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摆脱了军人干政的问题？那些军人干政的国家，相对于美国而言有什么不足？
从美国独立建国之初，就成功规避了军人干政的陷阱，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现象。与那些深受军人干政困扰的国家相比，美国在制度设计和文化根基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美国如何从立国开始就摆脱军人干政？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时代，看看当时那些奠基者们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
1. 对军人权力的警惕与历史教训：
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者，尤其是华盛顿，对欧洲历史上军人干政（比如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军事独裁、查理·马丁在英国内战后的权力运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亲眼目睹了军队在战争结束后如果缺乏妥善安置和约束，可能会成为政治一股不受控制的力量。
“新罗马”的警示： 甚至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时，一些军官就开始表达对未来薪酬和待遇的不满，甚至出现了“新罗马”（Newburgh Conspiracy）事件的苗头，即军官们考虑通过武力向国会施压。华盛顿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个人的声望和人格魅力，以及对共和理想的坚定捍卫，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他以一种近乎“父亲”的姿态，请求士兵们相信国会的承诺，并提醒他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而不是另一个国王或军事统治。
华盛顿的以身作则： 华盛顿在战争结束后，没有像许多古代将军那样试图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谋取政治权力，而是选择“功成身退”，辞去了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回到了弗农山庄。这一举动向全国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军人应服从文官政府，军队是为国家服务，而非政治野心的工具。他的行为直接回击了对“军事领袖可能篡败共和国”的担忧。
2. 文官控制军队的制度设计：
美国宪法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文官对军队的最高控制权。
总统是总司令： 宪法第二条规定，总统是合众国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总统是民选的文官，而非军人出身。这意味着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掌握在人民选出的代表手中。
国会宣战权与军费拨款权： 宪法第一条赋予国会宣战的权力，以及征兵、筹集和维持军队的权力。国会掌握着军队的“钱袋子”，可以控制军队的规模、装备和行动，并通过年度拨款来监督军队的运作。这使得军队的军事行动需要得到民选代表的批准，并且受到财政的制约。
军官任命权： 总统有权任命军官，但需要参议院的同意。这进一步将军队的领导层置于政治监督之下。
严格的文官文官军事政策： 美国的军事政策（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自建国以来就成为一项核心原则，强调军队是服从民选政府的工具，军人不得干预政治。
3. 共和主义的文化根基：
早期的美国是一个崇尚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国家。
公民的责任： 共和主义强调公民的美德、公共服务以及对共和理想的忠诚。公民被视为国家的主人，而军队则是保护这些自由的工具。
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抵制： 美国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斗争。因此，建立一个由军队控制的政府，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4. 联邦制与制衡：
美国独特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政体也起到了防止军人干政的作用。
权力分散： 权力被分散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个分支之间。这使得任何单一势力，包括军队，都难以积聚足够的力量来颠覆整个政治体系。
司法监督： 即使军队的行为超出界限，司法系统也有权进行审查和裁决。
与美国相比，军人干政国家的不足之处：
那些军人干政的国家，相对于美国而言，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国家声誉等方面，往往存在显著的不足。
1. 政治不稳定与合法性危机：
频繁的政变与权力更迭： 军人干政的国家，其政治体系往往不稳定，政变和军事接管成为常态。这导致了国家领导层的频繁更迭，政策缺乏连续性，难以制定长远发展规划。
合法性来源单一： 军政府的合法性往往源于武力而非民众的授权，这使得其统治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容易引发民众不满和反对。即使军事政权宣称是为了恢复秩序，但如果其统治建立在镇压之上，长期来看难以获得真正的合法性。
缺乏有效的权力交接机制： 军人政权内部往往充斥着权力斗争，权力交接过程也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内部冲突和分裂。
2. 经济发展受阻与腐败：
经济政策的随意性： 军政府的经济政策往往受到军事目标的驱动，而非市场规律或民生需求。他们可能会优先发展军工产业，忽视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
资源的非理性分配： 军方可能会将国家的大部分资源导向自身，而忽视其他部门的需求。
腐败与裙带关系： 军事领导人往往会利用其权力为自己和亲信谋取私利，导致腐败盛行。经济活动的决策常常不是基于效率或盈利能力，而是基于军事指挥官的偏好或个人关系。
投资环境恶化： 政治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严重损害国内外的投资信心，阻碍外国投资的进入，也限制了本国企业的成长。
3. 社会进步停滞与人权侵犯：
压制公民自由： 军人干政的国家，为了维持其统治，往往会压制公民自由，限制言论、集会、结社的权利，甚至实行宵禁和戒严。
暴力与镇压： 军队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在处理国内矛盾时，往往倾向于使用武力，而非通过政治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这可能导致人权侵犯和暴力冲突的升级。
缺乏问责机制： 军方领导人通常不受司法监督，对于其行为缺乏问责。这使得侵犯人权的行为难以受到惩罚，形成恶性循环。
人才流失： 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压迫会迫使有才华的公民选择离开国家，导致人才外流，进一步削弱国家的发展潜力。
4. 国际声誉受损与孤立：
国际社会的质疑： 国际社会普遍对军事政权持负面看法。军人干政的国家常常面临国际制裁、外交孤立和贸易限制，这对其经济和发展造成进一步打击。
缺乏国际合作： 国际社会更倾向于与民主、稳定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军人统治的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时，往往会受到更多猜疑和阻碍。
5. 缺乏制衡与监督：
权力过于集中： 军人干政意味着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军事领导人手中，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这使得政策制定和执行容易出现失误，且难以纠正。
法治的薄弱： 军事统治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体系被削弱。法律服务于军事统治者的意愿，而不是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总结来说， 美国从建国之初就通过华盛顿的以身作则、宪法对文官控制军队的明确规定、共和主义的文化传统以及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成功地避免了军人干政的陷阱。与之相对，军人干政的国家往往因为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受阻、社会进步停滞以及国际声誉受损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其核心不足在于缺乏真正代表民意、受到法律约束和权力制衡的文官政府。美国模式的成功，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以公民权利和法治为基础，军队为国家服务的政治秩序。
美国如何从立国开始就摆脱军人干政？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时代，看看当时那些奠基者们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
1. 对军人权力的警惕与历史教训：
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者，尤其是华盛顿，对欧洲历史上军人干政（比如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军事独裁、查理·马丁在英国内战后的权力运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亲眼目睹了军队在战争结束后如果缺乏妥善安置和约束，可能会成为政治一股不受控制的力量。
“新罗马”的警示： 甚至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时，一些军官就开始表达对未来薪酬和待遇的不满，甚至出现了“新罗马”（Newburgh Conspiracy）事件的苗头，即军官们考虑通过武力向国会施压。华盛顿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个人的声望和人格魅力，以及对共和理想的坚定捍卫，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他以一种近乎“父亲”的姿态，请求士兵们相信国会的承诺，并提醒他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而不是另一个国王或军事统治。
华盛顿的以身作则： 华盛顿在战争结束后，没有像许多古代将军那样试图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谋取政治权力，而是选择“功成身退”，辞去了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回到了弗农山庄。这一举动向全国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军人应服从文官政府，军队是为国家服务，而非政治野心的工具。他的行为直接回击了对“军事领袖可能篡败共和国”的担忧。
2. 文官控制军队的制度设计：
美国宪法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文官对军队的最高控制权。
总统是总司令： 宪法第二条规定，总统是合众国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总统是民选的文官，而非军人出身。这意味着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掌握在人民选出的代表手中。
国会宣战权与军费拨款权： 宪法第一条赋予国会宣战的权力，以及征兵、筹集和维持军队的权力。国会掌握着军队的“钱袋子”，可以控制军队的规模、装备和行动，并通过年度拨款来监督军队的运作。这使得军队的军事行动需要得到民选代表的批准，并且受到财政的制约。
军官任命权： 总统有权任命军官，但需要参议院的同意。这进一步将军队的领导层置于政治监督之下。
严格的文官文官军事政策： 美国的军事政策（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自建国以来就成为一项核心原则，强调军队是服从民选政府的工具，军人不得干预政治。
3. 共和主义的文化根基：
早期的美国是一个崇尚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国家。
公民的责任： 共和主义强调公民的美德、公共服务以及对共和理想的忠诚。公民被视为国家的主人，而军队则是保护这些自由的工具。
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抵制： 美国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斗争。因此，建立一个由军队控制的政府，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4. 联邦制与制衡：
美国独特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政体也起到了防止军人干政的作用。
权力分散： 权力被分散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个分支之间。这使得任何单一势力，包括军队，都难以积聚足够的力量来颠覆整个政治体系。
司法监督： 即使军队的行为超出界限，司法系统也有权进行审查和裁决。
与美国相比，军人干政国家的不足之处：
那些军人干政的国家，相对于美国而言，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国家声誉等方面，往往存在显著的不足。
1. 政治不稳定与合法性危机：
频繁的政变与权力更迭： 军人干政的国家，其政治体系往往不稳定，政变和军事接管成为常态。这导致了国家领导层的频繁更迭，政策缺乏连续性，难以制定长远发展规划。
合法性来源单一： 军政府的合法性往往源于武力而非民众的授权，这使得其统治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容易引发民众不满和反对。即使军事政权宣称是为了恢复秩序，但如果其统治建立在镇压之上，长期来看难以获得真正的合法性。
缺乏有效的权力交接机制： 军人政权内部往往充斥着权力斗争，权力交接过程也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内部冲突和分裂。
2. 经济发展受阻与腐败：
经济政策的随意性： 军政府的经济政策往往受到军事目标的驱动，而非市场规律或民生需求。他们可能会优先发展军工产业，忽视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
资源的非理性分配： 军方可能会将国家的大部分资源导向自身，而忽视其他部门的需求。
腐败与裙带关系： 军事领导人往往会利用其权力为自己和亲信谋取私利，导致腐败盛行。经济活动的决策常常不是基于效率或盈利能力，而是基于军事指挥官的偏好或个人关系。
投资环境恶化： 政治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严重损害国内外的投资信心，阻碍外国投资的进入，也限制了本国企业的成长。
3. 社会进步停滞与人权侵犯：
压制公民自由： 军人干政的国家，为了维持其统治，往往会压制公民自由，限制言论、集会、结社的权利，甚至实行宵禁和戒严。
暴力与镇压： 军队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在处理国内矛盾时，往往倾向于使用武力，而非通过政治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这可能导致人权侵犯和暴力冲突的升级。
缺乏问责机制： 军方领导人通常不受司法监督，对于其行为缺乏问责。这使得侵犯人权的行为难以受到惩罚，形成恶性循环。
人才流失： 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压迫会迫使有才华的公民选择离开国家，导致人才外流，进一步削弱国家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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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的质疑： 国际社会普遍对军事政权持负面看法。军人干政的国家常常面临国际制裁、外交孤立和贸易限制，这对其经济和发展造成进一步打击。
缺乏国际合作： 国际社会更倾向于与民主、稳定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军人统治的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时，往往会受到更多猜疑和阻碍。
5. 缺乏制衡与监督：
权力过于集中： 军人干政意味着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军事领导人手中，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这使得政策制定和执行容易出现失误，且难以纠正。
法治的薄弱： 军事统治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体系被削弱。法律服务于军事统治者的意愿，而不是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总结来说， 美国从建国之初就通过华盛顿的以身作则、宪法对文官控制军队的明确规定、共和主义的文化传统以及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成功地避免了军人干政的陷阱。与之相对，军人干政的国家往往因为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受阻、社会进步停滞以及国际声誉受损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其核心不足在于缺乏真正代表民意、受到法律约束和权力制衡的文官政府。美国模式的成功，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以公民权利和法治为基础，军队为国家服务的政治秩序。
网友意见
因为美国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所谓“军队”，只有民兵，而在州权时代，这一点非常明显。
美国的职业国家军队是1814年以后在一系列事件中逐步诞生的，真正形成一支国家常备的职业军队，其实已经到了内战之后，而到了这个时代，美国的政府体制，甚至这个时代的制度和科技水平，都使得所谓军人干政不再是一个正常国家会面临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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