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张扣扣案一审判处死刑？

大家都在说辩护词，这个我就不批评了。

因为这个案件是当天就宣判的，所以反而没什么人注意到庭审。

庭审过程以官方的网络直播内容为准：张扣扣案庭审直播

我想说，这个案件的庭审中，是我见过的极少数庭审中，被告人与律师之间毫无默契的。整个庭审过程，张扣扣都是在一味地追求“自己说得爽”，对律师的一些问题，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对辩护工作也毫无帮助。

关于刀具来源

在故意杀人罪中，是否预谋对最终量刑有很大影响。

所以律师问这个问题，是想通过这个来引出“不是预谋”的相关论述。

他不是真的想知道刀从哪里来的啊！

可被告人这么一答，律师就不敢再继续问下去了，这妥妥的就是预谋的开始，再问下去只会自暴其短。

但公诉人也没放过，在公诉意见中论述“本案是预谋杀人”时，直接把“先后在集镇上购买了单刃刀、玩具手枪”拿来作为依据。

关于杀人经过

除夕杀人这个因素，公诉人在辩论时认为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这也确实是在故意杀人罪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如贾敬龙杀人案中，官方公布的死立执理由里，就有一条是“大年初一当众杀人”。

这是庭审啊大哥，律师想问的是具体的过程，不是让你光顾自己说得爽。而且这个回答又进一步加强了“预谋”。

律师又问了一次：

这还是没正面回答律师问题，但它正好可以拿来论证“临时起意”、“激情杀人”。

但是它和上一句回答是前后矛盾的：到底是事先准备好了这一天杀人，还是当天看到被害人才临时起意呢？

律师接着又回到“为什么要杀人”的问题上。

关于为什么杀人

尽管在法律上不支持血亲复仇，但无论在哪个国家，什么国情，血亲复仇这种最朴素和原始的正义，在道德上都有一席之地。

因此在这个案件中，血亲复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辩护要点。

律师也一开始就针对这个问题发问……

这显然不是律师想要的回答。

这整个案件，从早期的舆论铺垫，就一直把张扣扣描述为一个为母复仇的人。但是他的这个回答，反而体现了他复仇的渴望并不是很强烈，杀人动机是因为这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矛盾。

律师后面趁着被告人回答“当天看到老三……脑子一下空白”，又重新问了一次：

这个回答仍然离律师想要的答案差了十万八千里，反而还留下了可供质疑的空间：你因为王正军打死人而杀人，那另外两个人并没有打死人，你又有什么理由杀他们呢？

最后律师实在没办法了，换了发问方式，才勉强拿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关于生活坎坷

在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中，特意在第四大点专门描述了“张扣扣走向犯罪的根源”，是因为“工作生活的挫折，以及张扣扣本人不能正确面对，将生活的不顺归因于1996年母亲被杀，最终杀人泄愤”。

而被告人回答的一句话，正好也给公诉人的这一论断提供了依据：

但是在以前的舆论宣传中，张扣扣被描述成一个充满梦想的人。

没办法，还是只能换个发问方式：

在质证过程中，公诉人还列举了一些证据来证明张扣扣的生活、工作坎坷，另外一个律师借这机会也连忙救场：他的生活一点也不坎坷！

关于自首情节

两个律师先后都对自首的目的发问，但被告人实在是太耿直了：

说真的，事先要是知道被告人会这样回答，那就肯定不会问这问题了啊。

而公诉人当然也没放过这一点：

2、作案后，投案并非其接受法律制裁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投案只是出于走投无路，在本人没有钱财证件、没有可以信赖的亲朋、同时又受到公安机关布网抓捕的客观压力下，才做出的被迫之举。

最后没办法了，律师还是得换个方式发问：

然后在对归案过程的相关证据，继续救场：

自首本来就是一种功利性的情节，自首的动机不应该被恶意揣测，公诉人上面的论断已经是道德审判了，但是好像在辩论过程中，辩方也完全没有回应。

最后法院好歹还是认可了自首情节，但是这个情节没带来什么量刑利益。

关于悔罪

这个是送分题好吗？

公诉人又揪着这个不放了：

4、时至今日，被告人仍无任何悔罪表现。……被告人张扣扣应当对被害人亲属表示忏悔，应当对父老乡亲表示忏悔。但是被告人张扣扣直到今日庭审，仍然坚持其所谓的“报仇有理”，认罪但不悔罪。

最后的感想：

整个庭审中，张扣扣说话是很耿直的。我一开始以为张扣扣是坦然接受审判，放弃了辩护，只是想说出内心的想法。但是当最后宣判时，张扣扣却又对死立执结果表示要上诉，我才意识到，他可能是和律师之间缺乏沟通。

在法庭调查中的表现就是，律师根本不知道被告人要回答什么，只能临场应对；而被告人也不明白律师发问的意图，只是凭自己说得爽就问。

一般来说，哪怕是有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在虎视眈眈，但律师通过会见和沟通，即使怕被抓典型不敢给被告人分析辩护思路，至少也该掌握情况：对于一些问题，被告人可能会如何回答。

比如，在会见时把打算在庭上问的问题先问一遍，不行吗？

这种情况通常只会出现在毫无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身上。

案情分析有月老师与邓律师珠玉在前，就不班门弄斧了。

讲几个细节和场外的点：

一、只就邓律师的辩护词来说，尽管文采斐然，入情入理，但于法律层面展开不足，关键的几处辩点较少进行法律层面的展开。

正如 @王瑞恩 所言，这样一份辩护意见，更多以社会公众而非法庭为受众，若辩护意见只以社会公众进行论述和展开，对刑事辩护来说是风险极高的。

因此业内评价多少有些两极分化。

但这样做可能只是一种分工。

张案其实有两位代理律师，邓律师只是第二辩护人。 除了知乎上有账号的邓律师以外，张还有一位辩护律师——殷律师。 殷律师的辩护意见，就主要围绕管辖、精神鉴定、定罪证据和量刑情节等几个法律问题；相关的文字记录，在汉中中院的微博号上有。

因此，对邓律师的辩护意见，不能「只就邓律师的辩护词来说」，必须「结合殷律师的辩护意见一起说」。

结合「上下文」一起，「完整版辩护意见」既有对法律意见的阐述，又有对社会公众的回应，情、理、法兼顾，相对来说可能争议少一些。

此处附上殷律师的辩护意见文字版，供参考（出处：汉中中院微博）：

二、三个问题作个澄清：

（1）对于当年击死张母的究竟是谁，庭审中张本人作了回应，认可了法院之前的判决，亦即，认可了击死其母的是被法院依法定罪量刑的王正军，未提出存在所谓「顶包」情况。

关系司法公正，监督司法裁判是公民权利之一，对可能存在的错案要求彻查也是伸张正义，但是就庭审状况和张扣扣本人的意见来说，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顶包」的主张。

此前一些网友、知友言之凿凿，现在看来似乎过于轻率了。

（2）张母案发生于1996年，同年法院判决，适用1979年《刑法》。

依据1979年《刑法》：

第一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五十八条　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

第五十九条　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法定的量刑幅度区间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果存在减轻情节，则在法定刑以下，即七年以下幅度内量刑；如果存在从轻情节，则在法定刑以内，即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幅度内量刑。

行为人未成年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法院最后以从轻处罚判处王七年有期徒刑（若减轻处罚则可能更轻）。

因此，之前很多知友批评的法院按照最轻标准判决，其实不成立。

（3）尽管张扣扣本人矢口否认，但王家其实在当年做出过赔偿，赔偿总金额9639.3元，其8139.3在判决前已作为丧葬费等费用提前支付，剩余1500元则在判决生效后给付（这笔款项的给付有张扣扣姐姐亲口确认）。

当然，赔偿金本身对一条生命的逝去来说可能杯水车薪，金额上，相较当年张家提出25万元的赔偿金，仅仅9639.3元的赔偿也许不足以抚慰受害家庭的创伤。

但是此处列示一个数据供参考：

1996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65.1元。（9639.3元相当于近十年收入）

同时希望大家注意到，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与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不同，一般不支持死亡赔偿金，像全国轰动的药家鑫案，最后的赔偿金额也仅在45498.5元（当年度陕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129元，相当于三年左右的收入）

就赔偿金额一节，之前网络上也有过不少讨论，此处做一简介。

三、犯罪杀人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当的行为，张扣扣其情可悯是一回事，其罪当罚是另一回事。任何试图将私力报复和残忍凶杀正当化的观点，都违背了做人最基本的底线。

本案的确可以从法律如何更好回应公众诉求，刑事判决如何更好抚慰受害人/家庭内心的角度进行探讨，但是因为对判决本身的不满意（甚至判决还未必是错判）采取杀人手段作为报复（甚至杀死不止一人），这本身是一项极严重的罪行，也是对法律的践踏。

我能够理解，中国目前的法治，无论是立法环节还是司法环节，都有很多不足，加之并不通畅的言论环境，一些知友郁结于心也是在所难免，甚至对本案涉及的两个判罚，大家可能也有各自的看法。

但是案情讨论归案情讨论，批判应当有的放矢，放任情绪，发表不负责任、煽动仇恨的言论，即使有再好的初衷也很不合适。

以上。

朋友圈又在传邓律师的辩护词，有朋友转给我，说写得真好让我学习一下。我说TR$(_)*&$%&)__))

贬低别人的话我就不公开发表了，趁着兴致，我还是想从专业的角度，归纳一下张扣扣案的一些量刑情节。

一、不利情节

1、预谋杀人

事先研究死者一家的生活规律，准备杀人工具和伪装用的衣物，由这些客观表现可证实其是预谋杀人。

这几乎就是最关键的情节了。

在故意杀人罪中，无论我国还是外国，只要有死刑存在的国家，预谋杀人的基础量刑都是死刑立即执行。

然后才在这一基础上，看其他量刑情节能否把死立执降到死缓甚至无期。

2、除夕、当众杀人

诸君还记得前两年的贾敬龙案么？

在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考量中，客观环境也是很重要的情节。

在春节这种传统的日子，当众杀人，是非常违反国人传统习俗观念的，这种“不道德”的杀人方式，也是量刑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类似的“不道德”的因素，最常见的就是碎尸、爆头等不留全尸的做法，或者浸猪笼之类的痛苦死法。

3、杀三人

一般来说，故意杀人罪杀死一人，在不考虑预谋、杀人手段恶劣、杀人动机等等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只以“杀死一人”来评价，其基础量刑是死缓。

但如果死者上升到三人，那这基础量刑必然上升到死立执。

二、有利情节

1、杀人动机是为母复仇，合乎道德

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中说，1996年的案件判决公正，所以被告人不该杀人。

这话的前半截没问题，我也曾研究过1996年张扣扣母亲被杀一案，在法律上是完全依法的。但是，后半截是不对的，判决公正，这不代表被告人杀人就不道德。判决公正，也不代表包括利益方在内的所有人在情感上就必须接受。

法律上不主张同态复仇，但是在道德上，同态复仇是有理的。所以，因为“我认为判决不公”而采取暴力，在道德上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是因为“我要为亲人复仇”而采取暴力，天然都是道德的。

而且在实践中，也存在为血亲复仇的预谋杀人被判处死缓的情况。这种合乎道德的杀人动机，其实是非常有效的抗辩理由。

当然了，血亲复仇在“一时冲动”的场景下，效果最强；预谋杀人本就有些削弱，再加上这个案件中公诉人也提出张扣扣的复仇动机并不是很明显，还夹杂了因生活艰辛而迁怒于他人的因素，这些会更加削弱血亲复仇的效果，但是不足以完全排除该效果。

2、典型的民间矛盾多年积怨，死者一方对矛盾激化有一定作用

死者一方在1996年打死张扣扣母亲一事本就有过错，多年来双方一直存在积怨，而且死者一方也没有积极主动寻求化解，反而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激化矛盾，最终张扣扣以极端方式处理两家的矛盾也不应该完全归责于其本人。

3、张有自首情节

公诉人关于这部分说张不是为了投案、不成立自首的公诉意见有些走极端了。

只要嫌疑人有主动投案的行为表现，那必然代表了他愿意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和处理的意愿。哪怕他的投案动机包含了其他的功利因素，也不能否定这一意愿。

既然在刑法的犯罪构成中，“明知且放任”成立间接故意，那“明知司法机关会依法制裁而仍主动让司法机关处理”，当然也是一种接受司法制裁的意思表示啊。

自首本来就是一种以功利思想吸引罪犯主动投案的情节，怎么能因为行为人的功利思想就否定他的自首情节呢？

4、关于精神病鉴定

一般来说，偏执杀人狂多少都有点精神问题，加上张因生活艰辛也受了不少打击，还是存在精神病的可能。但是，要进行精神病鉴定，光这些理由是不足的。

我不知道辩方对于精神病鉴定提了多少理由，所以对于这点，只能说存在可能吧。

三、一些公诉人提出看似有理但不应该再作为量刑情节的情节

1、杀人手段的恶劣

杀三人，分别为24刀、9刀和16刀，这种客观表现是用于推断张扣扣的主观意思是“杀人”而不仅仅是“伤害”的依据。

也正是因为这些客观表现，才认定是“故意杀人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所以这些客观表现已经在定罪的时候评价过了，不应当在量刑时再次评价。公诉人说杀人手段恶劣要从重是不对的。

我不是说作案手段的恶劣程度一概不能作为量刑情节，而是说这个案件中，他的手段恶劣仅体现在连砍和追砍上，而这个已经作为划分伤害与杀人的标准被评价过了，不应该再次评价。事实上，在所有杀人案中，拿刀捅刺的方法已经是程度最轻微的了，不能再以此作为量刑加重情节。

补充：似乎表达得不够清楚。在评价“连捅X刀”这个情节时，它已经使罪名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上升到“故意杀人”，而杀人罪的量刑实际上比伤害罪更重，所以它已经通过罪名的变化，在量刑过程中得到了体现，自然不应该再次作为量刑情节来评价。

2、被告人想杀的不止这三人、投案并非真实意思表示

公诉人提的这两个观点，依据都是“张扣扣的供述”。

我只想说，公诉人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刑事诉讼法第55条：

第五十五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否则的话，既然公诉人以被告人作的供述为对他的不利依据，那按同一标准，被告人作的供述也应当采纳作为对他的有利依据。那如果被告人说我是不小心手滑才弄死人了，那是不是可以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呢？

3、到案后，故意误导侦查

就说两点：

• 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在控方，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
• 对被告人逃避处罚的行为，因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不可罚

4、无悔罪表现

如果被害方的无悔罪表现不可罚，那为什么张扣扣的无悔罪表现可罚呢？

这本来就是一项误读。有悔罪表现，可以获得量刑上的轻判利益；但不代表没悔罪表现就要重罚啊。

没有悔罪表现，那代表在这一项上对量刑没有任何影响。

各位大佬都很关注这个案件，那我也来做点工，先详细地复盘下这次庭审，最后再谈谈我的看法。

一、案情概述

1.前事：

1996年8月27日，因邻里纠纷，张扣扣母亲汪秀萍被王正军伤害致死。

1996年12月5日，王正军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共赔偿张家9639.3元。

2018年3月30日，张扣扣父亲张福如提交王正军案刑事申诉状，也提出司法赔偿申请，均被驳回。

2.本案：

2018年春节前夕，张扣扣发现王正军在家过年，便准备好作案工具伺机报复王家四男。

2018年2月15日，张扣扣当众先后杀死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一人不在），随后张扣扣逃离现场。

2018年2与17日，张扣扣到公安机关投案。

3.后果：

故意杀人罪：故意剥夺他人生命，造成三人死亡；

故意毁坏财物罪：火烧他人车辆，造成32142元损失。

二、庭审过程

本次庭审张扣扣有两名辩护律师，分别是第一辩护人殷清利和第二辩护人邓学平。可以说，两位律师的辩护策略是截然不同的。我来梳理一下全程，让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

1.庭前会议环节

受害者家属方：申请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部分

受害者家属直接放弃了民事诉讼部分，目的是使张扣扣方失去达成刑事谅解或积极赔偿的从轻、减轻机会，减少不死立执的可能性。

辩方殷清利律师：

①管辖权异议 ×

辩方：本中院曾经在处理张福如对旧案的申诉和国家赔偿中超期出具驳回申诉的书面材料，故有管辖权异议，交高院或高院指定其他中院审理。
法院：承认存在超期，但属不同法律程序，本院具有法定管辖权，不必要变更或者指定管辖。

②申请精神鉴定 ×

辩方：张扣扣看守所时期心电图异常，又目睹母案可能有创伤应激障碍，或引起精神病。
公诉：张预备发难、准确识人、命中要害、思路清晰，且多人证词证明其精神正常。
法院：不同意鉴定

③申请审判长回避 ×

辩方：审判长在庭前会议中缺乏司法礼仪，恐有失公允，应当回避。
法院：不同意回避

④申请本次庭审全程公开直播 √

公诉:严重暴力犯罪，被害人家属情感上不接受，书面表示不同意
法院：同意公开

⑤申请调取旧案材料、申请证人郭某出庭 √

法院：同意

⑥申请调取未随案移送的公安12次提讯笔录、申请专门知识人郭某某出庭 ×

法院:已经核查笔录，不存在罪轻证据；专门知识人针对鉴定意见，该人不是鉴定相关人员

⑦申请排除提取凶器、打捞凶器和辨认现场的部分书证 ×

法院：此部分证据不属于非法证据，不予排除

2.开庭告知诉讼权利

律师:对审判组成无异议不申请回避，但依旧认为本院无管辖权。

3.法庭调查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及讯问张扣扣：

公诉书： 检方公诉意见书

①公诉罪名：故意杀人罪（3人死亡）、故意毁坏财物罪（32142元）

②认定事实：

关键词：
四人：本意图杀害四人，死亡三人，主观恶性极重（基本上升到死立执）
当众：二十余人目睹杀人，两人目睹烧车
预谋：提前购置凶器并预谋杀人
除夕：团圆佳节作案，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被迫投案：投案自首是因为走投无路(有问题：自动投案不应深究其动机）
误导侦查：到案后故意虚假供述，浪费人力物力(有问题：自我掩饰和隐瞒行为缺乏期待可能性）
不悔罪：没有悔罪表现
犯案根源：本案系多因一果，不是单纯为母复仇，也是逃避现实困境
恶意炒作：利用民众朴素正义感，故意混淆是非

③张扣扣：没有对王正军补刀，对其他公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4.举证质证

主要争议内容：

（1）是不是被迫自首？

公诉：张扣扣投案是因为没钱，有钱肯定就跑了（依据：被告人当时的供述）
辩护：张扣扣是自动投案（依据：姨夫关于其预备自首的证言）

（2）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

公诉：张扣扣因为生活不顺而泄愤报复
（依据：服役和劳务等多年经历；姐姐堂妹关于其生活不顺的证言；战友、同学、队长和主任关于其受骗经历和生活不顺的证言）
辩护：属于猜测性证言，无法推断出其因生活不顺犯案
法院：合议庭已注意辩方观点

（3）该不该精神病鉴定？

公诉：作案全过程思路意识清晰，证人证明其精神状况正常
辩护：看守所期间心电图有问题，很可能存在PTSD，不能单凭意识控制力判断
法院：合议庭已注意辩方观点

5.法庭辩论

（1）第一辩护人殷清利辩护意见：

审判管辖异议：申诉案超期驳回，本院存在利害关系，应变更或者指定管辖
进行精神病鉴定：心电图曾有异常
民间纠纷引起、被害人曾有过错、1996年裁判太轻：可以轻判
非法证据排除：本案证据应该排除一部分

一辩对张扣扣发问主要确认内容：

张母系被王正军打死
张扣扣目睹了解剖母亲并参加了当年庭审（心理创伤）
投案是考虑跑也跑不掉（主动自首）
进入看守所后时常心惊（可能精神病）

（2）第二辩护人邓学平辩护意见：

辩护意见：邓学平律师的辩护意见《一叶一沙一世界》
主要逻辑：
第一，这是血亲复仇（本人基于心理创伤犯案，没有合理的社会仇恨排遣渠道）
第二，血亲复仇有人文基础（历史上倾向从轻、现代司法也有局限）
第三，国家法应该吸收民间法（期待融合和对话）
诚然，张扣扣是犯罪者，不应该歌颂为英雄，但期待法外余温。

必须说明，这是一篇不怎么提法律适用而走纯价值流的抒情性散文，只不过有辩护词的头尾。在我国的审判体制下，这类文章显得迥乎不同，更像是其他法系的风格。

说得过分点，这篇辩护词美则美矣，其实没有佐证任何适法性的从轻、减轻事由，对于个案本身的走向没多少实际作用，而且明眼人都能看出有精雕细琢的炫技成分，引用了大量法谚、诗句和典故。

简单地说，如果这是一场辩论赛，辩方给出的价值已经是凌驾性的，足以赢得一筹。但法庭更看重的是证据和事实，文中没有提出有效的法定或酌定轻罪事由，显然对个案结果来说是一篇不怎么有用的辩护词。但是，我们不能不否认其写作之用心，用词之精美，及其提供的视野的宏大。可以说，意义已经超出了个案，提供给全社会深入的思考。

当然，考虑到本案光是在杀害人数上就很难转圜死立执结果，辩护人的辩护空间实际很小。这样一篇剑走偏锋的辩护词，往往能够更大地带起社会共鸣，为二审打好舆论基础。再考虑到一辩殷律师在庭前会议阶段就已经主打了法律适用，两相配合之下，邓律师负责价值的升华，说起来反而是聪明的选择。

二辩对张扣扣发问主要确认内容:

张母系被王正军打死
从来没有放弃过报仇想法（杀人根源在于复仇）
有准备自首（主动自首）
现在有后悔（悔罪表现）

（3）关于是否适用死立执的讨论

公诉：泄愤目的、手段残忍、影响恶劣、不存在精神病、构成自首但不是必须从轻减轻
辩护：复仇动机、PTSD也是精神病、自首
被告人：我没有滥杀其他无辜，没有社会危害性（ps他这里误解了什么是社会危害性）

6.被告人最后陈述

我承认犯罪事实
对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道歉
希望被害人家属谅解

7.恢复法庭调查

辩护：张扣扣当庭可以缴纳四万元赔偿款

被害人家属：已经撤回了刑附民的民事部分，不接受任何调解，不接受任何赔偿，强烈要求死立执

8.当庭宣判

动机认定：多因之果（不能理智对待仇恨+生活不如意）

认定事实：当众、佳节、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危害性极大

法定酌定事由认定：认定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结果：两罪并罚判处死立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综上：

说句很不“法律”的话，本案的结果其实早就注定了，这就是为什么能够当庭宣判，你说法院猴急也对，但其实想想择日也是一样的。

本案其实没有什么辩护空间可言，刨除开申请回避、申请管辖权异议和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惯用的辩护技术，辩护中主要涉及的适法事由还是集中在是否是自首（可能会减轻）、该不该精神病鉴定（也许会免责）、是不是血亲复仇（符合道德价值）和试图赔偿（争取刑事谅解）上。

所以，这次庭审与其说是一次辩护，还不如说是一场教化，邓律师的辩护词已经点出了本案的思考价值，我也就不多赘述了。

三、我的碎碎念

（1）澄清问题

纵观全案，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问题得到了澄清。

1.不存在媒体所谓的“顶包”现象

张扣扣本人在被两位律师发问时都给予了确认，当初杀死张母的系彼时17岁的老三王正军。

2.1996案的判罚并无显著不当，但确实是悲剧的多因之一

用未成年人王正军来李代桃僵的推测虚假，已经被张扣扣本人否认了，那么我们讨论旧案是否不当，主要还得看量刑和赔偿问题。

①定性为故意伤害：张福如姐姐证言证实，其母吐口水，主动用击打王正军两下，王正军反击母亲一次，的确是伤害故意
②量刑七年：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受害人存在过错+未成年人=7年，的确符合79刑法的量刑规定
③赔偿9639.3元：
如 @TEDCJK 指出，这个数额属于彼时10年左右收入，也符合判决标准。（请注意，当时只判决了“经济损失”9639.3，不区分丧葬费赔偿金，王家八千丧葬费是自己给的名目而已，加上后来的一千五确实履行完毕了，不要再带节奏说什么只赔了一千五，肯定有关系了）而且张家当时主张的25万显然是天价赔偿）
而且现在刑事案件也是判直接损失，死亡赔偿金不在此列，赔偿都多是几万元十来万，不能以张家的要求是否被满足作为公允标准，也不能说一定要几十年收入才对。
④王正军服刑时间：一次减刑加后期假释，并无显著不当。如果仅此就断定有关系，我国减刑制度就得废除了。

当然，简单的一个判罚下来，没有跟上后续措施，导致了张扣扣人生的多舛，而且他的心理感受也一直没有被关心和纠正，终于让受害人变成了加害者。

不够完备的司法没有做到止争，而是浅尝辄止，这也是悲剧的产生原因之一。

（2）纠正双标

这里，我想说自己的一大困惑点——生效裁判文书的既判力，为什么在网民眼里，其证明力的高低是飘忽不定的？

答案可能很简单，在新闻报道的前期，我们往往就有了锚定效应，坐实了人物的好坏之分。强奸案的受害人是值得同情的，被反杀的人是活该的。

在汤兰兰案中，汤母等人试图用一面之词推翻生效判决文书确认的内容，招来大部分网友的愤怒，大家认为个人主张无法推翻经过审判和法律论证的文书。这时候的偏向，是基于对汤兰兰受害身份的同情。
而张扣扣案中，大量网民轻信王家顶包的媒体报道，也认为判决枉法舞弊、拿今天的眼光说赔偿太少。这些，其实也是基于受害者家属张福如的个体主张，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选择攻击了法律文书确认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是道德倾向，而不是事实分量。

我请至今还在评论区说本案王家李代桃僵、在乡村权势滔天、张母被分尸、根本没什么赔偿、王家有关系不坐牢的朋友，原原本本拿出你的信息源头来，不要再空口白牙带节奏。

要么是媒体早期被打脸报道，要么是小道消息，甚至根本拿不出源头，请问为什么你的闲言碎语比生效法律文书还可信？你觉得乡土基层有问题，本案就一定是黑心的？

按照大家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我想说——如果我告诉你本案的邓学平是给汤兰兰父母申诉的律师，给王宝强辩护的张律还给李天一轮奸案站过台，他们是不是也要被天然diss？

这种矛盾的所在，其实就是我在本次事件中最想说的话。

我们可以如邓律的辩护词一样拔高价值，去思考，去发现，当然有法不能及处，比如判罚后的安置不够、社会的疏导缺失、与民间法的对话不够。但是，绝不是被个人锚定印象和媒体二手报道带着走，肆意攻讦司法本身，甚至像部分人一样把无奈可悲的张扣扣塑造成正气凛然的大英雄。

（当无有力反证时）司法公信力＞个人主张力这个标准，正是排除这种双重标准的法则。当然，司法也存在例外，那你也得承认他的大概率得证，其权威性远远大于个人和媒体。

当没有足够证据时，屁股不因为道德倾向而放在小端，来猜测诋毁大端，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3）复仇可以理解，但不是英雄，血亲复仇制更不会被社会需要

最后再简单谈谈血亲复仇这件事，我的观点是能道德上理解但无法支持。

第一，血亲复仇的基础是历史上的氏族宗法，呈现公权力处罚但减轻的形势。时代已经更迭，宗法氏族消亡，社会契约让渡了刑罚权，同时刑法的作用也从朴素报复性蜕变。可见血亲复仇从轻已经没有制度基础和操作合理性，但仍旧有道德上的共鸣度，这点无法反驳。不过司法还存在问题，不代表可以回引血亲复仇。

第二，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汉谟拉比法典》中绝对对等化的同害刑，但在现在，你也永远无法做到真正的同害报复。至少我认为张扣扣案是血亲复仇，但绝对不是同态复仇。

第三，血亲复仇要命之处在于无序性，如果你合理，那对应地别人也合理，永远无法停止一报还一报的轮回。

昨天和很多朋友讨论了邓学平律师公布的辩护词（当然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朋友，笑），有几点不吐不快，趁还有印象先简略记下来：

一、有的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活成了里子。

邓律师的辩护词，大开大阖，旁征博引，气势恢宏，但仔细一推敲就觉得缺了些东西。检方公诉意见书提到了诸多不利于辩方的情节，例如「自首」出于被迫，误导侦查，缺乏主观悔罪意愿，杀人经过长期预谋且选择的作案对象并不限于三名死者，作案的动机不单纯是「复仇」，当众杀人造成了恶性社会影响等。

在讨论纪伯伦和古代法制史之前，还有很多可以交锋的地方（比如针对检方看似「强无敌」的作案动机分析进行反驳）。在只看到邓律师的辩护词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这些争议点被忽略了。但在 @TEDCJK 提醒之下，了解到了另一位辩护人殷利清律师所做的工作（他也是于欢的辩护律师），以及没有得到完整披露，但在法院微博直播中有所提及的殷律师辩护意见，才有一种「阴阳调和」的感觉。

邓律师的辩护词，引起社会热议，成了面子，但也要看到里子。

二、两头堵

死刑判决，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能接受，当庭宣判的处理方法更是招致非议。我听到一些评论，认为结果已经被安排了，认为邓律师是明知被安排的明明白白，所以做了一番漂亮的困兽之斗以警醒世人。

当庭宣判就是内定了结果，那如果择日宣判呢？在一份漂亮的辩护词广为传颂之后，法院再作出判决，舆论或许就变成了快播王欣案的风格：「公诉人全程被吊打，居然这么判」。

如果心中有了预设，无论对方如何处理，都能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依据。至于真相呢？

我也很好奇，我也很无奈，毕竟法官的评议不对外公开。不然问问万能的崔永元 （认真的）。

三、经得起检验的价值观

我很喜欢苏格拉底式的追问：

你认为杀人应该偿命吗？
是。
张扣扣杀人了，就该死吗？
不是，因为他是为了复仇。
复仇，是谁杀了他的母亲？
王家老三。
张扣扣杀了谁？
王家三个人。
他们都是王家老三吗？
。。。
刑罚应该体现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求吗？
应该啊。
包括王家人吗？
不包括，他们是恶人。
王家 1996 年之后出生的人也是吗？
呃...
张扣扣是不是很可怜，看着自己的亲人口鼻冒血，在自己的怀中死去？
是。
三名死者的亲人呢？让我们假设存在 1996 年之后出生的一位好了，ta 看着他们身中十几刀，在家家户户喜迎春节的气氛中，在血泊里挣扎？
。。。

这样的追问，可以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真的有一以贯之的评判标准吗？

霍布斯描绘过一种「自然状态」，每个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发起对所有人的战争。后来，大家打打杀杀得太累了，依据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建立了秩序。

维护这种秩序，需要对我们共有的价值观勤假拂拭，

莫使染尘埃。

在农村，有几大不安定因素。

一是游手好闲、半黑势力的村霸、二是个别为恶一方的村官、三是儿子兄弟多的强势家庭、四是悍妇。

本案中，我们可以排除恶霸和村官因素。

王家的三兄弟和张扣扣的母亲汪秀萍正好符合三、四的基本特征。

到底是王家三兄弟逞强一方，还是张扣扣的母亲悍霸一隅？

这是我一直试图搞清楚的问题，因为这极有可能关系到当年张母被打死的真正死因。

王家的说法是：两家有矛盾后，张母路过王家时朝王家兄弟吐痰、辱骂，上升到冲突；张扣姐从自家取来铁条交给张母，最后冲突加剧，张母反被王家兄弟打死。

张扣姐的说法是：王家兄弟乘张母路过王家门前时，滋事挑衅，把她妈打死。

目前，法院采信的是王家的说法。并且认为直接导致张母死亡的是王家小儿子。

（插一句，本人来自农村，一个妇女在别人家打起架来，会是什么情况，基本跟明镜似的）

现在大家不愿相信法院判决，也不相信王家说法。却对张扣姐的说法深信不移。然而，张扣姐一人的说法就一定可信吗？

目前，新闻已经陆陆续续采访了很多当年的知情人。包括张扣扣的发小、村干部，还有张家的一些亲戚。

似乎一致的观点都是：张母汪秀萍在当地，十分强势。

比如今天刚出炉的采访录：

张福如称，两家矛盾源于他家“给别的人送了一颗西瓜，没有给王家送”而引发。而包括张福如本家亲戚在内的多名村民向澎湃新闻表示，张福如的妻子汪秀萍为人强势，“嘴上不饶人”，“和村里很多人都吵过架”。在王坪村担任二十多年村干部的王明亮（化名）也表示，汪秀萍个性不好。

相反，众多采访中几乎没有任何人提到王氏父子四人欺压乡邻。

就连张扣扣的姐姐都没有提到过王氏父子有过欺压她家的情况。

所有的矛盾描述，都是说张家和王家因为做生意产生了过节。

试想一下，以我国媒体的一贯作风，如果王氏父子是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人，相关的新闻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番画风？难道我们没点B数？

所以，几乎可以断定：

------王家不是村霸。但也有不当的地方。后来王家经济条件好了一些，应该主动向张家提供补偿以争取对方谅解，但王家没有这么做。

------张扣扣的父亲是本份的人。

------张母汪秀萍的处事方式却可能容易引发矛盾和升级对抗，其本人很可能进一步加深了两家的矛盾，而这可能正是导致她自己悲剧的最重要因素。

------张扣扣的姐姐，她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她的弟弟，原本不足为奇。但当年要不是她在母亲跟王氏兄弟打架时回家取来一根铁条，今天的这一切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至于张扣扣本人，确实是个悲剧。也许本性并不坏，但仇恨毁灭了他。

因此，从现有的报道和批露来看，即使退一万步，也推不出王家兄弟存在故意的、恶意的致人于死亡的情节。虽然张扣母汪秀萍的不幸死亡是一个悲剧，但王家兄弟致其死亡这件事本身，并不致于会引起恶劣的社会反响。亦即：王家兄弟的行为不属于罪大恶极和穷凶极恶，属于由于双方的积怨和矛盾引发的持械争斗而造成的意外死亡。

媒体（和张扣姐）一直试图把矛盾指向当年判决时，王家存在用小儿子顶罪的行为。

毫无疑问，如果能够证实这一点，张扣姐挽救张扣扣就有希望，至少可以得到极大的民意支持。法院重审时不可能完全忽视民意。

然而，这一点，不是事实。

且不说张扣姐没有举出证据来证明她所说的从而推翻原先的判决，就连村民的舆论似乎也没有站到她这一边。

事实上，连张扣扣自己都承认其母是“王三娃”（小儿子王正军）打死的：

张扣扣在口供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心理经过：“王三娃用木棒将我母亲一棒打死，我也在现场，当时我年龄还小，只有13岁“

（张扣律师言）在会见张扣扣的时候，张扣扣告诉我，有三个场景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令他终身难忘、时常浮现：一是王正军打他妈妈的那一棒；

我们从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中，都没有看到存在第二个人说王家用小儿子王正军顶罪。所有这一说法的来源，其实都是张扣扣的姐姐一个人。

但妙就妙在，这是整个事件中极好的一块嚼头，和武侠小说常有的套路（励志替母报仇）不谋而合，能够吸引眼球，能够激发人们的同情心。

但事非曲直，究竟如何，从根上找原因，其实是不难判定的，因为这个故事中的“四大恶人”并不存在。

本问题下有几个律师的回答，纷纷称赞律师做的辩护多么好，又是情又是理，简直好笑。什么英国大仲马、黎巴嫩纪伯伦都搬出来了，挟洋自重。一味博取舆论支持，全然不从案情本身、不从犯案过程的细节上、不从法律条文的适用性上去辩护。

如果换作专业的、敬业的律师，证据链完不完整、凶器对不对、指纹对不对、采集过程合不合规、仪器合不合规、采集人员资格合不合规、证据保管是否合规、证人证言对事件的阐述是否连贯、有无瑕疵、证人资格（年龄啊、经验啊、天气啊、心理啊、和当事人的关系啊）是否合适、证言逻辑有没有问题、预谋是否成立、作案过程是否符合预谋场景，等等。把这些细节审完，没个一年也得半载，哪至于当庭宣判。

（至于律师为什么会采用这种低成本的辩护策略，我的想法比较卑劣。律师就收了那么点钱，谁跟你花那么多精力去调查这些个细节？你当你是辛普森给了劳资1000万啊？写篇稿子法庭上一念，如果被法官采信了哪怕一丢丢而降低了刑罚，就名声大噪了。不采信不采信呗，反正胜算也不大的案子，输了是正常的，又不会影响劳资的名声）

有人（应该是名律师）私信中给我发来这么一段，令我十分欣慰。

祝福这位哥们，希望他成为一名好的律师。

相关回答：

女泼皮牛二混赖那杨志，使一铁扁担伤了杨志头面。青面兽何等样人，哪里忍得？将一条木棒向那牛二掼去。只在头上挽一挽，牛二倒地便死。杨志大惊：想这女汉子恁得如此不济？早有公差押至大堂，定作伤害致死之责，判了脊杖二百，四年收监。

不想廿二年后，牛二之子牛三，口言誓报母仇，必斩杨志，兀的起了狂性，提了手枪挎了短刀，径往那二龙山来。

此值除夕佳节，二龙山几位头领安有未卜先知之能？

杨志乍见牛三，未及开言，早被一刀砍倒。武松鲁智深二位头领，并未与那事，却也一并被剁作肉泥。牛三焚了二龙山，遭那铁面孔目裴宣相擒，判了个斩立决。

或曰：牛三者，好汉也。

止增笑耳。

头绑白布，进门捅死老三，大声宣称“冤有头债有主，王老三杀我生母，今日一死报母之仇，我投案自首，请诸君为我做个见证。”，然后服从一切判决

这叫复仇，给个死缓也说得过去。但由于之前判决合理，这种情况他也十有八九得死。

蒙面，杀仇人，捎带上两个无辜的，再毁财物，然后潜逃，潜不下去了投案自首，这叫尼玛复仇？

这不枪毙天理不容。

真想复仇，就该有死的觉悟。

谈谈自己的看法，结论：我相信司法公正，不管是当年的判决还是如今的判决。

公众对于这起案件的关注更多是因为发生于1996年的张母被王正军故意伤害致死案。所以我就着重谈当年那个案子，相关材料引用自裁判文书网与各省官方网站或是百度。

当年审判的正式判决是这样的，一、被告人王正军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由被告人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一次性偿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经济损失九千六百三十九元三角。大家的猜疑和不信任主要就是针对这2条：

“什么，杀人了只要判7年，最后又只关了4年”“什么，一条人命只赔了9639.3元”

那么这个判决到底是否公正，当年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我们一起看下2018年12月陕西省高院发给张福如的《王正军故意伤害案驳回申诉通知书》，便一目了然了。在发生张扣扣案后，张福如先后向汉中中院和省高院提出申诉，希望重审1996年的案子。两级法院都先后驳回了。下面3张图片详细解答了张福如和一些网友想问的问题，因为内容较多，我简要概括下几个关键点。

1.有充足证据证明当年是张母先用扁铁各击打了王正军左额部和左脸部1下，并致其流血，然后王正军才拿起木棒击打了张母头部1下，致其死亡。

2.有充足证据证明张母死亡是王正军1人所为，不存在顶包情况（张扣扣也承认其母亲是被王正军击打1下后死亡的）。

3.有充足证据证明王正军当时还不满18周岁。

一、刑期是否合法合理?

根据1979年《刑法》第十四条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一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另外，在法庭审判当中，都会考虑到被害人是否有过错，如果被害人对于矛盾的产生和激化负有责任，也可能会酌情从轻判罚。所以当年判处王正军七年有期徒刑是合法合理的。

二、王正军的刑期执行是否合法合理？

本案判决生效后，南郑县法院于1997年3月19日向南郑县公安局送交了执行通知，王正军当日被送到陕西省少年管教所投劳服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7月5日作出(1999)西刑二执字第787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王正军准予减刑一年六个月，余刑执行至2002年2月28日止。2000年7月1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西刑二执字第984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王正军准予假释。2000年8月18日予以释放。王正军实际服刑3年11个月20天（判决前拘留一日折抵刑期一天）。

79年《刑法》第七十一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可以减刑。但是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第七十三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节，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所以从目前的信息来看，王正军的刑期执行也是合法的。

三、赔偿金额9639.3元是否合法合理呢？

1.首先，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死亡赔偿金一说，即使在当下有这一项，根据刑事诉讼的惯例，大多时候在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当中也是不支持的（至于为什么不支持百度有详解），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调解或和解时有个明确的标准罢了。

2.1979年刑法第三十一条 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1987年开始施行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3.陕西省人事厅、陕西省财政厅陕人险发[1995]107号《关于调整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丧葬费标准的通知》规定，陕西省1996年死亡职工丧葬费标准为1500元。

那么9639.3元到底是怎样的一笔数目呢？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公报，省情概览——人民生活板块里所写的“农村居民收入也实现了快速增长，1978年，陕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元，1988年为404元，1996年为1165元。”那么王家当时的赔偿额相当于当年陕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8.27倍。我们可以对比下如今的赔偿数额。

比如2011年甘肃白银郭全明、吴正金故意杀人案，2名被告故意杀害2人，最后共赔偿39588元，其中大部分是丧葬费用，每名被告平均赔偿19794元（2011年白银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813元，相当于5倍）。

比如2013年吉林省长春市庞传浩故意杀人案，最后法院判决被告赔偿19203.50元(2013年吉林省长春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0060元，相当于2倍) 。

比如2014年陕西省榆林市吉夺吃哈故意杀人案，最后判被告赔偿丧葬费22165元（2014年榆林农民人均年纯收入9700元，相当于2.5倍）。

比如2016年陕西咸阳闫鹏嵩致3死1伤案，最后判决赔偿给2名死者的家属共65978.31元，赔偿给另1名死者的家属共29539.16元，这些费用也都只是丧葬费、误工费（2016年咸阳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1元，相当于3倍）。

所以，原审法院根据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已实际支付被害人家属丧葬费和其他费用8139.3元之外，再赔偿1500元(共计9639.3元)，是符合当时的相关规定和实际情况的，相较于当下的很多案例也是合理的。

最后，希望大家在欣赏张扣扣第二辩护人邓律师如散文般的辩护词时，也要好好看看汉中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意见书（自行百度），更应该好好看看汉中中院的官方庭审微博，只有这样才至于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才能得出更加正确的判断。

当然，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空手、后退中，对方冲上来拿钢筋打我头，打中我连续两下，打得我头破血流。我这不能正当防卫权？ 防卫过当作为故意伤害罪坐牢已经重了，还被下面那么多答案说成有黑幕、司法不公，真是让人齿冷。

王老三正当防卫，被判故意伤害罪坐牢，反被污蔑是谋杀+司法不公轻判。

张扣扣处心积虑谋杀，反被洗白。继续污蔑司法是选择性公正了。

网上舆论的先入为主偏见莫过于此了。

2018年最火热的莫过于昆山龙哥被反杀案,网友评论吵翻天,正当防卫准入门槛这么高。

然而是不是也该审视一下，张扣扣之母先拿钢筋扁铁打人，莫非是白莲花吗？张扣扣打着报仇之名杀人，究竟是怎么个不“动机卑劣”可以“呵呵呵呵”了？

好笑的是多篇替张扣扣洗地文，写的太多。却暴露了（判决书没有提的）钢筋扁铁的来龙去脉：王父和张母吵起来之后，张父是空手上去，对当时同样空手的王父和张母劝架。是张扣扣之姐带着张扣扣，扛来了钢筋扁铁。当第一回合王父和张母的互相推搡被张父终止双方都准备离开之后，张母又取过钢筋扁铁转身开启第二回合，用钢筋扁铁攻击王家人。

从道理上讲，当时赤手空拳的王老三已经被张母挥舞钢筋扁铁连中两下，给打的头破血流了。此时捡起任何手边的东西反打回去，都是正当防卫啊，怎么能算是互殴、故意伤害呢？更别提是什么谋杀、杀母之仇了。

正当防卫结果故意伤害罪，未成年人判刑七年，坐牢四年然后减刑，可以被污蔑成司法不公，也是醉了。

昆山龙哥之子莫非还有权报杀父之仇不成？应该没人觉得吧。

实际上一个细节就很有趣，虽然张父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当时幼年的儿子张扣扣，但张父他是四兄弟比邻而居的。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住隔壁的张父的亲兄弟们以及亲侄子们，却拒绝出面。最后冲进王家闹赔偿的是张母的兄弟，张父的小叔子（最后诉讼原告代理也是这个小叔子）。

又及，张家编故事都编不圆。

1编出王老二杀人，王老三顶罪，可是却被记者（上海界面新闻的记者）发现张家自己留存的当年的上访材料上明明写着王老三杀人，压根没提王老二杀人。

2 赶紧编出自己一家不识字，这材料是一个（现在已去世的）老太太代笔的。你的女儿儿子的高中是白上的？你的亲兄弟们以及亲侄子们，以及你的小叔子，莫非都不愿替你写个上访材料文书？？

3 还是圆不了为啥趁王家老二不在的时候动手啊，以及当年根本不在场的王家老大你凭啥去杀啊。

网上舆论，昨天大谈正当防卫的无限防卫权多么多么必要。今天换一种先入为主，又完全否认正当防卫权了。

我空手、后退中，对方冲上来拿钢筋打我头，打中我连续两下，打得我头破血流。我这不能正当防卫权？ 防卫过当坐牢已经重了，还被下面那么多答案说成有黑幕、司法不公，真是让人齿冷。

也难怪中国司法实践领域里，正当防卫准入门槛这么高了。谁架得住群众舆论这么正过来翻过去的乱抽公检法的耳光啊。

PS添加了评论

1. 杀母之仇不共戴天，但是杀一个凶手就可以了，不必再去杀另外两人

2. 必须死刑，既然敢复仇，就敢担责，这是代价

3. 其他什么谁恶霸谁泼妇都不可考证，不应作为讨论的依据，而且在人命面前没有必要

4. 我个人有可能不会这么做，或者选择等到自己老了（60岁以上吧），对方老了再去这么做（报了仇也将相互伤寒降到最低）

5. 我不会做不是因为我遵守法律，法律要考虑很多因素，不可能做到最公平最公正，至少做不到每个个体感觉这样，公平永远是相对的。我不做是因为我怕死（或者时间长了，假装忘记，自己就算了。说白了就是怂），不是因为我能原谅对方。但是不做我这辈子心里都不舒服，因为我怂，所以我会承担这种痛苦。

1、从张扣扣案的当庭宣判来看，这个死刑结果合议庭之前已经是达成了初步意见的，有人说当庭宣判过于猴急，个人并不同意。国内的刑事诉讼，实质上卷宗早在开庭之前就移交到法院了，辩护人也会在开庭前多次去审判机关交换意见。从庭审来看，张扣扣对于案件的事实也并无任何否认，庭审的整个过程是相当顺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合议庭认为之前的预判没有任何问题也是很正常的。当然对于国内的这种卷宗提前移交的制度是否会弱化庭审的实质化，这个肯定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对于个案来说，去讨论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制度争议意义不大。

2、从公诉机关在庭审过程中举证的事实来看，个人并不认为张扣扣是什么侠客？我也对于评论区中的部分称赞评论感到不可思议。96年案件系邻里纠纷引发，且为张扣扣母亲先向王富军脸上吐吐沫引发。张扣扣常年的工作生活不如意，并把这些不如意归结到当年母亲的死亡。说句不好听的，谁这辈子没有点不如意，哪一次幼儿园砍杀案中的被告人没有点不好的遭遇，如果因为这就能称为侠客，也太过于侮辱侠客了吧。

想起了之前自己办理的一个案件，哥哥要毒杀弟弟，原因是当初弟弟在母亲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导致母亲没有给自己盖房子，最后自己打了一辈子光棍，自己孤独终老，所以要毒杀弟弟。请问这个案子中，这个哥哥有没有理由？有吧。一句话，所有的预谋杀人都是有理由的。

3、《一叶一沙一世界》是篇不错的散文，甚至是篇不错的社评，但是对于案件辩护的意义确实不大。说句直接点的话，就是你让承办人连总结你辩护观点都很困难。昨天和几个同行交流，大家都挺一致的，这文章就不是写给合议庭看的，而是写给大众看的。从策略上来说，两个辩护人一个写法律焦点，一个博取媒体同情，似乎也是不错的策略。但是如果称这个辩护词为模范辩护词甚至是辩词，有些言过其实了。

4、本案判决死刑很恰当，要真的是判了死缓，我才想不通。除非证明他刑事责任能力有缺陷。

一叶一沙一世界——张扣扣案辩护词

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邓学平律师

汉中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的各位成员：

张扣扣被控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案，今天迎来了正式开庭。在我开始阐述辩护观点之前，请先允许我对逝去的三条生命致以最诚挚的哀悼，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今天我的辩护意见，不能在任何角度或任何意义上被解读为对逝者的不敬或挑衅，也不能在任何角度或者任何意义上被理解为对暴力的推崇或讴歌。

英国早在十四世纪就确立了正当程序原则。其中内容之一便是：任何人在遭受不利对待之前，都有权要求听取自己的陈述和申辩。正是基于这一古老而朴素的正义理念，今天，我才出庭坐在了辩护席上；也正是基于这一古老而朴素的正义理念，今天，我们大家才得以坐在这里。

我深信，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什么人，都应当依法保障他本人以及他委托的律师的辩护权利。这种保障，不仅仅是准许他说话，不应该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保障。这种保障，应该是一种实质上的保障，即：充分听取辩护意见，并认真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

法律是一整套国家装置。它不能只有形式逻辑的躯壳，它还需要填充更多的血肉和内涵。今天，我们不是为了拆散躯壳；今天，我们只是为了填补灵魂。我的辩护共分为五个部分：

一、这是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

时间必须回到1996年。这一年，张扣扣年仅13岁。汪秀萍，张扣扣的母亲，被王正军用木棒打死。母亲被打后，倒在了张扣扣的怀里。张扣扣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死去。

在会见张扣扣的时候，张扣扣告诉我，有三个场景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令他终身难忘、时常浮现：一是王正军打他妈妈的那一棒；二是妈妈在他怀里断气的时候，鼻子、口里都是血，鲜血在喉咙里面“咕咕咕咕”地作响；三是妈妈的尸体在马路上被公开解剖，现场几百人围观。张扣扣亲眼看到妈妈的头皮被人割开，头骨被人锯开。

这样惨绝人寰的血腥场面，对于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儿童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童年时期经受过这样巨大创伤的人，长大后是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正常人的。

弗洛伊德说过：“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悲惨的童年经历，长大后再怎么成功、美满，心里都会有个洞，充斥着怀疑、不满足、没有安全感……不论治疗身体还是心理上的疾病，都应考虑患者童年发生的事。那些发生于童年时期的疾病是最严重、也是最难治愈的。”

心理学上有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它的典型定义是：“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有许多症状，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症状是“记忆侵扰”，即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主要表现为患者的思维、记忆或梦中反复、不自主地涌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可出现严重的触景生情反应，甚至感觉创伤性事件好像再次发生一样。张扣扣本人曾供述“眼睛一闭，当年的场景就浮现了上来……经常梦见母亲去世的样子”。我们高度怀疑张扣扣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样的心理创伤和精神痛苦所激发的仇恨能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张扣扣在口供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心理经过：“王三娃用木棒将我母亲一棒打死，我也在现场，当时我年龄还小，只有13岁，我就想拿着刀将王三娃弄死，最后被我爸爸拉住了，当时我看到我妈鼻子口里都是血，心里非常痛苦，我就发誓一定要给我妈报仇，我还大声说：‘我不报仇，我就是狗日的’。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憋着这股仇恨。”

张扣扣被仇恨的欲望所裹挟，被复仇的情绪所支配。而这仇恨的种子，却是别人播下的。张扣扣本人也是受害者，也是牺牲品。庭前会议上，我们曾申请对张扣扣进行精神鉴定，遗憾没有获得法庭许可。精神正常不正常，靠一些邻居同学的口供是无法证明的。我个人高度确信，张扣扣的心理创伤对其后续行为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意志自由这个层面，张扣扣是不同于正常人的，是受到限制的。现在以一种正常人的标准、用一种局外人的理性去要求张扣扣，去审判张扣扣，是在当年悲剧的基础上对张扣扣的又一次不公。

二、张扣扣没有更好的仇恨排遣通道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激烈的侵犯会导致复仇的欲望，而复仇的欲望只有得到排解，才能放弃复仇的行动。国内学者黄永锋总结了排遣复仇欲望的可能途径，包括：（1）借助诉诸神秘力量的报应思想；（2）通过得到所在群体的支持；（3）诉诸暴力反击；（4）寻求公权力救济；（5）通过忏悔和宽恕；（6）容忍并由时间抚慰。因此，为了实现社会控制，国家应当尽可能地向行为人提供代价更小的仇恨排遣途径。

对于23年前的那场审判和判决，虽然陕西高院已经驳回了张扣扣父亲张福如的申诉，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张扣扣一家三口都认为这个判决太轻了。法院垄断了法律裁判权，但法院垄断不了正义评价的标准。正义有张普罗透斯的面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美国伟大法学家罗尔斯终其一生研究正义问题，最后给出的答案竟然是正义离不开直觉。

23年前的那场审判，无法给予张扣扣足够的正义感受。张扣扣自己供述说：“王三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表面上是受到制裁判决了，但实际上是轻判了。”实际上，王正军虽然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但仅仅服刑四年就被释放。在此次事发前七八天，张扣扣还对他父亲说：“王自新家将我妈杀了，既没有偿命，又没有偿钱，我要收拾他们”。

王正军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法律制裁，但案结事未了，张扣扣的心灵创伤并没有被抚平，张扣扣的复仇欲望也没有被排遣。更重要的是，王家从未向张扣扣家道歉、认过错，寻求过谅解。张扣扣在公安机关供述说：“在过去的22年中，王自新一家人始终没有给我们家道歉沟通过，也没有经济赔偿，这22年的仇恨在我的心里越来越严重，我就想把王自新他们一家人杀死给妈报仇，为了报仇我连媳妇和娃都没有要，我心里想的就是为了报仇，如果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给我们赔礼道歉，我也不会发生今天杀人的悲剧。”可以说，是王家自己首先存在重大过错，自己亲手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张扣扣自幼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即踏入社会。学历不高，加上幼年遭此打击，后面的工作和生活并不如意。辗转广东和浙江，但从事的多是保安、车间工人等底层职业。工作辛苦但收入微薄，经济长期拮据，期间还多次被人骗入传销组织。可以说，张扣扣社会融入过程极其不顺利，社会支持系统长期缺位，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脆弱和孤立无援。

家庭也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爱。母亲离世，姐姐远嫁，张扣扣的大部分岁月都缺乏女性的关爱。父亲张福如小学文化，从小对张扣扣管教严格，只要是张扣扣跟别人发生冲突，不管谁对谁错，都要遭受父亲的责怪。父爱严苛有余，温情不足。以至于张扣扣的朋友曾秋英说他有很强的恋母情节。

在张扣扣诉诸暴力反击以前，我们的社会对其复仇欲望根本未予关注，更不用说帮其疏导。张扣扣在母亲死去的当天，曾经仰天长啸，发誓为母报仇，但这样的声音没有被人重视。有利于社会的仇恨排遣通道统统阻塞了，只留下了一条暴力反击的通道。

惨案发生后，我们去苛责张扣扣的残忍和暴力，却全然忘记了在之前整个社会对他的弃之不顾。没有心理疏导，没有帮扶关爱，任由一颗复仇的种子生根发芽。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张扣扣长大成人后，要么做一个畏畏缩缩、逆来顺受的木偶，要么就注定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三、复仇有着深刻的人性和社会基础

古今中外，在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类型，复仇都是永恒的话题。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再到中国的《赵氏孤儿》，以复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至今仍是人类跨文化、跨地域的共同精神食粮。文学是人性和社会的反映，复仇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人性和社会基础的最好证明。

中国传统司法实践对复仇案例大多给予了从轻发落。孔子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著名论述，儒家经典《礼记·曲礼》甚至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的说法。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鼎盛的时期之一，对复仇案件格外重视。《宋刑统》规定，地方官员遇到复仇案件，需要奏请皇帝敕裁，以期实现人伦天理和王朝法制在个案中的统一。《明律》明文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明朝律法对复仇杀人较之普通杀人，明确给予了减轻处罚。清律继承了明律的相关规定。清朝律法学者沈之奇曾经对此有过生动的注释：“义应复仇，故擅杀之罪轻。若目击其亲被杀，痛忿激切，即时手刃其仇，情义之正也，何罪之有？”

在中国漫长的法制历史中，有许多经典的复仇案例。《宋史》中记载过一则“甄婆儿复仇案”，与张扣扣案非常相似：

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愤怒悲泣，谓兄曰：‘我母为人所杀，妹流寄他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时方寒食，具酒肴诣母坟恸哭，归取条桑斧置袖中，往见知政。知政方与小儿戏，婆儿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有司以其事上请，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

法史学者李德嘉认为，“太宗通过此案宽赦了甄婆儿，做到了情法两尽”。

时至现代，复仇已经被正式的国家法彻底否定。但对于复仇现象和复仇案件，著名法学家朱苏力认为，不能简单的以一句“依法治国”给打发了。朱苏力认为，报复性反应是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和本能。任何物种不具有这种本能，都将被自然界淘汰。畏惧他人报复会减少对他人的侵犯，报复本能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博奕论意义上的合作互不侵犯，从而使人类进入了“文明”。

而复仇本质上就是报复。报复是即时的复仇，复仇是迟滞的报复。根据现代法律，如果当场反击、即时报复，有可能会构成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从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而复仇之所以被现代法律禁止，理由之一是被侵犯者有时间寻求公权力救济，可以寻求司法替代。国家垄断合法暴力，个人复仇行为被法律强制转化为司法程序。

而复仇之所以具有迟滞性、后发性，往往是因为当时不具有即时报复的能力。年仅13岁的张扣扣当时也曾想上去“拼命”，但被父亲阻拦。据张扣扣姐姐陈述，母亲被打死后，张扣扣抱着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发誓：“我长大要为你报仇。”当时的力量对比悬殊，张扣扣经过理智权衡，选择在自己“长大”后再去报仇。

国内学者黄永锋曾经关注和研究过复仇心理学。根据他的理论，张扣扣的复仇心理过程可以概括如下：（1）王家对其母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2）眼睁睁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死去；（3）目睹母亲的尸体在马路边被公开解剖；（4）内心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羞辱；（5）内心的愤怒被激发，心理失衡，产生强烈的复仇欲望；（6）王正军被轻判，王家没有道歉和足额赔偿，复仇的欲望未能排遣；（7）社会融入不畅，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强化了复仇欲望；（8）暴力反击，复仇欲望发泄，心理恢复平衡。

现代法律之所以禁止私力复仇，是因为提供了司法这样的替代选择。然而公权力并非无边无际，他在伸张正义的时候也必然存在各种局限，有其无法抵触和覆盖的边界。当公权力无法完成其替代职能，无法缓解受害者的正义焦渴的时候，复仇事件就有了一定的可原谅或可宽恕基础。

四、国家法应该适当吸纳民间正义情感

根据现行刑法，张扣扣的确犯有故意杀人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对于检察院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我们没有异议。我们也认同，法律应当对张扣扣的行为给予制裁。我们今天的辩护主要围绕量刑展开。

无论是儒家经典的“荣复仇”，还是众多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的快意恩仇，复仇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版的自然法。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对复仇行为要么赦免其罪、要么从轻处罚、要么予以嘉勉，但从未进行从重处罚。而人伦天理和法制统一的矛盾冲突在王朝社会就已经存在，并非今天才有。

诚然，现代的社会基础已与古时不同，现代的法治理念已与之前迥异，但儒家经典和传统律法背后所反应的人性基础和善恶观念仍然延续至今，并未全然中断。今天的我们是由过去的他们所塑造，今天的司法又怎能轻易地与传承千年的历史一刀两断？正如美国联邦大法官卡多佐所说：“不要支离破碎的去看待法律，而要将法律看作是一个连续、一往无前的发展整体。”审视和处理张扣扣案，历史的维度和民间法的维度不仅不是多余的，反而是必不可少的。

权力可以集中，但正义必然是个体化的、分散化的。司法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摒弃民间的立场，完全忽略个体当事人的感受，有可能会导致正义的错位甚至正义的窒息。23年前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样的原因导致的。23年后，我们还要再一次重蹈这样的错误吗？

张扣扣的行凶对象有着明确而严格的限定，对于一般的民众并无人身危险性。在回答为何要向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行凶时，张扣扣解释道：“是老二先挑起来的，是老二先打我妈的，王三娃是用棒把我妈打死的主要凶手，王校军是王三娃打死人之后打通层层关系的幕后操作人，王自新就是煽风点火的人，没有王自新说的‘打，往死里打，打死了老子顶到’这句话我妈也不会死，所以我才要杀死王自新他们四个人。”至于当时同样在家的杨桂英，虽然是王正军的母亲，但因为与23年前的案件无关，张扣扣并未对她有任何伤害举动。

王家亲戚王汉儒在公安机关作证：“我当时劝张扣扣……张扣扣跟我和王利军说：‘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参与’。烧完车后，我听张扣扣说：‘我等了22年，我妈的仇终于报了’， 并在村道上举起两只手边走边说：‘等了22年，终于给妈妈报仇了’……”张扣扣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前科，足以说明张扣扣不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他的复仇行为导致了三条生命逝去，但他也有节制的一面，他的行为不会外溢到伤害无辜的程度。

根据正式的国家法，虽然被害人存在过错、张扣扣有自首情节、家属有积极赔偿，但根据以往的判例，张扣扣的判决结果似乎不言而喻。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张扣扣这个案件有着极其的特殊性。这是一个典型的复仇案件，具备民间法的某些正义元素。因此，如果我们把正式的国家法作为一个整体框架，而不是作为一个完全封闭自足的系统；如果我们认为，正式的国家法仍然能够为民间法预留某些空间，或者仍然与民间法保留着某些对话、融合的可能通道，那么张扣扣应该能有生的希望。

五、尾声：张扣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我会见张扣扣的时候，张扣扣曾经问我：“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你一开始想的不一样？”我笑笑回答：“你的确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凶残。但你跟我不是同一类人。”张扣扣说：“我其实很随和的，生活中很少跟别人发生摩擦或者矛盾。”

张扣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种大奸大恶的人吗？显然不是。邻居兼同学张良刚评价张扣扣“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不惹事，也不乱花钱，自尊心很强，对人有礼貌，爱干净的很，家里收拾的利索，衣服都是自己洗”；王家亲戚王汉儒评价“平时不爱出门，喜欢呆在屋里，小伙子还比较有礼貌”；朋友曾秋英评价：“和工友们在一起相处的很好，平时有说有笑，和别人都没有矛盾，扣扣这个人生活很节俭，很少乱花钱，也不到外面乱跑和也不出去玩”；前同事梁江召评价：“他和同事相处都很好，平时和同事也没发生过矛盾，他这个人做事尽职尽责，我们在一起还互相请吃饭，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大方的，别人请客吃饭，他也会请客……我和扣扣还是集团工作标兵”。可以说，张扣扣本质上并不是坏人。只是生活和命运让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选择。

张扣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种手刃仇敌的大英雄吗？显然也不是。今天，我们并非是在广场上把张扣扣当作英雄进行簇拥和歌颂。相反，张扣扣今天是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他的行为在整体上，是被法律予以明确否定的。作为法律人，在张扣扣的整体行为评价上，我并无异议。

简单的喊着正义或者邪恶的口号很容易，简单的说一句法律禁止私力复仇很容易。难的是，如何用法律人的理性和细致去勘查和勾勒正义的边界，如何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法律话语体系的前提下发现并兼顾被忽略的民间法，如何用法律人的良知和怜悯去斟酌和界分刑罚的合适重量，如何让一份司法判决既能承载法律的威严又能浸透人性的光辉。

因此，今天我的辩护基调不是铿锵的，而是悲怆的。我要向法庭表达的不是强烈的要求，而是柔软的恳求。今天，我想用最诚恳的态度，恳求法庭能够刀下留人，给张扣扣留下一条生路。我期待法院能体谅人性的软弱，拿出慈悲心和同理心，针对此案做出一个可载入史册的伟大判决。

最后，我想引用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罪与罚》作结：

在你们身上多数是人性，还有许多非人性，是一个未成形的侏儒，在迷雾中梦游，找寻着自己的清醒。我现在想说说你们身上的人性，因为熟识罪与罚的只有它，不是你们的神性，也不是迷雾中的侏儒。
我常常听你们谈起犯了某个错误的人，好像他不是你们中的一员，而是一个闯入了你们世界的陌生人。然而我要说，即使是神圣正直之人，也不可能超越你们每个人心中的至善，同样，即使是邪恶软弱之人，也不可能低于你们心中的至恶。
宛如一片孤叶，未经大树的默许就不能枯黄，那犯罪之人，未经你们全体的暗许就不能为非作歹。你们就像一列向着人类“神性面”迈进的队伍，你们是坦途，也是路人。
若其中一人跌倒，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让他们小心避开绊脚的石头。他也是为了前面的人跌倒，他们步伐虽然迅捷稳健，然而却没有移走绊脚石。

以上意见，恳请予以采纳。判决结果，全部交给法庭。谢谢。

他不仅仅杀了仇人，

他把人全家都杀了，全家啊！

当他杀掉仇人报仇完成时，他对仇人家人举起的是罪恶的屠刀。他的行为已经不具有正义性了。

张扣扣被判死刑没什么不公的，血亲复仇的本质就是即使知道要被判死刑也要去做，不然怎么叫血亲复仇呢。

法律也只是维护正义的其中一种工具而已，这是国家机器的局限性，它最多也就不过能够剥夺人的生命而已。但是生命显然远远不是人最重要的东西，总有些仇恨是超过生命的，那么很自然，法律的真空就需要其他东西来填充，譬如血亲复仇。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的法律至少还能够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在一个法律无能剥夺人生命的国家，它所留下的真空场所就会更大。当凶手和复仇者都注定不会被法律剥夺生命的时候，同态复仇就是再朴素不过的想法了。

毕竟这世上的人，至少是其中很多人，他们首先是一只顶天立地的血性畜生，其次才是个抱拳鞠躬的人。

很多人已经说了，邓学平律师的辩词文采斐然，但不实用。

目前的形势是双虎口夺食

—— 死刑显然是 欲置之死地的强烈预定，改变难度极大

但也可以试试

第一虎，管理法律界的公权力。公权力对张扣扣案本身的兴趣不大，应该有判张扣扣死刑的倾向，但并非特别强烈的那个，且理论上是可以动摇的 —— 只要反向的压力足够。

第二虎，具有司法权力的法律界。这群体有五个特点：

1、与他们的老师一样追求专业利益的顶级自我实现 “法的统治”，始终在路上。

2、为实现 “法的统治”，必须追求再建西式精英政治体制，但始终被压抑，始终不得志。

3、从体制内管理的角度看，自由度极大，参考王林清视频披露的惊人事实。

4、自己垄断的刑罚蛋糕被张扣扣的私刑突破，异常意外，异常恼火。

5、与他们的前辈、老师一样，在专业利益、精英利益的驱动下，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对受害人始终极度冷酷，对做恶者始终关爱有加。这次做恶方损失三人，潜意识里痛心疾首，出离愤怒。

张扣扣案的民意是什么，不言自明。在对方欲置之死地的形势下，可尝试

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对方的薄弱环节。

对方的薄弱环节是什么？政治。法律服务政治，法律界内心深处追求的 “精英政治，法的统治” 也不过是为 “ 专业利益最大化，精英利益最大化 ” 的政治愿景服务。

一、辅料和台阶：反复强调 张扣扣案 事出有因，邻里纠纷，血亲复仇，非针对不特定人，王家妇孺均未受伤害，社会危害性当然不大。

与两次犯罪前科 + 其中一次强奸 + 再次性侵两姐妹 + 导致一人死亡，一人终生残疾 + 90万元赔偿 = 死缓的陕西救援支队长聂李强的主观恶性悬殊；

与抢劫成功 + 灭口孕妇 + 一尸两命 + 38万元赔偿 = 死缓的贵阳滴滴司机的主观恶性悬殊；

与暴力猥亵女大学生 + 遭遇反抗 + 恼怒杀人 = 死缓 = 据说已经 “保外就医” 的东莞理工学院敖翔的主观恶性悬殊。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除非同样作为法律人的辩方与检方、审方及其老师们一样，也是做恶者的心疼者。或辩方的重点不在当事人的利益，而在自己的专业利益、专业名望。

二、主菜和硬菜：特别强调 政治。

社会主义司法的目的是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服务各种各样的精英集团的意志和利益。

社会主义司法为了人民（而非精英集团），依靠人民（而非精英集团）、造福人民（而非精英集团）是公开的话语和承诺。

事出显然有因、社会危害性显然不大、主观恶性显然不重的张扣扣正是 典型的人民。

无论承认还是否认，被精英集团防范的该案舆情参与者无一不是 典型的人民。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服务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法律没有超越民心或者说政治的权力，尽管有些人和他们的老师始终追求超越而不得。

………

进一步展开，不断展开。

在欲置之死地的决心面前，所有的法律技术都是徒劳。比法律更重要的东西，才是战胜对方的唯一突破。

三、硬菜的配花：

将邓学平律师辩词中关于传统文化的表达升级到 “社会主义司法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精英主义、富豪主义司法，要立足中国传统，针对中国国情，走中国自己的路 ” 的高度，暗示当代中国刑事司法实践正在向西方刑事司法方向低调高歌、悄然猛进的事实。

四、全席摆盘：

辩护词一定要简短（便于传播）、有理（便于受众认同）、有力（便于震撼受众）、突出社会主义政治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大意义，突出社会主义刑事司法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政治的正确方向（将第二虎架上政治立场的高台）。

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

多年来，司法系统几乎是从严治党的例外之地。

王林清的视频已是最好的证明：堂堂最高法院的纪检组说王林清 “书读多了，不懂人情世故”；调动国家机器限制王林清人身自由；飞进一只苍蝇都难的最高法院办公楼竟然 “丢失” 重要案卷；知乎用户里有很多公务员，有几个公务员因害怕自己遭遇不测而不得不给自己录像保命？这说明最高法院是什么样的政治生态？管理生态？如果最高法院这样，基层法院呢？

无论亲体制的律师还是远体制的律师，律师界对司法系统怨声载道。

该管管了。我们不是隔壁老王，司法系统不是我们必须格外疼爱的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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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相。

依现律，死刑并不意外。但咱就不能来个择日宣判吗？

法律专业的特点是：这专业学到一定程度，“ 民族国家 ” 和 “ 国家民族 ” 的意识就趋于零了 —— 法律专业的利益大于民族国家的利益，精英阶级的利益大于国家民族的利益。

其 “ 国际性 ” 程度可能仅次于资本家和买办。

全球法律界几乎都是恶的守护神 —— 对做恶者近乎先天的同情维护，对被恶伤害者的极度冷漠（你找不到哪怕一个同情受害者的事例），对做恶者被伤害的高度愤怒。

一、张扣扣案这么重大的案件，为什么不来个择日宣判？

二、既然死刑结果是逃不掉的，为什么还对显然事出有因、主观动机显然并不卑劣的张扣扣使用恶狠狠的，与杀人越货、拐卖人口、强奸杀人、猥亵杀人、投毒纵火、危害公共安全等罪行真正配得上的 “犯罪动机卑劣” 的措辞？有必要吗？

咱就不怕吃瓜群众误以为中国法律界也是这样的角色？误以为当庭宣判的后面，是不是也有 “ 法律人的愤怒 ” ？甚至愤怒到猴急级的愤怒 ？

俗话说，心是好的，但还得讲究做事方法。

比如以引进 “ 西方先进司法制度 ” 的名义，用相当于一辆低配宝马5的90万元换来性侵两姐妹并致一死一终身残疾罪行之 “ 死缓 ” 裁判的陕西救援支队长案，就不是当庭宣判。

而且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 ” 上搜索不到该案文书，无从判断是否对性侵两姐妹并致一死一终身残疾的犯罪分子也使用了 “ 犯罪动机卑劣 ” 的措辞。

或许没有使用？不然何以死缓？

建议以后多讲方式方法，才能搞定眼毒的吃瓜群众。

我猜明天一早醒来，该回答可能就要被建议修改了。

辛苦了，大晚上的，为了 “ 我们xx专业的利益，我们精英阶级的利益 ”，被我折腾的不得不披星戴月、窝火鏖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