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苹果 200 万，为什么 Google 的 2012 年政治游说支出高达 1800 万美元，八倍的差距说明什么问题，两者游说的方向和策略有何区别？
为什么谷歌的政治游说支出远高于苹果？八倍的差距说明什么问题？
这八倍的差距主要说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商业模式和核心业务的差异：
谷歌 (Alphabet): 谷歌的核心业务是在线广告、搜索引擎、数据收集和分析、云服务、操作系统（Android）、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这些业务高度依赖于开放的互联网生态系统、数据隐私法规、反垄断审查、电信政策、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方向、内容审查标准等等。
苹果: 苹果的核心业务是硬件（iPhone、Mac、iPad）、软件（iOS、macOS）、数字内容和内容分发（App Store、Apple Music、Apple TV+）、服务（Apple Pay、iCloud）。苹果的业务也受到政策影响，例如贸易政策（关税）、知识产权保护、税收、App Store的审查和分成政策、数据安全和隐私（但侧重点与谷歌略有不同）。
结论： 谷歌的商业模式更加依赖于开放的、数据驱动的互联网环境，并且其业务触及的领域（如人工智能、反垄断）更广泛，更容易受到政府监管和政策制定的直接影响。因此，它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确保其核心利益不受不利政策的影响，并推动有利于其业务发展的政策出台。
2. 政策敏感度和直接利益：
谷歌: 谷歌的许多核心业务处于政府监管的风口浪尖。例如：
反垄断审查： 谷歌的搜索垄断地位、Android的预装政策、Google Play的商店规则等，都面临着来自欧盟、美国等地的反垄断调查和潜在的巨额罚款或业务拆分。
数据隐私： 谷歌收集海量用户数据用于广告投放，其数据收集和使用方式直接受到GDPR、CCPA等隐私法规的影响。
内容审核和平台责任： YouTube等平台的内容审核政策和平台责任问题，也受到政府关于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等监管的关注。
电信和网络中立： 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中立性政策对其业务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发展： AI的研发和应用涉及到伦理、安全、就业等多个方面，政府的指导和监管对谷歌的AI战略有深远影响。
苹果: 苹果虽然也面临政策影响，但其主要关注点可能更集中在：
贸易和关税： 其硬件生产依赖全球供应链，贸易政策（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对其成本和市场准入有直接影响。
知识产权和专利： 保护其技术和设计不被侵犯是其核心利益之一。
App Store政策： 这是苹果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其封闭的生态系统和强制性的抽成政策也引发了开发者和监管机构的争议。
税收政策： 跨国公司的税收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结论： 谷歌的业务活动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直接与政府的监管和立法挂钩，并且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收益更大。每一次反垄断调查、隐私法规的更新、或者对互联网公司平台责任的讨论，都可能对谷歌的收入和业务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相比之下，苹果的挑战虽然同样重要，但可能在某些方面更具“防御性”或针对特定环节（如贸易、专利）。
3. 游说策略和侧重点：
谷歌： 谷歌的游说更倾向于塑造整体的互联网和科技政策框架。它们希望确保一个相对开放和自由的市场环境，减少不确定性，并推动有利于其数据驱动商业模式的法规。这可能涉及到：
积极参与各种政策讨论和立法过程，提供技术和行业见解。
游说反对那些可能限制其数据收集、广告精准投放或市场主导地位的法规。
推动有利于其新业务领域（如AI、自动驾驶）发展的政策。
支持技术创新和开放标准的倡导。
苹果： 苹果的游说更侧重于保护其现有业务模式和品牌形象，以及确保其产品和供应链的稳定。它们可能更关注：
贸易协定和关税谈判，以降低其硬件生产成本。
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执法，打击侵权行为。
确保App Store的运营模式不受颠覆性干预。
税务优化和避免双重征税。
对某些可能影响其硬件产品（如手机禁用政策）的规定进行抵制或修改。
结论： 谷歌的游说更像是一种“塑造者”，试图影响更宏观的科技发展方向和规则，以适应其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模式。苹果的游说则更像是一种“捍卫者”，专注于保护其核心硬件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并确保其全球化运营的顺畅。
两者游说的方向和策略有何区别？
如上所述，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特征 | 谷歌 | 苹果 |
| : | : | : |
| 核心目标 | 塑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和数据驱动商业模式的整体政策环境；维护开放互联网生态；防范垄断和平台责任风险。 | 保护核心硬件业务和封闭生态系统的稳定；确保全球供应链和贸易的顺畅；捍卫知识产权和品牌形象。 |
| 游说领域 | 反垄断法、数据隐私法规、互联网监管、平台责任、电信政策、人工智能伦理与监管、数字税、网络中立、内容审核标准、搜索和广告市场监管。 | 贸易政策（关税、协定）、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税收政策、App Store监管、消费者保护法、某些硬件相关的安全或标准法规、加密技术政策（有时）。 |
| 策略特点 | 积极主动，参与广泛；强调“开放”、“创新”、“用户利益”；提供大量数据和技术分析支持；与监管机构、立法者和智库建立广泛联系；倾向于“预防性”游说，在问题出现前就尝试影响政策走向；在公共关系方面也投入较多，试图塑造公众舆论。 | 更具针对性，聚焦特定领域；强调“优质体验”、“安全”、“用户隐私”（强调自身保护用户数据的方式）、“创新设计”；注重法律合规和程序正义；在涉及自身核心商业模式时反应迅速且坚定；更倾向于“回应性”游说，对具体威胁做出反应。 |
| 关注的法规 | 《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欧盟）、《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美国）、各种数据隐私法案（如CCPA、以及未来可能出台的国家级隐私法）。 | 贸易协定（如中美贸易谈判）、知识产权法修正案、特定行业标准（如通信安全）、App Store的“开放”诉求（例如强制第三方支付或下载）、税收减免政策。 |
| 辩护的重点 | 谷歌认为其市场地位是用户自然选择和产品优秀的结果；其数据收集是为了提供更个性化和有价值的服务；其平台承担了内容审查的巨大成本和责任；限制其数据使用将损害用户体验和创新。 | 苹果认为其硬件设计和软件集成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其严格的App Store审核是为了用户安全和保护开发者（尽管存在争议）；其全球供应链是高效运营的必要条件；其在税务方面已经遵守了所有适用的法律。 |
总结来说，这八倍的差距并非简单的数字对比，而是反映了两个科技巨头在商业模式、政策敏感度、以及它们如何理解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上的根本差异。
谷歌更像一个生态系统建设者和数据经济的倡导者，它的成功建立在一个开放的互联网和广泛的数据流动之上。因此，它需要积极投入资源去影响塑造这个生态系统的规则，以确保其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增长。
苹果则更像一个“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它通过卓越的软硬件结合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来吸引用户。它的挑战更多来自于如何保护其精心构建的封闭生态系统不受外部干扰，以及如何确保其全球化运营的顺利进行。
这种差异性的游说支出，是科技行业在现代社会中与政府互动方式的一个缩影。巨头们都在尽力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只是它们的“战场”和“武器”有所不同。
网友意见
认为是因为SOPA法案的缘故。我倒不这么认为。为制止SOPA出力的公司很多，但google的游说投入仍然鹤立鸡群。制止SOPA当然是当年google增加游说投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2012年的时候，google忽然加大游说，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它正在因涉嫌搜索引擎垄断而接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如果被判定为垄断，那么google的损失将比SOPA法案通过要严峻得多。
为了防止被判定为垄断，google不但在华盛顿游说，还在各地举办研讨会，试图将自己的观点传递给各州的司法人员。比如2012年5月，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网络搜索竞争的研讨会。大量相关的专家、监管官员、联邦和州级检察官、以及国会议员助理受邀参加。实际上，这次会议是乔治·梅森大学法律与经济学中心在谷歌公司的暗中资助下举办的。其邀请的人员，大多是谷歌公司指定的。在该次会议中，与会专家强烈反对政府对谷歌进行监管的想法。谷歌在整个18个月的调查期间投入了巨资。
另一方面，google搞了很多游走于当前法律边缘的网络或实体项目，自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游说。苹果反而更接近于传统生产商，也不涉嫌垄断，并没有太多游说的必要。
谢@鄭紫陽邀。郑兄的问题越来越天马行空，我也就天马行空的来答一个。
一）什么是Lobby？
（《纸牌屋》中的Lobbyist，Remy Danton）
Lobby的中文翻译应该是“游说”。是指通过一系列运作来影响政治领域关键人物的立场，来达到最终目的（往往与法案有关）的手段。最近House of Cards（《纸牌屋》）异常火爆，其中的Remy Danton就是标准的Lobbyist（政治说客），他曾经在政府工作，有足够的人脉，之后为一家大型天然气公司工作，在政府和公司间牵桥搭线。公司会出钱出力来辅助一些政客的竞选，作为回报，政客当选后需要在一些利于公司的法案上进行推动（或推翻不利于公司发展的法律提案等）。
在华盛顿的专业Lobbyist据说有12000人以上，工作对象往往都是政府的议员。奥巴马的团队中就有来自高盛的Lobbyist，后来也因此被抨击，质疑他在经济危机之后没有对华尔街下手。人们一般提到Lobby都觉得这是有权势和金钱的人对法律的侵蚀，但是说到底这也只是一个手段，里面充满了博弈，最后还是要看使用者自身的目的为何。
二）互联网公司的wake-up call
（现实中的lobbyist，Michael Beckerman）
在2012年年初的时候，一部叫做SOPA的法案在中美甚至全球都引起了热议，当时很多互联网公司都群情激奋。简单来说，这部法案如果通过，像google这样的互联网公司要无条件接受政府审查，并且要对其提供的内容负责，不管在技术还是责任上都是对这些公司的极大负担。当然，我们都知道最终这部法被成功推翻。
在抗争的过程中，很多公司互联网公司或发布声明表示反对，或把主页变黑（比如当时的Wikipedia），但这些也只是在舆论层面施压，真正影响政客决策的还是现实考虑。于是，最后有多至157个组织在这个法案过程中动用资金，进行lobby，试图影响决策过程，而Google就是其中贡献最多的工资之一。
在这之后，Google，Amazon，Facebook，eBay，Yahoo等公司牵头，成立了一个叫做The Internet Association的组织，并号称自己是“voice of the internet in Washington”（互联网在华盛顿的声音），上图中的Michael Beckerman被任命为这个专业的Lobby组织的主席，他把SOPA事件称作互联网产业的Wake-up Call。
在题目注释的图中，包括Google，Facebook，Amazon等的Lobby花销都是名列前茅，但其实他们都属于一个组织之下，而他们的相关花销在2012年大幅提升，Google提升了90%以上，而Facebook的花销更是提升了3倍之多。
过去，在Lobby方面花费最多的企业大多涉及两点，一是垄断，二是隐私，比如GE或AT&T，而Google在这两方面都被人诟病，再加上过去做的是虚无飘渺的广告生意，未来又要在无人驾驶领域发力，这些都免不了影响其在游说的方向和策略方面的选择。
三）Microsoft VS Apple
与Google等公司不同，Microsoft和Apple都是由硬件支撑的公司，但和Microsoft比起来Apple在这方面的支出不值一提，这主要是因为Apple本身的发展并没有把华盛顿作为重要的策略，其200万刀的花费也是平均分配在教育、税收、专利等方面，没有特别值得提起的地方。和Google或Microsoft的专业游说团队不同，Apple并没有专业的委员会，相关的Lobbyist更是只有三四个人。Jobs健在的时候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说客，比如他送给Obama的iPad2本身就是很好的经营，但是当Jobs逝去，而Apple又进一步成长后，众人的目标也渐渐的转移到Apple身上。近来无数的专利侵权案件，对其海外劳动力市场的诟病，Ebook的定价风波等等事件都不是空穴来风。或者说，Google和Microsoft都已经经历过了这一切，树大招风，现在终于轮到Apple了。
最后，引用一个匿名Lobbyist的话：
A lobbyist who does contract work for a competitor said Apple will learn the Washington game — possibly the hard way. “They will,” he said. “They can keep going the way they’re going, and they’re going to keep getting hit over the head until they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until they build a Washington brand.” （Apple’s D.C. lobbying effort has yet to ripen）
苹果终将会学会华盛顿的游戏规则，虽然很可能是在头破血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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