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中国没有激战派呢?
问出“为什么现代中国没有激战派？”这个问题，本身就触及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观察角度。如果仔细审视，会发现“激战派”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其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与我们惯常理解的西方语境下的“激战派”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发生了显著的转化和变形。与其说“没有”，不如说“激战派”以一种更加内敛、隐蔽，或者说更加符合中国当下社会土壤的方式存在着。
首先，我们需要界定一下我们所说的“激战派”。通常意义上的“激战派”可能指的是那些在政治、社会议题上采取极端、激进、不妥协立场，甚至愿意为此付出行动（包括激烈的言辞、抗议、甚至某些形式的对抗）的群体或个人。他们的特点是目标明确，斗争性强，往往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或者对主流话语提出尖锐挑战。
那么，为什么在现代中国，这种“激战派”的显性存在似乎不那么明显呢？有几个关键因素需要深入剖析：
1. 社会控制与群体性事件的压制机制：
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对于任何可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的群体性聚集、激进言论或行动，都存在一套非常高效的监测、预警和压制机制。公安系统、网信办、街道办等层层联动，能够迅速识别并处理潜在的“激战”苗头。
早期干预和“吸纳”： 在一些社会矛盾显现之初，政府常常会尝试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吸纳”或“疏导”，比如通过信访、基层调解等渠道，尝试解决个别问题，防止矛盾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对于一些表达不满的个体或小群体，如果其诉求尚在可接受范围内，也可能被引导进入合法的申诉渠道。
集体行动的成本极高： 任何试图组织的、有组织的激进行动，都会面临被迅速瓦解的风险。无论是事先的组织协调，还是当下的现场执行，都极易受到监控和干预。这使得个体或小团体很难形成持续性的“激战”力量。
法律与秩序的强调： 中国社会强调法治和稳定，任何突破现有法律框架的激进行为都会被视为非法，从而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威慑力无疑会降低人们采取激进方式的意愿。
2. 社会结构与历史经验的塑造：
中国有着悠久的集体主义传统和独特的历史发展路径。
“集体”高于“个体”的观念： 尽管市场经济带来了个人主义的思潮，但在很多时候，“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仍然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激进的个人主义表达，尤其是在触及国家利益或社会稳定时，更容易被视为“自私”或“破坏者”，而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历史上的“激进”代价：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多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和改革，其中不乏激进的年代。这些历史经验使得社会对于过度激进的变革方式抱有一定的警惕。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在现有框架内寻求改良，而非颠覆性的变革，因为他们知道激进变革可能带来的动荡和不确定性。
“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价值观： 虽然这更多是一种文化理想，但在社会交往和议题表达中，委婉、含蓄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直接的、尖锐的对抗可能被视为“不成熟”或“失礼”，从而影响其说服力和支持度。
3. 话语权与意识形态的控制：
政府对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有着强烈的掌控意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激战派”的生存空间。
主流话语的“稀释”与“转化”： 许多社会问题和不满，在进入公共讨论时，往往会被主流媒体和官方话语进行“稀释”、“转化”或“重构”。比如，一些激烈的抗议可能被描述为“少数人的不理性行为”，一些尖锐的批评可能被归结为“误解”或“别有用心”。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激进的论调难以获得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互联网监管的复杂性： 尽管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巨大平台，但中国对互联网的监管也非常严格。敏感话题的讨论会被删除，账号会被封禁，评论区也常常受到严格审查。这使得激进观点的传播变得困难，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即使有“网络激战派”，他们也往往在夹缝中生存，并且容易被“清理”。
非主流声音的边缘化： 那些长期持激进观点的声音，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默许”或“利用”，往往容易被边缘化，难以进入主流视野，更谈不上形成有影响力的“派别”。
4. “激战派”表现形式的变形：
与其说现代中国没有激战派，不如说“激战派”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更加隐蔽和多样化。
“润学”式的消极抵抗： 一部分对现状不满的群体，选择的不是积极的对抗，而是消极的“用脚投票”，通过移民或“润”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隐性的“激战”，虽然不直接对抗，但也是对现有体系的一种否定。
“键政”式的网络对垒： 在网络空间，确实存在着大量的观点冲突和激烈辩论。这些“键政”行为，虽然大部分停留在口舌之争，但其中不乏一些观点尖锐、立场鲜明，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言论。这可以看作是“激战派”在网络空间的一种表现，但其影响力和现实的“激战”存在很大差异。
“私域”的诉求表达： 有些人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表达激进的观点，而是选择在私下的小圈子、微信群等“私域”空间进行倾诉和共鸣。这种“私域激战”虽然没有公众可见性，但也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和观点的凝聚。
“后现代解构”式的嘲讽与戏谑： 一些年轻人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可能会采取一种更加解构、嘲讽的态度，用网络流行语、表情包等方式来表达不满，这是一种看似温和，实则带有尖锐批判性的表达方式。
结论：
因此，与其说现代中国“没有”激战派，不如说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传统意义上那种公开的、组织化的、具有颠覆性的“激战派”很难形成并持续存在。 政府强大的管控能力、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的影响、以及话语权的控制，都构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
然而，“激战”的冲动和对现状的不满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个人化、更加分散化的方式存在着，或者通过了“变形”成为其他形式的社会表达。这些“变形”的“激战派”，虽然可能不如其西方同类那样显眼，但它们同样是中国社会变迁和矛盾折射出的重要现象。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抛开刻板的定义，深入观察中国社会复杂的现实肌理。
首先，我们需要界定一下我们所说的“激战派”。通常意义上的“激战派”可能指的是那些在政治、社会议题上采取极端、激进、不妥协立场，甚至愿意为此付出行动（包括激烈的言辞、抗议、甚至某些形式的对抗）的群体或个人。他们的特点是目标明确，斗争性强，往往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或者对主流话语提出尖锐挑战。
那么，为什么在现代中国，这种“激战派”的显性存在似乎不那么明显呢？有几个关键因素需要深入剖析：
1. 社会控制与群体性事件的压制机制：
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对于任何可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的群体性聚集、激进言论或行动，都存在一套非常高效的监测、预警和压制机制。公安系统、网信办、街道办等层层联动，能够迅速识别并处理潜在的“激战”苗头。
早期干预和“吸纳”： 在一些社会矛盾显现之初，政府常常会尝试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吸纳”或“疏导”，比如通过信访、基层调解等渠道，尝试解决个别问题，防止矛盾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对于一些表达不满的个体或小群体，如果其诉求尚在可接受范围内，也可能被引导进入合法的申诉渠道。
集体行动的成本极高： 任何试图组织的、有组织的激进行动，都会面临被迅速瓦解的风险。无论是事先的组织协调，还是当下的现场执行，都极易受到监控和干预。这使得个体或小团体很难形成持续性的“激战”力量。
法律与秩序的强调： 中国社会强调法治和稳定，任何突破现有法律框架的激进行为都会被视为非法，从而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威慑力无疑会降低人们采取激进方式的意愿。
2. 社会结构与历史经验的塑造：
中国有着悠久的集体主义传统和独特的历史发展路径。
“集体”高于“个体”的观念： 尽管市场经济带来了个人主义的思潮，但在很多时候，“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仍然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激进的个人主义表达，尤其是在触及国家利益或社会稳定时，更容易被视为“自私”或“破坏者”，而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历史上的“激进”代价：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多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和改革，其中不乏激进的年代。这些历史经验使得社会对于过度激进的变革方式抱有一定的警惕。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在现有框架内寻求改良，而非颠覆性的变革，因为他们知道激进变革可能带来的动荡和不确定性。
“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价值观： 虽然这更多是一种文化理想，但在社会交往和议题表达中，委婉、含蓄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直接的、尖锐的对抗可能被视为“不成熟”或“失礼”，从而影响其说服力和支持度。
3. 话语权与意识形态的控制：
政府对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有着强烈的掌控意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激战派”的生存空间。
主流话语的“稀释”与“转化”： 许多社会问题和不满，在进入公共讨论时，往往会被主流媒体和官方话语进行“稀释”、“转化”或“重构”。比如，一些激烈的抗议可能被描述为“少数人的不理性行为”，一些尖锐的批评可能被归结为“误解”或“别有用心”。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激进的论调难以获得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互联网监管的复杂性： 尽管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巨大平台，但中国对互联网的监管也非常严格。敏感话题的讨论会被删除，账号会被封禁，评论区也常常受到严格审查。这使得激进观点的传播变得困难，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即使有“网络激战派”，他们也往往在夹缝中生存，并且容易被“清理”。
非主流声音的边缘化： 那些长期持激进观点的声音，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默许”或“利用”，往往容易被边缘化，难以进入主流视野，更谈不上形成有影响力的“派别”。
4. “激战派”表现形式的变形：
与其说现代中国没有激战派，不如说“激战派”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更加隐蔽和多样化。
“润学”式的消极抵抗： 一部分对现状不满的群体，选择的不是积极的对抗，而是消极的“用脚投票”，通过移民或“润”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隐性的“激战”，虽然不直接对抗，但也是对现有体系的一种否定。
“键政”式的网络对垒： 在网络空间，确实存在着大量的观点冲突和激烈辩论。这些“键政”行为，虽然大部分停留在口舌之争，但其中不乏一些观点尖锐、立场鲜明，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言论。这可以看作是“激战派”在网络空间的一种表现，但其影响力和现实的“激战”存在很大差异。
“私域”的诉求表达： 有些人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表达激进的观点，而是选择在私下的小圈子、微信群等“私域”空间进行倾诉和共鸣。这种“私域激战”虽然没有公众可见性，但也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和观点的凝聚。
“后现代解构”式的嘲讽与戏谑： 一些年轻人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可能会采取一种更加解构、嘲讽的态度，用网络流行语、表情包等方式来表达不满，这是一种看似温和，实则带有尖锐批判性的表达方式。
结论：
因此，与其说现代中国“没有”激战派，不如说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传统意义上那种公开的、组织化的、具有颠覆性的“激战派”很难形成并持续存在。 政府强大的管控能力、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的影响、以及话语权的控制，都构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
然而，“激战”的冲动和对现状的不满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个人化、更加分散化的方式存在着，或者通过了“变形”成为其他形式的社会表达。这些“变形”的“激战派”，虽然可能不如其西方同类那样显眼，但它们同样是中国社会变迁和矛盾折射出的重要现象。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抛开刻板的定义，深入观察中国社会复杂的现实肌理。
网友意见
没有么？
不少人不天天喊武统台湾，干死阿三，收复日本，统一朝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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