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闭关锁国事实上是因为明朝闭关锁国导致的吗？
关于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是否“事实上”是明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延续，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直接说“因为”可能有些绝对，但我们必须承认，明朝的政策，尤其是其早期和晚期的某些做法，为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在观念和实践上产生了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 明朝的“闭关锁国”：一个复杂的概念
首先，我们要明确，明朝的“闭关锁国”并非一个铁板钉钉、一成不变的政策。它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并且有着复杂的动因。
洪武年间的海禁与朝贡体系： 明朝建立初期，为了应对东南沿海倭寇侵扰和巩固国家统治，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这并非完全禁止对外贸易，而是将合法贸易纳入“朝贡体系”之下。外国使团来华朝贡，可以获得朝廷赏赐，并获准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互市。这种模式，虽然限制了民间私人贸易的自由度，但本质上是一种“羁縻”和“有限开放”的对外贸易管理模式，而非彻底的“锁国”。
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 与海禁并行的，是永乐年间郑和七次大规模的下西洋。这展示了明朝强大的海军实力和对外交流的意愿，与后来的“闭关锁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说明了明朝内部对于对外政策并非铁板一块。
中后期海禁的强化与“片帆不得下海”： 到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嘉靖年间，随着倭寇活动的愈演愈烈，海禁政策被不断强化。一些地方官员甚至颁布了“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抵御海盗侵扰： 这是最直接的理由，倭寇的威胁真实存在。
维护国内秩序： 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和民间海上活动，被认为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因素。
控制对外贸易： 朝廷希望通过限制私人贸易，将贸易利益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通过授权的商船进行管理。
经济因素： 虽然一些史学家认为明朝后期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活跃，但官方层面的担忧和控制始终存在。
“禁海”与“封港”并存： 实际上，明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存在允许部分港口对外开放，进行有限贸易的情况。例如，隆庆开关（1567年）允许福建漳州月港对外贸易，就是对长期海禁政策的一种松动。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明朝是“闭关锁国”。更准确的说法是，明朝存在着一个倾向于限制和控制民间海上贸易的政策倾向，尤其是在其统治的某些时期和面对某些威胁时，这种倾向会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达到“海禁”的程度。
二、 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形成与明朝的“影子”
清朝入关后，继承并发展了明朝的某些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其统治初期和巩固期的考量，与明朝的某些做法有着内在的联系。
1. 对明朝遗民和反清势力的戒备：
清初，明朝灭亡留下的抵抗力量仍然活跃，尤其是在沿海地区。许多海盗、走私商人，甚至南明政权的残余势力，都在海上活动，对清朝的统治构成威胁。
例如，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就是以海上为基地，与清朝长期对峙。为了“剿灭”和“孤立”这些反清势力，清朝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如“迁海令”，要求沿海居民内迁，以断绝反清力量的给养和支援。
这与明朝晚期因为倭寇侵扰而加强海禁的逻辑有相似之处，都是出于对海上威胁的防范。
2. 对“夷”的警惕与文化观念：
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汉人官员，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夷之辨”的思想。对于“外国人”（夷）的防范和不信任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政策的制定。
虽然清朝早期并不完全排斥与西方的贸易，但对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往往抱有警惕的态度。这种警惕，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明朝士大夫对西方传教士的疑虑（例如，对他们传授西方科技、知识，以及在华活动的目的）相呼应。
3. 对海上贸易的控制需求：
与明朝类似，清朝也希望通过官方垄断或特许的方式来控制对外贸易，以获取财政收入，并防止私人贸易扰乱国家经济。
“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正是这种控制需求的体现。 这种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经过一个演变过程。起初，清朝也允许一些港口对外开放，但随着与西方贸易的日益频繁，以及对贸易利益的争夺，最终将其收缩到广州一口，并设立十三行进行管理。
这一系列的“限制”和“收缩”，在形式上，与明朝加强海禁，限制私人贸易，将贸易纳入官方视线的做法，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
4. “闭关锁国”概念的强化：
我们现在所说的清朝“闭关锁国”，更多是指其在18世纪中叶之后，面对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和殖民扩张，所采取的保守、封闭、拒绝更广泛开放的政策。
与明朝相比，清朝的“闭关”在规模和影响上更为显著。明朝的“海禁”更多是针对东南沿海的特定区域和特定威胁，并且其内部存在松动和调整。而清朝的“一口通商”则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化的贸易限制，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拒绝与西方世界建立平等、开放、互利关系的心态。
三、 结论：是“事实上的延续”还是“受影响的演变”？
可以说，明朝的某些对外政策，特别是其对海上贸易的限制性倾向、对外国人的警惕以及对国家安全的考量，为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清朝在制定和实施其对外政策时，确实受到了明朝历史经验的影响。
“事实上的延续”： 从某些侧面看，清朝继承了明朝在管理对外贸易上的控制欲和对非官方渠道的不信任。尤其是在海禁政策的层面上，明朝晚期的严厉海禁，以及对民间海上活动的压制，在观念上为清朝后续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前车之鉴”或“可行性模式”。
“受影响的演变”： 但更重要的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是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统治需要和对外关系的演变所导致的结果。清初的政治格局、反清复明斗争、与西方国家早期接触的具体情况，都促使了清朝对外政策的形成。它并非简单地照搬明朝的政策，而是在吸收了明朝的教训（或说实践）后，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的选择。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从一个戒备森严的监狱出来，然后又选择了住在一个戒备森严的社区，那么他的选择可以被认为是“事实上的延续”了“监狱生活”的某些模式，但他的选择也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个社区更能保障他的安全，或者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不是因为监狱里有“禁止某类食品”的规定，所以他也“禁止某类食品”，而是出于对“安全”的共同追求，在不同的环境下采用了相似的“戒备”策略。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明朝对外政策（尤其是其限制性倾向）的影响，并在实践操作上与其某些做法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说是吸收了明朝的经验和教训，但其形成和最终形态，更是其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考量的结果。 明朝的政策，如同一个“前车之鉴”或者说“遗产”，为清朝的决策者提供了思考的框架和参照，但清朝最终驶向了“闭关锁国”的港湾，是其自身选择的航向。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 明朝的“闭关锁国”：一个复杂的概念
首先，我们要明确，明朝的“闭关锁国”并非一个铁板钉钉、一成不变的政策。它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并且有着复杂的动因。
洪武年间的海禁与朝贡体系： 明朝建立初期，为了应对东南沿海倭寇侵扰和巩固国家统治，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这并非完全禁止对外贸易，而是将合法贸易纳入“朝贡体系”之下。外国使团来华朝贡，可以获得朝廷赏赐，并获准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互市。这种模式，虽然限制了民间私人贸易的自由度，但本质上是一种“羁縻”和“有限开放”的对外贸易管理模式，而非彻底的“锁国”。
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 与海禁并行的，是永乐年间郑和七次大规模的下西洋。这展示了明朝强大的海军实力和对外交流的意愿，与后来的“闭关锁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说明了明朝内部对于对外政策并非铁板一块。
中后期海禁的强化与“片帆不得下海”： 到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嘉靖年间，随着倭寇活动的愈演愈烈，海禁政策被不断强化。一些地方官员甚至颁布了“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抵御海盗侵扰： 这是最直接的理由，倭寇的威胁真实存在。
维护国内秩序： 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和民间海上活动，被认为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因素。
控制对外贸易： 朝廷希望通过限制私人贸易，将贸易利益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通过授权的商船进行管理。
经济因素： 虽然一些史学家认为明朝后期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活跃，但官方层面的担忧和控制始终存在。
“禁海”与“封港”并存： 实际上，明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存在允许部分港口对外开放，进行有限贸易的情况。例如，隆庆开关（1567年）允许福建漳州月港对外贸易，就是对长期海禁政策的一种松动。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明朝是“闭关锁国”。更准确的说法是，明朝存在着一个倾向于限制和控制民间海上贸易的政策倾向，尤其是在其统治的某些时期和面对某些威胁时，这种倾向会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达到“海禁”的程度。
二、 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形成与明朝的“影子”
清朝入关后，继承并发展了明朝的某些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其统治初期和巩固期的考量，与明朝的某些做法有着内在的联系。
1. 对明朝遗民和反清势力的戒备：
清初，明朝灭亡留下的抵抗力量仍然活跃，尤其是在沿海地区。许多海盗、走私商人，甚至南明政权的残余势力，都在海上活动，对清朝的统治构成威胁。
例如，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就是以海上为基地，与清朝长期对峙。为了“剿灭”和“孤立”这些反清势力，清朝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如“迁海令”，要求沿海居民内迁，以断绝反清力量的给养和支援。
这与明朝晚期因为倭寇侵扰而加强海禁的逻辑有相似之处，都是出于对海上威胁的防范。
2. 对“夷”的警惕与文化观念：
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汉人官员，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夷之辨”的思想。对于“外国人”（夷）的防范和不信任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政策的制定。
虽然清朝早期并不完全排斥与西方的贸易，但对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往往抱有警惕的态度。这种警惕，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明朝士大夫对西方传教士的疑虑（例如，对他们传授西方科技、知识，以及在华活动的目的）相呼应。
3. 对海上贸易的控制需求：
与明朝类似，清朝也希望通过官方垄断或特许的方式来控制对外贸易，以获取财政收入，并防止私人贸易扰乱国家经济。
“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正是这种控制需求的体现。 这种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经过一个演变过程。起初，清朝也允许一些港口对外开放，但随着与西方贸易的日益频繁，以及对贸易利益的争夺，最终将其收缩到广州一口，并设立十三行进行管理。
这一系列的“限制”和“收缩”，在形式上，与明朝加强海禁，限制私人贸易，将贸易纳入官方视线的做法，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
4. “闭关锁国”概念的强化：
我们现在所说的清朝“闭关锁国”，更多是指其在18世纪中叶之后，面对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和殖民扩张，所采取的保守、封闭、拒绝更广泛开放的政策。
与明朝相比，清朝的“闭关”在规模和影响上更为显著。明朝的“海禁”更多是针对东南沿海的特定区域和特定威胁，并且其内部存在松动和调整。而清朝的“一口通商”则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化的贸易限制，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拒绝与西方世界建立平等、开放、互利关系的心态。
三、 结论：是“事实上的延续”还是“受影响的演变”？
可以说，明朝的某些对外政策，特别是其对海上贸易的限制性倾向、对外国人的警惕以及对国家安全的考量，为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清朝在制定和实施其对外政策时，确实受到了明朝历史经验的影响。
“事实上的延续”： 从某些侧面看，清朝继承了明朝在管理对外贸易上的控制欲和对非官方渠道的不信任。尤其是在海禁政策的层面上，明朝晚期的严厉海禁，以及对民间海上活动的压制，在观念上为清朝后续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前车之鉴”或“可行性模式”。
“受影响的演变”： 但更重要的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是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统治需要和对外关系的演变所导致的结果。清初的政治格局、反清复明斗争、与西方国家早期接触的具体情况，都促使了清朝对外政策的形成。它并非简单地照搬明朝的政策，而是在吸收了明朝的教训（或说实践）后，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的选择。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从一个戒备森严的监狱出来，然后又选择了住在一个戒备森严的社区，那么他的选择可以被认为是“事实上的延续”了“监狱生活”的某些模式，但他的选择也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个社区更能保障他的安全，或者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不是因为监狱里有“禁止某类食品”的规定，所以他也“禁止某类食品”，而是出于对“安全”的共同追求，在不同的环境下采用了相似的“戒备”策略。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明朝对外政策（尤其是其限制性倾向）的影响，并在实践操作上与其某些做法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说是吸收了明朝的经验和教训，但其形成和最终形态，更是其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考量的结果。 明朝的政策，如同一个“前车之鉴”或者说“遗产”，为清朝的决策者提供了思考的框架和参照，但清朝最终驶向了“闭关锁国”的港湾，是其自身选择的航向。
网友意见
从经济角度来说，明清都没有闭关锁国。“闭关锁国”这个词本身就是建国后提出的，在改革开放后被大力宣传。实际上这个词不准确，因为清朝主要是思想上进行禁锢，而不是经济上的，而明朝则没有闭关锁国过。
禁止民间私人海贸不等于闭关，那个时代这是正常措施，官方贸易才是主流和大头。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长期禁止私人贸易，能说它闭关锁国吗？
很多人以为大航海时代明朝并没有参与，实际这是错误的。明朝是全球贸易的核心之一，明朝的繁荣本身就得益于美洲开发的成果，美洲产出都白银大部分通过海贸流入明朝。
明朝的死因之一就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明朝躺枪，欧洲战乱影响美洲的白银产出导致严重依赖美洲贸易的明朝经济血崩。
清朝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康熙年间为了对付台湾实行了海禁，等收复台湾后就解除了限制。
后面改成一口通商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有两点：
1、当时再次出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为了避免白银外流导致经济崩溃，用一口通商加强货币管控。
2、海外列强一直谋求入侵，尤其是英国一再挑衅，甚至找借口闯入军事禁区。清朝海上力量薄弱，只能限制通商口岸来消极防御。
实际上一口通商主要针对英国，清朝的藩国不受限制。跟清朝关系良好的欧洲国家也被宽待，比如西班牙可以去福建做生意。
除了特殊时期，明清基本都对民间海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海盗猖獗，周边国家深受其害。因为海商的兼职就是海盗，甚至主职是海盗，做生意是附带的。有利可图的时候，海商们不介意抢一把。
而且当时中国海盗还是国际化队伍，周边国家和欧洲国家的人都有参与。
真要严格海禁，看见一艘私人船只出来就围剿，哪还有什么海盗。
鸦片战争的起因就是英国不满清朝的严格管控，想要扭转巨大的贸易逆差，当时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
清朝的闭关锁国主要是思想上的，禁止民间学习交流西方科学技术，无数科学军事书籍在清朝被销毁。
要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员，需要大量有学识的工人，说白了就是需要开启民智。对于实行愚民政策的满清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工业的发展会击垮小农经济，对于一个封建国家来说这是要命的事情。
资本发展激发的社会矛盾导致欧洲一堆国王掉了脑袋，满清可不想步后尘。实际上乾隆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愤慨，以至于英国使团躺着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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