了早期拥有先进装备和相对正规的指挥体系的优势，但在战争的泥潭中，其僵化的战术和指挥风格逐渐暴露了不足。伊朗方面则在初期处于绝对劣势，但凭借着狂热的宗教信仰、“人海战术”和灵活的基层指挥，顽强地支撑了战争，甚至在后期给伊拉克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总的来说，这场战争的指挥，很难用一个简单的“高”或“低”来评价。它更多地展现了战争形态的多样性和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与抗争。伊拉克的指挥是“以量压人”，但未能形成有效的质变；伊朗的指挥则是“以命搏命”，虽然惨烈，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略防御和消耗对手的目标。这场战争的指挥艺术，更多的是一种“生存艺术”和“意志的较量”，而非纯粹的军事战术较量。
伊拉克方面：初期优势与后期的僵化
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在战争初期显然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他的目标是借助其新近升级的军队，迅速占领伊朗的胡齐斯坦省，利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军队的混乱局面，实现领土扩张和政治威慑。
初期进攻的战略意图与执行： 伊拉克在1980年9月19日全面进攻，其主要战略意图是闪电战，快速击溃伊朗军队，占领战略要地，迫使伊朗接受其提出的苛刻条件。在兵力部署和装备上，伊拉克拥有苏联和法国援助的先进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和空军力量，相对伊拉克军队在革命后的低落士气和重组中的伊朗军队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
“闪电战”的破产与指挥的调整： 然而，伊拉克并未能如愿以偿地实现“闪电战”。伊朗军队虽然混乱，但抵抗意志顽强，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崛起，以狂热的宗教激情和非传统的战术，在局部战场给伊拉克造成了重大打击。伊拉克未能有效突破伊朗的防御，反而陷入了拉锯战。萨达姆为了维持战争的推进，不断加大兵力投入，但其指挥体系的僵化问题逐渐显露。
指挥层的保守与创新不足： 伊拉克的军事指挥层，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旧有的苏联式军事思想，强调条令条规和集中指挥。在面对伊朗这种高度非对称、充满宗教狂热的对手时，这种指挥风格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倾向于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和炮击，缺乏灵活机动的战术，对伊朗人海战术的应对显得笨拙。尽管有几次成功的战役，如1982年收复巴斯拉的行动，但整体上，伊拉克的指挥层在战略调整和战术创新上显得不足。萨达姆本人作为最高决策者，虽然拥有绝对权力，但其军事判断有时过于自信，未能充分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导致资源过度消耗。
装备优势未能转化为决定性优势： 伊拉克拥有数量和质量都占优的坦克和装甲力量，但其陆战指挥官未能有效地将其转化为决定性的优势。例如，在面对伊朗的反攻时，伊拉克部队常常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合防御或快速机动，其坦克部队有时孤立无援，容易被伊朗的步兵反坦克火力所摧毁。空军在战争初期曾试图压制伊朗，但伊朗也通过巧妙的应对和对残存战机的维修，保持了一定的空中作战能力。
伊朗方面：初期劣势与后期的“圣战”狂潮
伊朗在战争初期处于极大的劣势，其军队在伊斯兰革命后遭受了清洗和动荡，大量有经验的军官被解职或处决，军队士气低落，装备也因西方制裁而难以获得维护。然而，伊朗在战争后期展现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抵抗力和新的指挥模式，却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最具特色的一面。
“革命卫队”的崛起与非传统指挥： 霍梅尼政权迅速建立了“伊斯兰革命卫队”（Pasdaran），这是一个独立于正规军（Artesh）的武装力量，直接效忠于霍梅尼。革命卫队在战争初期主要承担的是国内安全任务，但在与伊拉克的冲突中，他们迅速成长为战争的主力。其指挥体系更加灵活，也更具宗教色彩。“圣战”（Jihad）的思想被广泛灌输，士兵们被鼓励为了伊斯兰而牺牲，这种狂热的士气在某些战场上创造了奇迹。
“人海战术”与“人体炸弹”： 伊朗军队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具争议）的指挥特点，便是其广泛使用的“人海战术”。在缺乏重型武器和有效战术的情况下，伊朗指挥官（尤其是革命卫队中的基层指挥官）组织了大量的年轻志愿者，甚至很多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在炮火和机枪扫射下冲向伊拉克阵地。他们往往携带炸药，用“人体炸弹”的方式去摧毁伊拉克坦克，或者直接用身体去填埋战壕，为后续部队开路。这种战术的背后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对死亡的蔑视，也暴露了伊朗在军事科技和传统战术上的巨大差距。
战术的局部有效性与战略的局限性： 尽管“人海战术”在某些局部战场上确实给伊拉克造成了巨大压力，甚至迫使伊拉克放弃了一些占领的地区（如收复霍拉姆沙赫尔），但在战略层面，它并非一种可持续的有效战术。这种战术的代价是惊人的人员伤亡，而且很难在复杂的防御工事或炮火压制下取得决定性胜利。伊拉克军队逐渐学会了如何应对这种战术，通过集中炮火、设置雷区和动用预备队来消耗伊朗的攻势。
“游击战”与“心理战”： 除了正面冲击，伊朗在战争中也运用了游击战术，在伊拉克占领区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同时，伊朗还非常善于利用宗教宣传和媒体来鼓舞士气，将战争描绘成一场对抗“世俗敌人”的圣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局势和国际舆论。
指挥层面的协调问题： 伊朗正规军（Artesh）和革命卫队（Pasdaran）之间，在战争早期存在着严重的协调和指挥权划分问题。尽管后来试图整合，但两支部队的文化和运作方式存在差异，有时会互相掣肘。霍梅尼作为最高精神领袖，在军事决策中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其对具体战役的指挥并不直接，更多是下达总体的战略方向和精神号召。
双方指挥的共同问题：
对战争的误判： 双方领导人都低估了战争的烈度和持续时间。伊拉克认为可以快速取胜，伊朗则在初期低估了伊拉克的军事实力。
资源消耗的巨大： 双方都投入了惊人的人力和物力，但指挥上的低效和战术的僵化，使得这些资源的转化率极低。
对国际政治的依赖与误判： 双方都试图通过外交和国际援助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但也都未能完全掌控外部力量的介入，有时反而适得其反。
总结：
两伊战争的指挥水平，是一场“常规”军事思维与“非对称”意识形态冲突的碰撞。伊拉克方面展现了早期拥有先进装备和相对正规的指挥体系的优势，但在战争的泥潭中，其僵化的战术和指挥风格逐渐暴露了不足。伊朗方面则在初期处于绝对劣势，但凭借着狂热的宗教信仰、“人海战术”和灵活的基层指挥，顽强地支撑了战争，甚至在后期给伊拉克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总的来说，这场战争的指挥，很难用一个简单的“高”或“低”来评价。它更多地展现了战争形态的多样性和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与抗争。伊拉克的指挥是“以量压人”，但未能形成有效的质变；伊朗的指挥则是“以命搏命”，虽然惨烈，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略防御和消耗对手的目标。这场战争的指挥艺术，更多的是一种“生存艺术”和“意志的较量”，而非纯粹的军事战术较量。
网友意见
我在图书馆内搜出了一本《外国对两伊战争的评价》，是军科在八十年代翻译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本介绍两伊战争的中文书籍。
根据书中的介绍，无论伊朗和伊拉克，光看纸面部队的话那都是非常可观的：
除此之外，根据以色列的情报，伊拉克还引进了一批T-72坦克，但数量不详。
以八十年代的水准来说，这样的装甲力量已经很强了好吧？
再看看空军：
实力也不差啊。
但实际的战斗力远不是纸面数据能衡量出来的，尤其是伊朗。在霍梅尼革命之前，伊朗的武器装备是在美军人员的帮助下进行维护的，结果79年伊朗爆发了霍梅尼革命，伊朗和美国闹翻了，失去了美军方面的帮助，仅凭伊朗自己要相对这些高科技武器进行维护是极其困难的。这导致了伊朗的武器装备维护保障水平极低，这对空军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伊朗空军的绝大多数战斗机都因为缺乏足够的保障而无法出动，最惨的是F-14,能出动的只占10%......
另外，还由于伊朗飞行员缺乏训练，即使战斗机出动了，他们也不敢做那些高难度的战术动作，作战效能因此又要狠打一个折扣。
所以实际战斗打成那个样子就不奇怪了：武器数量虽然可观，但是维护和运用水平实在太低。如果它们打出了一场高水平的精彩战斗那才奇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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