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你拥有一吨青霉素（盘尼西林），能带来多大的收益？
首先得明确，这“一吨”是什么概念。那时候，青霉素的生产可不像现在这样大规模、流水线。它是从霉菌培养出来的，产量非常有限，而且提纯技术也还在摸索阶段。所以，一吨青霉素，那绝对是天文数字，光是生产成本就高到离谱。当年能拿到一克都是天大的事，一吨，简直是能武装一支军队的药量了。
那么，这笔“收益”怎么算呢？
1. 挽救生命，这才是最大的无价之宝。
二战时期，伤员的死亡率非常高，很多士兵并非直接死于枪弹，而是感染导致败血症、肺炎等并发症。青霉素的出现，可以说是扭转了战场的局面。一吨青霉素，那意味着能救活多少因为感染而濒临死亡的士兵？想想那些本该告别亲人的生命，因为这一吨青霉素得以延续，这笔收益，是任何金钱都无法衡量的。在那个时代，拥有青霉素，就是拥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那是对生命最直接的贡献。
2. 战场上的战略价值，无法估量。
别以为这是单纯的医疗问题。在战争中，士兵的健康直接关系到战斗力。伤员如果得不到有效救治，不仅会拖垮医疗系统，更会影响士气。如果我能掌握这么大量的青霉素，我可以优先供给给那些关键的战役，比如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或者那些需要持续作战的部队。能够有效控制感染，缩短伤员的恢复时间，就等于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想象一下，一个关键时刻，部队因为伤员感染减员严重，而我手里有大量的青霉素，能够迅速治愈这些伤员，让他们重返战场。这在军事上，绝对是巨大的战略优势。这不仅仅是救人，更是为胜利添砖加瓦。在当时，哪个国家能掌握如此庞大的青霉素储备，哪个国家就能在战场上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3. 经济上的回报，那是天文数字。
如果我不是直接作为国家或军队的某个部门拥有这一吨青霉素，而是作为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那这笔生意就更大了。
黑市交易： 在那个药品极度稀缺的年代，青霉素的价格简直被炒上了天。一小瓶几百、几千美元（换算成现在的购买力，那可就惊人了）都可能有人抢着买。一吨青霉素，如果能合法地、或者半合法地卖到黑市上，那绝对能让我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首富。当然，这样做风险也极高，很容易被盯上。
作为“稀缺资源”的谈判筹码： 就算不直接卖，我也可以把它作为筹码去谈判。比如，和某个国家进行秘密交易，换取更高级别的技术、政治上的庇护，或者大量的稀有物资。在战争时期，有钱不一定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有独家的、急需的稀缺品，却能换来一切。
高价售卖给富裕阶层或情报机构： 即使不走黑市，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青霉素卖给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天价的富豪、权贵，或者卖给各国的情报机构，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获取这种能够保护自己核心人员的药物。想想那些在后方享受战争红利，或者需要“万无一失”保护的达官贵人，他们会为了这“救命稻草”付出多少？
4. 科学研究与技术传承的资本。
如果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而是有远见的人，这一吨青霉素还可以用在科学研究上。在那个时代，关于青霉素的研究还在进行中，如何提高产量、如何纯化、如何扩大应用范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我拥有如此大量的样本，可以资助顶尖的科学家进行研究，加速青霉素的生产和应用进程。这不仅仅是经济收益，更是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能够为我自身带来后续的技术和专利优势。
那么，具体收益怎么量化呢？
要精确量化太难了，因为当时的数据统计方式和我们现在有很大差异，而且涉及到很多无法公开的信息。但我们可以粗略地推算一下：
当时的青霉素价格： 根据一些资料显示，二战时期，一单位（单位是衡量青霉素效力的，不是重量）的青霉素价格可能在几美分到几美元不等。而一吨（约907公斤）青霉素，就算按最低的效力单位计算，其总价值也绝对是天文数字。如果我们假设平均每克青霉素的价值是现在人民币的几千甚至上万（考虑到当时的技术和稀缺性），那一吨的价值，就不是“亿元”级别可以形容的，而是“万亿”级别。
救治伤员的“成本效益”： 一个士兵的生命价值是多少？这很难计算。但如果一个健康士兵的战斗力价值，对比一个因感染而死亡的士兵所造成的损失，青霉素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用一剂青霉素救回一个士兵，他就能继续为战争出力，这比直接补充一个新兵的成本要低得多。
战略价值的体现： 如果因为我的青霉素，我所在的阵营赢得了某个关键战役，那胜利带来的经济、政治以及战略上的利益，是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
总而言之，如果我在二战时期拥有一吨青霉素，那这笔“收益”是多维度的：
生命的收益： 挽救无数生命，这是最根本的。
军事的收益： 极大地增强了军事实力，可能直接影响战争的走向。
经济的收益： 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积累难以想象的财富，甚至改变个人的命运轨迹，成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之一。
声望和地位的收益： 掌握如此关键的资源，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会被视为座上宾，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不过，也得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和风险。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也意味着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是敌对势力还是其他觊觎者，都可能想方设法夺取这份宝藏。所以，如何安全地、有效地利用这一吨青霉素，才是最大的挑战。但这挑战背后，是巨大的潜在回报，绝对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本万利”。
总之，一吨青霉素在二战时期，可不是简单的药品，那是能买到“命运”的资源。它的收益，绝对是超乎想象的，而且远不止于金钱的层面。
网友意见
封狐文豹之罪
有些人，拿着自己一茶匙见识来黑革命先辈。他们的胸襟和业绩，是这些人难以理解的。
别人不知道，首先八路绝不会因为你有手里有大量战略物资就弄死你。
其次，和很多人印象不一样。当时延安才是中国最高端洋气的地方。
而且你们别忘了青霉素量产已经是1943年了。为何八路军伤员救治率比国军高得多？
除了体制因素外，延安掌握粗制青霉素技术你们猜是哪一年？1944年。就是提纯技术还不成熟而已。延安是很重视科学技术的。
带头人是奥地利出生的医生傅莱。八路军的医疗用品收集购买体系也是他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建立的。
他老人家后来加入了中国国籍。87年又带头建设成功中国医学文献计算机信息库。一辈子站在时代的潮头。老人家2004年去世，享年84岁。
所以抗战的时候八路如果向你要青霉素会是谁主导？肯定是傅莱医生主导，具体执行要么是周恩来的人，要么是叶剑英的人。
不如说，你和他们接洽才是在那个年代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有些人啊。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们应该永远感谢他。
参考霍英东。生前政协副主席，死后国葬盖国旗。
拿200g出来，剩下的先藏好。
100g兑点水，卖了当路费，去延安。
100g天顶星效价的青霉素，足以保证我见到老毛了。
然后我只需要告诉他：这种好东西，我还有好多。
然后就很简单了，让八路派人去找青霉素
我就留在延安跟TG高层聊聊未来。
一个偏向共产党的穿越者价值几何？
别的不说，4个字：大庆油田。
足以抵得过100kg青霉素。
还酷刑？拷问？
你真当人家阿共仔是傻子呢。
如果把这些物资捐给八路，中国可能就提前解放了，建国那一天，你可能会登上天安门。
一单位青霉素不会超过一微克，一吨就是一万亿。假设每个伤员使用一百万单位的青霉素，这批青霉素就可以为百万大军一人用一次：这正是八路军巅峰时期的人数。
白求恩也许就不会牺牲了。
你要是能偷偷摸摸把这一吨药捂到延安，那就算成了，能保住命了。
要是叫日本人、国民党、各路在乡土匪知道了，消失的无影无踪算是赚了，不把你屎打出来才怪，非得敲出另外一吨来。
1946年4月25日，71岁高龄的荣德生在上海家中吃过早饭，大约10点钟时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自己的黑色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
汽车刚到高思路转角处，突然，斜刺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挥舞着手枪拦住了汽车，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到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车上众人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说罢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不顾他的反抗，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
因为在案发过程中，留下了太多的警匪勾结的痕迹，淞沪警备司令部成为众矢之的。 到8月4日，警方终于公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真相”，承认“参加绑案之匪犯，有中美合作所及毛森部下之组长”，“汽车系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得”，破案过程中先后逮捕15人，杀了8人。人们说：“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你比之荣德生如何啊？能防住伐？
如果有一吨盘尼西林，不是多大收益的小问题，
而是能否扭转二战的战局，改写历史的大问题。
1942年，美国人开始大规模地生产青霉素时候，
之前十五年来全世界青霉素累计产量才13公斤。
即使是二战结束后，我国仍然不能量产青霉素，
直到1958年，我国才实现了大规模量产青霉素。
而且，盘尼西林的国产化历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间一波三折，经历很多人很多年努力才成功。
早在 1928 年，英国人弗莱明就发现了青霉素，
但是，这么神奇的药，当时却没有大规模使用。
因为当时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的办法，
青霉素产量实在是太低了，所以价格极其昂贵。
最初青霉素是从黄青霉素菌中培养提取生产的，
但是产量少不说还极不稳定，很容易就分解了。
一个实验室开足马力一个月的全部青霉素产量，
只够一个病人使用，连做药物试验都有点困难。
以至于注射过青霉素的病人的尿也非常的宝贵，
要一滴不剩收集起来，从中提取青霉素再利用。
所以尽管青霉素的药效惊人，但没有引起重视，
二战爆发后士兵大规模感染，这时才引起重视。
很多士兵没有致命伤，却因为伤口感染而丧命，
很多士兵虽然手术成功，但还是因为感染而死。
全世界很多科学家都在想方设法找到量产办法，
也只把产能从每立方厘米2单位提高到40 单位。
1941年牛津大学科学家弗洛里和钱恩这两个人，
发现可以使用冷冻干燥法来提取出青霉素晶体。
他们派一位女士天天去市场上采购发霉的食物，
甚至老百姓都知道了，叫这个女士“霉菌玛丽”。
最后他们从一个发霉的甜瓜上找到高产的菌种，
单产高达250单位，经过改良后提高到5万单位。
弗洛里和钱恩把新技术分享给了美国制药企业，
美国把青霉素的量产列为仅次于核计划的地位。
1944年青霉素的产量就够全部盟军士兵使用了，
1945年青霉素的年产量达到了近6500亿个单位。
盟军士兵死亡率因此下降很多，而纳粹却没有，
因此很多人把青霉素称作扭转战局的神奇力量。
设想一下，如果青霉素的量产是轴心国实现的，
那二战的结局如何，还真有可能是轴心国胜利。
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这三个科学家，
因为青霉素及其临床应用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虽然中国在 1944 年时候也成功试制出了青霉素，
但是产量太低了不能满足要求，基本上要靠进口。
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工作人员利用简单的自制设备，
制成了少量样品，而且得到英美检测机构的认可。
但是他们的设备实在太简陋了，连发酵罐都没有，
只能拿玻璃瓶当发酵罐来发酵，产量自然非常低。
等到二战结束后，青霉素的价格已经下降了很多，
但是中国从国外进口来的青霉素的价格仍然很高。
大众把青霉素当做无病防病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很多达官贵人都在偷偷储备青霉素以供不时之需。
在当时的黑市上，一瓶青霉素居然能换一根金条，
大规模进口后，一支青霉素价格仍高达一两黄金。
抗战结束后，西迁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回到了北京，
在美国医药援华会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小实验室。
刚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归来的童村博士，
和协和医院化验师马誉澂一起研制国产盘尼西林。
但是，他们俩用棉籽饼代替玉米浆的方法失败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严重缺乏另一种关键原料乳糖。
在他们努力研发冻干型青霉素却没有成功的时候，
美国已经研发出更加先进的微晶型青霉素并量产。
1948年美国在上海给中国援建了一座青霉素工厂，
童村做负责人，马誉澂被派往加拿大进修了一年。
技师刘璞加入了团队，初步发现了青霉素结晶法。
1949年上海解放后，政府接收了已经停工的工厂。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工厂仍然没研发出青霉素，
伤员急需青霉素，军方只能从香港等地秘密购买。
1952年张为申教授回国，在卫生部搞青霉素研发，
而他在威斯康辛大学留学时的导师是彼得森教授。
彼得森教授正是二战时美国青霉素研发的负责人，
虽然张为申拒绝了彼得森教授的热情挽留要回国，
但彼得森教授并没有生气还赠送了他最新的菌种。
张为申教授很快突破了棉籽饼代替玉米浆的方法。
1953年国营上海制药三厂建成，国产青霉素投产，
但是，当时的国产青霉素质量不高，常常出问题。
尽管药粉已经研磨得很细，但药粉颗粒还是很大，
经常堵塞针头，以至于药液打不进去，抽不出来。
而且关键原料乳糖仍然不能自产，需要国外进口，
1956年在捷克的帮助下才掌握了微颗粒结晶技术。
同时张为申也找到了用白玉米粉替代乳糖的办法，
这时我国才终于实现青霉素量产，但产量仍不足。
我国把青霉素药厂列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
引入40万单位青霉素生产线，建立了华北制药厂。
华北制药厂的主要设备由苏联以及民主德国提供，
两国还多次委派专家来中国执导援建制药厂工作。
1958年，位于河北石家庄的华北制药厂成功投产，
这时我国才真正地结束了依赖进口青霉素的局面。
1959年张为申教授率领代表团远赴捷克参加会议，
会上青霉素发明人钱恩教授介绍了最新研究成果。
张维申回国后仅用两年时间就追上了钱恩的脚步，
几乎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跨入青霉素半合成时代。
这个时候我国青霉素的制造成本才真正降了下来，
普通大众也能用上青霉素，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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