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会带来哪些影响？

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国家层面对于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高度重视和系统化治理的决心。要详细地看待这一举措，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包括其背景、目的、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潜在的挑战。

一、背景与动因：为何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在过去几十年中飞速发展，尤其是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其规模庞大，渗透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尤其是K12领域。成立监管司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教育现实：

“双减”政策的深化与落实： “双减”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然而，“双减”政策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其中很多环节需要强有力的监管来保证执行效果。校外培训机构在“双减”后依然存在转型不彻底、变相违规培训、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亟需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
市场乱象的突出：过去，校外培训市场存在诸多乱象，例如：
虚假宣传和夸大效果：一些机构利用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进行不实宣传，误导消费者。
高收费低服务：预收费过高，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维权困难。
教学内容不规范：存在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灌输式教学等现象，违背教育规律。
教师资质参差不齐：部分教师缺乏专业资质，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合同陷阱和退费难：存在霸王条款，消费者退费困难。
安全隐患：部分培训场所存在消防、卫生等安全隐患。
资本过度逐利：资本的涌入将校外培训推向畸形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负担。
教育公平的挑战：校外培训的普及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的现象。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能够获得更优质的校外培训资源，进一步拉大了学生之间的差距。监管司的成立，有助于规范市场，挤压不合理的利润空间，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不公平问题。
学生身心健康：过度的校外培训挤占了学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监管司的设立，旨在将学生从过度培训的泥沼中解放出来，回归健康成长的轨道。
提升国家教育治理能力：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教育治理的精细化和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成立专门的监管司，是提升教育部在校外教育培训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举措。

二、成立监管司的目的与意义：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成立，其核心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健康、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校外教育培训生态。具体意义体现在：

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监管司将负责校外教育培训的整体规划、政策制定和发展方向的引导，确保其发展符合国家教育战略和人才培养目标。
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设立专门机构，意味着将有更专业的团队、更精细化的管理工具和更完善的监管机制来应对校外培训领域的复杂问题。这将比分散在不同部门或通过临时性措施进行监管更为高效。
形成监管合力与长效机制：监管司的设立，有助于整合相关部门的力量，形成监管合力，避免监管真空和推诿扯皮。同时，也为建立一套长效的监管机制奠定了基础。
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通过严格的监管，可以有效地打击虚假宣传、欺诈行为和不公平合同，保护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促进校外培训行业的健康发展：虽然监管的目的是规范，但最终也是为了引导校外培训行业回归其应有的定位，即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伸，而非主导。在规范的基础上，真正有价值、有质量的培训机构能够获得更健康的发展空间。
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通过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减少过度竞争和资源倾斜，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缓解社会焦虑，维护社会稳定。

三、可能带来的影响（多维度分析）：

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将对校外培训行业、学生、家长、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1. 对校外培训行业的影响：

规范化与洗牌加速：这是最直接的影响。违规经营、低质量的机构将被淘汰，市场将更加注重合规性、教学质量和品牌信誉。行业内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将得到遏制。
业务模式的调整：一些过去依靠“高强度”、“超纲”教学模式的机构将难以生存。行业将转向更加注重素质教育、兴趣培养、学科知识的拓展和学生综合能力提升。艺术、体育、科技类培训可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收费标准的调整与透明化：监管司可能会对收费项目、标准、预收费期限等进行明确规定，例如限制一次性缴费时间过长，推行明码标价等，从而降低家长的经济压力和风险。
教师资质和培训的严格化：对教师的从业资格、专业能力、教学方法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可能会推行教师资格认定制度或注册制度，并加强对教师的职业道德和专业发展培训。
内容审核的强化：培训内容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确保其符合国家课程标准，不超纲、不超前，不灌输式，并注重育人导向。
广告宣传的限制：虚假、夸大的宣传将受到严厉打击。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需要更加真实、准确，不得误导消费者。
经营场所和安全标准的提升：对培训机构的办学场地、消防安全、卫生条件等将提出更明确的要求，确保学生在安全的学习环境中。
新的商业模式探索：为了适应新的监管环境，一些机构可能会探索更加多元化的服务模式，例如线上线下融合、个性化辅导、生涯规划指导等，但前提是符合监管规定。

2. 对学生的影响：

减轻学业负担：学生将不再被强制或被诱导参加过度的校外培训，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休息、娱乐、体育锻炼和发展个人兴趣爱好，促进身心健康。
回归“素质教育”：更多学生有机会接触到非学科类的素质教育，如艺术、体育、科技创新等，有助于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减轻“内卷”压力：学生和家长不再需要为了“不落后”而被迫参加各种培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内卷的压力。
学习动机的重塑：学生学习的动力可能从“应试”转向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和对自我发展的追求。
但也可能出现“新的焦虑”：如果监管不到位或部分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依然强烈，可能会出现新的培训形式或地下培训，学生仍可能面临新的压力。

3. 对家长（尤其是 K12 家长）的影响：

经济负担的减轻：原本投入在校外培训上的巨额费用将有所减少，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焦虑情绪的缓解： “鸡娃”焦虑可能会有所下降，家长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陪伴孩子、引导孩子发展兴趣上。
选择的困惑与调整：家长需要重新审视教育观念，适应新的教育生态，理解校外培训的边界和作用，避免盲目跟风。
对学校教育的依赖性增强：家长可能会更加关注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并积极与学校沟通，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格局。
对培训机构的选择更加谨慎：家长在选择校外培训时会更加注重其合法性、专业性和安全性，而非一味追求名声和效果。

4. 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校内教育的主导地位巩固：学校教育将更加凸显其核心地位，学校需要承担起更多的主体责任，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丰富课后服务内容。
对校外培训的依赖度降低：学校在学科知识传授、学生素质培养方面的作用将更加关键，不再需要过度依赖校外培训来弥补短板。
家校沟通的重要性提升：学校需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共同引导学生，形成教育合力。
教师队伍的建设：学校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教师专业能力的培训，提升其在校内提供高质量教育的能力。

5. 对整个教育生态的影响：

教育理念的回归：整个教育生态将更加回归“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社会对教育的认知重塑：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将更加多元，不再仅仅局限于学业成绩和名校录取，而是更加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
素质教育的春天？如果监管到位且配套政策得当，可能会为素质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潜在的政策风险：任何政策的落地都可能存在执行偏差或新的问题，需要持续的观察和调整。例如，过度监管可能扼杀创新，监管不力则可能使乱象重演。

四、潜在的挑战与思考：

虽然成立监管司是积极的举措，但其在推进过程中也可能面临一些挑战：

监管的精细化与落地难度：校外培训涉及面广、业态复杂，如何制定具体可操作的细则，并保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落地，是对监管能力的一大考验。
“地下培训”的防范：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部分培训转向地下，形成“灰色地带”，增加监管难度和潜在风险。
如何界定“正常培训”与“违规培训”：对于一些有益的兴趣培养、技能提升类培训，如何清晰界定其与学科类培训的界限，避免“一刀切”，是需要智慧解决的问题。
监管部门的能力建设：监管司需要专业的团队、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源来支撑其工作。
地方执行的差异性：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基础不同，在执行监管政策时可能存在差异，需要统筹协调。
家校社协同机制的建立：如何形成有效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是确保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
评估与反馈机制的完善：需要建立有效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监管策略。

结论：

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是国家层面对校外培训行业进行系统性治理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化“双减”政策、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它的成立将极大地促进校外培训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优化教育生态，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然而，改革之路并非坦途。监管司的有效运作需要精细化的政策设计、强大的执行能力、持续的创新以及与社会各界的良性互动。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规范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管得住”的同时，“引导得好”，最终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宏伟目标。我们需要以积极但审慎的态度看待这一变革，并关注其后续的政策落地和实际效果。

网友意见

韩国人很喜欢送孩子去校外补习班，关于韩国人对补习班的疯狂，《环球时报》有这样的报道：

“大峙洞补习班已不仅仅是公共教育的补充和辅助手段，进入本世纪以来，它已然变成撼动公共教育根基的庞然怪物”，《韩国日报》在文章开头如是说。在韩国，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以“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著称，街区内各种名目的补习班多达1057家，占江南区所有补习班数量的近一半，每年创造约20万亿韩元的补习班市场经济。报道称，大峙洞一年四季都热火朝天，每天都有大量学生进出各大补习班。在这儿随便找一个学生问，他们都会回答：“开学期间至少要上四五个补习班，放了假就更多。”每晚10点补习班下课时，大峙洞街区便被前来接孩子的家长围堵得水泄不通。据韩国教育部统计，2018年韩国学生人均补习费用刷新历史纪录，其中初中生的人均费用首次超过了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6元)，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属于最高水平。
在大峙洞上补习班的学生，都会把其他学生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因为但凡能在这儿上补习班的学生，大多是平时成绩不错并且以进入名牌大学为目标的“潜力股”。因此，学生之间都保持高度警惕性，不会轻易告诉同学任何有关自己学习情况或私教方面的信息。韩国著名的私立高中淑明女子高中，就盛传一个潜规则：每次拿到大峙洞补习班发放的试卷后，学生们都会第一时间把试卷上头的补习班名称撕掉，以免被学校的其他同学窥探到自己上哪家补习班。
此外，大峙洞的补习班，可不是每个人想上就能上的。每逢报名季节，家长们都需要通宵排队拿号，即使拿到了号，若子女未能通过补习班的入学考试，也等于“白辛苦一场”。进入补习班后，孩子们会根据成绩排名被分为多个不同等级的小班。但这个小班并不是一成不变，补习班会定期举行小考，并根据新的成绩重新分班。为了进入高级班，学生们必须以“你死我活”的战斗心态拼命学习。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刘媛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金惠真）

在校外补习班火热的进程中，韩国政府也逐渐发现无休止的“补习班竞赛”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教育压力，增加韩国的生育成本，使韩国青少年在高压力下精神扭曲，让韩国年轻人恐惧也生不起孩子，最终形成高压力少子化的"人间地狱"（韩媒最新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韩国的年轻一代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地狱朝鲜」「犬韩民国」「亡韩民国」）。

在这个大背景下，韩国前总统全斗焕于1980年提出“7.30教育改革”(7.30 교육 개혁)，推出《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교육 정상화 및 과열 과외 해소 방안)，成立37个课外辅导打压队（과외특별단속반）取缔打压课外补习，但这一政策反而催生了专门针对权贵家庭的秘密上门补习服务："别墅补习"(별장 과외)^[1]。

这种只能禁止平民课外补习的“定向禁止课外补习政策”反而使韩国权贵子女可以安心在家接受补习，以更小的竞争压力，更大的升学概率考入名校维持高阶级；而被禁止参加补习班的中下层子女则更多成为大学入学考试的牺牲品，严重影响中下层韩国家庭的教育公平。由于民众反对，韩国政府又转变思路于1995年提出“5.31教育改革”(5.31 교육개혁)，组织公立学校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课外辅导，以安抚中下层家庭，但又引起韩国公立学校教师的不满。

2000年5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禁止补习违宪，理由是“过度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表达性格的权利和选择职业的自由等基本权利(자녀 교육권과 인격 발현권, 직업 선택의 자유 등 기본권을 과도하게 침해한다)”，最终又使韩国回到课外补习班的狂潮中。此后韩国政府诸如2007年韩国教育科技部发布打击深夜补习，高价补习等的一系列政策均基本失效，“课外补习班竞赛”依旧是今天韩国青少年及家庭逃不掉的“赛跑”。

为什么韩国政府从禁止补习班到解禁补习班再到调控补习班，总以失败告终呢？朝鲜媒体认为，韩国青少年比赛参加补习班只是问题的表象，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达思想才是韩国人生活压力巨大的根源。

全斗焕政府全面禁止课外补习，只能关停面向中下层韩国人的补习班，却不敢管权贵们在别墅里的私人课程，禁止补习反而成为权贵子女的定向减负，这样的政策自然不得民心。

韩国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福利稀缺，巨头企业肆意垄断，劳动法规几乎不被执行，除公务员，医生和大企业核心部门外，普通韩国人几乎没有任何体面出路，稍有不慎就会沦为上层韩国人随意挥霍的红利，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消耗品，漂浮不定地打零工过活，终身为奴不能翻身。

而公务员，医生和大企业核心部门不是看中学历就是看中考试能力，因此韩国家庭只能拼尽一切让孩子培养做题能力，考取名牌大学，不要输在起跑线。但凡韩国政府能着手缩小贫富差距，推进职业平等，让快递，外卖，便利店及工厂职工能稍微有点体面，让普通企业职工不能随时被辞退，不用再加班加到猝死于工位，允许普通人都能像韩国公务员那样有尊严的活着，也不会有那么家庭要强迫孩子“不能输只能赢”。

韩国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自然要付主要责任，可一部分韩国民众就真的无辜？那些狂热推崇多星，乐银这种996狼性文化盛行的企业作为民族骄傲的韩国人，也就必然从小要为准备这些企业的选拔而丧失人性地活着。

不解决根源问题，就像因为疾病导致发烧，只开退烧药而不根治疾病一样可笑。「地狱朝鲜」「犬韩民国」「亡韩民国」的悲剧，值得深思。相信我们能吸取教训，不重蹈韩国覆辙，携手期盼未来的美好生活。

参考

^"돈도 실력이야!" 정유라가 우리를 깨웠다 https://www.pressian.com/pages/articles/145031?no=145031&ref=nav_search#0DKU

二十、三十年前，当校外培训这件事刚刚出现时，其形式就是老师个人对学生的一对一，或者办一个小班，叫三五个七八个学生到家里，家长、学生和老师原本就相熟，我们叫它“开小灶”。

这种形式逐渐发展，招生、备课、授课逐渐分工，形成各式各样的教育企业。这类企业随着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上升雨后春笋般生长，加上疫情的影响，变成了现在遍地开花的各类教育企业，或者在线，或者线下。

即便如此，个人开办的一对一形式的小班仍然没有消亡。从2017年CIEFR数据中^[1]，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上的都是什么样的补习班。

那么，到底是谁还在上个人办的一对一小班呢？我将受访家庭的资产分为100个百分位，画出受访者在上数学、外语和语文三门学科的课外补习班的类型，并将其中的“个人办的一对一授课”补习班拿出来，看他的比例。

结果见上图，横坐标为家庭资产的百分位，1表示最穷的家庭，100表示最富有的家庭。可以看到，在家庭资产百分位在70%之前，一对一个人补习的比例一直在5%-10%左右。

当家庭资产百分位增长到80%以上时，一对一个人补习的比例开始上升了。在资产百分位增长到90%之后时，一对一个人补习的比例迅速上升。

比如对于资产前1%的家庭来说，有30.23%的数学课外补习班，25.88%的外语课外补习班以及14.77%的语文课外补习班是一对一个人补习，这个比例要显著高于资产百分位较低的家庭选择“个人一对一补习”的比例。。

前1%的家庭到底有多么神秘？我们再把资产已经处于前10%的家庭再分成100份，此时一个百分位表示全人口的一个千分位，仍然看不同分位点家庭的“一对一个人补习”占比，结果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到，在前10%人口中，一对一个人补习确实要显著高于其他百分位，其中处于99%分位点以上的家庭，选择一对一个人补习的概率更是显著高于其他家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99.1%这个分位点的家庭——他们刚刚迈入前1%家庭的行列——选择一对一个人补习的概率高达50%到70%。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好理解，越富有的家庭，越能够获取充足的信息，越有能力确定老师的水平，越能够给出超过平均水平的工资来保持教师的稳定性，越能够让教师根据自己的孩子量身定做课程。

比起在各种网络教育平台半小时一节课不停地上同一类课件的网校老师，精心选择的一对一培训老师能够达到比前者好得多的培训效果。

而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职责涉及到校外培训的主要是这块内容：

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机构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新设立的司还是针对公司性质的机构比较多，而私下里接洽组织的一对一个人培训，实际上是很难被这部分监管给捕捉到的。

很多人说，监管、限制甚至是消灭校外教育培训，是反对内卷的好办法。

当然，这可以减少许多人的内卷。就像电影院里现在所有观众都站起来看电影了，这叫内卷——而现在的做法是让后面90排的观众强制坐下，你不坐下？腿给打折喽！于是他们都坐下了。

但是，这种方法对前10排的观众就影响比较小了，尤其无法影响第1排的观众。他们该怎么站着，现在还是怎么站着。

所以，结果就很明显。只要教育仍然是决定阶层的重要变量，那么原本收入和资产够买高质量网课的家庭，失去了这方面的资源，他们要么选择咬咬牙加入高质量一对一个人补习，承担本阶层难以承受的高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金钱成本与各种风险；要么放弃用金钱换取教育的尝试，让基因彩票来决定一切。此时，内卷现象就在他们身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混沌。

但与此同时，前1%家庭的教育仍然能用钱换到，这种形式的教育形成了其余家庭不可逾越的门槛，他们的稳定性大大增强了。

参考

^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全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7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财政所）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第一轮调查。调查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353个县，共涉及40011户的127012个家庭成员，其中农村12732户、城镇27279户，0-6岁及16岁以上在校生2.1万人、中小学在校生1.4万人（调查问卷及数据说明详见附件）。调查内容包括0-3岁幼儿早教、3-6岁幼儿入园情况，6-16岁以及16岁以上在校生的在读情况、入学选择、家庭教育支出和政府补贴。

学生内卷并不是大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学生也内卷，当年大专在同龄人口中的录取比例都是1%级别的，和今天的985、211水平类似。

现在卷，当年就不卷吗？

问题在于，当年卷是免费的，现在卷是收费的。

以前，很少有课外负担机构，有一些老师补课和家教，价格不高。

校内卷，表现在类似于衡中模式，延长学习时间，增加练习难度与强度。通过班级排名方式增加竞争性。

以前，某市有奥林匹克数学培训。

几百万人的城市所有学校派出最强的学生参加选拔考试，全市按照考试成绩取前几十名编成一个培训班。

培训班按照分数高低排座位，全市第一名坐在第一排中央，依次就坐。你清楚的知道你在入学测试中在全市考了第几名，你前面座位的几个人都比你更强。

教师是全市最强几所学校最强的教师，内容是竞赛题目，目的是给这个城市在全国竞赛获得名次。

在只有单休的年代，这个培训班占用了学生的周日和假期时间。

整个班级没有几个女生，一大群精力过剩的男孩子，在课间折腾的调皮程度远超普通孩子，老师教学的时候，也要管这些孩子。

那么，家长的负担是什么呢？一年（含周日，寒暑假）10元人民币卷子费。

对当年的家长来说，孩子上了这个培训班，一年花10元钱（当年普通工人已经有几百元的月工资了。）就可以把一个孩子的假期送走学习，有人看管，家长可以忙家长的。不构成经济和精力负担，简单太值了。

那么，当年不学习不那么好的学生呢？

学校有早自习，晚自习补课，你基本也没有校外负担的机会，当年小升初也是要考试的。家长也是负担学费，补习是老师的行动，老师要为学生成绩负责。

现在K12的教育问题，是因为没有小升初考试了，小学所谓减负，是把学校时间缩短，作业留少。

看似不竞争，而孩子还要中考的。

中考50%的及格率，意味着一半孩子要去职业学校。而职业学校不仅仅是一个蓝领的问题，还有学风与管理的问题。

15岁到18岁的孩子，荷尔蒙旺盛，送到管理差的地方，培养出来的问题少年的概率就大增了。

所以，家长都不愿意自己孩子考不上高中。

结果就是，孩子不得不军备竞赛，为了中考，要去能掐尖的私立，为了私立（私立是要考试的），从小学开始军备竞赛

这个需求，带动市场，然后资本入场。把课外教育的价格提大幅度提上去。

本来一对一教学的价格，变成办班的价格，网课的价格。家长负担不起，还可以让家长贷款。

最后，高昂的教育成本，让义务教育成为笑话。养育孩子的成本变得异常高昂。

一个孩子

一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寥寥无几

一年的生活费也没有几个钱

但是一年的课外教育费用几倍几十倍于生活费用。在加上家长游走于各个培训班，接送孩子，陪上课的时间精力。

实际成本对于上班族来说已经难以承受了，需要一个全职家长。

而偏偏现在很多家庭，老人在异地或者身体不太好，无力帮忙。

最后的选择只有一个，不生不养。

这个问题要根本解决，不是教育部的问题。需要社会解决。

一是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保低。

让售货员，工人，快递员，保证一天8小时工作，有差不多的收入，这个收入要满足衣食住行。其实现在蓝领8小时3000元-5000元的月收入，衣食行够了，只要住的问题解决（国家公租房，50平方配套齐全，收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0%租金，夫妻两人或者三口之家住）是可以满足的。

二要解决职业学校路线问题

职业学校目前看，放到高中层次是有问题的，在扩招的背景下，放到大学层次更合理。

大学的叫法是可以的，12年义务教育就近上学，到了高考决定你去什么大学。

职业学校级别的大学相当于四本地位，一样有职业大学的硕博

如果感觉过于浪费劳动力，可以把高考提前到中考，全国统一考试。

给教育部出三条锦囊妙计，比这些隔靴挠痒的小打小闹管用：

优质教育资源(财政资金、优秀教师)根据学校规模，统一配置
小升初、初升高，不考试，市级行政区域内，全部摇号派学位
全国高考一张卷，统一录取分数线，录取名额按人口数量确定

按现在的做法只会导致：

少数的机构垄断，小机构搞死
培训费用更贵，家长负担更重
不准超前学习，培训效果更差
培训黑市繁荣，私教模式尤甚

一些看法。

1，办学许可证会越来越难办。无证办学的风险将变得极大。

2，中小学生的在校时间有望解决延长，使家长不用提前接孩子。

3，课外培训机构的培训范围会缩小，多数作为素质教育的补充，而不是对分数提高的训练学习。

4，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房子，目前看，都在整顿，之前积累的问题太多了，民众负担很重。

5，线上培训的资本热潮，目前看退出找接盘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未来新K12教育企业上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6，资本制造起跑线恐慌，夸大前期过量过度教育的作用性，来逼迫多数家庭在孩子课外培训上花钱的这种囚徒困境将要失效了。

7，非学科教育其实也需要整顿，太多李鬼了。

8，减少教育内卷负担，摧毁K12的利益链条，对消费内循环有极大正向作用。

9，中小学会增加人员编制和配置，对考编长期利好。

10，需要对学校教学中老师的责权做明确细化的定义，减少和杜绝家长对教学过程的干扰，杜绝恶意举报。

以前管禁烟的烟草公司

后来转到了卫生部门，效果立杆见影

机构的设立只是一个态度，离真正斧头落地，还远得很。

校外培训乱象，病在基层在末梢，如何把监管自上而下落实，这是个问题。

下一步各地教育局应该会配套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办公室，但具体执行起来能有多大力度，很难保证。毕竟随便一个区县，各类培训机构就以数百计，这还是登记在册的，更多的是中小学教师以及大学生私下开设的小班，这就无法计数了。

校外培训，也逐渐呈现两种趋势。

一是熟人拉新，不存在正式的教育培训商业行为，一切都靠熟人小圈子地下运行。

二是线上占比越来越大，线上培训摆脱了场地束缚，摆脱了地域限制，而且很多都是以知识付费的形式存在的，根本没法监管。家长学生习惯了线上模式后，线下会进一步先线上转移。

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平衡教育资源下手，虽然难，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总得迈出去啊。

这应该是今年教育改革第4次上热榜了，之前很多朋友担心改革是浮皮潦草，随着步步推进，看起来这次决心很大，如果本次改革够彻底，对多年积累的超前教育、超量填鸭教育将会有很大改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一次是4月9日，印发指导性文件

教育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引发热议。文件强调，小学严格执行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

第二次是5月10日，对两家机构顶格处罚250万元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乱象，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会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开展联合行动，对作业帮和猿辅导两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相关行为进行检查，发现存在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分别处以250万元顶格罚款。

第三次是6月1日，对15家机构顶格处罚共计3650万元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15家校外培训机构均存在虚假宣传违法行为，13家校外培训机构存在价格欺诈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对15家校外培训机构分别予以顶格罚款，共计3650万元。

第四次是6月16日，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6月15日，教育部召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军出席，党组成员、副部长郑富芝主持会议。

从这四次的过程可以看出，改革是稳步推进的，逐渐进入了深水区。尤其是校外培训机构，以前是失控状态，交给工信部、教育部、各地教育局好像都不太名正言顺，遇到不好的事情，需要投诉的时候可能又按照普通消费者流程去找12315了。

正是因为这种权责不明导致校外机构超前、超量教育长期无法根治，规则不清晰也给校外培训机构带来了一些困扰，无法准确解读政策允许的边界。

总之，这次改革决心非常大，大力整治义务教育阶段的违规现象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对校外机构来说，必将会经历一段非常强烈的阵痛。

做好准备，迎接暴风雨吧。

我们校长女儿很优秀，日本一流大学牙医毕业，刚开始当实习牙医，收入很低。校长问我，能不能让她去你们私塾兼职啥的？她成绩很好的，可以当理科老师么？

我说没问题，不过您女儿是日本人不会说中文，我们工资只能开出1500日元一小时，撑死2000日元，因为日本私塾老师就是这个价。您女儿要是会说中文，我们就能开出4000-5000日元一小时了。

校长脑子没转过来，心想这是个什么道理？

我还觉得我们私塾给的中国老师工资高了。结果朋友贴出她的家长群的讨论：

在我们私塾里，能开出4000-5000日元一小时的，都是考上东大，而且要是能教特殊专业，比如东大一般入试理工科，或者是东艺大学院水平的，这样的学生一年也没几个，好多学生本科甚至是清华北大。在国内居然是属于练手级，而且还是初中数学这种级别？？？？

我更加坚定回国的投身教育行业的打算了，我只要当大路货就够了。

长期来看利好校外教育培训行业。

某个行业的监管机构一旦成立，就会逐渐变成该行业的保护者，道理很简单：不能把监管对象搞没了，不然本机构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想要让本机构长期存在甚至拿到越来越多的编制，就得要让监管对象也长期存在、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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