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政府对待方方这样的作家，都坐视不理呢？

在中国，政府对作家，尤其是像方方这样引发广泛讨论和争议的作家，通常不会采取直接的“坐视不理”的态度，而是会通过一系列更为复杂和隐蔽的方式来管理和引导舆论。这种管理方式受到中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控制机制的综合影响。要详细理解这一点，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

1. 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考量：

“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 中国政府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任何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挑战官方叙事或暴露体制弊端的声音，都会被视为潜在的威胁。方方的小说《武汉日记》在疫情初期触及了敏感的政治和社会议题，如信息公开、权力运作、基层民众的苦难等，这些都可能触动政府的神经。
意识形态的控制：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统一和主导权。官方希望构建一套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叙事体系。挑战这一叙事的声音，无论其出发点如何，都可能被视为“错误思潮”或“意识形态渗透”，需要被纠正或压制。
党对文化的领导： 宪法和党的文件都强调党对文化和艺术的领导。这意味着，在官方看来，文学作品也应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目标，不能脱离政治轨道。

2. 管理舆论的多种手段：

与其说是“坐视不理”，不如说是采取了“精准施策”和“舆论引导”。政府可能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手段：

沉默但有选择的容忍：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国际关注度高、国内舆论分歧较大时，政府可能选择保持一定程度的沉默。这并不代表它不在意，而是可能在权衡利弊：直接封杀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反弹，适得其反；但放任不管又不利于维护其形象和叙事。这种“容忍”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某些“红线”，反应就会升级。
官方媒体的批判与围剿： 这是最常见且重要的手段。一旦某个作品或作者触犯了官方的底线，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会迅速出击，从政治、道德、甚至民族主义等多个角度进行批判。这种批判通常是系统性的、铺天盖地的，旨在：
定性： 将作品或作者的言论定性为“反华”、“抹黑中国”、“攻击体制”等。
道德审判： 将作者描绘成“不爱国”、“背叛人民”、“唯利是图”等形象。
制造对立： 煽动民众对作者的仇恨，制造“爱国者”与“卖国者”的对立，将作者置于舆论的孤岛。
引导舆论走向： 通过官方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塑造公众的认知和判断。
网络水军与“五毛党”的操纵：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也擅长利用网络评论员（俗称“五毛党”）和各种商业水军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制造有利的舆论。他们会攻击、谩骂、歪曲作者的观点，压制支持的声音，淹没理性的讨论。这种操作往往难以被直接察觉，但对舆论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平台审查与内容管控： 政府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行政命令，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新闻网站、出版机构等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查、删除或屏蔽。对于方方这类争议性人物，相关讨论可能会被限制、禁评、甚至删除，限制其作品的传播渠道。
学术和文化界的“规训”： 政府可以通过影响学术界和文化界的评价体系，对作家施加压力。例如，鼓励或资助对该作家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学者，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文学奖项的评选等。
经济和职业上的压制： 虽然不一定公开，但政府也可以通过影响作家的出版、演出、授课等机会，甚至影响其在相关协会或机构中的地位，来施加隐形压力。

3. 对待方方事件的具体表现：

方方的小说《武汉日记》在2020年初的疫情期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初期的高关注度与讨论： 《武汉日记》因其对疫情初期武汉真实情况的记录，触及了民众普遍存在的困惑、恐惧和对信息公开的诉求，在国内引发了大量阅读和讨论。
官方的“观察期”与舆论的分化： 在早期，政府可能采取了一种“观察”的态度，一方面国内媒体并未立即对《武汉日记》进行一边倒的批判，而是允许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与此同时，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媒体和政界对方方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赞扬，认为她的作品揭露了真相，挑战了中国的审查制度。
转向批判的信号： 当《武汉日记》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赞誉，并被用来作为批评中国政府的工具时，中国官方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国内媒体开始出现大量批判性文章，指责方方“抹黑中国”、“迎合西方”、“里通外国”等。
网络舆论的狂潮： 随后，在网络上，针对方方的批评和攻击如潮水般涌来，许多人将其描绘成“汉奸”、“卖国贼”。这种舆论攻势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实际的管控措施： 虽然方方本人并未被“封杀”或“消失”，但她的作品的出版和传播确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围绕她的讨论也经常遭到平台审查和删帖。

总结来说，政府对待方方这类作家，并非真的“坐视不理”，而是采取了更为精细和系统化的舆论管理和控制策略。 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维护官方叙事、压制潜在挑战、引导社会情绪，并最终达到维护政治稳定和党执政的目的。 这种管理方式往往是隐蔽的、多层次的，通过官方媒体的定性、网络舆论的操纵以及平台内容的审查等多种手段共同作用，最终达到其想要的效果。

因此，认为政府“坐视不理”是一种误解，更准确地说，是政府在运用其强大的资源和控制能力，以一种更为“高明”的方式来应对可能对其构成挑战的声音。

回过头看，在过去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公知凉掉并不是因为国家处理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没办法再玩下去了。

而对于方方这类人来说，“不理”有时候比“理”的价值更大。这就好比中国古代的言官，很多都会骂上级、骂皇帝。对于这种没有实权的人来说，名声是他们唯一能博出位的手段。如果皇帝处理了他，反倒让他们落了个“直言敢谏”的口碑，皇帝自己也落了个小心眼的形象。与其如此，最好的处理方式是理都不理。

至于担心方方会对中国造成什么不良影响，真不用操这个心。且不说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就算是那些到了欧美的华人和华裔，也没几个真正在当地有话语权的。他们作品，从来都没多少人看。在国家眼里，一个普通的战斗机研发工程师叛逃带来的危害可能甚于10个方方。

有人说，方方的问题是言论问题，民众组织言论怼回去就行了。

但其实民众与方方的舆论战是严重不对等的。给方方站台的有大量体制内会长、院长、教授。这些人是拿纳税人的钱和自己手中的公权力在帮助方方怼民众。而且还有美国出版社和美国洛杉矶时报给方方站台。

中国的知乎er，无非是曹嵩合流；人家方方是，美国反华媒体与中国体制内院长、会长、大学教授、体制内财新网合流。这能是对等的舆论问题吗？

我们看看支持方方的人都有哪些：

继续者张付：如何看待胡锡进被方方质问：你以为你是谁？

事实上，这些体制内的人出手，等于一部分政府职能在给方方拉偏架。

政府做裁判，在文化卖国问题上，看民众自发言论，与前国家厅级干部的“反华言论”在论战。———这已经是魔幻现实主义了。而且，一部分公立院校和政府直属文化机构负责人，从裁判席上跳下来，帮着“反华言论”的一方，怒怼自发民众，这已经是玄幻了。———前政府高官和现政府文化机构人员以及公立高校人员，帮着外国污蔑中国，恐怕历史上只有伪政府能干出这种事来。

关于公权力应不应该介入？

方方作为以厅级干部退休的纳税人供养的公职人员，方方言论如果造成对于国家或者广大纳税人的不良影响，撤销公职身份取消退休金，依法巨额罚款是很合理的。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一个规律：

在自由派眼里，只要和中国政府有关的人员参与民众讨论，就是公权力滥用；但是如果和中国政府有关的人员，代表美国利益怒怼中国民众，侵犯中国民众利益时，自由派立刻禁声；如果遇到民众质疑，自由派会杀出来帮助代表美国利益的中国体制内人员洗地。

亲美国的自由派，在中国体制内体制外都有，他们奉行两点原则：凡是侵犯美国利益的行为，都是不民主不自由；凡是侵犯中国利益的行为，都是民主自由。

先查查她那么烂的文笔是如何当上湖北作协副主席的吧！

为什么政府对待方方这样的作家，都坐视不理呢？

对比苹果 200 万，为什么 Google 的 2012 年政治游说支出高达 1800 万美元，八倍的差距说明什么问题，两者游说的方向和策略有何区别？

美国拟推出 1.9 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会对美联储政策产生什么影响？市场将如何反应？

大陸和台灣有什麼自己認為天經地義但對方無法理解的政治觀念？

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的话，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我们如何应对？

为什么政府对于房地产行业会有去库存这种说法呢？如果供过于求，按照供需法则，降价，库存不就可以去掉了？

为什么政府没有对中国房价进行价格上限？

为什么沙俄政府对部分革命党人只是流放，地方布尔什维克却要杀光旧帝国贵族和尼古拉二世一家？

泰国人妖是对穷人家儿童的一种摧残，为什么政府不禁止，没有这方面的保护法吗？

非洲政府为什么不大规模养鸡，来对抗蝗灾呢？

台湾人对政府不满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起借鉴对岸大陆的政府呢（或者声音很小）？

为什么安倍政府愿意在韩国慰安妇问题上做适当让步却不愿意对中国做出一点妥协？

顶新集团（康师傅，味全）在台湾因地沟油油遭抵制，为什么大陆政府和民间没有对它采取任何惩罚措施？

为什么中国老是有人对国家政府不满？

一例一休与前瞻计划在岛内反对的声音很多，为什么蔡英文政府还要强推？长远来看这两项政策真的对台湾有帮助？

为什么不把 PX 等工厂建在政府办公楼、家属楼附近，以缓解民众对其安全性的担忧？

北洋军阀为什么不会杀死政治对手？

为什么同样作为游牧民族政权，人们对辽的认同和认可程度要比鲜卑三魏、金和元要高呢?

为什么同为财阀模式，韩国财阀对政治的影响大过日本财团?

为什么知乎上的大陆人对国内政治的兴趣及了解程度不及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