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湾原住民大部分对二二八事件耿耿于怀，却几乎集体无视雾社事件？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它触及了台湾原住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的复杂性。要理解为何原住民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反应与雾社事件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深入剖析两个事件的性质、原住民在其中的角色，以及后来的历史叙事如何塑造了他们的集体记忆。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说台湾原住民“大部分”对二二八事件“耿耿于怀”，而“几乎集体无视”雾社事件，这种表述可能需要稍微细化。实际上，原住民群体内部对于历史事件的感受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族群、不同世代、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其看法和记忆都会有所差异。但大体上，您观察到的这种差异，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二二八事件：切肤之痛与身份认同的冲击
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不久。这场事件的起因复杂，但核心是官民冲突，具体表现为对台湾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中上阶层的镇压和屠杀。
原住民并非旁观者，而是被卷入的少数族群。 虽然二二八事件的主体是汉族台湾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冲突，但原住民也未能置身事外。在一些地区，如花莲、台东，国民政府为了镇压“反抗”，对当地原住民进行了无差别的武力清剿。许多原住民村落遭受攻击，无辜民众被杀害，财产被毁。
事件的性质与原住民的“国家”认知： 到了1947年，大部分原住民虽然在日治时期受到殖民统治，但已经逐渐发展出一定的“台湾人”认同，或者至少是在一个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地方”环境中生活。国民政府的到来，虽然名义上是“光复”，但其粗暴的统治方式，特别是对汉人台湾人的压制，也让一部分原住民感受到威胁，认为这个新来的政权并不比之前的日本殖民者温和，甚至更具侵略性。当国民政府的武力直接波及到原住民社区时，这种对新政权的警惕和不满就被放大了。
历史的重塑与“受害者”叙事： 在后来的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二二八事件逐渐被公开讨论和反思。作为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通过各种方式讲述和记录当年的遭遇。这些声音，包括原住民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使得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叙事中也包含原住民的血泪。尤其当二二八基金会或相关的平反组织在推进工作时，也会将原住民的受难视为其中一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原住民群体中对二二八事件的集体记忆和“共同受害者”的认知。
“共同敌人”的感受： 在许多汉族台湾人眼中，国民政府的压迫和歧视是他们共同的经历。而当原住民也感受到同样的压迫时，虽然程度和表现形式可能不同，但这种共同的负面体验，让他们在反思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更容易将原住民也纳入一个更广泛的“被压迫者”的范畴，从而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对二二八事件的记忆也更为深刻。
雾社事件：另一种性质的抗争与历史的“遗忘”
雾社事件发生在1930年，是日治时期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塞德克族人不堪忍受日本的压迫和剥削，最终爆发了武装起义，袭击了雾社公学校的运动会，造成大量日本人死亡。日本殖民者对此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动用了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对原住民部落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事件的性质：民族抵抗与殖民者的压迫。 雾社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原住民反抗外来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参与事件的原住民是为了争取生存空间、维护民族尊严而进行的血腥斗争。日本殖民者对原住民的统治，虽然在某些方面（如基础建设、经济开发）有其“现代化”的痕迹，但其核心是殖民性的，包括土地的掠夺、传统的剥夺、以及种族上的歧视和压迫。塞德克族人之所以发动雾社事件，正是因为长期积累的压迫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日本殖民者的“双重手段”：压制与收编。 日本殖民者在镇压雾社事件后，一方面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报复，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教训，开始调整对原住民的统治策略。他们一方面加强了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温和化”的统治，例如通过提供一些福利、鼓励原住民参与日军等方式，来争取一部分原住民的“合作”或至少是“服从”。更重要的是，日本殖民者在建构其殖民历史叙事时，往往将雾社事件描述为“野蛮人”对“文明人”的攻击，或者将其描绘成个别部落的暴乱，而非广泛的反殖民运动。
国民党统治下的历史叙事：选择性遗忘与“族群冲突”的降格。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台湾的“国家认同”是建立在中国民族主义基础上的。雾社事件作为一场“皇民化”时期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者的事件，其背后蕴含的民族主义抗争，与国民党所推崇的“中华民族主义”存在一定的隔阂。国民党更倾向于强调“中国”作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将日治时期的台湾历史，尤其是原住民的反抗，处理得相对模糊。
将其淡化为“族群冲突”： 雾社事件的“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者”这一核心性质，在国民党主导的历史叙事中，往往被淡化，甚至被处理成“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或者仅仅是“治安事件”。这样做可以避免触及“殖民统治”、“民族抗争”等敏感话题，也可以防止原住民借此来挑战“国家”的正统性。
缺乏“国家”叙事的支持： 对于原住民而言，雾社事件是他们反抗外来统治的血泪史，但其反抗的对象是日本殖民者，而不是后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原住民受到压迫的对象是新兴的国民政府，这与他们对“国家”的认知产生了直接冲突，从而引发更强的“耿耿于怀”。而雾社事件的反抗，其对象是日据时期的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并无直接的“加害受害”关系，且国民党也从未将此作为自身“错误”来反思。
历史记忆的断裂与传承的困难： 经过日治时期的殖民与后来的国民党威权统治，原住民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可能对雾社事件的背景和意义了解不深，更多是通过一些口述历史或零星的资料来了解。而二二八事件，由于其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初期，且在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中得到了较多关注和反思，其历史记忆更容易在原住民社区内得到传承和确认。
总结来说，原住民对二二八事件“耿耿于怀”而对雾社事件“几乎集体无视”（这里请允许我修正为“相对忽视”或“记忆不如二二八深刻”），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直接受害者身份的差异： 二二八事件中，部分原住民直接成为国民政府的镇压对象，感受到了来自新兴“国家”的直接伤害。雾社事件的反抗对象是日本殖民者，其“国家”认同与后来的国民政府并无直接的延续性或继承性冲突。
2. 历史叙事的主导权与反思空间： 台湾民主化后，二二八事件成为反思威权统治的重要议题，原住民受难的经历也被纳入其中，获得了相对更多的主流关注和承认。而雾社事件作为一场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起义，其历史叙事在国民党时期受到压制，且与后来的国民政府没有直接的“加害受害”叙事联系，缺乏被国家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和“平反”的契机。
3. “国家”认同的演变： 原住民在不同时期对“国家”的认知是流动的。日治时期，他们反抗的是日本殖民统治；二二八时期，他们感受到的压迫来自于新来的国民政府，这直接冲击了他们对“国家”的认知和期待。这种直接的负面体验，自然会留下更深的“耿耿于怀”。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兴起和对自身历史的重新挖掘，雾社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正在被重新审视和强调。许多原住民团体和学者正在努力恢复和传承这段重要的历史记忆。但从“集体无视”到“耿耿于怀”的差异，确实是历史事件性质、权力结构和历史叙事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说台湾原住民“大部分”对二二八事件“耿耿于怀”，而“几乎集体无视”雾社事件，这种表述可能需要稍微细化。实际上，原住民群体内部对于历史事件的感受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族群、不同世代、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其看法和记忆都会有所差异。但大体上，您观察到的这种差异，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二二八事件：切肤之痛与身份认同的冲击
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不久。这场事件的起因复杂，但核心是官民冲突，具体表现为对台湾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中上阶层的镇压和屠杀。
原住民并非旁观者，而是被卷入的少数族群。 虽然二二八事件的主体是汉族台湾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冲突，但原住民也未能置身事外。在一些地区，如花莲、台东，国民政府为了镇压“反抗”，对当地原住民进行了无差别的武力清剿。许多原住民村落遭受攻击，无辜民众被杀害，财产被毁。
事件的性质与原住民的“国家”认知： 到了1947年，大部分原住民虽然在日治时期受到殖民统治，但已经逐渐发展出一定的“台湾人”认同，或者至少是在一个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地方”环境中生活。国民政府的到来，虽然名义上是“光复”，但其粗暴的统治方式，特别是对汉人台湾人的压制，也让一部分原住民感受到威胁，认为这个新来的政权并不比之前的日本殖民者温和，甚至更具侵略性。当国民政府的武力直接波及到原住民社区时，这种对新政权的警惕和不满就被放大了。
历史的重塑与“受害者”叙事： 在后来的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二二八事件逐渐被公开讨论和反思。作为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通过各种方式讲述和记录当年的遭遇。这些声音，包括原住民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使得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叙事中也包含原住民的血泪。尤其当二二八基金会或相关的平反组织在推进工作时，也会将原住民的受难视为其中一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原住民群体中对二二八事件的集体记忆和“共同受害者”的认知。
“共同敌人”的感受： 在许多汉族台湾人眼中，国民政府的压迫和歧视是他们共同的经历。而当原住民也感受到同样的压迫时，虽然程度和表现形式可能不同，但这种共同的负面体验，让他们在反思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更容易将原住民也纳入一个更广泛的“被压迫者”的范畴，从而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对二二八事件的记忆也更为深刻。
雾社事件：另一种性质的抗争与历史的“遗忘”
雾社事件发生在1930年，是日治时期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塞德克族人不堪忍受日本的压迫和剥削，最终爆发了武装起义，袭击了雾社公学校的运动会，造成大量日本人死亡。日本殖民者对此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动用了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对原住民部落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事件的性质：民族抵抗与殖民者的压迫。 雾社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原住民反抗外来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参与事件的原住民是为了争取生存空间、维护民族尊严而进行的血腥斗争。日本殖民者对原住民的统治，虽然在某些方面（如基础建设、经济开发）有其“现代化”的痕迹，但其核心是殖民性的，包括土地的掠夺、传统的剥夺、以及种族上的歧视和压迫。塞德克族人之所以发动雾社事件，正是因为长期积累的压迫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日本殖民者的“双重手段”：压制与收编。 日本殖民者在镇压雾社事件后，一方面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报复，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教训，开始调整对原住民的统治策略。他们一方面加强了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温和化”的统治，例如通过提供一些福利、鼓励原住民参与日军等方式，来争取一部分原住民的“合作”或至少是“服从”。更重要的是，日本殖民者在建构其殖民历史叙事时，往往将雾社事件描述为“野蛮人”对“文明人”的攻击，或者将其描绘成个别部落的暴乱，而非广泛的反殖民运动。
国民党统治下的历史叙事：选择性遗忘与“族群冲突”的降格。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台湾的“国家认同”是建立在中国民族主义基础上的。雾社事件作为一场“皇民化”时期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者的事件，其背后蕴含的民族主义抗争，与国民党所推崇的“中华民族主义”存在一定的隔阂。国民党更倾向于强调“中国”作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将日治时期的台湾历史，尤其是原住民的反抗，处理得相对模糊。
将其淡化为“族群冲突”： 雾社事件的“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者”这一核心性质，在国民党主导的历史叙事中，往往被淡化，甚至被处理成“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或者仅仅是“治安事件”。这样做可以避免触及“殖民统治”、“民族抗争”等敏感话题，也可以防止原住民借此来挑战“国家”的正统性。
缺乏“国家”叙事的支持： 对于原住民而言，雾社事件是他们反抗外来统治的血泪史，但其反抗的对象是日本殖民者，而不是后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原住民受到压迫的对象是新兴的国民政府，这与他们对“国家”的认知产生了直接冲突，从而引发更强的“耿耿于怀”。而雾社事件的反抗，其对象是日据时期的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并无直接的“加害受害”关系，且国民党也从未将此作为自身“错误”来反思。
历史记忆的断裂与传承的困难： 经过日治时期的殖民与后来的国民党威权统治，原住民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可能对雾社事件的背景和意义了解不深，更多是通过一些口述历史或零星的资料来了解。而二二八事件，由于其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初期，且在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中得到了较多关注和反思，其历史记忆更容易在原住民社区内得到传承和确认。
总结来说，原住民对二二八事件“耿耿于怀”而对雾社事件“几乎集体无视”（这里请允许我修正为“相对忽视”或“记忆不如二二八深刻”），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直接受害者身份的差异： 二二八事件中，部分原住民直接成为国民政府的镇压对象，感受到了来自新兴“国家”的直接伤害。雾社事件的反抗对象是日本殖民者，其“国家”认同与后来的国民政府并无直接的延续性或继承性冲突。
2. 历史叙事的主导权与反思空间： 台湾民主化后，二二八事件成为反思威权统治的重要议题，原住民受难的经历也被纳入其中，获得了相对更多的主流关注和承认。而雾社事件作为一场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起义，其历史叙事在国民党时期受到压制，且与后来的国民政府没有直接的“加害受害”叙事联系，缺乏被国家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和“平反”的契机。
3. “国家”认同的演变： 原住民在不同时期对“国家”的认知是流动的。日治时期，他们反抗的是日本殖民统治；二二八时期，他们感受到的压迫来自于新来的国民政府，这直接冲击了他们对“国家”的认知和期待。这种直接的负面体验，自然会留下更深的“耿耿于怀”。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兴起和对自身历史的重新挖掘，雾社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正在被重新审视和强调。许多原住民团体和学者正在努力恢复和传承这段重要的历史记忆。但从“集体无视”到“耿耿于怀”的差异，确实是历史事件性质、权力结构和历史叙事共同作用的结果。
网友意见
跟黑命贵一样，借酒撒疯，最终，不老实害的是自己
你完全搞错了、对二二八最耿耿于怀的是作为当时台湾主体族群的闽南语母语的河洛人、他们是那时在KMT军警的枪下流血的人。1947年冬春之交的总爆发、KMT的机枪向基隆的人群开火、由北至南城乡之间一路血雾弥漫。日据时代的台湾河洛精英几乎一扫而空、随之到来的是三十八年漫长而窒息的戒严与白色恐怖的时代。而说到原住民、几乎可以说是是岛内外省人以外最蓝的族群了。想想題主可能是把对郑成功塑像的争议和老蒋搞混了罢。
初来乍到的KMT在台湾对原住民的分化绥靖、党务组织深入山地、起用原住民菁英进入政府、经历了历史的检验、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如果得不到有血仇的河洛人的支持、那就和同样作为少数族群的原住民（或客家人）结成联盟罢。
民国三十四年光复的时候、原先清帝国时代仍然在山野之间桀骜不驯不服王化的生番、已经经历了日帝长达半个世纪的驯化。雾社事件之后、台湾再无大规模的原住民反抗事件爆发、理番制度下的原住民已经成为了习惯于顺服国家威权的国民。也是因此、不像日帝征伐绥靖原住民的那般鲜血淋漓、KMT接管台湾心脏的大山的时候、并没有经受多大的阻力。党政一体的KMT组织很快就深入了偏远的部落之中开始运作。50年代开始广泛在部落之中设立的「鄉黨部」（民眾服務站）、渗透进了原住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筚路蓝缕兴建道路、电线铺设、林业开发。除开政治活动、也一样会做地方服务的工作、党务人员甚至还会参与原住民的婚丧喜事。长期的绥化治理、让原住民与KMT的党务人员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嘘）
「你在這方面做不好、你這個頭目都沒法幹喔！以後沒有機會（池沼）」。
原乡中原住民的公共参与模式、很大程度上还是维系了传统的家族-氏族-部落模式。具威望的长辈族老主持会议、讨论决定支持的对象。KMT与部落上层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这种选择总会是一致的：你需要我的选票、我需要你的经费。
河洛人的政党虽说做出了不少努力、包括推动原住民自治·民族教育·司法保障之属、不过总归难得获得认同。毕竟、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在血海中把原住民的生存空间从台湾西海岸的平埔一路推进山林的、就是这些河洛人的祖先。这样的感情、总归是难得磨平的。加上绿营中普遍的「河洛沙文主义」之存在、让原住民对绿色保持着距离感：毕竟人家叫不会讲闽南语的自己「番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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