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何以亲俄？
李鸿章“亲俄”的论述，需要放在晚清对外政策的宏观背景下，特别是围绕着他在处理国家外交事务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维护清朝统治的根本目标来理解。与其说是“亲俄”的个人情感或政治倾向，不如说是李鸿章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应对国家危机而采取的一种务实外交策略，其核心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中国寻求生存空间和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要详细讲述李鸿章何以“亲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历史背景与国家危机：
外部压力： 19世纪下半叶，清朝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以及日益增长的殖民侵略野心，使得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内忧外患”： 除了外部的军事和经济侵略，清朝内部也面临着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国力衰弱，政府统治岌岌可危。
“重在御侮”：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官员，尤其是李鸿章这样的实权派，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御侮”，即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延续清朝的统治。
二、 俄国在当时国际格局中的角色与影响：
邻国且强大： 俄国是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其幅员辽阔、军事力量强大，对中国北部边疆构成直接的潜在威胁。
扩张主义倾向： 19世纪的俄国奉行扩张政策，历史上曾多次尝试通过武力或外交手段蚕食中国领土，例如《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都割让了大量中国北方领土。
英法的制衡者： 俄国在欧洲与英、法等国存在利益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在中国问题上，俄国也试图利用与其他列强的矛盾来推进自己的目标。
相对较弱的对手（特定时期）： 相较于当时在海上具有绝对优势的英国，以及同样拥有强大海军和殖民体系的法国，在某些特定时期，俄国陆军的力量虽然强大，但其海军和海外殖民能力相对有限。这使得李鸿章在与俄国打交道时，可能认为可以通过有限的让步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利益，或者利用俄国来制衡其他更强大的西方国家。
三、 李鸿章的务实主义与战略考量：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深受曾国藩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他相信“善于用人，必能善于治国”，在外交上，他更注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手段。
“以夷制夷”思想的延伸： “以夷制夷”是晚清洋务派的外交策略之一，其核心思想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抵制其中最危险的侵略者。在与俄国打交道时，李鸿章也试图将此策略运用到极致。
对英国的警惕： 李鸿章深知英国在中国的扩张野心，尤其是英国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控制和海上贸易的垄断，对中国的财政和主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他有时会将俄国视为可以用来平衡英国在华势力的一股力量。例如，在某些中俄合作的事件中，他可能暗含着制衡英国的意图。
避免两线作战的压力： 清朝国力衰弱，无力同时与多个强大的西方国家对抗。李鸿章倾向于集中精力应对最紧迫的威胁，并试图将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与俄国的关系处理，也是为了避免与这个陆地大国发生正面冲突，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用于解决南方沿海地区的危机，或发展海军、海防等。
对俄国援助的期盼（特定时期）： 在某些关键时期，例如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曾试图争取俄国的“道义支持”或不干涉，甚至寻求一定的经济或军事援助。尽管这种援助往往是有限的，但对李鸿章而言，任何能够缓解国家压力的外部力量都值得争取。
条约体系下的谈判策略： 李鸿章深知，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处于谈判的劣势。他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机会，在与俄国的谈判中争取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即使这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做出妥协。
四、 具体事件中的体现：
理解李鸿章“亲俄”的关键，在于具体的外交事件：
《里瓦几亚条约》（1879年）： 这是李鸿章“亲俄”论调最常被提及的事件。在中俄伊犁条约谈判失败后，俄国以武力威胁，迫使清政府派遣李鸿章赴俄国进行谈判。最终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虽然该条约对中国不利，割让了部分领土，但李鸿章通过与俄国公使沈葆桢的周旋，最终通过与俄国外交大臣的进一步谈判，签订了相对缓和的《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李鸿章在谈判中虽然被迫接受了一些条款，但也尽力挽回了部分损失，并且避免了战争的发生。
中法战争时期的对俄策略： 在中法战争（18841885年）期间，李鸿章曾试图利用俄国来牵制法国，或争取俄国对中国在中南半岛的利益保持中立。虽然俄国的实际行动有限，但这种策略本身就体现了李鸿章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求战略平衡的思路。
甲午战争后的对俄合作（有限）：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朝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为了应对日本的进一步扩张和列强的瓜分危机，李鸿章转向与俄国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和合作。例如，在俄国支持下，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1896年），允许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穿越中国东北，并获得了在东北的铁路修筑权和军事特权。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利用俄国的力量来对抗日本的威胁，并借此获得一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同时，这也为俄国深入中国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为后来的“黄俄势力”埋下了伏笔。
其他方面： 在其他外交场合，李鸿章也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俄国进行沟通和合作，以达到制衡其他西方国家，或者争取中国在特定地区的利益。
五、 “亲俄”的争议与评价：
李鸿章的对俄政策，尤其是《中俄密约》的签订，在后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批评者： 认为李鸿章的政策是“卖国”，出卖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利益，为俄国侵略中国提供了便利。他们认为李鸿章过于依赖外国力量，缺乏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
辩护者： 认为李鸿章在极端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为了国家的生存和统治的稳定，采取了当时最务实和能够最大化国家利益的策略。他们强调李鸿章的“亲俄”并非出于个人情感，而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是为了“御侮”。在面对比俄国更强大的西方列强时，与俄国进行有限的合作，有时是必要的权宜之计。
总结来说，李鸿章“亲俄”的根本原因并非个人对俄国的喜爱，而是他身处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面对着内忧外患，以一种极其务实和灵活的策略，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清朝的生存和国家的利益进行艰难的博弈。
他试图：
1. 避免与强大的邻国俄国发生直接冲突，以争取战略缓冲地带。
2. 利用俄国与英、法等国之间的矛盾，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达到制衡的目的。
3. 在特定时期，期盼俄国的援助或支持，以缓解国内的危机。
4. 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通过与俄国的谈判，尽力挽回国家损失。
然而，这种策略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因为俄国本身也怀有扩张中国的野心，李鸿章的有限合作，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为俄国的深入渗透提供了条件，也因此备受争议。评价李鸿章的对俄政策，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以及他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来进行全面而辩证的分析。他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家，其决策充满了无奈、权衡与博弈。
要详细讲述李鸿章何以“亲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历史背景与国家危机：
外部压力： 19世纪下半叶，清朝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以及日益增长的殖民侵略野心，使得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内忧外患”： 除了外部的军事和经济侵略，清朝内部也面临着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国力衰弱，政府统治岌岌可危。
“重在御侮”：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官员，尤其是李鸿章这样的实权派，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御侮”，即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延续清朝的统治。
二、 俄国在当时国际格局中的角色与影响：
邻国且强大： 俄国是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其幅员辽阔、军事力量强大，对中国北部边疆构成直接的潜在威胁。
扩张主义倾向： 19世纪的俄国奉行扩张政策，历史上曾多次尝试通过武力或外交手段蚕食中国领土，例如《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都割让了大量中国北方领土。
英法的制衡者： 俄国在欧洲与英、法等国存在利益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在中国问题上，俄国也试图利用与其他列强的矛盾来推进自己的目标。
相对较弱的对手（特定时期）： 相较于当时在海上具有绝对优势的英国，以及同样拥有强大海军和殖民体系的法国，在某些特定时期，俄国陆军的力量虽然强大，但其海军和海外殖民能力相对有限。这使得李鸿章在与俄国打交道时，可能认为可以通过有限的让步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利益，或者利用俄国来制衡其他更强大的西方国家。
三、 李鸿章的务实主义与战略考量：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深受曾国藩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他相信“善于用人，必能善于治国”，在外交上，他更注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手段。
“以夷制夷”思想的延伸： “以夷制夷”是晚清洋务派的外交策略之一，其核心思想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抵制其中最危险的侵略者。在与俄国打交道时，李鸿章也试图将此策略运用到极致。
对英国的警惕： 李鸿章深知英国在中国的扩张野心，尤其是英国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控制和海上贸易的垄断，对中国的财政和主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他有时会将俄国视为可以用来平衡英国在华势力的一股力量。例如，在某些中俄合作的事件中，他可能暗含着制衡英国的意图。
避免两线作战的压力： 清朝国力衰弱，无力同时与多个强大的西方国家对抗。李鸿章倾向于集中精力应对最紧迫的威胁，并试图将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与俄国的关系处理，也是为了避免与这个陆地大国发生正面冲突，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用于解决南方沿海地区的危机，或发展海军、海防等。
对俄国援助的期盼（特定时期）： 在某些关键时期，例如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曾试图争取俄国的“道义支持”或不干涉，甚至寻求一定的经济或军事援助。尽管这种援助往往是有限的，但对李鸿章而言，任何能够缓解国家压力的外部力量都值得争取。
条约体系下的谈判策略： 李鸿章深知，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处于谈判的劣势。他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机会，在与俄国的谈判中争取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即使这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做出妥协。
四、 具体事件中的体现：
理解李鸿章“亲俄”的关键，在于具体的外交事件：
《里瓦几亚条约》（1879年）： 这是李鸿章“亲俄”论调最常被提及的事件。在中俄伊犁条约谈判失败后，俄国以武力威胁，迫使清政府派遣李鸿章赴俄国进行谈判。最终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虽然该条约对中国不利，割让了部分领土，但李鸿章通过与俄国公使沈葆桢的周旋，最终通过与俄国外交大臣的进一步谈判，签订了相对缓和的《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李鸿章在谈判中虽然被迫接受了一些条款，但也尽力挽回了部分损失，并且避免了战争的发生。
中法战争时期的对俄策略： 在中法战争（18841885年）期间，李鸿章曾试图利用俄国来牵制法国，或争取俄国对中国在中南半岛的利益保持中立。虽然俄国的实际行动有限，但这种策略本身就体现了李鸿章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求战略平衡的思路。
甲午战争后的对俄合作（有限）：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朝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为了应对日本的进一步扩张和列强的瓜分危机，李鸿章转向与俄国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和合作。例如，在俄国支持下，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1896年），允许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穿越中国东北，并获得了在东北的铁路修筑权和军事特权。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利用俄国的力量来对抗日本的威胁，并借此获得一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同时，这也为俄国深入中国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为后来的“黄俄势力”埋下了伏笔。
其他方面： 在其他外交场合，李鸿章也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俄国进行沟通和合作，以达到制衡其他西方国家，或者争取中国在特定地区的利益。
五、 “亲俄”的争议与评价：
李鸿章的对俄政策，尤其是《中俄密约》的签订，在后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批评者： 认为李鸿章的政策是“卖国”，出卖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利益，为俄国侵略中国提供了便利。他们认为李鸿章过于依赖外国力量，缺乏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
辩护者： 认为李鸿章在极端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为了国家的生存和统治的稳定，采取了当时最务实和能够最大化国家利益的策略。他们强调李鸿章的“亲俄”并非出于个人情感，而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是为了“御侮”。在面对比俄国更强大的西方列强时，与俄国进行有限的合作，有时是必要的权宜之计。
总结来说，李鸿章“亲俄”的根本原因并非个人对俄国的喜爱，而是他身处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面对着内忧外患，以一种极其务实和灵活的策略，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清朝的生存和国家的利益进行艰难的博弈。
他试图：
1. 避免与强大的邻国俄国发生直接冲突，以争取战略缓冲地带。
2. 利用俄国与英、法等国之间的矛盾，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达到制衡的目的。
3. 在特定时期，期盼俄国的援助或支持，以缓解国内的危机。
4. 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通过与俄国的谈判，尽力挽回国家损失。
然而，这种策略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因为俄国本身也怀有扩张中国的野心，李鸿章的有限合作，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为俄国的深入渗透提供了条件，也因此备受争议。评价李鸿章的对俄政策，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以及他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来进行全面而辩证的分析。他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家，其决策充满了无奈、权衡与博弈。
网友意见
时势而已，没什么别的选择，李鸿章对日本的看法也不错，对俄国的判断不无道理，只是可能他不明白作为一个在西方眼中的大弱国，恰逢当时帝国主义的兴起，强国不狠狠欺负弱国才叫不正常。或许他也明白，只是两权相害取其轻，俄国和日本的冲突由来已久，投一方防另一方方针也不能算蠢。然而俄国欺负我国又不忍交恶，甚至到了有点卑躬屈膝的地步，一句话，还是弱国弱政府的机缘在里面。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不丢点什么才叫奇怪，不然一个积弊甚深至此的政府于内部摇而不倒，于外部还能守土护僵，那才是奇迹。
随便胡说两句，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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